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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祐黨籍碑.png


題解

〈元祐黨籍碑〉,俗稱「元祐黨人碑」。是宋朝新舊黨爭中舊黨309人的名冊,這309人被新黨排斥,列名於碑,或囚或貶,子孫代代不許為官。碑名「元祐黨籍」字樣為宋徽宗的「御筆」,碑序和黨人姓名則為奸臣蔡京所書。

北宋變法可追溯到宋仁宗時范仲淹推動之慶曆新政,但大規模的變法為神宗朝王安石主持的熙寧變法,神宗後期年號元豐,故變法者也被稱之為「元豐黨人」,神宗變法時舊黨被廢,蘇軾烏臺詩案即發生於此時。

神宗死後哲宗繼位,年號元祐,高太皇太后主政,舊黨復起,新法盡廢,王安石被罷,退居金陵,反對變法之舊黨人士被稱之為「元祐黨人」。

高太皇太后死後,哲宗親政,隨即再度廢除舊法,恢復神宗新法,爾後徽宗繼之,但王安石已不再掌握朝政,然從此宋朝新舊黨爭的泥沼,不能自拔。

北宋崇寧(編按:「崇寧」意為「崇尚熙寧」,熙寧為神宗年號)四年(1105年),徽宗聽信宰相蔡京主張,將哲宗元祐年間反對王安石新法的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蘇轍、蘇軾等舊黨309人,列為「元祐奸黨」,立碑於端禮門,而後又下令在全國刻碑立石,以警示後世,此碑叫作〈元祐黨籍碑〉。碑上奉旨將所列309人及其子孫,永遠不得為官,皇家子女亦不得與此名單上諸臣之後通婚,倘若已訂婚,也要奉旨取消。與此同樣石碑更要在全國各地樹立,這是將反對黨一網打盡,斬盡殺絕的辦法,也是立碑的群小蓄意使反對黨人史冊永遠受羞辱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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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王夫差劍.png
上圖:吳王夫差劍(蘇州博物館藏)


越絕書 薛燭論劍

昔者,越王句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曰:「吾有寶劍五,請以示之。」

薛燭對曰:「愚理不足以言,大王請,不得已。」乃召掌者,王使取毫曹。薛燭對曰:「毫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毫曹已擅名矣,非寶劍也。」


王曰:「取巨闕。」薛燭曰:「非寶劍也。寶劍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王曰:「然巨闕初成之時,吾坐於露壇之上,宮人有四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鹿驚,吾引劍而指之,四駕上飛揚,不知其絕也。穿銅釜,絕鐵缔,胥中決如粢米,故曰巨闕。」

王取純鈞,薛燭聞之,忽如敗。有頃,懼如悟。下階而深惟,簡衣而坐望之。手振拂揚,其華捽如芙蓉始出。觀其釽,爛如列星之行;觀其光,渾渾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斷,巖巖如瑣石;觀其才,煥煥如冰釋。「此所謂純鈞耶?」王曰:「是也。客有直之者,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可乎?」

薛燭對曰:「不可。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雨師掃灑,雷公擊橐;蛟龍捧鑪,天帝裝炭;太一下觀,天精下之。歐冶乃因天之精神,悉其伎巧,造為大刑三、小刑二:一曰湛盧,二曰純鈞,三曰勝邪,四曰魚腸,五曰巨闕。吳王闔廬之時,得其勝邪、魚腸、湛盧。闔廬無道,子女死,殺生以送之。湛盧之劍,去之如水,行秦過楚,楚王臥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將首魁漂而存焉。秦王聞而求之,不得,興師擊楚,曰:『與我湛盧之劍,還師去汝。』楚王不與。時闔廬又以魚腸之劍刺吳王僚,使披腸夷之甲三事。闔廬使專諸為奏炙魚者,引劍而刺之,遂弒王僚。此其小試於敵邦,未見其大用於天下也。今赤堇之山已合,若耶溪深而不測,群神不下,歐冶子即死。雖復傾城量金,珠玉竭河,猶不能得此一物。有市之鄉二、駿馬千疋、千戶之都二,何足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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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png

巴黎聖母院,洛陽永寧寺,相隔一千五百年的兩場大火

早上在微博刷到巴黎聖母院大火的消息,在所有的惋惜之中,間有人提到約一千五百年前的洛陽永寧寺大火,一是巴黎,一是洛陽,俱是古都;一是聖母院,一是永寧寺,俱是宗教建築──兩場大火,看來真的有很多相似之處,只不過後者的知名度難與前者相比。

詳細記錄永寧寺和永寧寺大火的,是那場火災十三年之後成書的《洛陽伽藍記》。鮮卑人所建立的北魏王朝的事蹟,大體被記載於「二十四史」中的《魏書》和《北史》裡面,但真正偉大的還是這本以北魏都城洛陽中的佛塔寺院為內容的《洛陽伽藍記》,那裡面濃縮了一個朝代從文化到政治的盛衰歷程,是一本浸滿了惋惜傷感的著作。


洛陽伽藍記.jpg

不能不提的是,方文山為周杰倫寫的《煙灰易冷》歌詞,裡面有「浮圖塔、斷了幾層、斷了誰的魂」、「而青史、豈能不真、魏書洛陽城」,雖然提到了《魏書》,但實際所參考的卻是《洛陽伽藍記》,據說那首歌的有另一個名字,叫做「伽藍雨」。

北魏洛陽城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城市,上可追溯到周朝的「成周」王城,此後被東漢、曹魏、西晉定為國都,最終被愛慕漢族文化的年輕鮮卑族皇帝拓跋宏
(編按:北魏孝文帝,出身五胡之鮮卑族,以致力於胡漢融合的漢化政策聞名)所繼承,他以哄騙的手段,帶領不願棄土遠行的群臣從位於山西北部的平城來到靠近南朝的洛陽,從此定都於此,隨後為自己改名為「元宏」。今天歷史學、考古學所說的「漢魏洛陽故城」中的「魏」,即是他的北魏。

洛陽城中的永寧寺,建於元宏死後的第十七年,那位年輕的皇帝在位二十九年,只活了三十三歲,算下來他在洛陽的歲月總計只有五年,這五年的時間明顯來不及讓他留下太多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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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議.png
上圖:漢代財經大辯論(想像示意圖)

題解

鹽與鐵是關係國計民生的兩大商品,也是漢武帝實行一系列官營政策後國家的重要財源

西漢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期間召開「鹽鐵會議」,以賢良文學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另一方,就鹽鐵專營、酒類專賣和平準均輸等問題展開辯論。西漢學者桓寬根據當時的會議記錄,並加上與會儒生朱子伯的介紹,將其整理加工改編,撰成《鹽鐵論》。《鹽鐵論》的議論從實際出發,針砭時弊,頗中要害;語言簡潔流暢,渾樸質實,是研究西漢經濟史、政治史的重要史料。

此次會議雖以「鹽鐵」為名,但會中所討論的主題並不局限於經濟方面,其他如政治、外交、國防、學術、生活等範疇都有涉及

過程中,代表官方的丞相、御史大夫等和代表民間的文學、賢良等,兩派人馬脣槍舌劍,立場分明,展開激烈的論戰。官方代表推崇法家的富國強兵,極力為施政方針辯護,並痛斥對手的無知淺薄;民間代表則奉儒家為圭臬,大膽地為百姓發聲,並毫不留情的指責在上位者不知民間疾苦,苛政害民。

從中我們不僅能了解當時大環境的樣貌,可一窺漢武帝獨尊儒術後的西漢學術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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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jpg

代代相傳──什麼是「正史」?

「正史」一詞,語出南朝梁阮孝緒《正史削繁》。後《隋書.經籍志》云:「自是世有著述,皆擬班(編按:班固《漢書》)、馬(編按:司馬遷《史記》),以為正史,作者尤廣。一代之史,至數十家。」

歷代對「正史」定義不同,有時也將《尚書》、《春秋》納入,如唐代劉知幾的《史通》、清代成書的《明史.藝文志》。

清乾隆四年編輯《四庫全書》時,詔定《史記》至《明史》的二十四部史書為正史,總稱為「二十四史」,私家不得擅自增益,自此正史成為專用名稱,為各朝政府為前朝所編修、經官方欽定而納為正統之史書。

民國十年,北洋政府徐世昌以大總統名義,下令把《新元史》列入正史,於是就又有「二十五史」之說。而多數地方政府並不將《新元史》列入,而改將《清史稿》列為「二十五史」之一,若將兩書都列入正史,則成「二十六史」。

《二十六史》之中,第一本《史記》是通史,它記錄了夏朝、商朝、周朝、秦朝、西漢截止漢武帝時期的全部歷史,其他二十四史都是斷代史。字數最少的史書是《陳書》,大約20萬字;字數最多的是《清史稿》,約500萬字。

以下列舉二十六史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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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jpg

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左傳〈燭之武退秦師〉的前因後果

配合課程:燭之武退秦師

一、秦晉圍鄭之前的歷史背景

 
(一)晉國君位更迭

1.第一代晉獻公死,驪姬亂政,諸公子流亡

晉獻公(編按:晉文公重耳之父)攻打驪戎,得到驪姬姊妹並加以寵幸。驪姬生子奚齊,為鞏固其地位,驪姬設計陷害世子申生,申生含冤上吊身亡,公子重耳、夷吾(編按:晉獻公之女、夷吾之姊穆姬,一說伯姬,嫁給秦穆公。因此晉獻公成為秦穆公的岳父,秦穆公成為晉獻公的女婿,秦晉宗室互相聯姻,故以「秦晉之好」祝賀結為姻親)於是逃亡國外。獻公死後,驪姬、奚齊被大夫里克所殺,晉國大亂。

2.第二代晉惠公返國,背信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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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煙閣.jpg

配合課程:諫太宗十思疏、虬髯客傳

大唐開國「凌煙閣」二十四功臣

凌煙閣是位於唐長安城太極宮西南三清殿旁的樓閣。
 
唐朝貞觀十七年二月廿八日戊申(643年3月23日),唐太宗李世民「為人君者,驅駕英材,推心待士」,為懷念當初一同打天下的諸多功臣,命閻立本(編按:唐代一代名畫家)在凌煙閣內描繪了二十四位功臣的畫像,是為《二十四功臣圖》,比例皆真人大小,畫像均面北而立,太宗時常前往懷舊。

閣中分為三層:最內一層所畫為功勳最高的宰輔之臣;中間一層所畫為功高王侯之臣;最外一層所畫則為其他功臣。

這二十四位功臣包括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魏徵、尉遲敬德、李孝恭、高士廉、李靖、蕭瑀、段志玄、劉弘基、屈突通、殷開山、柴紹、長孫順德、張亮、侯君集、張公謹、程知節、虞世南、劉政會、唐儉、李世勣和秦叔寶二十四人(舊唐書卷65長孫無忌傳)。

李世民.jpg
上圖:唐太宗李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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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禎.jpg
上圖: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皇帝

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昔人願世世無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語公主,亦曰:「若何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創業時,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廢然摧沮者乎!
──黃宗羲.原君

搭配課程:
原君


崇禎.jpg
上圖:明朝崇禎皇帝(示意圖)

汝何故生我家──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及其后妃公主之死

明思宗朱由檢生於萬曆三十八年農曆庚戌年十二月廿四日(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父為明光宗朱常洛(註:《明史.卷二十三.本紀第二十三》:「莊烈愍皇帝,諱由檢,光宗第五子也,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母賢妃劉氏,早薨。天啟二年,封信王。」按《居業堂文集》卷十九,崇禎生當萬曆三十八年12月24日寅時),年號崇禎,為明光宗第五子,明熹宗異母弟,明朝第十七代,卒年三十四歲(註:萬曆三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已在立春後,故享年為三十四歲。),明朝末代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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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庫全書.jpg

高中課本中的史書體例簡介

(一)以通史、斷代史區分:

1.通史:

【史記】(也是【通史之祖】)
【新五代史】(又名:五代史紀)
【資治通鑑】
【台灣通史】


2.斷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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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衣巷.jpg

芝蘭玉樹,生於階停──東晉陳留謝家

引言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子弟們怎麼這麼早就介入社會生活),而正欲使其佳(我正想讓大家成長得更成熟更美好)?」諸人莫有言者(一時大家都答不上來),車騎(車騎將軍謝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階庭(生長在我們庭院台階前)耳。」 
──《世說新語言語》

謝安的問話,表現出家族長輩關愛少幼晚輩之情。而謝玄的答話,則含有殷切盼望子弟早早建功立業以揚名家聲,有激勵後輩子孫奮發進取之意。「寶樹」即玉樹,多比喻姿貌秀美、才氣優異之人,後專指優秀貴族子弟。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在其《滕王閣序》寫下「非謝家之寶樹,接孟氏之芳齡」之句,「寶樹」一詞便逐漸成為謝氏的特有標誌,經常多指謝氏優秀子弟,謝氏後裔亦以「寶樹」作堂號。

寶樹堂.jpg

東晉的謝安,謝玄,謝道韞,謝靈運之間竟然是這種關係? 

一提到謝安、謝玄、謝道韞、謝靈運這四個人,如果熟悉魏晉南北朝歷史的朋友一定是如雷貫耳,每一位都是可以寫本傳記的。那麼這四個人之間有關係嗎?當然,因為他們都屬於東晉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留(陳郡)謝氏一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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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png

舊時王謝堂前燕──東晉四大家族的興衰史

永嘉之亂後,五胡亂華,世家大族開始集體往江東遷移,這裡有司馬家族最後的血脈,公元318年,司馬懿的曾孫司馬睿建立的東晉。

東晉之前,特別是在孫吳以前,江東地廣人少,而東晉開始,江東人口迅速增加,而財富也急速累積。


東吳時期有四大家族朱、張、顧、陸,但不得不看掌政的孫權臉色。整個東晉時代也有四大家族:王、謝、桓、庾,而他們的命運恰恰相反,皇帝平時都需要看他們的眼色。


(一)王家

唐代劉禹錫有《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感慨的就是王謝二家豪宅的物是人非。

王是瑯琊王氏,是瑯琊地區的士族代表,其中主流人物王導,是司馬睿的頭號謀士,用謀士可能不太合適,因為「王與馬共天下」,東晉理論上來說,是王導借用司馬睿的身份建立的合夥公司,股份上,還是王導多了那麼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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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關.jpg
上圖:山海關

〈廉恥〉一文為顧炎武《日知錄》中記載讀完《新五代史.馮道傳》及《顏氏家訓.教子》後,對於時政所發表的一篇感想筆記,全文主旨在說明讀書人是否有「恥」和國運興衰的關係,表現作者對士大夫節操的重視。

明末政治腐敗,宦官弄權,綱紀紊亂,一般無恥士子為了個人富貴爭相依附;滿清入主中原後,繼續又有無恥官員不顧操守,紛紛變節求榮。作者對於當時士大夫這種墮落無恥的行徑深表痛惡,並提出「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暗諷當時無恥的士人,也說明即使在世道沉淪之際,必定還會有不同流俗的清醒之人(如同時期不畏宦官的左忠毅公光斗、繼承左公精神抵禦流寇、抗拒滿清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反清復明收復台灣的鄭成功......),全文藉古諷今,是評論時政的警世古文。

「背叛」「出賣」,在人倫道德、朋友義氣、男女愛情上,都是人品道德上非常嚴重的瑕疵。政治上的背叛,就是「變節」,它常見的別名又叫做「投降」「叛徒」或「漢奸」「吃裡扒外」,在古往今來的歷史社會上,人一旦落入這個評價中,他的信用往往掃地,名譽再也很難洗清,是人格上不可承受之重,顧炎武這篇
〈廉恥〉就認為,士大夫為了個人的榮華富貴,在政治上的變節投降,是最可恥的事,這非但關乎個人榮辱,也導致國家的滅亡。

以下舉歷史上明末變節降清的官員士大夫為例,作為
〈廉恥〉一文「彼閹然媚於世者,能無愧哉」的具體印證,當然,這只是當時無數投降者的一個小小縮影,但人人都這麼想,不差我一個,明朝的結局就是兵敗如山倒,最終國家覆亡也就在顧炎武的預期中到來了。

搭配課程:廉恥


錢謙益.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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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jpg

《馮道傳》與新舊《五代史》的命運

五代時期的馮道,是歷史上著名的政治不倒翁,在上世紀中期的中學歷史教科書裡,馮道是無恥文人的典型。到了上世紀末,一些史家據馮道任官時的為人處事,並設身處地考慮到他當時的政治社會處境,才著文為馮道翻案,並將批判的矛頭指向歐陽脩,對其封建衛道之行徑張以撻伐。其實,歷史上為馮道翻案者大有人在,比如明朝的李贄。如果上溯到直接承續五代的宋世,對馮道的評價則基本上是正面的。成書於宋初、由時任宰相的薛居正領銜編撰的五代史(俗稱《舊五代史》)裡的馮道,就幾乎是一道德的完人、大臣的表率。關於馮道「無廉恥」的評價,來源於歐陽脩撰寫的《五代史記》(後人稱《新五代史》)。但歐史是私家著作,是在其奉命修撰《新唐書》之餘在家中私自撰寫的,與當時身為官書的薛居正撰《五代史》的正統地位相比是無法抗衡的。

歐史不僅批評了馮道,而且其立論標準和作史體例都嚴重傷及宋初皇帝大臣的立身行事,與官方立場完全相左。以上情況的嚴重性,歐陽脩本人應是十分清楚的,所以在其生前,歐對此書不敢以此書示人;及其死後,官家將其收藏於內府,以防其擴散,只是被司馬光撰修《資治通鑑》時所參考。在《資治通鑑》中,司馬光記取了歐史《馮道傳》關於「禮義廉恥」的一段文字,但未提《五代史記》的書名。其後,司馬光駁斥了范質對馮道「厚德稽古,宏才偉量」的溢美之詞,斥其「大節已虧」,「乃奸臣之尤」。但《資治通鑑》亦係御覽之書,在當時也影響有限。所以終宋之世,歐陽脩之《五代史記》不得見天日。直到南宋亡後,歐史才得以與世人見面,並很快風行起來,同時由於被宋王朝定為偽學的程朱理學也在宋滅亡後得以大行其道,理學的勃興為歐史的流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以致到後來,歐陽脩的《五代史記》完全取代了薛史的正統地位,被人們稱為《新五代史》,而薛史從此少有人提及,甚至落到「若存若亡」的境地。所以今天人們為馮道翻案,其實是翻歐陽脩的案。而對於馮道來說,到此已是一波三折。當然,今天的翻案者筆下的馮道,並未回復薛史當年所褒揚的高度。站在今人的立場,探索薛、歐二人對同樣的史實、同樣的人物不同評價的原因,並揭開今人的一些遮蔽和誤區,應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件。

「五代」及五代政權轉換的特色

由王仙芝、黃巢發動的農民大暴動徹底摧垮了唐王朝,並隨之而形成了一個以分裂與混亂為特徵、歷時半個多世紀(907~960)、社會極度動亂、人民極度痛苦的「五代十國」時期。其間,在黃河流域一帶相繼建立的五個軍政權,以其極端的野蠻和暴力統治人民。從曾為黃巢部將的朱溫憑藉武力和陰謀建立後梁政權開始,陸續登上皇帝寶座的五朝八姓十三人,大都是文化程度極低的武人,其中半數以上屬西北遊牧民族後裔,他們對漢文化知之甚少有的甚至持敵視態度。這與南北朝時期同樣出身胡人的劉淵、石勤能讀《毛詩》、《左傳》、《漢書》的情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因此,五代時中國社會經濟文化的破壞程度與黑暗也遠超過了歷史上的「五胡亂華」。

此外,當時北方契丹的一再入侵併長期左右這些小朝廷的政局,還有一些像劉宋光這樣的在一段時間內割據一方自稱皇帝的「僭偽」的存在,使當時中國北方人民身上的負擔益發沉重。這些奪得政權的軍事強人,個人驍勇善戰,好殺成性,除滿足自己的原始慾望之外根本不懂什麼治國之道;而作為其爪牙的官僚,為保其自身的祿位,也投其所好,「以慘烈自任,刑戮相高」。以上兩種合力,形成半個世紀「夷夏相蹂,兵連亂結」的局面。這就是歐陽脩所說的「生民之命急於倒懸」的情景。當時,固有的社會秩序及文明遭到大破壞,傳統禮法、倫常被摧毀,社會解體,導致了普遍的文化荒蕪和社會風俗的野蠻化和流氓化。當時出現的皇帝以「義兒」為嗣、皇帝老子結「十階父」流氓團伙的現象,都表明傳統的以安定的農耕文明為根基的宗法制受到了嚴重挑戰。

另外,五代又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特殊的時期,這不僅在於其政權輪替與皇位繼承都是通過戰爭和軍人政變的形式來完成的,而且由於其歷時短,變動頻繁,因而更為急促而劇烈,從而也更為殘酷而血腥。但在這頻繁的權力轉換中,作為皇帝的輔佐,特別是那些宰相大臣,都能不因皇位的更替而毫髮受損,隨著新王朝的建立,他們會自然而然地成為新朝的新貴,一般還會加官晉爵,有的甚至把持政柄。因此,換一個主子升一次官成為五代時的一道特殊風景,這與此前和此後中國歷史上「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老例形成巨大的反差。究其原因,在於當時的統治者多為武夫,他們靠暴力奪取皇位,但他們卻必須靠文官來治理國家。因為他們知道一個政權必須有一套賴以運行的機制,必須有人幫忙起草文告、規章,能保證有較穩定的財政來源,至於編制戶口、徵收捐稅等一干事務,都必須仰賴文官去做。由於唐末及五代的長期戰亂,文人士族死亡逃匿殆盡,文化人成為稀缺物,而懂得執法行政、朝廷故事的人就更不多了,因此,留用前朝人員成為當時合乎時宜且簡便易行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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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面向的歷史史觀──走下神壇後的諸葛孔明

一、劉備死前的一段耐人尋味的遺言

正史三國志及小說三國演義均記載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劉備病危之時,召丞相諸葛亮、尚書令李嚴托孤,命二人輔佐其子劉禪。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記載是這樣的:「章武三年春,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先主又為詔敕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劉備病篤臨終前對諸葛亮託以後事,這段話後世有不同解讀,有人認為劉備此言是由衷而發,也有人認為是別有用心。

所謂「知子莫若父」,劉備對劉禪是否具有治國之才,他應該最為清楚。到了臨終前,還用模稜兩可的問句,詢問叮嚀諸葛亮,也難怪後人都將此視為權謀。但同學也可以有其他想法,例如認為劉備長期在外征戰,與兒子相處時間不長,因此實在不知兒子是否有才有德;抑或劉備愛子心切,認為兒子是笨鳥慢飛,未來還有發展空間等等,只要言之成理,都可以接受。

但如果你是諸葛亮,權傾朝野、能力過人,身處於危急存亡之秋,卻又面對扶不起的後主阿斗,你會怎麼做?諸葛亮所面對的困境,正是他為後人歌詠讚佩的原因。如果他選擇「取而代之」,那不過是歷史上成百上千的權臣、逆臣之一,而諸葛亮的「鞠躬盡瘁」,則感動當時及後來的無數人。如果我們是諸葛亮,要如何做,就端看我們選擇什麼樣的人生價值了。

論語中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對比當時曹丕篡漢等事史不絕書,諸葛亮盡忠守節,曾子的「君子」一詞可謂當之無愧。

也因為有這一段經過,諸葛亮與後主間,並非一般單純的君臣關係,而是有深一層的父子之情。他為了一個君臣、朋友、知己之間的「承諾」,把他後半輩子都託付、堅守在這裡。他謹守君臣的分寸,不敢逾越,但也不忘劉備的託付,善盡教養之責。故在本文中先後十三次提到「先帝」,除了深切抒發了對先帝的感恩戴德和忠心效命的真情外,也是欲由此延續,以父執輩的立場,對待後主語重心長,諄諄開導,因此在出師表這種臣子進呈國君的奏表,既用「臣」「陛下」「駑鈍」等客套話外,也同樣以父執長輩的「愚」字口吻自居,屢用「宜」「不宜」等告誡性甚重的字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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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jpg
《萬曆十五年》書評,無關緊要的1587年到底發生了啥?
 

小編今天不開腦洞,今天只發一篇文章,因為加緊著把《萬曆十五年》的書評寫出來掛在豆瓣兒上,這裡當然首發,也算承蒙讀者們照顧,不過今天確實是給大家漲姿勢來的,學歷史的都知道黃仁宇,也有人聽說過黃仁宇,但看過三本以上黃仁宇的著作的,那幾本就是真心喜歡歷史的,這裡就給大家說道說道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尤其是有些讀者很愛歷史,但是忙於工作,沒有時間長時間閱讀的,看看這篇文章,雖然不能說一語中的,也希望能給大家帶來一點靈感。

「公元1587年,在中國為萬曆十五年,干支丁亥,屬豬。當日四海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使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西山又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年年在所難免只是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亦無關宏旨,總之,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在為平平淡淡的一年」這是黃仁宇先生關於本書的開頭語,顯得低調而平淡,想來這就是黃仁宇先生的大歷史觀,靜水流深,飛鴻不渡……

公元1587年,大明王朝開朝以來已經有兩百年之久了,而這一年在大明王朝的歲月長河裡實在是極為普通的一年,卻又是極不平常的一年,這一年萬曆皇帝25歲了,在位也有十五年之久。這一年萬曆皇帝開始怠政了。隆慶六年(1572)隆慶帝病危,彌留之際召來內閣成員,十歲的皇太子朱翊鈞立於御榻旁邊,司禮監太監馮保宣讀遺詔:「遺詔與皇太子,朕不行了,皇帝你做」小皇帝正式登基,改元萬曆。明王朝希望與絕望的交織,陳舊與現代的兼容,是萬曆朝一明一暗兩條主線。

先來說萬曆皇帝與萬曆朝的恩怨糾葛,萬曆皇帝從小就很懂事,登基後的第一個十年由萬曆老師內閣首輔的張居正和母后慈聖太后輔政,萬曆皇帝也是極為配合的,為萬民做表率各種儀式和大典都在輔臣的監督下準確無誤的舉行,1582年,張居正在職去世,萬曆開始親政,文官集團迅速清算了張居正。

而這時的萬曆皇帝對於文官集團來說依然是配合的。至少滿足了「朕與大夫共治天下的要求」時間往前推4年,這時的萬曆皇帝已是為君為父的人了,他喜愛鄭貴妃母子,有意立鄭貴妃子常洛為太子,但按朝廷官員的意見,身為嫡長子的常旭應為太子,皇帝這一次沒能順了文官集團的意,爭國本至此結下禍根。聰明的萬曆皇帝也開始意識到,所謂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原本就是來自生活的欺騙,而皇帝也不過是大明制度下的一步走棋,滿朝文武官員只知道滿口孔孟道德,背地裡都做著夾帶私慾的生意,然而身為皇帝卻不能有任何私心,連為愛子爭取一點點利益的小事都需要跟他們討價還價。既然不自由,那便讓自己自由!

1587年,大明王朝無數個日夜裡再平常不過的一年,萬曆皇帝有了自己對抗世界的方法,對於一生除了拜謁過幾次祖陵,再也沒出過紫禁城的萬曆來說整個文官集團就是他的全世界,既然全世界都反對自己,那就和全世界決鬥吧,從這一年開始,所有呈進來的奏摺一概只進不出,職位空缺既不補缺也不廢撤,很多官員上奏乞骸骨之事也照例不留也不讓走,以致很多官員憤然掛印而去,最後索性三十年不出宮門、不理朝政、不郊、不廟、不朝、不見、不批、不講。整個文官集團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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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鐘深讀《萬曆十五年》:五個人的故事告訴你明朝滅亡的真相

《萬曆十五年》是黃仁宇的成名作,也是他的代表作。因為這一本書,大陸人知道了黃仁宇;同樣因為這一本書,中國出版界掀了一陣「換個視角讀歷史」的現象性風潮。那麼,這一本並不算煌煌巨著的歷史書憑藉什麼贏得了學界與讀者的青睞?而萬曆十五年這一個並不顯眼的年份,又因為什麼而被黃仁宇選為「歷史的橫斷面」而著述解讀?黃仁宇將這些草蛇灰線般的答案分解成了幾個章節的標題,以一種含蓄的方式,藉助一個又一個歷史人物與歷史故事將他的「大歷史」觀念陳述出來。

黃仁宇給《萬曆十五年》起的英文書名是< 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1587年,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在傳統歷史觀中,這一年的確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年份,然而在黃仁宇眼中,這一年發生的許多瑣細的小事,卻如大風起於青萍之末一般成為帝國走向崩潰的前兆。在大明國內,張居正、海瑞與戚繼光先後故去;在大明邊境,努爾哈赤在東北崛起,興宮室、立法制;而在遙遠的歐洲,西班牙無敵艦隊即將出征英國,揭開世界歷史的新篇章……在這本書中,黃仁宇試圖以五個「沒有找到出路」的故事為主體,來探討一整個「沒有找到出路」的時代與王朝。

一、沒有找到出路的皇帝與首輔大臣——萬曆皇帝與張居正的相愛相殺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萬曆時代的頂層,它的主角是萬曆皇帝與張居正。

萬曆皇帝在歷史上最出名的事跡大約便是「萬曆怠政」了。所謂「萬曆怠政」,是指萬曆十四年之後萬曆皇帝竟連續三十年不上朝。後世對這一事件的原因眾說紛紜,《明史》中甚至有「明之亡,實亡於神宗」之言,然而在黃仁宇眼中,萬曆怠政背後有著頗為複雜的背景。

這個源頭便是張居正。張居正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同時也是萬曆皇帝的老師,因保護皇室剷除高拱立功,又因智慧超群深明大義,一向為年輕時期的萬曆皇帝敬重。而張居正也確實不負重望,在內閣首輔十年中,實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時間朝政煥然一新,史書所稱的「萬曆新政」進行得如火如荼。只是,一直敬仰、器重他的萬曆皇帝,終於變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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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無關緊要的一年?-評介《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這本書,版上很多人應該都拜讀過了吧?但我剛爬了一下,好像沒有人po過這本書的書評或心得。我就野人獻曝一下,提供我對這本書的一些看法與反省。---danielwu13 (王者湖人)  2010-04-07

一個無關緊要的一年?-評介《萬曆十五年》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台北:食貨,1985)

作者:danielwu13

黃仁宇先生成學以來極力宣揚「大歷史」(macro-history)史觀概念,簡單的說「大歷史另外的好處,則是在長期間大環節的規模下看歷史,必以社會組織結構以及群眾運動為主題,不全依賴領袖人物的言行。」這句話相當程度掌握「大歷史」史觀的精蘊。

這段話包括兩個重要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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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十五年》—歷史上一部失敗的總記錄

萬曆皇帝的困局:自由是人生最為可貴的東西。


1587年,是為萬曆15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它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晏安耽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級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污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實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因此我們的故事只好在這裡作悲劇性的結束。

喜歡歷史的人,多會知道這本書,因為他開創了一種寫歷史的新體系,平常史書,要麼如史記、資治通鑑那般包羅萬象,事無巨細皆娓娓道來。要麼就是野史解密一般,引出一個驚天「謎團」來引人眼球。而黃仁宇的這本萬曆十五年,又名
1587,無關緊要的一年從這平常無事的一年,從幾個似乎並無關聯的人物,以一個冷靜獨特的視角將明王朝內部的矛盾,制度的弊端,統治階層的桎梏一一剖析,分析的入木三分。他帶給我們的不只是這本書中新奇的觀點,更是帶給我們一個對歷史的全新的思考方式,他稱之為「大歷史觀」。

多數史學家認為明亡,實亡於萬曆,毛澤東也曾說過,萬曆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也是失民心最多的皇帝。但是真是如此?明朝的覆亡多半是壞在萬曆不理朝政之上嗎?這本書可貴在不單將責任歸咎於萬曆身上,而是與文首那段黃仁宇的總結一般,不論當政者如何做,這一切都不重要了,原因在何?

不論是張居正強悍的經濟改革,使得明朝中興,還是申時行的陰陽調和之術,以企圖緩解文官制度與皇帝之間的矛盾,或是戚繼光練新軍,進行先進的軍事改革,還有海瑞以期通過霹靂手段使得官僚體系恢復明朝初年那種官員清廉務實的作風。又或李贄試圖衝破現行舊思潮,建立一種先進的價值觀企圖的失敗,更甚是萬曆皇帝以不合作態度來對抗文官體制的迂腐,差點讓明朝官場十官九空的做法。都沒有改變到明朝這架龐大的馬車向深淵的軌道。因為他們都沒有辦法改變這個國家落後的根源。

明朝以「四書」和朱熹理學為真理的八股,作為統治這個國家的意識形態,甚至將意識形態的地位超諸於法律之上,以讀書人來治理鄉村,在全國農村中遏制了法律的成長,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而在軍事上面採用軍戶了,即將多少人劃歸軍戶,每家須出一男丁做兵,多少戶為一所,多少所為一衛,每地武將缺乏自主權,還有專門的文官監督,武將的最高職位亦不過下轄幾萬人的總兵,而武器及軍需補給為了節省程序,儘是指定某個縣直接供應某個所,因此導致全軍武器裝備參差不齊,作戰補給跟不上等致命性問題,也為明朝的覆亡埋下了伏筆。而全國的財稅更是一團糟,大多是這裡要用錢,就指定這家富戶交稅供其度用,那裡要用錢就指定那家交,這樣原始的稅收方式,最終使得明末國庫空虛,無力維持國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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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懂《萬曆十五年》才能看懂《人民的名義》全劇

《人民的名義》有這樣一個情節,高育良被高小琴的妹妹高小鳳攻陷——幕後boss得知高育良喜好明史,遂訓練高小鳳熟讀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偽裝成服務員與之接觸,高育良果然對高小鳳刮目相看,惺惺相惜,互生情愫,最終毀了自己。


無論劇中還是原著裡,「萬曆十五年」反復出現,可以說是一條隱藏極深秘密貫穿全域的暗線,也是對最終結局的暗示。

萬曆十五年

中國的命運悄然轉變


《萬曆十五年》的開場白是這樣的:西元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曆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總之,在歷史上,萬曆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平靜之下,卻隱藏著大明王朝乃至整個中國命運轉變的伏筆。

這一年,距隆慶開關已經過去二十年,距一條鞭法的改革家張居正逝世已經過去五年。經過這兩次的政治措施,備受國庫空虛困擾和外患侵擾的大明王朝再一次站在了世界之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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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萬曆十五年》

《萬曆十五年》(英語: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The Ming Dynasty in Decline)是歷史學家黃仁宇最負盛名、也是體現其「大歷史觀」的一部明史研究專著。其著作主旨在書中末段看出:「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

內容概要

明朝第十三代皇帝是明神宗朱翊鈞,年號萬曆(1572-1620年),萬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內閣首輔張居正去世,明神宗開始親政,他貪財徵稅,沉湎於酒色之中(一說是染上鴉片菸癮),又因立太子之事與內閣爭執長達十餘年,國本之爭使他以不上朝及怠政作為與大臣的對抗。

萬曆十四年(1586年)後,神宗開始連續不上朝,期間長達三十年,史稱萬曆怠政。萬曆中期後雖然不上朝,但是也沒有宦官、外戚干政,也沒有嚴嵩這樣的奸臣,朝內黨爭也有所控制,萬曆朝鮮之役、女真入侵遼東和梃擊案,神宗都有反應及參與,表示他還有看奏章,並透過一定的方式控制朝局。

一般史家認為的明朝滅亡之起點,如萬曆十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萬曆二十年(1592年)長達六年的援朝鮮之戰,萬曆三十一年間的「妖書案」,接下來萬曆四十三年(1615年)起的「三大案」(梃擊案、紅丸案、移宮案),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的薩爾滸之戰等。與這些年份相比,萬曆十五年(1587年)雖然有海瑞、戚繼光的去世,但終究只是無足輕重的一年,也即如其英文版的書名:無關緊要的1587年(1587, 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

但黃仁宇提出與其他史學者不同的看法,指出此一年似是天下盛平,無重大動盪,實際上可能卻是明朝發展至盡頭而步向滅亡的一年。黃仁宇引用典籍,特別是《神宗實錄》,就此年中發生的立儲之爭和一連串使萬曆帝感到大為不快的問題作分析,研究發生在萬曆帝身上的變化。黃仁宇指出,雖然最後萬曆帝在種種問題上妥協,但他由此怠政三十三年,可能是他對抗無效之後,對文官集團的一種報復方式。由此可以理解,明朝的皇帝表面上是有至高無上的絕對權力,但終歸也要受到傳統文化和文官集團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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