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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書」意義的發展

「六書」一名,最早見於《周禮.地官.司徒.保氏》。其原文是「保氏掌諫王惡,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見《周禮注疏》卷一四、頁二一二)它只是在「五曰」下寵統他舉出「六書」這個名詞。至於「六書」的內容是什麼?卻隻字未提。這點必須明白,千萬不要以為「六書」一名跟其內容是同時出現的。

最先將「六書」各個名稱標出的是西漢末年劉向父子。他倆的說法,見於《漢書.藝文志》。該志原文是這樣的:「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見漢書補注、卷三○、頁八八五)文中的《周官》,即《周禮》的異名。保氏是官名,隸屬於《周禮》六官(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中的地官司徒。


在此有兩點需注意:

1.《漢書.藝文志》是抄錄劉向父子的《別錄》跟《七略》而成的,因此該志表面上看來,是班固的作品,其實應歸劉向父子才對。

2.文中「造字之本也」這句話須特別注意,因他強調六書都是造字的方法,很有見地,跟清儒戴震主張「四體二用」之說,迥然不同。


繼《漢書‧藝文志》之後,標出「六書」的是東漢的鄭眾,鄭眾人稱鄭司農或先鄭。他標舉「六書」的各個名稱是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見於鄭玄《周禮.地官.司徒.保氏注》所引(見周禮注疏、卷一四、頁二一三)。鄭眾,字仲師,東漢河南開封人,是經學家鄭興之子。章帝時,他曾做大司農(掌管財改)這個官。因此,如今學者都稱他為鄭司農。到了東漢末年,又出了一個大經學家,叫鄭玄,因此後人為示區別起見,就稱鄭眾為先鄭,鄭玄為後鄭。鄭眾著有《春秋難記條例》,以兼通《易》、《詩》、《三統曆》,有名於當時。有關他的生平,可詳閱《後漢書.鄭眾列傳》(參見《後漢書集解》卷三六、頁四四一)。鄭司農不是鄭玄,也不要誤以為是《後漢書.宦官列傳》中的鄭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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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叫「嬴政」 為何現代姓「嬴」幾乎沒有?

很多戲劇都喜歡用「秦朝」來當歷史題材,尤其是秦始皇的故事,更是百拍不厭,大家都知道秦始皇本名叫「嬴政」,但「嬴」這麼特別的姓,又是皇帝世家的姓,照理來說應該是大姓,但為何中國姓嬴的少之又少,幾乎沒有?

因為在周代,「姓」表示血緣(從哪裡來)、「氏」表示社會(到哪裡去),而為了表明社會地位,男子只稱氏不稱姓,但女子則都稱姓,所以在先秦的文獻中,是看不到秦始皇「嬴政」的稱呼,而是「秦王政」、「趙政」等等。因為秦始皇出生在趙國,所以叫趙政;後來到了秦國,改叫秦(王)政,那麼他的氏,就是趙氏或者秦(王)氏,秦王之後的子孫應該都是以「秦」為氏。

雖然到了戰國時期姓氏合流,但「氏」作為符號保留了下來,因為當時貴族男性一般都是氏+名,所以秦國王族和他們的後人,一般都是以秦為氏,直到今天秦作為姓氏遠比「嬴」來的更多,而且秦朝滅亡後,秦國貴族為了避免打擊報復,所有嬴姓都改為趙姓,畢竟姓趙的人比較多;在戰國七雄當中,趙國也是嬴姓,但是都稱氏,趙國滅亡後也都改姓趙。

現在的嬴姓,多半是民國成立以後再改回來的,本來秦國後都沒有,現在出現是經過幾千年發展之後,後代改回來的。現在叫的很順口的「姓氏」,原來以前是分開的呢!

【文章出處】
《中時電子報》
〈秦始皇叫「嬴政」 為何現代姓「嬴」幾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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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錫良:「國學」為什麼害怕人們質疑?

關於國學大師熊十力先生與國學大師徐復觀先生的如何讀書的故事一直在港台與大陸之間流傳。這個故事據說是這樣的:徐復觀先生作為國民黨陸軍少將,曾經一度深受蔣介石器重。但是,徐復觀先生卻非常仰慕熊十力先生的才學,想拜熊十力先生為師。他第一次去見熊十力先生,是身著陸軍少將軍服的。

徐復觀向熊十力請教該讀點什麼書,熊十力向他推薦了王夫之的《讀通鑑論》。徐復觀說這本書早已讀過了。熊十力面露不悅之色,說你並沒有讀懂,應該再讀。過了一段時間,徐復觀再見熊十力,報告《讀通鑑論》已經讀完。熊十力讓他談談心得,徐復觀就談了許多對王夫之的批評。熊十力還未聽完就開始破口大罵:你這個東西,怎麼會讀得進書!任何書的內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壞的地方。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卻專門去挑壞的;這樣讀書,就是讀了百部千部,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再批評他的壞處,這才像吃東西一樣,經過消化而攝取了營養。譬如《讀通鑑論》,某一段該是多麼有意義,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記得嗎?你懂得嗎?你這樣讀書,真太沒有出息!

這樣一段毫不講理,大擺老資格,大派頭的故事,不時被傳為國學大師的佳話。但是,我讀後感覺有點毛骨悚然。只感覺那裡只有十足的霸氣,卻絲毫沒有一點平等討論的氛圍。但是熊十力有這樣的霸氣,我是一點也不奇怪的。因為,國學本身就不是靠講道理講出來的學問,而是靠身份等級與資格擺出來的偽學問。因為真學問不僅不害怕人們質疑,而且追求真理本身就是平等討論的過程。目前用這種學問培養出來的國人,常常只會謾罵,而不懂得平心靜氣地理性講道理,拿出證據,以理服人。有趣的是,當今國學家蔣慶先生也曾經發表宣言:只有聖人質疑凡人的理性,而凡人沒有資格質疑聖人的理性。聖人的理性天生就是讓凡人來崇拜的。這樣的論斷,把聖人代言人的一副真理在握的姿態表現得淋漓盡致。說到底還是害怕人們質疑與批評他的學問。所謂信聖人,其實只是要人們信他。所謂「弘揚國學」,其實是因為他自己想當國師。

就這個故事而言,徐復觀作為一個愛讀書的國民黨陸軍少將,表示已經將熊十力先生推薦的王夫之的《讀通鑑論》讀過了。這個時候,熊十力先生十分武斷地說,你並沒有讀懂。隨後虛心的徐復觀先生又再去讀一次,結果因為說了一些書中的不足,立即再次遭到熊十力先生的痛罵。在兩人沒有交流探討的情況下,熊先生就斷定徐先生沒有讀懂,在再讀之後,交流閱讀心得時,徐只是說了一些書中的不足,就遭受到熊的痛罵。其實,徐復觀與熊十力同去讀一本書,為什麼就非要讀出同樣一個感覺呢一千個人去讀莎士比亞不是要讀出一千個哈姆蕾特嗎?再說,一個人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一本書,一種學問,又有什麼不好呢?難道學習的意義就是只是去讚揚而不是去用自己的眼光去審視,用自己的大腦去思考與判斷嗎?其實讀一本書,要讀出其說得好的東西反而是比較容易的,而要找出書中的邏輯缺陷與論證漏洞,還真是不容易。尤其是那些出自一流學者的一流經典作品,更是這樣。但是,熊十力先生顯然把自己當成聖人的代理人了,不容得別人有與他不一樣的看法。顯得霸氣十足,學問還沒有讓人信服,霸氣先讓人倒吸一口冷氣。幸而求學的人還是陸軍少將,要真是一個小學生,還不知道熊十力會怎樣動粗口呢!

其實這種對待學問的方式,由來已久。或者說就是中國文化的傳統。孔子早就作出了榜樣。翻開《論語》,孔子與學生的對話大多就是這樣武斷霸道的。對於敢於批評,敢於質疑問難的學生,向來就是破口大罵。不是「小人哉」,就是「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圬也。」而對贊同他的思想觀點的學生,像顏回這樣從來不批評,也不質疑問難,只會一味讚揚孔子,崇拜孔子的學生,就得到了孔子「賢哉回也」式的回報。這樣的方式與古希臘的蘇格拉底與其他人的探討相比,簡直是截然不同,天壤之別,蘇格拉底的對話交流對象,有上到執政官、將軍、智者和思想界的重量級人物,下到沒有受過教育的牧童、村夫野老,無論是誰都是一律平等相待,只針對學問真理本身來追問,從來沒有感覺自己就高人一等,相反,他經常在討論時不斷地提醒討論對手說:我既沒有知識,也沒有智慧。因為真理只存在神那裡,我們在神的面前只是一個探求者,沒有誰比誰天然就高出一等。這種在學術研究與追求過程中的平等權利與謙卑態度,使得蘇格拉底用他的方式培養出了一代勝過一代的學子,今天西方的大學還保留了這種師生平等探討的傳統與風氣,而且成為了大學精神的一部分。但是,這樣的精神傳統,只在北洋與民國時的大學曾經有過短暫的傳入。此後隨著政治格局的變化,很快就在中國大陸銷聲匿跡了,一直到現在,中國的大學雖然數量上號稱三千所,卻找不到一間大學有這樣的平等、自由、開放地探討學問,追求真理的精神。

方舟子質疑過中醫,甚至對中醫說過一些過激的話。有些人就藉這個來否定方舟子打假。其實類似的激烈的話,魯迅也曾經說過,他在經過父親的病用中醫治療的辦法,耗盡家財最後還是病死的切身體驗,有著這樣的切夫
(編按:應為「膚」)之痛之後,說了一句:我看中醫只是騙人的把戲。但是,說這個話是有背景的,中醫如果真是有效,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實質上中醫的療效顯著的那些配方與醫療方法,並不怕別人批評與質疑。我以為方舟子質疑中醫是對的。他說,中醫要重新對其用藥配方來一次藥理檢驗與病理檢驗是有道理的。這樣說並不是否定中醫,而是為了促進中醫。中醫到目前為止,在西方沒有獲得承認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那些醫療方法與用藥配方很少是建立在藥理與病理的基礎上的。雖然不少是有療效的,卻很難說清其中的道理。因為,中醫至今仍然是建立在經驗的基礎上。看中醫病人常常要看老中醫,因為老中醫經驗豐富,年輕的中醫就很少有人去找他看病。中醫對醫生的挑選,常常先看鬍子與皺紋,而不看他掌握的醫學知識與技術,那是可笑的。難怪中醫至今仍然難以走向世界,獲得世界的承認。我自己也多次去看過中醫,同樣的病,不同的中醫師開出的藥方竟然可以大部分不同。不但用藥不同,而且藥量也不同。多一味藥或者少一味藥,好像都很隨意。中成藥品拿到西方國家,人家常常會檢查出有害物質超標到上百倍,甚至上千倍。因此,中醫要走向世界,還真得像方舟子所說的那樣,對中藥中的每一味藥都來一次藥理檢驗與病理檢驗,然後去粗存精,去偽存真,把中醫醫藥建立在可以重複操作,反複驗證的科學基礎上。像西醫那樣,無論你是什麼年齡段的醫生,面對同樣的病人與同樣的病,開出的處方應該差異很小。人的生命是寶貴的,不可視為兒戲。是藥三分毒,不是可以隨便吃下去的,要對人的生命健康負責。醫學是嚴格建立在藥理、病理、生理基礎上的十分嚴謹的實踐性很強的學問。在中國,受含糊不清的中庸之道思維的影響,許多醫院在治療上常常打著「中西結合療效好」的招牌騙人。我只相信一點,就是真正精湛的西醫就可治百病,而真正精湛的中醫也可以治百病,而且無論中醫還是西醫,只要能夠 治好同樣的病,就說明他們遵循了相同的藥理與病理。而一旦中西結合的時候,醫學的騾子就誕生了。其實西醫就從來不怕人家質疑,相反西醫最歡迎別人有根據的批評與驗證,正是建立在批評與驗證的基礎上,西醫才獲得了世界的廣泛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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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不幸詩家幸 ──巫寧坤《一滴淚》序​​​​​​​

大約十年前,我便讀了《一滴淚》的英文原本A Single Tear。當時感受很深,至今猶在記憶中。這是我讀到的第一部「右派分子」的自述。運用高超的文學剪裁,把二、三十年的苦難——從個人、家庭到親友——生動地勾勒了出來。作者文筆的流暢自然,顯示出他在英美文學與語言上的深厚造詣。他將三十年的坎坷人生歸結為「I came. I suffered. I survived」(「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尤使我為之擊節。在中國文史傳統中,這正是所謂「春秋筆法」。當然,作者的雋語是從凱撒(Julius Caesar)的名言:「I came, saw and overcame」(拉丁原文是veni, vidi, vici)脫化而出的,經過莎翁的引用(As You Like It V.ii),在西方早已家喻戶曉。但作者融合中西的文學修養和匠心獨運,即此可見。

這是我在未識作者之前對於《一滴淚》的認識,應該說是相當客觀的。我當時對作者Wu Ningkun的中文姓名也茫無所知,更不必說他的身世背景等等了。但在讀《一滴淚》原本時,我發生了一點懸念,使我渴想一見作者其人。什麼懸念呢?作者是應燕京大學的西語系教授趙蘿蕤電召,回到燕大任教的,而我則恰好於一九四九年秋季考入燕大歷史系二年級,讀過一學期的書,當時教我英文的便是趙教授。一學期下來,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我記得她曾請全班同學去她家中吃過一次餃子,也見到了她的先生陳夢家。後來我的專業使我時時有機會閱讀陳夢家有關甲骨、金文、漢簡的著作。閱覽之際,我總不免懷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陳夢家不甘受辱而自殺後,我更想知道趙教授的處境。我曾聽說她一度陷於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傳聞不詳,終成為我的一個懸念。我想《一滴淚》的作者一定會告訴我不少關於她的事情。

幾年之後,我偶然在《吳宓日記》(第九冊,頁八六、一○八)中發現了「巫寧坤」三個字,下面註語說:「成都空軍第三路司令部翻譯」,我才確定了作者的中文姓名。但是我還是不知道他究竟是在大陸或海外。二○○五年十月我在華府國會圖書館讀書期間,由於高克毅先生的介紹,我才有幸與巫先生同席,這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驚喜。接談之下,我不但知道了關於趙蘿蕤老師後半生的遭遇,而且更欣幸結識了這樣一位才華洋溢而宅心仁厚的前輩作家。當天聽巫先生談論,真有「咳唾成珠玉」之感。他心直口快,表裡如一;一席話之後,我便完全懂得:他為什麼絕對逃不過毛澤東的「陽謀」了。


回到普林斯頓之後,承巫先生寄贈《一滴淚》的中文本,我才知道他在二○○二年曾用中文將此書重寫了一次。中文本的大綱領雖與英文本不殊,但在敘事方面則詳細多了,使中國讀者能由語境而深入情境,盡其曲折。所以從歷史的角度出發。我斷定中文本比英文原本具有更高的原料的價值。本書有五章是根據夫人李怡楷的口述而寫成,其中事實都在作者的聞見之外。作者運用「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方式,把他全家苦難的經歷完整地呈現了出來,好像是佛經上說的「兩束蘆葦,互倚不倒」。這不但是文學的技巧,而且有像徵意義。巫先生之所以終能「倖存」下來,如果沒有夫人的全心全意的支援,是不可想像的。如果不是夫人給他寄寒衣,恐怕他在北大荒非凍死不可;如果不是夫人千里迢迢的「探監」,送食品之外更為他的病情而向原單位要求早日釋放,他也可能餓死在清河農場。(吳弘達《昨夜雨驟風狂》中所寫清河農場的情況恰可印證。)作者和夫人在二十多年受難時期,也一直是「兩束蘆葦,互倚不倒」。

但是本書的最高價值並不止於保存了一人一家「受難」的真相。更重要的,它寫出了中國知識人在歷史上最黑暗期間的「心史」。在毛澤東「乾坤獨御」的二十八年中(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老、中、青三代知識人都在煉獄中受煎熬。大致說來,中共政權成立之初,五、六十歲的屬於老一代,三四十歲的屬於中年一代,二十歲前後的則是青年一代。但在一九八○年代左右,大陸思想氣氛開始鬆動的時候,老一代知識人或死或衰,已發不出什麼聲音;中年一代則已進入晚景,驚魂甫定,戰戰兢兢地保持著剛剛得到的「皇恩浩蕩」,不敢越雷池半步;青年一代此時正進入中年,精力雖然旺盛,但成長在一個絕對封閉的社會中,一時還沒有足夠的精神與思想的資源,作為反思三十年劫難的憑藉。巫先生獨能在一九八六年寫成〈從半步橋到康橋〉自傳初稿,五年以後又擴大成《一滴淚》,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異數。從客觀條件說,作者的「劫後餘生錄」不但是在英國和美國撰寫的,而且用的也是英文。但是我們決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說:由於具有這一客觀的優勢,作者才能捷足先登,寫出這部深刻反思的名著來。這裡必須重視的是作者的主觀條件。

巫先生的《一滴淚》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知識人「淚海」中之「一滴」。然而這《一滴淚》也如實地折射出整個「淚海」的形勢,也可以說是「淚海」的具體而微。這是我斷定《一滴淚》是知識人「心史」的主要根據。能寫出這樣「心史」的作者,必須具備一項最重要的主觀條件:即在精神和肉體都被踐踏了三十年之後,還能很快地重整旗鼓,恢復了精神上的自我。一九七八年以來,我曾會見過不少老一代的知識人,而且還包括過去在哲學、史學、文學方面卓然成家者。稍一接談,我便發現他們在精神世界中已到了方向莫辨的狀態(disori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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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大羣非常重要的人物肯定被我們歷史學家忽視了。

這羣人物不是英雄豪傑,也未必是元兇巨惡。他們的社會地位可能極低,也可能很高。就文化程度論,他們可能是文盲,也可能是學者。很難說他們是好人壞人,但由於他們的存在,許多鮮明的歷史形象漸漸變得癱軟、迷頓、暴躁,許多簡單的歷史事件一一變得混沌、曖昧、骯髒,許多祥和的人際關係慢慢變得緊張、尷尬、凶險,許多響亮的歷史命題逐個變得黯淡、紊亂、荒唐。他們起到了如此巨大的作用,但他們並沒有明確的政治主張,他們的全部所作所為並沒有留下清楚的行為印記,他們絕不想對什麼負責,而且確實也無法讓他們負責。他們是一團驅之不散又不見痕跡的腐濁之氣,他們是一堆飄忽不定的聲音和眉眼。你終於憤怒了,聚集起萬鈞雷霆準備轟擊,沒想到這些聲音和眉眼也與你在一起憤怒,你突然失去了轟擊的對象。你想不予理會,掉過頭去,但這股腐濁氣卻又悠悠然地不絕如縷。

我相信,歷史上許多鋼鑄鐵澆般的政治家、軍事家,最終悲愴辭世的時候,最痛恨的不是自己明確的政敵和對手,而是曾經給過自己很多膩耳的佳言和突變的臉色,最終還說不清究竟是敵人還是朋友的那些人物。處於彌留之際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死不瞑目,顫動的嘴唇艱難地吐出一個辭彙:
 「小人......」

——不錯,小人。這便是我這篇文章要寫的主角。

小人是什麼?如果說得清定義,他們也就沒有那麼可惡了。小人是一種很難定位和把握的存在,約略能說的只是,這個
 「小」,既不是指年齡,也不是指地位。小人與小人物是兩碼事。

在一本雜誌上看到歐洲的一則往事。數百年來一直親如一家的一個和睦村莊,突然產生了鄰里關係的無窮麻煩,本來一見面都要真誠地道一聲
 「早安」的村民們,現在都怒目相向。沒過多久,幾乎家家戶戶都成了仇敵,挑釁、毆鬥、報復、詛咒天天充斥其間,大家都在想方設法準備逃離這個可怖的深淵。可能是教堂的神父產生了疑惑吧,花了很多精力調查緣由,終於真相大白,原來不久前剛搬到村子裡來的一位巡警的妻子是個愛搬弄是非的長舌婦,全部惡果都來自於她不負責任的竊竊私語。村民知道上了當,不再理這個女人,她後來很快也搬走了。但是萬萬沒有想到,村民間的和睦關係再也無法修復。解除了一些誤會,澄清了一些謠言,表層關係不再緊張,然而從此以後,人們的笑臉不再自然,既便在禮貌的言詞背後也有一雙看不見的疑慮眼睛在晃動。大家很少往來,一到夜間,早早地關起門來,誰也不理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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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庭院

二十七年前一個深秋的傍晚,我一個人在嶽麓山上閒逛。嶽麓山地處湘江西岸,對岸就是湖南省的省會長沙。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兒,乘著當時稱之為「革命大串連」的浪潮,不由自主地被撒落在這個遠離家鄉的陌生山梁上。


我們這一代,很少有人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完全沒有被「大串連」的浪潮裹過,但又很少有人能講得清這是怎麼回事。先是全國停課,這麼大的國土上幾乎沒有一間教室能夠例外,學生不上課又不准脫離學校,於是就在報紙、電台的指引下鬥來鬥去,大家比賽著誰最厲害,誰最出格。現在的青年天天在設計著自己的「瀟灑」,他們所謂的「瀟灑」大體上似乎是指離開世俗規範的一種生命自由度;二十七年前的青年不大用「瀟灑」一詞,卻也在某種氣氛的誘導下追慕著一種踩踏規範的生命狀態。敢於在稍一猶豫之後咬著牙撕碎書包裡所有的課本嗎?敢於囁嚅片刻然後學著別人吐出一句平日聽著都會皺眉的粗話嗎?敢於把自己的手按到自己最害怕的老師頭上去嗎?敢於把圖書館裡那些讀起來半懂不懂的書統統搬到操場上放一把火燒掉嗎?敢於拿著一根木棍試試貝多芬、蕭邦的塑像是空心還是實心的嗎?說實話,這些逆反性的冥想,恐怕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的學生都有可能在心中一閃而過,暗自調皮地一笑,誰也沒有想到會有實現的可能,但突然,竟有一個國家的一個時期,這一切全被允許了,於是終於有一批學生脫穎而出,破文明的制約,挖掘出自己心底某種已經留存不多的頑童潑勁,快速地培植、張揚,裝扮成金剛怒目。硬說他們是具有政治含義的「造反派」其實是很過份的,昨天還和我們坐在一個課堂裡,知道什麼上層政治鬥爭呢?無非是念叨幾句報紙上的社論,再加上一點道聽說的政治傳聞罷了,乍一看吆五喝六,實際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主動性。反過來,處於他們對立面的「保守派」學生也未必有太多的政治意識,多數只是在一場突如其來的顛蕩中不太願意或不太習慣改變自己原先的生命狀態而已。我當時也忝列「保守派」行列,回想起來,一方面是對「造反派」同學的種種強硬行動看著不順眼,一方面又暗暗覺得自己太窩囊,優柔寡斷,趕不上潮流,後來發覺已被「造反派」同學所鄙視,無以自救,也就心灰意懶了。這一切當時看來很像一回事,其實都是胡鬧,幾年以後老同學相見,只知一片親熱,連彼此原來是什麼派也都忘了。

記得胡鬧也就是兩三個月吧,一所學校的世面是有限的,年輕人追求新奇,差不多的事情激動過一陣也就無聊了。突然傳來消息,全國的交通除了飛機之外都向青年學生開放,完全免費,隨你到哪兒去都可以,到了哪兒都不愁吃住,也不要錢,名之為「革命大串連」。我至今無法猜測作出這一浪漫決定的領導人當時是怎麼想的,好像是為「造反派」同學提供便利,好讓他們到全國各地去煽風點火;好像又在為「保守派」同學提供機會,迫使他們到外面去感受革命風氣,轉變立場。總之,不管是什麼派,只要是學生,也包括一時沒有被打倒的青年教師,大學的,中學的,乃至小學高年級的,城市的,鄉村的,都可以,一齊湧向交通線,哪一站上,哪一站下,悉聽尊便。至於出去之後是否還惦念著革命,那更是毫無約束,全憑自覺了。這樣的美事,誰會不去呢? 

接下來出現的情景是完全可以想像的。學生們像螞蟻一樣攀上了一切還能開動的列車,連貨車上都爬得密密麻麻,全國的鐵路運輸立即癱瘓。列車還能開動,但開了一會兒就會長時間地停下,往往一停七八個小時。車內的景象更是驚人,我不相信自從火車發明以來會有哪個地方曾經如此密集地裝載過活生生的人。沒有人坐著,也沒有人站著,好像是站。但至多只有一隻腳能夠著地,大夥擁塞成密不透風的一團,行李架上、座位底下,則橫塞著幾個被特殊照顧的病人。當然不再有過道、廁所,原先的廁所裡也擠滿了人。誰要大小便只能眼巴巴地等待半路停車,一停車就在大家的幫助下跳車窗而下。但是,很難說列車不會正巧在這一刻突然開動,因此跳窗而下的學生總是把自己小小的行李包託付給擠在視窗的幾位元,說如果不巧突然開車了,請把行李包扔下來。這樣的事常常發生在夜晚,列車啟動在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荒山野嶺之間,幾個行李包扔下去,車下的學生邊追邊呼叫,隆隆的車輪終於把他們拋下了。多少年來我一直在想這件事:他們最終找到了下一站嗎?那可是山險林密、虎狼出沒的地方啊。

扔下車去的行李包與車上學生抱著的行李包一樣,小小的,輕輕的,兩件換洗衣服,一條毛巾包著三四個饅頭,幾塊醬菜,大同小異。不帶書,不帶筆,也不帶錢,一身輕松又一身虛浮,如離枝的葉,離朵的瓣,在狂風中漫天轉悠,極端灑脫又極端低賤,低賤到誰也認不出誰,低賤到在一平方米中擁塞著多少個都無法估算。只知道他們是學生,但他們沒有書包,沒有老師,沒有課堂,而且將一直沒有下去,不久他們又將被趕到上山下鄉的列車上,一去十幾年,依然是沒有書包,沒有老師,沒有課堂,依然是被稱之為學生。因為是學生,因為他們的目光曾與一個個漢字相遇,因為他們的手指曾翻動過不多的紙頁,他們就要遠離家鄉,去沖洗有關漢字與紙頁的記憶。「大串連」的列車,開出了這一旅程的第一站。歷史上一切否定文化的舉動,總是要靠文化人自己來打頭陣,但是按照毫無疑問的邏輯,很快就要否定到打頭陣的人自身。列車上的學生們橫七豎八地睡著了,睡夢中還殘留著轟逐一切的激動,他們不知道,古往今來任何一個社會,都不可能長時間的容納一群不作建樹的否定者,一群不再讀書的讀書人,一群不要老師的偽學生。當他們終於醒來的時候,一切都已太晚,列車開出去太遠了,最終被轟逐的竟然就是這幫橫七豎八地睡著的年輕人。

也許我算是醒得較早的一個,醒在列車的一次猛烈晃蕩中,醒在鼾聲和汗臭的包圍裡,一種莫名的恐懼擊中了我,我從哪裡來?我到哪裡去?我是誰?心底一陣寒噤。我想下車,但列車此刻不會停站,這裡也沒有任何人來注意某個個人的呼喊。只好聽天由命,隨著大流,按照當時的例行公事,該停的地方停,該下的地方下,呼隆呼隆跟著走,整個兒迷迷瞪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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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不姓「孔」而姓「子」——談「姓」「氏」的區別

孔子姓孔嗎?

孔子姓什麼?相信大多數人肯定會不假思索地說:「當然姓孔啦!」那麼恭喜你,答錯了!

不知道大家發現沒有,在百度百科孔子的詞條上,關於孔子的介紹是這樣的:孔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國夏邑(今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春秋時期魯國陬邑人(今山東省曲阜市)。中國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政治家。孔子開創了私人講學的風氣,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

孔子實際上並不姓孔,那孔子姓什麼?先秦就有孔這個姓嗎?那大家為什麼都叫他「孔子」?這還得從母系氏族說起。

姓與氏的區別

姓,大概在母系社會就已經有了,為什麼要有姓氏之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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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求與內省──唐型文化及宋型文化

(一)唐型文化:

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受胡人習俗、佛教等外來文化影響頗重,華夷之間界線消弭,基本上對外來文化採取平等包容的態度。唐代的胡化,乃承襲魏晉南北朝而來,李唐皇室,起源於北朝胡化的漢人,對所謂華夏觀念,本來就比較薄弱。唐帝國建立後,雖然對外屢次征伐,但等到外族降服,便視如同一國內,不加猜防。由於這種「華夏一家」觀念的影響,來華經商傳教的外族相當多,不少人就此定居中國,與中國人通婚,並有不少在中國朝廷中當官,其餘如新羅和崑崙人,大都為唐人用為奴隸。所以,唐代無論在血統或文化上,都是大規模與外族混合的時代。

但安史之亂後,唐人的夷夏觀逐漸趨嚴格,漢族民族意識滋長,對外來文化逐漸採取敵對態度。這種現象產生,主因在於安史之亂是胡族的叛亂,這幾乎使唐帝國趨於瓦解。經過多年征伐,亂事雖然勉強平定,但是盛世也已不可復返。而安史餘孽在亂後並未完全敉平,反而取代安史,割據各地而成為藩鎮勢力。外族中如吐蕃、南詔又乘機入侵,這些種種,都引起國人對外族的仇視。加上科舉取士之後,國人逐漸流於文弱,進而產生中國文化至上的觀念,建立中國的本位文化,對外族文化產生輕視,仇視外族及其文化的態度日益堅決,這種現象,持續了將近一千年,直到明清。


(二)宋型文化:

在五代時期的五十餘年中,是純粹的武人政治,文人的地位大降。宋太祖趙匡胤為了要矯正唐末五代武人亂國的弊病,遂倡文人政治,嚴禁武人干政,形成重文輕武的現象,以致國勢不振。且又因外患環伺,夷夏觀念觀念則更趨嚴格。科舉制度與文人政治,形成士大夫的自尊,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竭誠崇拜及擁護,如南宋陸秀夫負帝昺蹈海於崖山,從死者有數萬人。這些都說明了宋代士大夫,具有高度的自尊心和民族意識。而南宋朱熹更建立理學的道統,道統的思想既成立,民族本位文化也就更形強固,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就愈來愈深了。

宋代對外交通非常發達,但是各項學術,都脫離不了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乎達於停止的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的最顯著現象。大體來說,唐代文化的精神,是活潑靈動、複雜而進取的。到了宋代,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各家的思想,已逐漸融合,成為一統的局面,因此才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的產生,其文化精神,也漸趨單純而收斂宋型文化之有別於唐型文化,在於其有一種人文氣象盛唐氣象側重外在事功,昂揚向上宋代人文氣象則偏重心思內省,是一種內斂型的智慧唐詩有崇尚功業、征戍、壯遊、羈旅的外向型審美傾向宋人的賞玩審美趣味,則多向負載著文化及智力活動的物象來傾斜。宋初,古文運動先驅王禹偁作〈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文中突出的是琴、詩歌、圍棋、投壺、《周易》、香…等人文意象,自然景觀退居末位,兩宋詩詞無不透露文人流連書卷、賞玩人文的消息,黃庭堅詩中,書冊出現了120次,翰墨53次,茶82次,所佔比重亦極大。題畫詩在唐人中杜甫寫得最多,但也不過20首,而蘇、黃二人就寫了200餘首之多,處處無不暗示著對這些文化心智的「載體」存有濃厚興趣,琴、棋、書、畫、筆墨、紙、硯、金石、印章、書法、繪畫等人文心智的載體,頻繁出現,取代唐人所尚的自然意象而佔壓倒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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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各個文化群落,都有不同的人格範型。榮格說,一切文化最終都沉澱為人格,一點不錯。隨便一數,就能舉出創世人格、英雄人格、先知人格、使徒人格、苦寂人格、紳士人格、騎士人格、武士人格,以及中國人所追求的君子人格。拿破崙雖敗猶榮,也與他所代表的個人範型有關,在我看來,是六分英雄人格,加上四分騎士人格。

從林懷民,到白先勇、余光中,我領略了一種以文化為第一生命的當代君子風範。

他們不背誦古文,不披掛唐裝,不抖擻長髯,不玩弄概念,不展示深奧,不扮演精英,不高談政見,不巴結官場,更不炫耀他們非常精通的英語。只是用慈善的眼神、平穩的語調、謙恭的動作告訴你,這就是文化。

而且,他們順便也告訴大家:什麼是一種古老文化的「現代形態」和「國際接受」。

為什麼天下除了政治家、企業家、科學家之外還要藝術家?因為他們開闢了一個無疆無界的凈土、自由自在的天域,讓大家活得大不一樣。

從那片凈土、那個天域向下俯視,將軍的兵馬、官場的升沉、財富的多寡、學科的進退,確實沒有那麼重要了根據從屈原到余光中的目光,連故土和鄉愁,都可以交還給文化,交還給藝術。

我們的文化不鼓勵人們思考真正的大問題,而是吸引人們關注一大堆實利瑣事。上學、考試、就業、升遷、賺錢、結婚、貸款、抵押、買車、買房、裝修……層層疊疊,一切都是為了活下去,而且總是企圖按照世俗的標準活得像樣一些,大家似乎已經很不習慣在這樣的思維慣性中後退一步,審視一下自己,問:難道這就是我一生所需要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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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學誠論「浙東學術」曾說過一句名言:「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錢賓四師一生治學大體上都遵守這一精神。錢先生逝世以後,報章上刊出了不少紀念文字,其中頗有人把他劃入「新儒家」的旗幟之下。一九八八年八月新加坡東亞研究所召開了一次「儒學發展的問題與前景」會議,我在現場上看到了一份大陸有關「現代新儒家叢書」的出版計劃,錢先生也占一專冊,錢先生是二十世紀的一位「新儒家」似乎已成定論了。
 
但是錢先生生前卻雅不願接受此「新儒家」的榮銜。這不僅因為他極力要避免建立任何「門戶」,而且更因為「新儒家」具有特殊的涵義,不是他所能認同的。本文想對這一問題作一初步的澄清。

一、學術與門戶
 
論學不立門戶,是錢先生從早年到晚年一直堅持的觀點。他早年在學術界的成名之作是《劉向歆父子年譜》,這是對康有為《新學偽經考》的全面而有系統的駁斥。清末民初的學術界一直有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大壁壘的對峙。但錢先生雖摧破了今文經學,卻並未陷入古文經學。他認為今文、古文都是清儒主觀構造的門戶,與經學史的真相不盡相合。所以後來他在《兩漢經學今古平議》的《自序》中說:

蓋清儒治學,始終未脫一門戶之見。其先則爭朱、王,其後則爭漢、宋。其於漢人,先則爭鄭玄、王肅,次復爭西漢、東漢、而今古文之分疆,乃由此起。

又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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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魁.jpg
 



最近一個時期我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其原因,可以說是「世紀性」的。

二十世紀已接近末尾,如果沒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們看來要成為跨世紀的一群了。能夠橫跨兩個世紀的人在人類總上總是少數,而能夠頭腦清醒地跨過去的人當然就更少。稱得上頭腦清醒,至少要對已逝的一個世紀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們不能不在這繁忙的年月間,讓目光穿過街市間擁擠的肩頭,穿過百年來一台台已經凝固的悲劇和喜劇,一聲聲已經蒸發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達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的那幾年。在那兒,在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頒布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1903年的一份奏摺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說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的是誰?一位科舉制度的受惠者、同治年間進士張之洞,而領頭的那一位則是後來讓人不太喜歡的袁世凱。於是大家與朝廷商量,能不能制訂一份緊湊的時間表,以後三年一次的科舉考試每次都遞減三分之一,減下來的名額加到新式學校裡去,十年時間就可減完了。用十年時間來徹底消解一種延續了一千多年的制度,速度不能算慢了吧,但人們還是等不及了。袁世凱、張之洞他們說,人才的培養不比其它,拖不得。如果現在立即廢止科舉、興辦學校,人才的出來也得等到十幾年之後;要是我們到十年後方停科舉,那麼從新式學校裡培養出人才還得等二十幾年,中國等不得二十幾年了——「強鄰環伺,豈能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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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5日晚,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館傑斐遜大廈大廳,國會圖書館館長詹姆斯·比林頓博士將第三屆克魯奇獎(The Kluge Prize)的獎章頒給了76歲的余英時。

得獎,稍稍打亂了余英時先生的「隱居生活」。他希望這一撥熱鬧快些過去,好讓他在普林斯頓郊外綠樹環抱的家中靜心讀書、寫字;跟最親近的朋友:夫人陳淑平、汗牛充棟的書籍以及紙菸在一起。

得獎,沒有打亂他對自己的評估:「(我)只是喜歡看書、追求自己的想法、在知識上有很多興趣的一個人。」


我們的旅館房間裡應該放一部《四書》


1937年,因抗戰爆發避居祖籍安徽潛山的余英時年方7歲,開始讀一本「無字的鄉村社會書」;


1947-1948年遷居北平後,余英時在琉璃廠、中央市場的舊書店一呆一天,那便是「最高興的事」;


1949年,考取燕京大學歷史系卻選擇肄業赴香港,投考新亞書院。錢穆先生親自題試,他被錄取為二年級學生。1950年初在香港,跟著父親(曾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好萊塢道流連於舊書店,買到有缺本的同文本《二十四史》以及《資治通鑑》。20歲的青年效仿明人宋濂,手抄補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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