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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晚清《點石齋畫報》諷刺習於八股制藝的讀書人為「時文鬼」

沿用五百年，八股文真的扼殺了人才嗎？

自清初開始，著名的啟蒙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等人對八股文就進行嚴厲的批判，到清末甚至是眾口一詞地加以抨擊，指責其毫無價值可言，指責其誤國誤民，罪大惡極，罄竹難書，把科舉的廢止與以八股文取士直接關聯起來。

不能否定的是，由於八股文命題都需要出自「四書」、「五經」，而且答題必須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等程朱理學的觀點為依據，並模仿古人語氣「代聖人立言」，考生不能闡述自己的觀點，禁錮了讀書人的思想，這是科舉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

不僅如此，八股文更大的弊端在於為選拔少量的文官，卻誘使千千萬萬的讀書人成天鑽研這種複雜的考試文體。八股文章既與政事無關，也不是一種文學創作。它雖對文學的發展有間接的作用，也確實選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它內容空疏，實際上是一種文字遊戲，耗費了無數士人的心血和光陰。有些讀書人一心埋首研讀八股文，整天埋頭於揣摹八股文的範文，反而忽視了儒家經典，結果成為最基本的文史知識都不懂的酸腐迂拙、不學無術的廢材。

但是，弊端重重的八股文為什麼會產生？為什麼八股文還能沿用500餘年呢？為什麼八股文能成為是中國，乃至全世界考試史上沿用時間最長的考試文體呢？

清代文童試卷

我想之所以這樣，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八股文契合了統治者加強中央統治的需要。從加強封建集權統治的角度而言，明清八股文命題範圍和作答都有明確的要求，不允許考生自由發揮，使考生必須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學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凡是答題有違孔孟之道的，不僅要被淘汰，還有可能被追究責任。這樣，八股文就顯示出它特有的政治功用，即可以統一人們的思想，使廣大士子只讀儒家經典，有利於強化封建集權統治，這正是明清統治者所求之不得的，這也是統治者長期使用八股文的一個很現實的考慮。

除了統治者需要八股文之外，八股文得以長期使用的一個重要意願是，八股文有助於科舉考試公正選才。由於八股文有相對固定的格式，考官只要看考生的八股文的每股是否符合音韻要求，內容是否充實。就能很快地、而且相對客觀的給出評閱結果。因此，八股文的功能相當於明清科舉中的客觀題。

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們可以把八股文與詩歌、經義論文進行比較。唐代進士科舉的詩歌、宋代的經義與詩賦基本沒有固定的格式，考生可以任意發揮，導致考生片面追求文字的數量，真正高水平的文章很少，宋代的洪邁在《容齋隨筆》中說：「現在科舉考試用經義來作答，考生動不動就寫出了2000－3000字的文章。他們的想法是將文章寫得長一些，以顯示自己的才華，但大多數都是空洞無物，真正是精品很少。」因此，他認為必須限制考生答題的字數，以減輕閱卷者的工作量。此外，由於考場所用的文體沒有相對固定的格式，考官有時也可以憑個人的興趣、愛好給考生定等第，這與考試要求的客觀公正原則不相適應。而八股文的出現正好解決這兩個方面的問題。八股文不僅有相對固定的格式，而且對字數也進行了嚴格的限制。

我們現在考試的客觀題是要求考生選擇ABCD等字母答題，既可以用電腦來閱卷，也可以用人工閱卷，無論那種方式，都不存在閱卷的誤差，閱卷的效率是非常高的。八股文也有同樣的功效，由於有固定的格式，不同閱卷者對同一篇八股文的評價基本相同。

《萬曆野獲編》記載：萬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會試名單公布後，鄒泗山為第二名，他的試卷原本得到閱卷的同考官賞識，將他推薦為第一名。但是，有另外一位同考官推薦了陶石簣的考卷，這份考卷的八股文得到了正、副主考官的讚揚，陶石簣力壓鄒泗山，被錄取為會元。鄒泗山感到非常遺憾，也很不甘心。但等到公布錄取名單後，有知道內情的人曝光說，陶石簣的八股文只是將已經出版了的八股文範文一字不漏地默寫上去，根本不是他自己寫的。由於當時的科場條例並沒有規定不能在考試中用這些八股文範文，因此並沒有將陶石簣的這種行為看作是舞弊，這最多只能看作是閱卷者失職而已。但我們知道，明代八股文範文的讀本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棟來形容，考官們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出版社出的這些書，出現這種情況也是在所難免的。更何況，出版社編輯的範文是歷代科舉考試成績優秀者的文章，不同的房官都能從數量眾多的試卷將其挑出來，恰恰也說明八股文有利於考官公正、客觀地閱卷。

清代也有類似的記載，據《國朝貢舉年表》卷二載，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鄉試，狀元出身的吳鴻為湖南學政，負責挑選生員參加鄉試，而主持湖南鄉試的是錢大昕和新科狀元王傑，這三位不但自己是寫作八股文的高手，而且也是評閱八股文的高手。當參加科試的考生交卷以後，吳鴻看了考卷，最賞識丁甡、丁正心、張德安、石鴻翥、陳聖清的試卷，料定此五人參加鄉試必定會考上舉人。鄉試拆封填榜次序是是先從第六起一直到最末一名，接下來才開始倒著拆填第五、四、三、二名，最後揭曉的才是解元。在該科湖南鄉試拆封填榜時，不斷有人將中舉姓名一一報告給吳鴻，從第六至末最後一名上僅有陳聖清一個人的名字，吳鴻十分疑惑。等到前五名的名單報來以後，他賞識的其他四位考生都在其中。可見吳鴻在貢院外與錢大聽、王傑在貢院內對優秀試卷的評價幾乎是一樣的。他們之所以會得出幾乎相同的結果，主要就是因為採用了八股文這種標準化的考試文體。

魯迅先生對科舉制度是深惡痛絕的，八股文自然是他尖銳批評的目標之一。他在《透底》中說：「八股原是蠢笨的產物。一來是考官嫌麻煩——他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甚麼起承轉合，文章氣韻，都沒有一定的標準，難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來，算是合於功令的格式。用這標準來『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輕重。」這本來是他批評八股文空疏無用的話，但他這裡實際上透露了一個重要信息，就是八股文是便於閱卷的標準化的考試文體。當然，他批評的語言是比較尖刻的，他說考官們的「頭腦大半是陰沉木做的」，這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我們只要是去查閱一下《清秘述聞》，裡面記載了清代歷科的鄉、會試考官，你就可以發現，明清的歷史名人基本上都擔任過鄉會試的考官。難道這些在明清文學、歷史、政治、思想等領域創造了巨大成績的人的頭腦都笨嗎？

八股文確實能減輕閱卷者的工作量，明代曾經擔任過主考官的楊士聰甚至以身說法，科舉時代人們常說「文有定評」明代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下說：「余每閱卷，不須由首徹尾，不拘何處，偶覷一二行，果係佳卷，自然與人不同，然後從頭看起。場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即數百卷，可以頃剡而畢，無能遁者。」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我擔任主考官搜落卷時，基本上都用這種方法，數百份考卷，頃刻就能閱完，不會遺漏任何優秀的八股文。

正是由於八股文能客觀閱卷，能選拔出符合統治者需求的人才。明清以後的各種人才多是通過考八股文選拔出來的，其中明代的于謙、海瑞、丘濬、諶若水、王陽明、張居正、湯顯祖、徐光啟、史可法等，清代的鄭板橋、全祖望、錢大昕、章學誠、阮元、龔自珍、林則徐、張謇、翁同龢、孫家鼐、張之洞、蔡元培等人都是典型代表。

出於對八股文弊端的反感或者痛恨，從清代開始，很多人認為用「時務策論」做考試文體更好，因為時務策論可以讓考生表達自己的獨到政見，更能有效地測量考生的真實水平，也符合科舉取士的需要。但我們應該看到，科舉考試是關係士人前途命運的大事，而且大多數考生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見解。尤其是部分考生可能為實現金榜題名的夢想，千方百計地揣摩迎合考官，甚至有可能通關節。加之時務策論沒有固定的結構，議論可以天馬行空，考官根本無法掌握閱卷標準。因此，時務策論也不適合科舉考試，反而是八股文能體現考試的公平性原則。

我們現在看來，八股文只是有利於公正選才的考試文體，它本身並沒有什麼學術、思想方面的價值，《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在談到八股文時說：「這原非聖賢之制撰，焉能闡發聖賢之奧，不過是後人餌名釣祿之階。」考生將他作為「敲門磚」，考中之後，他們會將他拋棄，其功能、性質與也與我們現在考試中用的客觀題非常類似，客觀題是列出了備選答案，讓考生進行單選或者多選，但考生離開考場後，進入現實生活、工作中，這些客觀題是不管用的，因為現實的生活和工作很難會給出現成的備選答案，需要他們根據自己的知識、能力來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因此，在評價八股文時，我們應當看它是否符合科舉考試的需要，是否能有效地測評考生，而不能要求八股文具有學術、思想價值，畢竟它只是一種考試文體。即使是在現在，我們也不能要求考生在高考、公務員考試的作文寫作中系統地闡發自己的學術、思想觀點。至於八股文是否扼殺了人才的問題，我認為選擇八股文作為考試文體是統治者的意志，因此與其說八股文扼殺了人才，還不如說封建制度扼殺了人才。推而廣之，我們在討論科舉制度功過時，一定要明白科舉制度只是封建文官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不是封建制度的全部，因此，如果將明清時期中國的落後全部歸結為科舉制度，就是十分片面的。


上圖：八股文

【文章出處】
《每日頭條》
〈沿用五百年，八股文真的扼殺了人才嗎？〉
2016-06-22
網址：
https://kknews.cc/education/p5eoz.html
作者：李兵
【作者簡介】
李兵，嶽麓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