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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辯時代的鬥士:孟子(節錄)

雄辯時代來臨

在臺灣受教育成長的人,幾乎都讀過《孟子》,對於《孟子》的內容並不陌生。不過我們閱讀《孟子》的方式,是理解、甚至背誦孟子說了什麼,只是弄清楚孟子說的話是什麼意思,卻很少注意到孟子用什麼方式說。然而,放在歷史的脈絡下,容我提醒:孟子如何說,他呈現道理的風格、形式,和他到底說了什麼同樣重要。

戰國時代是個「雄辯時代」,蘇秦、張儀這些「縱橫家」當然是靠著一張嘴善言雄辯,穿梭於各國之間興風作浪,但雄辯絕對不是「縱橫家」的專利,雄辯甚至不是「縱橫家」發明的。應該倒過來看:一個傳統信念快速瓦解的社會,迫切需要尋找新的處世行為原則,一時之間湧現了眾多不同的主張,嘈雜紛亂地爭著要說服迷惘困惑的世人在那樣的多元言論環境中,任何主張希望被人聽到,都需要特殊的技巧;任何主張想要被接受,更需要特殊的技巧。

雄辯就是在這種時代背景中產生的說話技巧。早從春秋時期開始,墨家就意識到說話、論辯技巧的重要性,在他們的家派知識中有了「墨辯」,那是一套很講究的說話、論辯方法論。進入戰國時期,言論更加熱鬧混亂,進而出現了專門探索語言規則,玩弄論辯盲點的「名家」。說話,不再是一件直覺、自然的事,它正式成為一門技術、一份本事。

「縱橫家」是將這份技術、本事特別用在國際外交策略上的人。與「縱橫家」約莫同時代的孟子、莊子,則將同樣的技術、本事,用來溝通、傳遞價值判斷。莊子向一般人傳遞超越人世的廣大精神宇宙,孟子溝通的主要對象則是國君,傳遞的價值信念是儒家的人道主義。

傳統閱讀《孟子》的方式,很可惜,沒能讓我們欣賞、領略孟子的雄辯本領。《孟子》精彩之處,不在他提出的想法,而在於他如何處於一個對儒家信念極為不利的境遇下,頑強不懈地堅持找到方式去凸顯這套信念的優點,毫不讓步地和其他更流行、更迎合君王心意的學說纏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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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一)論失敗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孟子離婁上)
語譯:凡是行事有不能如願的時候,就應該回過頭來在自身上探求原因。


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語譯:上天將要把重大使命放到某人身上,一定要先使他的意志受到磨練,使他的筋骨受到勞累,使他的身體忍飢挨餓,使他身家備受窮困匱乏之苦,行為做事總是被違逆阻撓而不順利。這樣來震動他的心志,堅韌他的性情,增長他的才能。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孟子盡心上)
語譯:人的德行、智慧、道術、才智,往往是從災患中磨鍊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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