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結構主義與解構主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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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作的零度》序

羅蘭‧巴爾特(1915—1980)是已故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法國當代著名文學思想家和理論家,結構主義運動主要代表者之一,並被學界公認為法國文學符號學和法國新批評的創始人。其一生經歷可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媒體文化評論期(1947—1962)、高等研究院教學期(1962—1976)以及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期(1976—1980)。作者故世後留下了5卷本全集約6000頁和3卷本講演錄近千頁。這7000頁的文稿,表現出了作者在文學、文化研究和人文科學諸領域內的卓越藝術品鑒力和理論想象力,因此可當之無愧為當代西方影響最大的文學思想家之一。時至今日,在西方人文學內最稱活躍的文學理論及批評領域,巴爾特的學術影響力仍然是其他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難以企及的。 

1980年春,當代法國兩位文學理論大師羅蘭.巴爾特和保羅‧沙特於三週之內相繼謝世,標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乃至西方兩大文學思潮——結構主義和存在主義的終結。4月中旬薩特出殯時,數萬人隨棺送行,場面壯觀;而3月下旬巴爾特在居住地Urt小墓園下葬時,僅有百十位朋友學生送別(包括格雷馬斯和福科)。兩人都是福樓拜的熱愛者和研究者,而彼此的文學實踐方式非常不同,最後是沙特得以安息在巴黎著名的Montparnasse墓地內福樓拜墓穴附近。沙特是雅俗共賞的社會名流,巴爾特則僅能享譽學界。 

1976年,巴爾特以其欠缺研究生資歷的背景(據說20世紀50年代末列維一斯特勞斯還曾否定過巴爾特參加研究生論文計劃的資格),在傅柯推薦下,得以破格進入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1977年1月,挽臂隨其步入就職講演大廳的是他的母親。8個月後,與其廝守一生的母親故世,巴爾特頓失精神依持。在一次傷不致死的車禍後,1980年,時當盛年的巴爾特,競自願隨母而去,留下了有關其死前真實心跡和其未了(小說)寫作遺願之謎。去世前兩個月,他剛完成其最後一部講演稿文本《小說的準備》,這也是他交付法蘭西學院及留給世人的最後一部作品。而他的第一本書《寫作的零度》,則是他結束6年療養院讀書生活後,對飽受二戰屈辱的法國文壇所做的第一次個人文學立場宣言。這份文學宣言書是直接針對他所景仰的薩特同時期發表的另一份文學宣言書《什麼是文學?》的。結果,30年間,沒有進入過作為法國智慧資歷象徵的高等師範學院的巴爾特,卻逐漸在文學學術思想界取代了薩特的影響力,後者不僅曾為高師哲學系高材生,並且日後成為法國二戰後首屈一指的哲學家。如今,沙特的社會知名度仍然遠遠大於巴爾特,而後者的學術思想遺產的理論價值則明顯超過了前者。不過應當說,兩人各為20世紀文學思想留下了一份巨大的精神遺產。 

如果說列夫‧托爾斯泰是19世紀
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我們不妨說羅蘭‧巴爾特是20世紀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請參閱附論《羅蘭‧巴爾特︰當代西方文學思想的一面鏡子》)。歐洲兩個世紀以來的社會文化內容和形成條件變遷甚巨,文學思想的意涵也各有不同。文學之思想不再專指作品的內容(其價值和意義須參照時代文化和社會整體的演變來確定),而須特別指文學性話語構成機制(形式結構)。對於20世紀特別是二戰後的環境而言,文學實踐的重心或主體已大幅度地轉移到批評和理論方面,文學思想從而進一步相關於文學實踐和文學思想的環境、條件和目的等方面。後者遂與文學的形式(能指)研究靠近,而與作為文學實踐材料(素材)的內容(所指)研究疏遠。而在當代西方一切文學批評和文學理論領域,處於文學科學派和文學哲學派中間,並處于理論探索和作品分析中間的羅蘭‧巴爾特文學符號學,遂具有最能代表當代文學思想的資格。巴爾特的文學結構主義的影響和意義,也就因此既不限於二戰後的法國,也不限於文學理論界,而可擴展至以廣義文學為標至的一般西方思想界了。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編選的這套羅蘭‧巴爾特文集,目前包括10卷12部作品,它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羅蘭‧巴爾特文學思想的基本面貌。由於版權問題,出版社目前尚不能將他的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一收入。關心巴爾特文學思想和理論的讀者,當然可以參照國內其他巴爾特譯著,以擴大對作者思想學術的更全面了解。此外,文集還精選了菲利普‧羅歇(Philippe Roger)的著名巴爾特評傳︰《羅蘭‧巴爾特傳》(1985),作為本文集的附卷。 

寫作的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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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由三個獨立部分組成。《寫作的零度》相當於一份早期結構主義文學宣言,針對沙特「什麼是文學」的問題提出了擺脫激進文學傾向的中性文學觀,對法國存在主義和左翼文學提出了深刻的批評,顯著影響了其後西方當代文學思想的發展。《新文學批評論文集》包含了作者對若干法國文學經典作品所作的細膩分析,被視為結構主義文學篇章分析的典範。 《法蘭西學院就職講演》為作者就任法蘭兩學院講座教授典禮上的演講詞,相當於作者晚期文學思想的另一份宣言書。三部作品大致呈現了作者早、中、晚三個十期基本文學觀點的整體面貌。


《寫作的零度》導讀

羅蘭.巴爾特(1915—1980)是當代法國著名文學理論家和批評家,法國結構主義人文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文藝理論思想目前在歐美各國有著廣泛的影響。其文學活動涉及理論、批評與創作各個方面。在文學研究方面,巴爾特的工作是布朗肖、巴什拉等現代法國文學批評與理論傳統的繼續;就文學創作來說,巴爾特雖不是詩人、小說家或劇作家,卻是蒙田以來法國隨筆散文傳統的繼承者;此外,他還是法國現代派文學的一位頗具權威性的解釋者。作為六十年代法國結構主義運動五位主要角色之一的巴爾特(另外四位是文化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精神分析學家拉康,思想史哲學家福柯和馬克思學說研究者阿爾杜塞),儘管是法國當代新批評潮流的開創者之一,但他卻秉承了純粹法國的文學思考傳統。因此,我們不妨把他豐富多彩的文學生涯看作是今日法國文學精神新趨向的一個縮影。我迻譯這本選集的目的在於通過巴爾特的幾種代表性作品,使我國讀者了解巴爾特其人及其文學思想的一個概貌,以及了解當代西方文學生命的衰退和面臨的危機。

儘管在自然科學的影響下, 19 世紀的法國出現過實證主義的科學式文學研究,但一般而言,法國研究者一直欠缺使文學研究系統化的興趣,這一點與毗鄰的德國形成對照。在德國近代文化史上始終存在著從哲學和科學兩種角度對歷史和文學進行系統的、概括的整理的傾向,其結果是,我們看到了各種附屬於哲學的文學美學(從康德、黑格爾直到現象學派)和今日德國甚為發達的「文學科學」。的確,沒有任何一位德、法哲學家能像柏格森那樣強烈地影響著現代法國文學家與批評家的思想,但是這種影響,主要表現為人生觀和哲學觀方面,而不是文學研究的策略方面。法國與英國一樣有著豐富的「文論」傳統,主要表現為批評散文或隨筆的寫作,這類寫作與文學史著作一起構成了法國文學研究史的主流。

20 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思想力式日益深入人心,歐美各國傳統上那種零敲碎打式的「文論」風格也發生了改變。首先英美兩國的「新批評派」思潮成為現代最有力的文學反省形態之一,從此「批評」發展為「理論」,文學研究的系統性、概括性、科學性都明顯增強。在英美「新批評派」崛起的二、三十年內,法國文學批評界並無類似的建樹。一方面存在著學院派的考據式和文學史式的研究,另一方面仍然存在著法國的文論批評,如雷維里、梯包德、杜波等人的隨筆散文。二次大戰後,當薩特的存在主義籠罩著整個法國文化生活時,文學的反省變成了哲學的反省。薩特對法國文學研究的影響正與柏格森的影響類似,這主要是在思想內容方面的影響,文學研究本身性格的變化並不大。

20 世紀四十年代,當韋萊克企圖把歐洲大陸的現象學與結構主義文學研究方法同英美「新批評派」和「心理學派」的文學研究方法結合起來時,一門比較全面的文學理論或文學科學的建立似乎已經在望。四十年後的今日來看,韋萊克的名著《文學理論》與其說是成熟的集大成之作,不如說是在文學反省急劇演變歷史上的一次暫時性總結。《文學理論》不是文學思考的結束,而是文學思考的新起點。結果五十年代以來不論在西方哪個國家裡,文學研究的內容和方式都在迅速改變之中,其中尤以法國的情況最為突出。

比較而言,法國的文論家更具有主觀的性格。「文論」往往成為借題發揮的手段,批評活動本身成為批評家「介入」文學(而不只是「觀察」文學)和生活的方式。當結構主義思潮取代了存在主義思潮之後,思想家的興趣似乎從關心和改變社會文化生活轉為對生活的冷靜、客觀的思考。語言學、社會學、心理學的影響,似乎使結構主義更像是科學式的探討了。毋庸置疑,法國結構主義(包括文學結構主義)具有較強的科學性格,但與此同時它也具有哲學的和非科學的性格,對於文學結構主義思潮來說尤其如此。一般而論,法國文學結構主義是哲學、科學和法國批評傳統的綜合產物;或者說是法國研究者借助於各種知識手段對一些重要文學問題進行綜合性思考的產物。法國結構主義的文學思考既反映了現代西方文學研究的共同成果,又反映了法國特有的文學批評傳統,巴爾特本人的文學活動集中體現了各種文學研究態度與方式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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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被認為是結構主義的創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雖然在他之前已經有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與其後人提出過有關「結構」的研究觀點,不過真正把結構主義視為一個完整體系和方法論的人,當屬李維史陀。二次大戰期間,李維史陀在機緣巧合之下結識了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令他有機會接觸結構語言學方面的研究,亦促成李維史陀創立了結構主義。

另一位對李維史陀有重要影響的人,是社會學家涂爾幹的學術繼承人馬塞爾.莫斯(Marcel Mauss)。莫斯的主要著作是《論禮物》(法︰Essai sur le don / 英︰The Gift),書中提出了關於禮物交換的理論,指出人們透過交換禮物,以建立、維持甚至改變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李維史陀高度重視莫斯的觀點,認為莫斯從總體,也從社會的各方向之間的聯繫來考察社會現象的方法,給了自己很大的啟發。

親屬的基本結構

《親屬關係的基本結構》(法︰Les Structures élémentaires de la parenté / 英︰The Elementary Structures of Kinship)是李維史陀重要著作之一,書中他集中討論人類社會中的亂倫禁忌。在他之前,很多生物學家早已提出,觸犯亂倫禁忌會導致社會秩序瓦解,例如生物學家達爾文(Charles Darwin)就認為亂倫會使得生物的下一代缺乏足夠能力去適應嚴峻的生存環境。而英國社會學家泰勒(Edward Burnett Tylor)更加明確地指出,所有人類的族群謀求生存的時候,都要面臨如下兩難的選擇︰把本族的婦女送出去,以跟外族建立聯姻關係;或者硬把本族的婦女留在本族族群之內,但這樣一來,族群只能依靠亂倫以維持人口,但人口的質量和數量就肯定不如其他族群,族群因此有被其他族群消滅的危險。

李維史陀深受莫斯的禮物論,即用禮物的交換以建立社會關係這觀點啟發,他認為族群之間交換婦女,跟禮物交換的形式並無二致,它們都是一種把社會成員聯結在一起的象徵表現。族群之間通過交換婦女,一方面可以建立關係,另一方面可以維持本族群的健康繁衍。

李維史陀清楚人類社會存在著多種多樣的交換形式,但他認為唯獨婦女交換,是最為根本和最為基本的社會交往形式,因為它關連到族群社會,即社會結構本身的維持。因此婦女交換是社會成為的最為根本的基礎,人們甚至是無意識地遵從這個交換結構的邏輯。社會結構需要自我維持就要盡可能排斥亂倫,簡言之,社會建立在防止亂倫之上。所以在不同的社會中,無一不把婦女交換視為最普遍和必然的法則。

然而要注意的是,當李維史陀言及婦女交換使社會得以可能、成立時,他所指的女人以至於家族結構中的親屬,都不是指具體的、有血有肉的人,而只是一個象徵性的項目。就像在語言學中,存在於語句之內的各個詞項之所以有意義,取決於它們在語句中所處的位置和詞項之間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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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最先可以追溯到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 (Ferdinand de Saussure)研究語言學的方法。結構主義先後被應用在人類學、精神分析、文化研究、文學批評與馬克思主義研究等各個領域。結構主義興起時,正值存在主義的鼎盛時期,跟強調人的主觀性和意識哲學存在主義不同,結構主義強調結構的客觀性,特別是深層的、無意識結構的重要性。

語言系統

索緒爾把語言視作一個系統,在系統之內的各個項目之間是互相關連的,是整齊有序的。符號項目之間彼此連接,構成不同的語法和語義,而語法和語義一起就構成了加諸在所有個體身上的規則。換言之,如果人們想表達自己的思想,就必需遵守規則。然而,這些規則儲存在哪裡呢﹖

索緒爾區分了語言系統(法︰langage / 英︰language system)、語言(法︰langue / 英︰language)與言語(法︰parole / 英︰speech)。語言系統是指深深地烙印在人們意識深處的語言結構,共通於所有使用語言的人類,不管他所用的是哪一國、哪一種語言語言是存在於世界上的個別文化族群所使用的發音與記號的元素與法則,例如英語、法語;言語指在某一個特定的時間內,由某個特定的人的有意識的說話行為。例如我們喜歡用語帶相關的字詞來開玩笑,實然在把玩著語言系統的元素與規則,但這也屬於言語的一種表現。

能指與所指

索緒爾認為語言的要素是符號(法︰sign / 英︰sign),而符號又分為能指(法︰signifant / 英︰signifer)與所指(法︰signifié / 英︰signified)兩部份,它們的關係猶如一塊樹葉的兩面。粗略而言,能指是符號的音響形象(法︰image acoustique / 英︰sound-image)在人們心理中造成的心理印跡;所指則是符號的音響形象所代表的意義,亦即是概念(法︰concept / 英︰concept)。人們需要謹記的是,能指並不是指物理的音響形象和有形可見的符號,而是指「聲音在人們心理造成的印跡」。能指和所指一起結合才能成為一個完整的符號,例如「豬」這個字,當人們念出「豬」這個讀音時,這個讀音在你心理產生的印象就是能指,而同時地你會想到關於豬的概念,那就是所指。而你之所以能夠把「豬」這個符號的音響印象和概念關連起來,索緒爾認為是心理聯想的作用。

任意性原則和差異性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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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

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社會科學流派,側重對結構(交互關係)的認識,不甚講求對本質的了解,要透過表面現象,尋求底層(現象背後)的關係,以期獲得普遍意義(放諸四海皆準)的結構,是20世紀下半分析研究語言、文化、心理、社會的流行方法。

起源及發展

結構主義是一種發展迅速但爭議不斷的一種運動或風潮,在六0年代崛起,在八0年代逐漸失去風采。

廿世紀的哲學伴隨著科學的昌明與科學主義的盛行,一度走向邏輯實證論的路上,傳統的哲學領域遭受到極度的挑戰,甚至認為哲學的意義化約為知識論與方法論。

接連兩次的世界大戰,使有識之士開始省思文明發展的意義與個人的價值,這種思潮在二次戰後匯集成了存在主義的巨流。尤其沙特的影響更橫跨文哲二界,而使存在主義蔚為當代顯學。在整個1940及1950年代間,沙特所推行的存在主義占據著主導地位。

然而到了五0年代,社會上的巨變如各國的學潮、工運、婦運等運動的開始發展,許多知識分子對存在主義在其中所伴演的角色感到無奈與失望。而政治上,蘇聯鎮壓東歐各國的民主進程,使許多知識分子對共產主義開始覺得無力與憤怒,因此開始尋找一種新的典範(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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