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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應該必讀嗎? ──又一次爭議

前言

民國100年10月22及23兩日,台灣哲學學會假台北醫學大學舉辦2011年度會員大會暨學術研討會。除發表六十餘篇專業論文之外,大會也特別設立了「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哲學論壇,邀請各界賢達各抒己見,並與在場學界人士切磋琢磨,共同探究其中所涉及的議題。

台哲會之所以主辦爭議這麼高、政治性這麼強的論壇,有基本的理念。其一,是相信爭議的背後常有深刻的問題等待探索,其二,是相信不同意見各方之間理性而互相尊重的對話有助於深入問題,甚或尋得共識、得到解決問題的辦法。台哲會無意辯論分出勝負,也不是要在政治或政策上動員或策動哪一方。我們只是相信:帶著理性、開放態度來與會的成員,經過不同意見的激盪之後,能夠形成自己的判斷,在不壓迫對方的前提外,逐步尋得建立共識的可能

受邀參與論壇的與談人,各有獨特的專業訓練與背景。佛光大學謝大寧教授在中文學界夙享盛名,也是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的重要推動者之一。清華大學祝平次教授同樣來自中文學界,對此一政策期期以為不可。中正大學謝世民教授專精法律與政治哲學,從自由主義的立場反對國家違反中立原則。台灣大學范雲教授,長期耕耘社會學領域,從多元文化、民主程序及女性主義看待此事。嘉義女中卓翠鑾老師是第一線國文教師,大學主修哲學的她,從高中教育現場及自身教學專業,提出精闢見解。東海大學蔡家和教授與台灣大學杜保瑞教授都在哲學系教授中國哲學,對於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基本上抱持樂觀其成的態度。同樣在哲學系任教,曾受中國哲學吸引的中正大學陳瑞麟教授,則從親身經歷及其他角度持反對立場。透過多樣的背景與不同的立場,我們希望盡可能引發豐富多元的思考

因為時間有限,論壇設計採書面與會議現場兩者並行。在會議舉辦之前,祝平次與陳瑞麟兩位書面與談人已經先寫好全文,供其他與會者參考。謝大寧、范雲、卓翠鑾與謝世民諸位,則在會議現場陳述主張並回應問題。杜保瑞與蔡家和兩位,是在聽過論壇錄音並讀過逐字紀錄之後,提出會後書面回應文。收錄在此的文字,因此分為會前、現場與會後三部分。若算上現場10位提問者,一共有18人留下思考與對話中的足跡。四書納入高中必選教材是否合宜,我們或許並未找到足以讓各方信服與接受的結論,但對於此一問題所涉及的各個面相,這一論壇相信至少有探賾索隱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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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文言文比例」問題的反思與異見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思緒不由得回到往日的時空,回憶起學生時代的兩件往事。高中時,有位老古板的國文老師,有一次上課時提到現代詩,一副不屑,「防風林外的防風林外的防風林外的……」,這也叫作詩,簡直是狗屁!大學時,我偶然看到一篇嘲諷師大國文系某位教授的文章,作者的名字到現在我還記得,他說這位教授寫了一首詩「牧童」:牧童騎在牛背上,邊走邊吃草……,如此水準也敢自認為是國語文專家。

在我求學的那個年代,高中國文課本幾乎沒有白話文章,國文課有如古文課,枯燥乏味,老師只知韓愈,不知魯迅,只知孟浩然,不知戴望舒,厚古薄今,好像只有古文、古詩詞,才值得講解。而大學中文系教授,有的成天在象牙塔裡鑽研文字、聲韻、訓詁,對現代漢語不甚了了,自以為是語文專家,卻寫不通白話文。


以往台灣的國文教育大都掌控在一些食古不化、滿腦子中華文化的腐儒手裡。因而,高中國文課本文言文的比例高得離譜,老師教學主要的工作,只是講解註釋,將文言文翻譯為白話文而已。老師也要教論語、孟子,奇怪咧,學生上國文課是要學如何當聖人,好的不去學,學當聖人?

現在的高中生也在抱怨,國文課有如古文課,怎麼跟幾十年前一樣都沒變?說實在的,古文對學文法的學生還有些用處,對於學理工的學生有何多大用處?就整體而言,語文教育不是在訓練學生閱讀古籍的能力,也不是灌輸道德教條,而是讓他們具備現代漢語的說寫能力如果工學院畢業生寫不好簡明的技術手冊,商學院畢業生寫不出清晰的市場報告,那麼台灣的語文教育就算失敗。

多少文言比例有利語文學習?毫無科學根據

到底高中國文課本,文白比例應該怎麼分配?假如我們按65/35、50/50、35/65文言文遞減,白話文遞增的比例分配,有沒有人可以提出統計分析來判定哪個比例對學生的語文學習最有利?台灣產生那麼多心理和教育博士,卻沒有人做過實驗,提出過研究報告,以科學的數據作為決策參考的依據,其實是比較好的模式,也可以減少無謂的爭議。現在課審委員採取投票方式做出決定,不含中華文化基本教材,「文言文課數比例三年平均45%至55%」。這只是那些委員個人的主觀認定,毫無任何科學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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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強化了階級複製

近日高中國文科文言白話之爭吵的沸沸揚揚,而在課審會提交大會決定的前兩日,一份由多位大學教授包含七位中研院士所發表的連署聲明,呼籲社會大眾支持現有課綱,但言談之中其實仍不脫菁英階級的傲慢。

他們認為,不管課綱如何降低文言比例,它仍然是國文科的考試重點。而考試會引導教學,如果學校課本不上文言文,只會助長坊間「文言文補習班」大量出現,以消弭家長對於小孩升學的憂慮。有錢人家的孩子可以補習,貧窮小孩的語文能力更落後的結果,便是擴大精英與非精英的階級落差。

問題是,文言文本身就是一種階級複製它是士大夫科舉應試作答所使用的一種語言,只存在於一小群菁英階級之中,並非市井小民的街頭巷議。而現在的國文課綱,教學目標是讓所有受教者擁有基本的聽說讀寫能力,並能學以致用於日常生活及工作職場之中,而非將所有學生都培育成詩人作家。


再者,階級複製也不只有發生在國文科而已。長久以來,英文、數學、理化補習班林立,甚至也出現作文、歷史補習班。這些難道就不會造成階級複製?近年的多元入學管道,當貧窮人家的孩子正忙著打工籌措學費,肯花錢的家長便可以讓申請學生的履歷製作精美,在課後忙碌參加多個社團。而107年課綱即將採用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從入學的那一刻起,便要完整記錄段考成績、選課紀錄、社團才藝表現、志工經驗,這一份鉅細靡遺的學習歷程,才是階級差異擴大的完整紀錄。

反過來問,即使維持現行文言文比例,就能消弭階級複製嗎?現行課綱是一群文學專家的集思廣益,本身就是讓學生身陷在精英階級製造的遊戲規則裡想要回歸教育促成階級流動的初衷,不如鬆綁選文權給第一線語文教育工作者,選擇的教材也不需以文學作品為限,科普文章選讀、商務書信撰寫、社群媒體的寫作乃至於口語溝通、簡報表達等,只要在教學設計上能強化學生的聽說讀寫能力,並且學以致用在工作職場及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成為教材消弭學用落差,創造多元機會,才是停止階級複製加劇的良策。

【文章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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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教出一堆連用白話文寫自傳都不知所云的學生

每當要調整國文教材中的文言文比例,就又會引起一大堆「衛道人士」急急忙忙宣稱:沒有了文言文教育,人民看不懂文言文,就會發生多麼天大的影響。

這種說法實在是讓人哭笑不得,論者與國家社會現況脫節的程度實在讓人驚愕,因為,過去文言文教了幾十年,結果如何?隨便在路上找個受過國文教育的台灣人民,任意挑選一篇文言文文章,就算找入學成績最高的幾所國立大學的畢業生,也大多是完全看不懂,真的能稍微讀懂文言文的,只有少數一小群舞文弄墨的文人。

這個結果也很容易理解。過去聯考時代,國文的低標成績大約是40分上下,假設聯考成績能反應學生的程度,那就表示國文課本裡頭的內容,學生在聯考當下,只懂得4成,加上台灣學生認真念書只為聯考那一天,考完立即就忘光的「優良」傳統,只消過一個暑假,學生早就把所有國文課本內容,不管是文言文還是白話文,通通還給老師了。

也就是說,過去的文言文教育,根本就沒讓大多數人民能看懂文言文,套句六祖慧能的偈(也算是文言文)「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既然從來都沒用,更不用說有產生什麼效果,當然改變與調整,也不會有任何影響。

無數文人卻把這個人盡皆知的事實當成「不願面對的真相」,以鴕鳥心態,還在拼命討論著文言文課程有任何更改就會有何嚴重影響,簡直是天大的笑話。更有許多夸夸而談稱文言文多重要的論者,本身恐怕也看不懂文言文,卻要下一代子女去學習連自己都不曉得的東西。

或是,真的有人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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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美,還有什麼?——從張大春〈致中閔書〉談古文教育

台大「卡管」事件延燒多日,近日張大春寫了封信給管中閔,全信以文言文寫成,管中閔則在臉書轉貼全文,並表達欣喜之情。

這封〈致中閔書〉看來頗有古文人書信贈答的味道,這樣的書寫品味在今日社會確實較為罕見。我無意評論「卡管」事件,只是張大春這篇文章引起了一些關於文言文,甚至是國語文教學的討論,我想藉機談談幾件事。

報導中,有位不願具名的國文老師,認為如此以全文言寫成的書信,在現代出現十分難得,應該列入教材。當然,我們大可將其視為個人意見,一笑置之不必深入評論。但如果細究這些意見背後的價值觀,有些問題就值得談。

有用典就是好文?

一篇文章好不好,可以從很多方面來看,比如功能性、目的性、文學性或其他,依據使用場合與作者意圖,或是被閱讀的時空脈絡來決定。

以張大春此文為例,全文內容缺少有力的論述,只有主觀的情緒性看法。以寫給好友的書信來說,即便內容空洞,私下看看並無不可。只是若要進一步談這篇文章的價值,恐怕有些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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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近死亡的文言文,如何說清自己的不可量化價值?

在社會哲學領域裡,有個知名的論證是這樣的:出版與媒體上下游產業鏈之所以應該繳稅來支持公辦教育,是因為國民教育訓練出大量識字的人,這些產業才能獲得勞動力(可生產文字內容的員工)與夠大的市場(識字的讀者)。而受過教育的人越多,出版商與報業就可以推出更多樣的產品,整體產業也才能創造更高的獲利。所以這種投資是值得的。

這個關於投資報酬的論證非常成本效益導向,也過份強調可量化價值,更存在某些嚴重的推論缺漏。但這個論證還是可以給我們一些提示,特別是當前正在爭論文言文比例的問題,這論證也就能刺激我們產生一些發想。像是下面的這個主張:

文言文書籍賣的極差,甚至在學院之外幾乎沒有需求,是否代表過去在教育層面的文言文投資是失敗的?那應該由誰負責?又是否應該繼續這種投資?

要回答這一串問題,需要回頭去看最前面的論證。這論證的原始形態並非如此狹礙,其主要意念是,如果要工商業界掏錢交稅來支持教育體系,那教育體系就應該說明自身的「貢獻」,包括了提供勞動力(教出具工作技能的畢業生)與消費者(會使用產品的人)。

量化價值:文言文趨近死亡

舉例來說,像是電腦廠商,就需要學校供給軟體與硬體工程師,並且教出一批會用電腦的人來購買產品,所以這些公司就應該以納稅以支持資訊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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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多 廖玉蕙︰偏鄉孩子很苦

教育部課審大會前日決議採行研修小組提案、文言文比例高達四成五到五成五,多位台文學者及作家皆表示無法接受,強調「輸的是教育部」、最慘的是孩子們,感嘆學生學習遭「拋棄」,國語文教育朝向菁英教育、已失去「國民教育」的真諦。

作家廖玉蕙就說,文言文比例為四成五到五成五,若再加上中華文化教材已近六成五,且課審會把「古代作品中淺近文言」也列入白話文,真正的白話文比例就更少了。而她實地走訪偏鄉,發現文言文多,孩子很苦,「十二年國教既是每個孩子都必須接受的教育,就應該要照顧大部分的人。」

廖玉蕙說,既然大勢已定,只好在選文、選修及教法上,繼續努力,不能貴古賤今,「先選切合學生心境的文章;對於情感的領會,一定是現在的文章更能感動人心。」

台灣文學學會理事長、詩人向陽(本名林淇瀁)說,國文課綱的審議必須符合「國民教育」。他回憶求學階段,後段同學因文言文背不起來,成績差被老師打,進而痛恨國文、閱讀,最後連帶文章也不太會寫。

陳萬益︰「輸的是教育部」

向陽建議課審會廣納真正的學者,才能避免會議上看似公民議決,但最後其實還是被「菁英教育」的思想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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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文言文,使我們成為沒有記憶的民族?

關於此次國文課綱文言文比例調低的爭議,正方反方都各有理由。而筆者在看過一段反對方的敘述後,想提出幾個可以被討論的問題。

上月30日詩人余光中受訪時卻表示,文言文非常重要,它是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載體,延續了老祖先幾千年來的思想、看法和結晶,「如果把它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族!」

此外,「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連署也呼籲拋開文白比之爭,捍衛課綱修正不淪為意識形態的工具,至今連署人數破萬。

上文引起筆者的思考:

一、我們該如何定義「民族、中華文化」?這是個至今仍沒有標準答案的問題。正因沒有標準答案,筆者認為答案應該是開放的,而非唯一。

當人們說「中華民族」時,指的可能是相同種族,或生活在相似的文化圈裡的人們。然而若以種族來定義民族,「中華民族」卻很明顯的是「漢族」的代稱。就台灣這座島嶼上,便世世代代生活著許多原住民,可以用「我們中華民族」來註解其獨特的文化背景嗎?在高喊「我們中華民族」時,是不是以自己認同的單一種族的歷史、文化,強加在其他多元、絢爛的故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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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降文言文比率,學生要補習?藍偉瑩釋疑

高中國文科文言文比率經過多次討論,決議通過比率為35%至45%。面對外界擔心學生是否因此要補習文言文?或是認為課審會在議事程序上有瑕疵?課審會委員的麗山高中教師藍偉瑩提出想法,為外界釋疑。


教育部23日召開第9次課審大會,針對高中國文科文言文比率進行表決。重要決議通過高中國文科文言文比率須符合3年平均35%至45%,確定文言文比率。

面對外界擔心學生是否因此要補習文言文?或是認為課審會在議事程序上有瑕疵?課審會委員的麗山高中教師藍偉瑩面對外界討論,在臉書上提出想法,也盼課綱審議回歸專業,以下編輯自藍偉瑩的臉書貼文:

這兩天的新聞,看完後幾點摘要與想法:

1.文言文比率35%至45%,學生就要補習了?

有國中老師接受媒體採訪時,針對調降文言文比率至35%至45%,他說學生要開始補習了。我想這樣的推論並不公允,發言的證據是什麼?是國中九貫後的經驗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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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課綱召集人痛心,文言文讓學子苦悶厭惡

國文教育何去何從?曾肩負95課綱召集人、98課綱委員的清華大學退休教授陳萬益語重心長,直言文白爭議的惡性循環,已導致台灣幾十年來學生閱讀力大幅下降,文言文更是許多年輕學子心中的「苦悶」與「厭惡」,強調課綱不應只對前段10%學生負責,12年國教更該藉機全面檢討,否則未來台灣學子在國際上將只會繼續遠遠落後。


陳萬益表示,當年95課綱一公布,就遭媒體頭版加3版大肆批評扣帽子為「去中國化」,如今過了多年,國文課綱仍舊在爭執「文白」比例,內容僅小修小補,若加上政黨輪替、藍綠惡鬥等外在因素,導致不論學者或整個社會,面對國文總吵得沒完沒了。

陳萬益指出,中國、香港、新加坡等,都是教「語文教育」,只有台灣是「國語文」,而關鍵就在「國」字上,不論國學、國劇、國畫等,都建置在過往19、20世紀的國家主義觀念,教材幾十年來,也都只重視範文閱讀,寫作也是靠作文,聽、說等能力都被拋棄。

「年輕人在我臉書留言,都對文言文感到痛苦與苦悶!」陳萬益語重心長指出,連國文老師教學也痛苦,常常直呼高中6冊的課文教都教不完,就是因國文承襲了整個中國文學史,歷朝歷代文人,再附加其他國學常識等,白話文則是被「自己念」3字跳過,這些體制上的僵化與陋習,同時也與過往大學入學考試的知識記憶背誦有很大關聯。

陳萬益說,12年國教上路,應該整體檢討,希望國文教育走向「語文教育」,文白比例跟選文等都是假議題,即使爭取3成到4成、5成,一冊課本最多14課,也只是讓文言文多1課而已,然而對照鄰國的語文教材,早有著單元設計,兼顧聽說讀寫理念,「台灣教材落後何止30年,怎麼跟他國競爭?」

自由時報  201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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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都沒看見大猩猩?」──課綱文白比例爭議下的盲區

高中國文課綱所牽涉的教材文言與白話比例問題近來又成各方爭論的焦點,刪減文言篇數的聲音使許多學人憂心不已,因此出現了「一份來自海、內外學界的聲明」,標題是〈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

這篇聲明沒有載明由誰執筆,列名的發起人則都是文史領域的學者,連署人已逾五萬,他們來自不同背景,不少知名人士也名列其中。大眾關切國語文教育的發展、擔心失當的教育政策造成難以彌補的後果,自是臺灣之幸。不過,這份聲明本身卻讓人既困惑又憂心。絕大多數的發起人出身於中文相關系所,顯示了其意見背後的專業根柢。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為什麼大家對這份在行文上出現明顯問題的聲明竟然沒有意見?就發起人的背景而論,這篇文字顯然不及格。

在加入連署時,多數的人或許只是認同這份聲明的立場而未遑細讀,也許根本看不出來,或者看出來了而覺得無傷大雅。然而中文既是其專業,所憂心的又是下一代的國語文教育,眼高手低到這樣的地步,非僅大損說服力,也令人質疑我們幾十年國語文教育的實施成效。這個現象牽涉的絕非只在文言、白話教材比重的問題,更關乎國語文課程的整體設計和落實。

這份經過學者、專家背書的短短聲明中有不少問題,這裡列舉幾個誤例。

一開始,聲明就寫道:「針對近來『十二年國教課程綱領』高中國文審議過程中,引發爭議,舉凡文言與白話選文比例,推薦選文篇目,臺灣文學的比重或是文教與文化經典的必要性等等。」這段話到底要表達什麼?如果修改成「針對近來『十二年國教課程綱領』高中國文審議過程中所引發的爭議,舉凡文言與白話選文比例、推薦選文篇目、臺灣文學的比重、文教與文化經典的必要性等等。」似乎比較清楚,但無論從語義還是語法去看,還是殘缺不全。原文最後打了一個句號¾¾按照教育部的規範,句號是「用於一個語義完整的句末」。檢視句號之前的陳述,其義並不完整。

這種情況就類似有人對你說:「針對這家餐館所引發的批評,舉凡服務態度、價格、菜色的搭配、環境與餐具的衛生等等。」是不是有頭無尾、不知所云呢?開篇首段為什麼寫成這樣?何以不見學者、專家提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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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帝國性語言」的「國語文」

再讀了一次《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


再度探查的結果,對這份修辭優美的聲明,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菁英階層與非菁英階層的學生 」都應該學習華夏古典文化,以華夏經典形成「文明素養」的「素養論」,就是「應當泯除中文、臺文、華文領域差異 」,以「國語文」統攝之的規範性期待和要求。

總結而言,關於課綱的等等種種,這份聲明主張,應當交由「熟悉文學的專家」來決定—易言之,應該由參與聲明的「中國文學專家」來決定。

關於用「國語文」來「消弭中文、台文、華文的差異」,直言之,還是再生產著梁啟超以「中華民族」為符號的現代「帝國建設方案」,而表面上調性中立的所謂「國語文」,在實際性質上,還是為著建構「中華民族」而運作的「帝國性語言」。

梁啟超與「漢字帝國」

從比較後設性的角度來觀察和反省,最近的課綱爭議中的「古文派」與「今文派」,似乎有著一致的盲點:我們所知的漢字語言,不論是其「古文」形式抑或「今文」形式,本質上都是一種「帝國語言」或者「帝國性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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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國文,提升還是沉淪

教育部召開一連串的高中國文課綱公聽會,主要是為了平息近日接連不斷的輿論壓力。日前教育部以一紙不合倫理、法規的行政命令更改早已訂定的「99課綱」(原為「98暫綱」,因延後一年實施而更名),可謂新任教育部長吳清基上任以來最具爭議性的一項作為。

用國家暴力強制更改前朝經由多人審議、修訂後的政策,吳部長可說是替全台灣學生上了一堂最好的民主實習課,而那些聲嘶力竭的搶救國文聯盟的教授們,無疑是最好的助教,不斷的挖食教育大餅來飽足自己,卻從不覺得餓死受難的其實是全台灣的學生。

筆者為中學生學生權利促進會成員(以下簡稱學權會),當年也為98課程綱要制定委員會委員。新的課綱並非可以一夕扭轉過去中學課程的許多弊端,但它更大的意義在於銜接九年一貫課程,以及多年來高中課程大範圍的革新。搶救國文聯盟所秉持的,在於提升文言文在必修國文課中的比率,以及增加國文必修時數,以期望能提升現今學生的國文素質跟文學素養,卻不知這非但是緣木求魚、本末倒置,更重要的是破壞了新課程綱要設計的原意,逼使課程改革走回頭路。

我們必須認知課程綱要的訂定不應該著力於膚淺的比率提升或時數增加,而是應該著眼於實質內容的革新,時數不會帶來國文素養的提升,只會帶來學生的負擔,只會箝制其他科目的發展,最可怕的現象就是假使每一科目都有個搶救某某聯盟,每個領域的教師都要為自己那塊挖大餅,那高中課程豈不時數爆炸,沒完沒了,高中課程到兩百年也改善不了。搶救國文聯盟的成員實該摒棄那種人心不古、世道淪亡的迂腐過時想法,更不該以偏概全見到報章媒體報導某學生聯考作文錯誤百出,就無限上綱投射在整體國文教學上,而驚恐台灣學生的國文教育要毀滅殆盡,進而爭取必修國文課的時數來拯救心中的慌張不安,這實在是一大錯誤。


多元選修取代必修

學權會重視國文,但我們必須認知到語言首重表情達意。理想的國文課綱,應是以多元的國文相關選修課程來取代國文必修課。比起為何新課程綱要的國文時數比之前少,我們更應該問的問題是,為何現今家長寧願送孩子去學英文多於讓孩子去念唐詩、寫書法。提升國文素質跟能力,不應該是擴張必修時數如此簡單,應該多著手於教材的革新、改善國文課的教學法及教學系統,使學生能易懂易學,從課本帶入生活,生活帶回課本,畢竟語言是活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民族文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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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林語堂說起──我們的孩子慘遭文言文三層面摧殘

二十多年前,我對余光中先生的詩頗為欣賞,曾在我的第一本作品《詩的技巧》裡引用了他的「鄉愁」,進行藝術分析。可惜近年來每讀到有關余先生的報導,都抵銷一些當年那份對他的欣賞。而對他最近反對降低台灣課本文言比例的言論,則更完全不能苟同。

文言文起碼在三個方面摧殘人。首先是語言本身。精通中英文的林語堂曾說, 「照心理上的難度而言,學習古文與學習外文已相差無幾。」古文應由專門家翻譯,像柏楊把近三百卷《資治通鑑》譯成白話,就是很好的嘗試;而不是讓孩子們把成長期的寶貴時間,浪費在死記硬背那些被魯迅稱為「死文字」的文言上。


與西文相比,白話中文都嚴重缺乏語法、缺乏邏輯、缺乏詞彙;而文言在這幾方面都更糟。林語堂曾感嘆,「文言是死的,根本不能表達一個確切的思想,結果總是泛泛而談、模糊不清。」所以,文言文在課本中的比例越高,就不僅增加學生們不必要的難度,更會阻礙孩子們培養邏輯思維的能力。

文言文摧殘人的第二個方面,是它承載太多的中國群體主義文化的毒素。今天,這種毒素最清晰、最廣泛的表現就是中國人的「沙文主義」。在文言文所展現的中華文化中,從來就沒有自由、尊嚴和個體主義、個人權利等價值。這是那些身在台灣、並沒有受到共產黨集體主義價值觀洗腦的「在台中國人」不能尊重和接受台灣人民選擇權利的根本原因。

今年初,余光中曾在國際筆會亞太會議上做題為《離心與向心:眾圓同心》的演講,把中文世界劃為三個世界:中國大陸為第一世界,台港澳為第二世界,南洋星馬等國為第三世界。他這個「世界」的中心當然就是中國,大家同心同圓,心向中國。且不說那個今天還是獨裁的中國,即使是一個民主的中國,作為文人,你所追求的也應該是個體的自由和尊嚴,而不是一個大國的榮耀。沒有個體主義價值的文言文給余光中們注滿了群體主義、沙文主義的毒素。

文言文摧殘人的第三個方面,是其表現的對集權的崇拜。整部中國歷史,都是集權統治的歷史,幾千年的文言文鮮見對這種歷史的痛斥,自我推崇和欣賞是其主要內涵。這就是為什麼對集權的崇拜,迄今仍充斥華文世界的每一個角落。余光中回中國探親,對共產集權提供的警車開道、前呼後擁,似乎毫無忐忑之心,因為從電視上看來,他春風得意,一解「鄉愁」。文言文對余先生此舉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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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必拯救火星文?

上了點年紀的人一不小心就會變得憂國憂民,彷彿舉世滔滔,都在發動著令人感覺心有餘而力不足以應付的禍事。文字其一也。

我素所尊敬的長者們和我一向不太尊敬的長者們成立了一個「拯救國文聯盟」,看來是個「準群眾運動團體」,要呼籲全民重視國文教育,因為「我們國民的國語文 程度已經低到不能再低的地步了」。他們不能忍受「囧」字在「透明」、「明亮」之外,另有「困窘」、「羞慚」、「被打敗」之別解。就如同香港地區的長者不能 忍受「喪」字成為一個比「勁」、「極」、「超」還要用意強烈的副詞;大陸地區的長者也不能忍受:一個「雷」字,明明就是雲層放電所發出的聲響,為什麼會有 這麼多年輕人以此字作動詞,意思卻是「驚疑」、「震撼」。

因為隔閡 自曝於長者之林

我在念初中的時候,常和鄰座的梁達年、孫凱相約讀書,我到現在還能順口誦出「鋰鈉鉀銣銫鍅」這一系活潑金屬的原因,正是一塊兒背化學元素表的三個人經常用 這六個字形容班上同學的調皮程度。三個人之中,偶有某一人耍調皮,另外兩個還不免脫口而出:「你也太『鍅』了一點吧?」在我們三個人短暫成形的那個小圈子 裡,不明白「鍅」意指「調皮之極」或者「過度活潑」,則不啻為智能上的欠缺,也是隔絕於我們那三個人的小圈子之外的具體象徵。

用這個微末細瑣的人生片段為例,我們稍稍有一些年紀的人應該知所覺悟:對於慣用語符的顛倒、訛冒、扭曲、穿鑿……有時並非出於無知,而是搬弄;並非源於誤 解,而是諧仿;年輕人—尤其是年輕人—也許根本不在乎其所使用的語言是否能與大多數人溝通;相反地,大多數不能解其語言而無法與之溝通者,反而因為這隔閡 而明顯地自曝於長者之林。

青春短暫 長輩也曾「屌」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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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古文 為難今人

搶救國文教育與搶救「古」文雖只有一字之差,但所代表的意涵卻天差地遠。該聯盟反對白話文與文言文各佔五十五%與四十五%的課程比率,並動輒以「去中國化」的汙詞將九八課綱予以汙名化,卻無法解釋為何文言文就比白話文更能代表中國、更能夠可以蘊涵「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原來白話文不是「中」文)?

事實上,余光中本人的作品近年來早已藉著課程安排、教學與測驗等模式,成為臺灣新文學的經典作品。我們從全教會於二○○七年提出余光中作品在近五年大學學測與指考題目中總計入題五次,也就是百分之百的超高比率,建議考題能否更多樣化的新聞中發現:「國、高中的國語課程是一個國家的文學教育能否向下扎根的最重要關鍵。」

於是,我們發現:作為新文學典律創作者卻反過頭來壓縮、打壓新文學的成長空間,以文化的理由來遮蓋自己再明顯不過的意識形態(守舊)、政治(統一)立場。捍衛古典文學的余光中,實際上不外乎也在鞏固自己在新文學中的霸權。因為一旦古典文學從過去便被建構出來的「優越位置」沒有被打破的一天,其新文學典律的地位也自然沒有遭受到挑戰的任何可能。利人也利己,何樂而不為?


(作者為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研究生)

自由評論網 2008-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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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爭議 須文蔚:改善現況不是大幅調課綱

近日高中國中文言文選文爭議,造成台文系跟中文系關係緊張,高中文言文選文,一旦台灣古詩文占多數,將連帶影響學測和指考的命題,中華語文教育促進協會理事長、北一女中退休教師段心儀表示,「這是政策的上位思考,教育政策的去中國化。」現在除了要刪減高中國文的文言文比率,選文增加台灣文學之外,一旦進一步把大學中文系歸類為華文語文細學類,華文系歸類為外國語文文學類,這就是「大學的文化大革命」,以後所有中文系畢業的學生,會完全沒有競爭優勢,台文系畢業的學生,才最適合教國文。

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主任須文蔚指出,中文系學生畢業後可以當老師或開補習班,但台文系學生進入師資培育系統相對較困難,若要改善現況,不是去大幅調整課綱,而是在師資培育體系中鬆綁。


須文蔚表示,傳統的師資培育主要培育國文科教師,如果要當國文科教師,必須修過文字、聲韻、訓詁、中國文學史等等,相對而言,台文系學生因為沒上這些課,取得師培就很困難;台文系課程的語言文字訓練跟中文系是切割的,台文系比較強調台語文,以台灣現代當代文學和古典文學研究為主。

中正大學台灣文學與創意應用研究所長江寶釵表示,現在師培系統以中文系課程為主體,台文系學生如果要進入師培系統,必須補修非常多的學分,這是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

江寶釵說,社會上有很多70到90歲、只會講台語的長者,特別是醫院或偏鄉,很需要具備本土語言能力的長照人才,這是台文系學生的優勢。另外,國家語言發展法通過後,本土語言列為必修後,中小學需要非常多的本土語言教師,也可提供台文系學生機會。

然而,江寶釵認為,這些就業機會可能是短期的,長期來看,還是要從教材上做改變,跟中國大陸加以區隔,並強調台灣是自由學習的環境,教學方法更活潑。因為外國人不見得到台灣、可能去大陸學華語。

【文章出處】
《聯合新聞網》2017-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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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學好文言文,何必靠體制(學校教育)......

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文教育


最近「國文課綱」再次引起爭議,我們能否撇開文言/白話比例的爭論,問一個最本質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再活一次(如同我們的小孩一樣),我們會希望有怎樣的國文教育?

先從一個極端不同的例子來看:歐美的語文教育常常甚至是沒有課本的,他們的教材常常就是文學經典這樣的閱讀量是大大超過我們的課本的他們可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的文學,正是他們文化中的精髓,而這種歐美文化一直到現在都持續不輟的。舉例來說,「傲慢與偏見」、「包法利夫人」在處理近代化過程中男女自由戀愛及其後的家庭問題高老頭在處理資本主義過中人的金錢與道德的關係罪與罰在處理上帝死後個人的道德問題(也可以說是個人主義問題)悲慘世界在處理法律與正義的問題。這些問題和現代人的處境息息相關,學生在閱讀及討論中很可以和自身的生活處境扣上關係,從中同時滋養文化涵養也培養出自身看法。

台灣的「國文課綱」爭議,正好反映台灣的文化斷裂,或者是多元我們有傳中國文化的傳統,也有新興崛起的台灣文化,同時我們又處在歐美強勢文化之下國文教育不能提供我們自由戀愛與家庭的借鏡,不能提供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金錢與道德間的權衡,不能提供我們在卸除了傳統(儒家)道德後的個人應該如何而活的倫理學問題(有別而又共同於西方卸除了宗教的道德),不能提供法律與正義間的關係。總之我們的國文教育沒能提供我們現代生活的文化準備。於是,有些人集結起來高喊我們的欠缺哲學教育,有些人高喊我們欠缺品德教育,欠缺性別教育(因此呼籲拿林奕含的書當教材),其實我們缺乏的正是好的文學教育。



於是,我們高中大學入學考試的作文,多是不需要嚴肅思考的抒情式題目,像是「彎腰的郵筒」、「雨季的故事」,而不能像法國哲學會考那樣的嚴肅紮實。當年政府高層有感於資本主義社會中的道德淪喪,推出「中國文化基本教材」,以及當今推廣的「品格教育」都是下錯了藥方。我們的課綱、課本或是「核心古文四十篇」,像極了過去科舉考試所規範的四書五經。那是統治者希望的文化道統,而這種規範正被聯考制度複製沿襲了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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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選文讓一綱多本變回一綱一本

曾任教育部95課綱研修小組召集人、98課綱委員的清華大學台灣文學所榮譽教授陳萬益今天受訪時表示,當初在95課綱訂定40篇參考選文只是讓各出版社參考,沒想到最後竟然變成各出版社「必選」的文章,雖然後來一再刪減,但讓各出版社的課本都都長的一模一樣,建議應把參考選文刪掉,回歸一綱多本原意讓出版社選文。

國文課綱爭議除了文言文及白話文比例外,由普通高中分組透過網路投票選出的十篇「推薦選文」,也是外界關注重點。


陳萬益表示,其實文言文的比例與選文篇章都不是語文教育的核心議題,關鍵在於要解放,但每次提及課綱爭議的都是文言文的比例,放眼各華文國家都是大幅度的改革,但台灣卻被文白比例及參考選文纏住。他也說,學生為了進入好的大學不得不接受考試,導致高中教師得配合大考,家長會送孩子去補習班,語文教育體制不只是教科書或課綱的問題,必須共同面對這個體制。

陳萬益指出,其實當年95課綱推薦選文只是參考選文並非核心選文或經典選文,「後悔當初決定」,沒想到卻變成40篇必讀、演變成核心選文、經典選文,應該要刪掉參考選文,才符合一綱多本的原意。

他表示,參考選文讓各版本課本都長得差不多,應該把綱要訂定出來後,回歸各出版社編輯選文,讓各校老師選擇最適合的教科書,否則即使出版社或編輯再有理念也僅是空談。

【文章出處】
《聯合新聞網》2017-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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