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分類: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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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讀後感──在歷史的傳承與轉折之間

按照作者黃仁宇先生的意思,中國傳統的歷史,大體分為三個階段,隋唐之前為第一帝國時期,隋唐宋為第二帝國時期,宋以後為第三帝國時期。第一帝國時期的特徵,是地理經濟上的要求(季風氣候,河積平原,農業發展,要求統一的管理),推動政治的早熟,使中國沒有地方獨立發展的機會,因而也就談不上民權,只有皇權的發展與鞏固;第二帝國時期,是各方面的成熟與開放,但始終沒有找到經濟轉型之路,分散的農業經濟無法有效組織,以適應人口、技術等因素的發展,甚或處置不當的時候不能有效抵禦游牧民族的進攻,於是轉入明清第三帝國時期,以全面封閉,全面限制來統一內部,壓制發展,希望藉此實現穩定自身,對抗外來民族騷擾的目的。

這本書和《中國大歷史》是要結合起來看的,比較來說,《大歷史》更側重宏觀而本書更側重微觀,但就讀者來說,似乎從這本書上更容易看到歷史中的傳承與轉折。

黃仁宇所要解釋的中國近現代以來的掙扎問題,最直接關聯的,是中國傳統的封閉性問題,即思想文化上往理學、心學方向發展,經濟上追求均一化,鼓勵小農經濟,限制商業發展,社會上追求穩定性,限制流動與交易。目前來說,似乎提出了幾條原因:

1.政治的早熟導致了追求統一的文化因素,地方沒有充分發展與競爭的機會,只有中央集權的膨脹,那麼民權與民主就很難有生根發芽的土壤,有利的、發展性的經濟社會因素不能得到鼓勵,法制不能成熟;

2.季風氣候與游牧民族的存在造成內外部的威脅,一方面產生統一與中央集權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否能有效組織國家資源,解決這兩個方面的威脅,是每一個朝代都要主要考慮的問題發展與繁榮,反而是次要的問題冒險與激進,都不是值得鼓勵的個性

3.開放性的政策不能成功,經濟上的變革也遭遇失敗,明清之後,遂轉封閉性、防禦性的策略,一味內求與壓制,於是有近現代的落後與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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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33)──元順帝

元順帝值得我們在這裡特別提出討論,不是因為他之個性和作為,有特長之處,倒是由於他處境之特殊。元朝一共有11個皇帝,第一個皇帝世祖忽必烈從他稱帝之日算起,在位34年(之先的12年不稱元朝)。茲後的9個皇帝一共只經歷了38年。而最後的一個順帝卻又在位35年。這35年內,元帝國由一個無可奈何的局面終至土崩瓦解。最後明軍之北伐,如摧枯拉朽。元朝的覆亡,與其他幾個朝代類似。只是通常我們看到異族入主,北方的遊牧民族以強悍的騎兵南侵,所向無敵。這次卻以多數民族為主,以長江以南為根據地席捲華北。元將或死或降。最後順帝直到通州失守,才夜半開大都(北京)的建德門北奔,時為1368年,也是明洪武元年。兩年後順帝因痢疾死在內蒙古之應昌(多倫北),他的后妃皇孫全部被明軍俘虜,只有太子率十餘騎遁去。明朝認為妥歡帖睦爾在國破家亡之前夕,不背城一戰,而決心逃竄漠北,是為「順天命」,所以稱他為元順帝。 
   
傳統歷史家以「朝代歷史」為著眼,順帝御宇的35年元朝的統治力量與威望都已江河日下,總不外「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必然後果,那麼也就沒有如何值得琢磨、切磋之處了。
   
我們不以為每一朝歷史儘是他朝之殷鑒。在前述特殊情形這下,倒也有機會看出中國傳統政治的真髓。而且失敗也不一定是由於錯誤,有時某種人文因素在某種環境之下,注定的無法順利的展開。我們看到一個少數民族雖獲得政治領導權而不願遷就於多數民族政治體系之需要,其統治不能長久。我們雖一面以今日的眼光批評這種體制(因為這是今日讀史的首要目的,也就是要把今人的地位解釋得合理化),一方面卻也領悟到當時限於組織上技術的能力,選擇的機會至少(不然我們就不能瞭解何以歷史不能縮短,何以中國不能超次越級立即進入現代)。 
   
接著元朝的是朱明王朝。洪武帝朱元璋很多的設施,今日看來是極不合時宜的,而當日他偏要那樣做。也只有將隋唐宋元的歷史一口氣的看下去,才能體會到他的處境和我們不同,而此中的背景,元順帝的一段也不可少。 
   
從順帝的本紀我們不容易看出他的個人性格。傳統的作史者,也有把他寫作一個典型的亡國之君的情勢。比如說:他喜歡田獵,有一次獵於柳林,凡三十五日。他也有西僧教他「行房中運氣之術」或稱「善秘密法」。若干私人留下的筆記說他和喇嘛僧有公眾的淫行,甚至牽涉官員妻女。他也在國事蜩螗之際,於內苑造龍船,「帝自製其樣,船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又造宮漏,「其精巧絕出,人謂前代所罕有」。此外他教宮女使用各種樂器,在讚佛前舞蹈
(編按:創作十六天魔舞),都是他「怠於政事,荒於游宴」的證據。這種說法,與記載其他很多亡國之君的行止,如出一轍,其真假不論,只是要將元代之覆亡,歸咎於最後一個皇帝之缺乏道德責任感,就有歪曲事實的嫌疑了。 
   
妥歡帖睦爾
(編按:元順帝本名)原來是元朝宮廷政治的犧牲者。他以先朝皇帝(編按:元明宗,後為其弟元文宗所弒)的長子被流放,首先住在朝鮮北部的一個島上,次安置於今日之廣西桂林,他曾讀少量的漢文書,但根柢不深。1333年他13歲突交好運,被幾個權臣迎接出來做皇帝。但是起先7年他完全受制於立他的伯顏(很多蒙古人用這名字,此非滅宋之伯顏)以及當時的太后嬸母不答失里(編按:元順帝伯父元文宗之皇后,元順帝時被尊為太后)的勢焰之下。1340年他才利用伯顏之侄脫脫(也有不少的蒙古人用這名字,詳下)策動政變,將伯顏及不答失里流放,自主的做皇帝。從他的形跡看來,順帝是有權能的政客,適於生存,富於彈性,願意將就妥協,擅長利用一個人物或一種機構去平衡另一人物或因素。例如他自己好佛而主持佛教的各種儀節,卻又經常出席經筵聽儒臣講解詩書。在他手下蒙古人和色目人佔上風,他卻援引一個漢人賀惟一做御史大夫和左丞相。賀說這些職位依成例只有蒙古人能任就,皇帝則賜賀蒙古姓名太平,一定要他居此職位,並且詔省台官兼用南人。他的本紀裡也看不出任何偏激的言辭。他對臣下的諫勸接納與否,也不追究進諫人,我們想像以當時宮廷處境之艱難,妥歡帖睦爾只能將就現實。他固然沒有領導能力,可是不是他的機警圓滑,也決難在位如是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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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元世祖忽必烈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32)──忽必烈留下的傳統

蒙古人以少數民族統一中國,非多數民族之福。只是如果他們真能以「無本身利害」及「不無端干預」的立場,掃除遼金南宋以來的積弊與苛政,卻也不失為在中國歷史上的一種貢獻。我們仔細讀忽必烈的傳記,無法斷言他沒有這樣的心腸。他作的《下江南檄》就指責南宋的通貨膨脹為苛政,他也曾下令,禁止買賣濫估價格,也曾將賦稅降低。他之禁止軍隊濫殺戮,廢止遼金以來的酷刑,革除了宋朝黥面的粗蠻辦法,都具有改革者的作風。而且南宋以來有些地主收流民為客戶,既把他們當作佃農,也把他們視為農奴買賣,忽必烈也下令禁止。馬可波羅親眼所及,也盛稱元世祖注重農事體恤貧民儲備饑荒等等善政。我們再看在他手下任要職的一批漢人的經歷,也可以看出他們都有扶助明主的抱負。明太祖朱元璋對蒙古人無好感,他手制《大誥》就道德指斥「胡元制主」的不當,但是他的帝王廟,仍以元世祖的神位與他選定的其他4個帝王,即漢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一起配享,他自己也到他們靈前行禮(他之崇拜這些人,並不是盲目的。他以前也享祀隋文帝,後來卻又將其靈位撤去)。 

但是忽必烈的志趣,不一定是他的成就;他的作為也不一定是他留下的傳統。 

忽必烈登皇位後對於軍事上的指揮已有重要的改變。他以軍事行動為政治上的手段,不像成吉思汗一樣,以為征伐的本身就是一種目的。元世祖起先南守北攻,親自率兵包圍卡拉科倫。然則即使在阿里不哥這問題解決之後,他就未曾再親臨南方前線。攻宋以水軍為主,軍事也大多用漢人,船隻則大部造於汴梁。他原來擬用史天澤為統帥,但是史以年老辭,改用伯顏,是因為伯顏不嗜殺人。蒙哥所用戰法,至此都已放棄。忽必烈不冒險攻堅,不輕舉急進,不專事破壞。他之圍困襄樊,費時四年半(1268年夏迄1273年初),不到這漢水之上的重鎮攻陷,他不以大部隊冒險深入。在這些地方,忽必烈總表示他籌謀全局時以南方的辦法對付南方;北方的辦法對付北方。因之他自己也成為了一座擋箭牌,防制了蒙古人對南方的荼毒。他對能知政事高達的詔諭裡明確指出:「使百姓安業力農,蒙古人未之知也。」,即此已經很明顯的表示了他自己的立場。不過他自己為蒙古人,又要保持蒙古的語言,提倡蒙古新字,不願像拓跋宏那樣的漢化(詳本書「北魏拓跋氏」一章),在軍事方面蒙古人的服務又不可或缺,而他在維持大可汗的地位(最少要防制一個競爭者使用如此的名號),更不得不拉攏蒙古人。他所賜「先朝皇后」以下各王子貴族的金帛,數目豐厚,終生未除,也都是這種妥協政策下的產物。關於用人一事,他在1285年諭右丞相安童:「此事當蒙古人不知,朕左右復無漢人,可否皆朕自決。」而安童本人尚是蒙古人中較開放者,受漢人儒臣尊敬。皇帝還要如此向他開說,可見忽必烈想要鞏固自己的地位,同是遂行自己的政策,經常左右為難,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得意稱心。馬可波羅已經提及蒙古皇帝統治下的大多數漢人對他的種族政策不滿。現在的美國作者John Dardess在說他用人時,按種族分為四級,實在是「超國籍」的辦法,雖然他也有事實上的根據,這種說法不容易為中國一般讀者接受。 
   
不過有了這些矛盾,我們即要以領略到歷史上兩個民族具有不同的背景,而在文化發展的過程上講,其進度也不相同,要在同一的體制下存在,是一個非常尷尬的局面。 
   
色目人之被引入事端之中,則因為他們大都是中亞腹地土著,如過去之蘇定安種及刻下的回紇,都以經商著名,也成為蒙古人的經紀。然而遊牧民族所掌握的產品無非牲口馬匹皮毛。這些產品要能有利的推銷於市場,純靠專門的商人批發墊借,代他們主持。很多色目人即長期與蒙古人交往,也供應他們所需要的物品與兵器,在蒙古人佔領中亞之後,很多尚成為各地的承包納稅人,他們也隨著蒙古軍事政治力量之擴張進入中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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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成吉斯汗鐵木真(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31)──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我們教學歷史的人想給初學者若干指點,使他們能看清今日中國的興衰與過去兩千年來特出的人物與事跡,有前後貫穿的關係,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著手。剛說原始資料,則《元史》、《元典章》和《元史類編》等等,已經給我們志不在作元史專家的透不過氣來。此外蒙古的《黃金史》(已有漢譯)也要與中國方面的資料對看。而現代學者的專題研究,尚不盡見於中英文,多數讀物仍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專家以外如我等敢於隨意涉獵的域境。 
   
過去歷史教學的辦法,或是強調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著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到前說,我們常聽見蒙古人以馬上得天下馬上治之的論調。趙翼的《廿二史札記》即有蒙古皇帝不識漢文,他們自己也由權臣推戴各條。況且他們又分全民為四等,一為蒙古,二為色目(即各色諸目,以中亞腹地突厥回紇黨項各種為主),三為漢人(北方人,包括女真人高麗人),四為南人。還有按職業分,僧道高於官吏,儒生低於娼妓的說法。而番僧則尊為國師,理財者則又都為聚斂之臣。這樣的說法不是完全不對,但是過於簡化歷史,過於傾向筆記資料,容易由事實而遍近傳聞,終至於失諸謾罵。元朝人之種族觀念,事誠有之。可是劉秉忠、姚樞、許衡以文學侍從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創設典章制度,史天澤、董文炳為元朝開國打江山前後數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將征日本又失敗之後仍以中書右丞商議樞密院事(行政院秘書長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可見得漢人並未完全被歧視。即到後期漢人難於在朝中執掌大權,可是在御史台以監察官的身份糾舉蒙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實效。而賀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極人臣(他末年不得善終是元朝朝廷的政治問題,與種族無關)。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誠然也有膾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孫征服的地區橫跨歐亞,世界歷史裡還沒有第二個如此的帝國足以望其項背。這方面固然是由於13世紀歐亞之間沒有一個有力量的軍事政治組織,足以號召抵禦蒙古人從草原地帶發動的大規模攻勢;一方面也由於他鐵木真的組織天才。當時蒙古人人口,不到兩百萬,但是分成無數的部落,動輒自相廝殺。鐵木真以聯婚拜盟襲擊征服的不同方法將他們歸並成為一個民族國家型的龐大軍事機構,於1206年得到各酋領的公認,被加上一個成吉思汗的頭銜,較之希特勒之為日耳曼民族的「領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領導之下蒙古全國皆兵。他的兵制,以十為單位成百成千組成,無薪給。各部隊領導官只要有能力,陞遷極快,不按年資。兵士極能刻苦耐勞,馬可波羅說:「他們之能接受艱苦,世間無匹。他們能夠一而再的幾個月沒有食物全靠牝馬的乳汁和弓箭所獵取的禽獸為生。」又說:「如果在特殊環境之下,他們可以一次馳騁十天不食人間煙火。」如果我們覺得這段文字誇大的話,則《元史》「太祖本紀」裡記另一酋長的故事,也有「中道糧絕,捋羊乳為飲,刺橐駝血為食」的敘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隊無大小行李,兵士只帶皮囊盛水,也利用之為渡河的浮囊。他們能在馬背上假眠,必要時晝夜行軍,環境許可就換馬繼續前進。 
   
這樣的兵員組成的部隊,騎術又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嚴格的軍事紀律,更因為當日科技尚沒有產生應付騎兵以密集隊形衝鋒陷陣的對策,也就難怪成吉思汗兵威所至,銳不可當了。他們慣用高速度進軍,以數縱隊協調的戰術將敵方包圍。如果敵方堅強抵抗則開始佯退,而乘敵方行動警戒疏忽的時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殘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戰之後不惜燒殺以為茲後藉著城垣抵抗的敵人作鑒戒,有時極度的殘忍。他也利用「第五縱隊」在敵後散放謠言,並且驅送難民於敵境,使他們先造成恐怖的空氣。但是一到常態恢復,所有殘暴手段立時停止,士兵有犯者處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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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30)──道學家

1279年元軍與南宋的殘餘艦隊海戰於廣東新會南之崖山。最後元軍合圍,宋左丞相陸秀夫負著他所立的帝丙──一個7歲的孩子──赴海死,宋亡。這不僅是一個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這劃時代的1279年也給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傷心的一頁。一般講來,中國都市物質文化在宋朝時達到突飛猛進的最高潮,茲後就再沒有表現這種傑出的姿態。在科技方面講,中國的拱橋、建築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艙壁以造成不透水的船艙、航海之用指南針、踏水輪之船艦、火藥、三弓床弩、占儀、水鐘和深度鑽地的技術,而極可能的煉鋼爐及水力紡織機都已出現於宋代(後二者之圖片,見於1313年之《農書》,去宋亡只34年)。撫今追昔,我覺得胡適所譯拜侖之《哀希臘歌》兩句,很相近的表達了我們對趙宋王朝的一種類似的情緒。此即是: 
   
我徘徊以憂傷兮,哀舊烈之無餘! 
   
為什麼這一般好形勢,不能繼續?我們不能將責任完全推到少數民族身上去。遼、金、元戰時對中國的破壞,程度不深。戰爭一停止,也們也致力建設。如果說他們沒有打開局面,則在他們後面明清兩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來的高度進展。 
   
這樣一個龐大的問題,本身已抽象,當然各有諸子百家的解釋。譬如英國的漢學家 Mark Elvin就認為傳統中國農業生產,在技術上原有很多可以增進的地方,但是到了某種程度之後,勞動力投入多,而增進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後來勞力增加,收穫只供食用,同時中國的經濟過於龐大,也不容易作質量上的改進。這樣的解釋,不能說他不對,可是很難令人相信這已經全部解答了這一個龐大的問題。 
   
我的解釋也只能跟隨著本書縱談大歷史的立場,提出和前後文銜接的兩大因素。一則中國的財政無法商業化,因之傳統社會,不能進入以商業法制管理的階段。另一則是思想上的內向,以理學或稱道學為南針,先造成一種收斂性的社會風氣,這兩者互為因果,也都在北宋末年開始顯示登場。 
   
關於財政不容商業化,已在「王安石變法」一章論及。其最重要的關鍵,還是官僚政治,無從個別的而且確切的保障私人財產權益。其背景則是以大量小自耕農作當兵納稅的體制不能廢除,中層缺乏有效的聯繫。既無財力遍設法庭,也不容各地依地方習慣自創系統,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師。如是司法與行政不分,縣級官僚萬能,他們所能掌握的也是簡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則靠宗法社會的家族首長支撐。不僅宋朝如此,明朝16世紀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裡明寫出:「凡訟之可疑者,與其屈兄,寧屈其弟;與其屈叔伯,寧屈其侄。」這樣一個法官,尚未開堂審案,就已將他自己的偏見明白寫出,也只能在中國出現。其結果則是真理與威權,全是由上至下。負擔最重的人們,也是最無力負擔的人們。而且這種體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環境作主,一有變態則毛病與問題更不可爬梳。前面我們已經檢討過宋朝的折稅與和糴產生「以錢較絹,錢倍於絹;以錢較麥,麥倍於錢」的情形。傳統中國又從未開設商業特別的法庭,商業資本不可能在這種環境裡繼續集累。因其缺乏組織與結構的縱深,商業也只能大體保持原始的農村內的企業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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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9)──賈似道買公田

《宋史》「奸臣傳」一共四章,列舉奸臣15人,又包括他們的子弟等7人,一共22人。內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確、章淳,也有慫恿徽宗揮霍的蔡京,和李綱為難的黃潛善和汪伯彥,置岳飛於死地的秦檜,一意北伐的韓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兼都督的賈似道殿後。我們今日重新檢閱他們的事跡,很難證實各人的「忠奸」,確如作史者之所論列。但是以上15人為當時人及作史者認為是輿論之所不容,則是事實。而且將他們擺在一朝國史之後,顯然的已認為朝代之覆亡,應由這些奸臣負道義上的責任。 
   
賈似道,「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傳統壞人的典型。並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於理宗趙昀,又是靠裙帶關係陞官。後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了一代權臣。他個人愛聲色,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尚起樓閣亭榭與諸妾鬥蟋蟀為戲。他在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於1259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份到漢陽指揮軍事。他密遣使向敵方以皇弟身份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後來稱憲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國爭皇位,才倉皇許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稱帝建元中統,派人向南宋征歲幣,來使反被賈似道拘禁。茲後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求。 
   
可是賈似道也真有粉飾太平的本領,於是又十多年,1264年度宗趙基嗣位,這已經是一個3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份上表出師。1275年的春天,元軍(1271年蒙古才稱元朝)已取得長江中游,伯顏的大軍已向下游進逼,賈似道自己的女婿範文虎也在安慶降元(此人後來率宋軍參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還整備船艦向蕪湖進發,可是他向伯顏求和既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於是只好遁居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后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傳統政治裡的貶官逐放,常埋伏著獄禁之中暗殺的動機。本來寫賈似道傳記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結束。只因為賈似道是一個如此的奸臣,倒要寫出來私自將他處死的乃是志願械送他的縣尉鄭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忠,彼此為千古讀史者所傳誦。 


賈似道.png  
上圖:賈似道

替奸臣說公道話,不是本書的目的,即暴露傳統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們重新檢討歷史之主題所在。我們提出賈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國財政史和經濟史裡一段重要的環節,不能為賈個人的行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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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宋徽宗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8)──靖康恥

宋朝第八個皇帝徽宗趙佶於公元1125年金人進逼汴京之際倉皇傳位於皇太子趙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趙桓成為歷史上的欽宗。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年多,被金人擄去,終身監禁達三十年之久。 

其實徽宗也未漏網。1126年,也是靖康元年,欽宗搜括開封市內的金銀貢獻於金軍,承認割讓北方太原等三鎮,敵方後撤,京師解嚴,太上皇徽宗為群臣諫勸表示團結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開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戰未決間金人捲土重來,這次他們不再與趙宋交涉,竟擄獲當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雖然這事發生於1127年初,通常歷史家公認北宋亡於1126年。此後徽欽二宗先後死於五國城(今日中國之東北角)已不在話下。 

只有在這紛亂期間徽宗之子欽宗之弟康王趙構能夠舉兵脫逃,在南京稱帝,是為南宋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於江浙沿海一帶,有一個時期亡命於海舟之上。後來總算定都(只稱「行在」)於臨安(杭州)。又直到1141年秦檜的和議成功,趙構向金主稱臣,每納歲幣銀絹各二十萬,又認定淮河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較安全,如此保持半壁江山至1279年亡於忽必烈之元,先後延宋祚又153年。 

靖康這悲劇性的年號千古普遍的流傳,大概是由於岳飛所填詞《滿江紅》有「靖康恥,猶未雪」字句之故。既稱之為「恥」,則是不應當發生的事跡,竟讓之發生。1126年斡離不進軍開封之際,兵力不過六萬,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師,號稱二十餘萬。只是和戰之計倉皇未決,以致人心瓦解。當時如果持以恆靜,何至如此凌受羞辱?這樣子的分析與辯駁,已經有很多歷史學家先後為之。並且追究責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面則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歷史家鋪陳往事,其主要的任務是檢討已經發生的事情之前因後果,不能過度著重並未發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機緣也可能發生,並且可以產生理想上的衍變(除非這樣的揣測提出側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補正面觀察之不足)。並且金人入主中原,「廢」北宋皇帝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們亟要找得眾所公認的原因,專門相信當時人個別追究責任維持己見的說法,很難與今日的理解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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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王安石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7)──王安石變法

公元十一世紀後期宋朝的第六個皇帝神宗趙頊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條例司(財政稅收設計委員會),創行新法,是中國歷史上一樁大事。這事情的真意義,也只有我們今日在二十世紀末期,有了中國近代史的縱深,再加以西歐國家現代化的經驗,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更清楚。 

基於這種觀點,我們可以把這段歷史題材整個的拿出來重新商榷檢討。 

王安石沒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說他「屬文動筆如飛」,又「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見聞的廣泛。其人既有如此才華,因之雖只做得中下級地方官,已得到文彥博和歐陽修的推薦,也有了司馬光、韓絳和呂公著的宣揚(後來除了韓絳之外,他們都成了王安石的對頭)。神宗於1067年嗣位,初以王安石為江寧府知府,六個月後調他為翰林學士,已有了御前顧問的姿態。一年之後又任他參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擬為副首相),專務「經畫邦計」。然而神宗是一個有雄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復契丹和西夏佔領的國土(其實其佔領已在宋前)。他曾對文彥博說:「當今理財最為急務,備邊府庫不可不豐」。然則這富國強兵的著眼,一般儒士已把它當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蘇軾就說他「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兩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說他「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滿朝重臣的反對。以後這批「反改革派」或被貶派為地方官、或退休。王安石於1070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與他合作的只有韓絳、呂惠卿等,茲後被稱為「熙豐小人」(熙寧與元豐都是趙頊的年號)。1074年皇帝迫於眾議,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預,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調回開封平章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個月,終被罷免,皇帝給了他一個公爵和節度使的頭銜,而實際的職位,則是「判江寧府」,也就是歸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個官職。 
   
神宗於1085年初去世,繼任皇帝哲宗趙煦實足的年齡九歲不到,他未成年時由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廟號宣仁聖烈)聽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的先朝重臣如司馬光、文彥博和呂公著,一時新法罷免殆盡。可是八年之後太后去世,皇帝親政,他趙煦又來一次翻案。他不僅重用改革派,並且奪司馬光謚,又重修「神宗實錄」,以便支持新法,一時反改革派人物被稱為「元祜黨人」(元祜是哲宗於太后聽政時期的年號)。 
   
公元1100年趙煦去世時無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趙佶,即是後來被金人俘虜死在五國城(在今日吉林東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輕佻」之名,要不是朝議和命運的錯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畫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份在歷史上留名,作皇帝確非所長。他在位期間對新法也有兩種不同的態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也都身後復官。可是僅一年餘,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師居要職。他們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則以修史在御前被器重。這時候徽宗趙佶也說「朕欲上述父兄之志」。於是朝中權要以「紹述」的名義,恢復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並且又慫恿徽宗將司馬光以下一百二十人列為「元祜奸黨」,以後更擴大其名單為309人,鐫石於全國州縣,以便分辨「忠邪」,皇室不能與他們通婚姻,他們的子孫也不許來開封。王安石則配享孔廟,成為孔孟之外的第三個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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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6)──澶淵之盟

1987年夏天我去哈爾濱參加一個國際明史會議,在我個人講,這也滿足了一段心頭夙願。1946年我去東北,曾到長春,只以未能抵達迄北為憾。這次到黑龍江省,也算是幸運。過去從各種讀物遇到「松花江」和「黃龍府」的名辭,都已經感慨系之。而我們這一代的生活,也始終因918瀋陽事變而開始其顛簸與折磨。既能在有生之日,還能看到這地區的安穩和奠定,已經有了一種快慰。而且從鐵路線看下去,很多地區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雜以各種行樹,帶著煙囪的紅色磚房則結構成各式村落,其形態在粗條的模式下有似於歐洲一些國家的情調。哈爾濱到飛機場汽車道二十多里兩旁行樹的絕對整齊劃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僅見。據說黑龍江的人口,在抗戰結束時不滿一千萬,今日則已三千三百萬。其中漢民族佔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數民族縱可能產生局部問題,在比重上已不屬重要,這種種發展,都證實我說的長期中歷史的合理性。 
   
我作這種議論,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漢「沙文主義」。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和沙文主義之成為一種堅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現代社會的現象。英法的百年戰爭初起時,純係一種朝代國家間的衝突,直到戰事末期,民族國家的情緒才開始抬頭;德意兩國則遲至十九世紀才成為現代的國家。中國人之不重視國家主義更是由來有素。《孟子》一書中提到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學者所必讀。傳統的作史者有如《魏書》的執筆者,更指出「昔黃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內列諸華,或處分荒服。」也就是利用一種傳奇式的根據,去強調中外一家,間接支持少數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與合法。而《魏書》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這種傳統之下,今日中國之所謂漢人,本身已是一種歷史上的混成體,除了與少數民族對比,能夠藉著他們的特殊性格而顯示其不同外,不能說是自始至終即已保持其血緣上的獨特性。也等於今日之英國人為最先拓殖之土著與意大利人、丹麥人、德國人、法國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國過去一千年的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段發展,則是漢多數民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在華北長期的武裝衝突。這種衝突並非等閒,對很多人講這不僅是生死存亡之所繫,也是成仁取義與放棄節操的分歧點,其中也產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跡。他們的奮鬥,絕非由於一時感情衝動,不容後人一筆勾銷。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場,我們卻不能完全保持過去多數民族的觀點,抹殺少數民族對中國歷史的影響(迄今哈爾濱還有一個中國民族史學會和中國遼金契丹女真研究會)。這原因很簡單,中國境內各民族普遍的通婚由來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絕大多數讀者也無從有把握的證實自己在血緣上講,其為漢人實系公元二世紀以前之漢,或稱唐人為九世紀以前之唐。其為多數民族與少數民族混成的繼承人,則難於辯駁。 
   
根據以上的立場,我們認為中國國家主義的思想,確定於鴉片戰爭之後。直到外強不把中國當作一個國家看待,中國人才感覺到有組織一個現代國家的必要。我們寫歷史,也要基於這種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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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宋太祖趙匡胤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5)──宋太祖趙匡胤

中國歷史中主要的朝代,每個不同,而尤以趙宋為顯著。說也奇怪,各朝代創業之主,雖憑軍事力量奪取江山,只有趙匡胤是個職業軍人。其他如漢高祖為亭長,唐高祖和隋文帝是貴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數民族的領袖,明太祖是農民,他們的政治背景在創立帝業時先聲奪人。只有宋太祖趙匡胤以軍功起家,即創立朝代之日,仍是現役的高級將領,這與北宋之注重技術,企圖在中國歷史裡打開出路,不因襲前朝作風的趨向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從《宋史》的本紀裡看到趙匡胤幸造船務、觀製造戰艦、觀水磯、閱炮車、視察練習水戰、親授醫官黜其藝之不精者,前後不絕。他自己也武藝高強,騎馬射箭均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將的身份親自參加戰鬥,所以宋朝人也稱之為「藝祖」。 
   
既作皇帝則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籌的表現。可是趙匡胤不以抽象的觀念籠罩事務。他作聖賢之君的觀念,能拿出來對真人實事發揮,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說實話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權,曾說:「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各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好便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漢高祖和明太祖的伎倆去屠殺功臣。在統一期間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長,也受優待,無歷朝的疑忌殺戮情事,據說他自己曾立有「誓約」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這一方面表示他的寬懷,一方面也由於他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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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宋太祖趙匡胤

趙匡胤受母親杜氏的吩咐,傳位於弟趙光義(太宗),終其身沒有因為繼承問題而在他左右產生各項陰謀。雖然這種記錄在趙光義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宮闈間的糾紛究竟比各朝為少。這三百一十九年內(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960年至1279年)也有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構成女患,宋朝也沒有宦官專政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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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4)──五代十國

五代史中的馮道,是一位相當離奇的人物。他歷事四朝,三入中書。不管主子是沙陀人、西夷人或漢人,也不管他們是創業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夠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他也能出使契丹,與「戎王」論道而使之心折。馮道所作《長樂老自敘》,一篇簡短的自傳,內中列舉他的官銜,倒佔滿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為魯國公,也被封為梁國公、燕國公、秦國公和齊國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認馮道並非因諛見寵,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種賢良的名譽。《舊五代史》說他「在相位二十餘年,以持鎮俗為己任」。《新五代史》也說「道既卒,時人皆共稱之,以謂與孔子同壽,其喜為稱譽如此」。而且新舊兩史一致認為契丹之沒有夷滅中國人,馮道之力為多。 
   
這故事賦予我們一種印象:傳統歷史家以「褒貶」為己任。也就是認為盈天地的事跡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狹的歷史觀裡也終產生例外之情事有如馮道者。今日我們企圖放寬歷史的眼界,更應當避免隨便作道德的評議。因為道德是真理最後的環節,人世間最高的權威,一經提出,就再無商討斟酌之餘地,故事只好就此結束傳統歷史家忽視技術因素的重要,也不能體會歷史在長時間上之合理性,這都是引用道德解釋歷史,操切過急將牽引的事實過於簡化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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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馮道

公元907年唐朝最後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禪位於朱溫,自此展開了梁、唐、晉、漢、周的五個短朝代,到960年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軍士推戴,成為日後的宋太祖,當中只有五十四年,這期間在歷史上則稱為「五代十國」。現有的歷史綱要,大部分沒有敘述到故事的重點;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則又過於繁碎,都不是一般讀者亟於領略又能掌握的資料。 
   
我們應當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國歷史裡,五十四年不為過長。況且五代十國上接李唐下承趙宋,彼此都是連亙約三百年的大帝國,可見中國社會在這過程中雖經顛簸,並沒有完全垮臺;並且這五十四年內,尚可能產生若干積極的因素,這樣才能讓自北魏拓跋氏所創的「第二帝國」繼續在歷史進程中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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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3)──黃巢

中國的民變,通常在開始時,帶有幾分離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則是一般農民安土重遷,除非有劇烈的天災人禍,很少機會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鋌而走險。並且縱使他們被投入變亂的大熔爐,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蒼天代黃天,彌勒再生等等傳說與觀念,發動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規模的暴動。又要待這兩種因素牽連在一起,醞釀到一段時期之後,這民變才引導出來某種有跡象可循的社會運動,使人們能考究其在歷史上的真意義。 
   
公元九世紀末葉黃巢所領導的變亂,不盡符合上述程序。雖說870年間,「仍歲凶荒人饑為盜」,曾構成變亂的背景,黃巢和他的身前領導王仙芝卻不能在蝗災所及的山東、河南與陝西奠立反叛的基礎。黃巢曾一度稱「沖天大將軍」,也散放過一些謠言與諺語,去助長他的運動,但是宗教上的牽涉引用,卻始終不是他運動之中值得注意的因素,也沒有全民動員,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併參與的徵象。 
   
關於黃巢的出身,《舊唐書》只稱「本以販鹽為業」,還帶著一種輕蔑的語氣。《新唐書》則說「世鬻鹽,富於貲」,已非一般貧販腳商。《資治通鑒》更提出他「屢舉進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舊唐書都把他與朱此並列,《新唐書》更標明其為「逆臣傳」,可見得傳統的作史者沒有把他當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書》又再說及:「巢之起也,人士從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湊論列,皆指目朝政之弊,蓋士不遑者之辭也。」只是其文字過於單簡,我們無法確定其「人士從而附之」的實際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將朱溫,以後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經王賡武的研究,證明其並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書》所說不虛。 
   
黃巢造反的事業,通過廣泛的區域,除在贛閩之間「形山開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不避通都大邑,也沿著巨流大川來往,所以他部下農民軍的成分,並不十分濃厚。看樣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隊一經打散又能迅速恢復,所以他必經常收納討伐他之官軍的兵員。 
   
公元878年王仙芝在湖北黃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長江以南,才使黃巢的運動徹底的展開。他於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於879年的夏天攻佔廣州。在這時候他還希望朝廷招安讓他做廣州節度使。只是此計未酬又加以疫疾,軍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廣州大肆屠殺之後,決心北返,路中不費力的取得潭州(長沙)。880年初他曾被山南東道節度使劉巨容所屬的沙陀(突厥語系)騎兵在湖北挫敗,但是黃巢仍沿長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終在採石渡江北去,兵力稱六十萬,實際上其數目無法確定。又經過幾度迂迴之後,先占洛陽次攻陷潼關,至此長安不戰而得。唐室的僖宗李儼,早已倉皇奔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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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2)──「藩鎮之禍」的真面目

我們從小學歷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鎮之禍」。但是對其實際情形則又茫然。我想今日一般讀者的觀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則是大批讀物缺乏緊湊的綜合敘述,只是提出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讀者無所適從。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觀點,已不符合現代的眼光。現在讓我作一段簡單的介紹: 
   
所謂藩鎮之患,開始於安祿山叛變之後。起先只有「河朔三鎮」,此即是廬龍(今日北京及沿長城一帶)、成德(稍南與山西毗鄰的地區)和魏博(渤海灣迄黃河以北)。每一個鎮(有時也混稱為「道」)轄五、六州或十餘州,約占今日三分之一個行省的面積。每一個鎮的首長即是「節度使」,也就是軍事首長,兼理稅收民政。安史之亂既平,朝廷無力追究其組織系統,只讓一批降將,統率這些地區。於是這些地盤,都成世襲。各使在境內自派州縣官,自行徵兵抽稅。他們一離開任所,就自派「留後」,也等於副長官和繼承人。有時他們也用進貢的方式,向朝廷呈獻一部物資,但是稅收及其軍制,則自行勘定。其中也有軍士驅逐他們的領導人物自立首長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事後追認。而這種獨立及分化的運動,延布到今日之山東、河南及安徽邊境,甚至長江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節度使乘朝廷軟弱而傚尤。 
   
這藩鎮之患成為歷史上的一段事跡,則以德宗李適和憲宗李純兩朝最為顯著,他們之前朝廷對這些藩鎮無力過問,德宗開始不承認各藩鎮的世襲;憲宗則有系統的用軍事力量削平藩鎮。他們是祖孫,中間一代為順宗李誦。但是順宗即位之前,即因風疾不能發言,在位只八個月即傳位於憲宗,與所敘無關。所以這段歷史事跡發生於李適與李純兩帝之間,在公元800年之前後約各二十年,共歷時約四十年。 
   
中樞企圖削平各藩鎮的計劃不容易生效,是由於皇朝本身沒有兵力對付,只能借此削彼,讓各藩鎮看清他們除非聯合抗命,否則只有被各個擊破。於是他們互相提倡「合縱」和「連橫」的政略和戰略,以對付長安的皇室。這種分裂運動於公元782年達到最高潮。反抗朝廷的節度使推極北的朱滔為盟主,稱大冀王,其他各稱趙、魏、齊王。至此他們也還是只有宣告獨立,尚無向唐室進兵的準備。直到李希烈於783年從淮西(今日河南之東南角)攻佔襄陽和開封威脅洛陽,稱楚帝,才使朝廷震動。朱滔之兄朱此,過去曾自動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領唐兵與土蕃作戰,這時閒居在長安。德宗也相信他與各人的叛變無關。不料有一支從西北調來戡亂的軍隊在長安叛變,他們與朱此有舊,也推戴朱此為他們的首領。於是德宗倉皇出走,避難長安西約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長安稱秦帝,且曾一度圍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陸贄的建議,對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寢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784年所下制稱:「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鹹以勳舊,各守藩維,朕撫御乖方,致其疑懼;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宜並所管將吏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緣朱此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能效順,亦與維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斃,朱此兵敗之後落荒而走被殺,朱滔亦氣綏而死。只是他們的失敗,並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孫替代;或為自己的部屬取而代之,其獨立與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據一鎮達十世以上,歷時數十年之久。德宗則「自經憂患,服為姑息」。 
   
憲宗實際上繼德宗登極。他在祖父行退讓政策二十年後又發動削藩。西川節度使劉辟驕騫,憲宗派兵討伐後將他削職。夏綏留後和鎮海節度使拒命反都被斬首。只是憲宗鑒於德宗之失,行動比較穩健。不在兩線作戰,不令意存觀望的藩鎮事先發生疑懼。他之平淮西,費時五年,最後指揮戰局的司令官於雪夜行軍出敵不意將對方一鼓成擒。819年平盧(今日山東)之李師道反,其部下叛變將之檻送京師,至此為唐代削藩事業之最高峰。元和一朝(憲宗年號)唐室號稱中興。然則好景不長,翌年憲宗李純即為宦官所弒。原來德宗想要加強中樞的軍事力量,組織「神策軍」,以宦官統領之,初時不過保衛宮廷,只因神策軍的給養補給遠較其他部隊為優,於是很多邊軍,自願「遙隸」神策。朝廷又常派宦官為「監軍使」去視察其他部隊,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憲宗末年據說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這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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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1)──九重城闕煙塵生

安祿山之叛唐及其餘波,擾攘達七年之久,不是當時發難的人和對方所能預測。從短時期和近距離的資料看來,這事件應當可以防範,既已發生則應迅速解決。 
   
安在中國史書裡稱為「營州雜種胡」。實際他父系祖先出自蘇定安(Sogdiana,中亞腹地今屬蘇聯),母系則為突厥,在當日中國的邊區,他的背景並不算特殊,營州則為今日之熱河。當他在范陽(今日北京附近)發難的時候,已有很多中國文臣幫他策劃。他統率的部隊十五萬人,以一日十里的行軍速率南下取洛陽。唐朝各庫房的兵器多腐朽不堪用,民兵也沒有訓練,此時的「府兵」也多數已成具文,不僅各處沒有「勤王」的行動,安的部隊還有向淮河和漢水發展的趨勢。所以安在公元756年的年初自稱「大燕皇帝」,已有將唐朝推翻的模樣。
   
可是叛軍沒有立即西進,給唐軍一個在潼關地區增強防禦的機會。這時候郭子儀和李光弼又從山西進兵河北,重新光復很多州縣,忠於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機策反,有佔領整個「敵後」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沒有利用這種機緣,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將守潼關的兩個將領——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陝縣退卻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將一個老病而無心戰鬥的哥舒翰推上前線,又不讓他堅守潼關,以待河北官軍擴張戰果,使安祿山腹背受敵,而強迫哥舒翰倉卒出戰,以致一敗則不可收拾,安祿山因此入長安,郭子儀和李光弼的側翼行動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經晉陝向甘肅撤退。 
   
倘使這時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隨著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後的發展,還可更不能逆料。實際上經過馬嵬驛的兵變,楊國忠被軍士胡亂的殺死,楊貴妃在眾人威脅之下由玄宗命令縊死,史書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的情節,於是玄宗南奔,不久就被「尊」為太上皇。太子則北上,一路收拾敗兵流卒至甘肅之靈武,文武臣不及三十人,也通過群臣勸進,「六上箋,上不得已,乃從」的公式,即皇帝位,等於宣告玄宗已經沒有用場,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為茲後歷史上的肅宗。靈武的新朝廷收容了郭子儀和李光弼的部隊,又以和親政策,得到回紇的襄助,以一年三個月而收復長安,又一月而收復洛陽。 
   
安祿山已在肅宗發動攻勢之前被他自己兒子安慶緒的手下人謀殺,安慶緒則在由洛陽退返河北之後給安祿山手下名將史思明所殺。 
   
史思明也是「營州突厥雜種胡」,他在757年殺安慶緒之前,曾率手下八萬眾降唐。肅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殺他,被他發覺。所以他又自稱「大聖燕王」,又再陷洛陽。以後在與官軍作戰不利時為他的養子史朝義所殺。史朝義則被部下李懷仙所殺,事在763年,自此,安史之亂,才算結束。當時玄宗和肅宗都已相繼去世,史朝義傳首京師之日已是代宗李預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臨這次變亂的第三位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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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20)──漁陽鼙鼓動地來

公元755年安祿山叛唐,自漁陽(今日薊縣附近)以十五萬之眾南下攻佔洛陽,繼之於次年取長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嶺。有些歷史家以為這事去618年唐之代隋為135年,距唐祚之終(公元906年)則為151年。這一盛一衰的階段,其長度也大致相等。 
   
小時候上學,還沒讀到安祿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跡,卻先聽到楊貴妃的故事。主要的原因是國文課本中選了白居易的《長恨歌》。當老師吟誦「遲遲鐘鼓初長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時,抑揚宛轉,縱使是鐵石心腸,怕也會為之同情落淚。再加上歷來文人的渲染,如與白詩並行的《長恨歌傳》即稱「天寶十載(751年),避暑驪山宮,秋七月,牽牛織女相見之夕,夜始半,妃獨侍上,憑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願世世為夫婦,言畢,執手各嗚咽」,情節哀艷離奇。又再有五年之後,「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娥眉馬前死」的慘劇,更增加故事的情感份量,怪不得其人其事傳誦千古。甚至在抗戰期間的重慶,也有1942年國立音樂院排演黃自所作《長恨歌》一事。作者也就是《焦土抗戰》的作者——這時完全置敵機轟炸戰火蔓延的情形於度外了。在兩小時內台上音樂院的師生和台下的聽眾重新體會一千兩百年前一個「英斷多藝,尤知音律」的君主和他「姿質豐艷,善歌舞」的妃子當初恩愛與以後生離死別憂恨纏綿的情節。畢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許一二例外吧!這次演唱,倒也沒有被人攻擊說是逃避大敵當前國運如絲的現實,放棄各人戰時的崗位,而去同情一個只顧本身安樂不計生靈塗炭的獨夫和一個顛倒社稷的國家妖孽。 
   
其實「人本主義」是人類一種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詩既具有這性格,則不論其所敘故事與目前政策有無依違,總之不能禁斷。縱有傳統中國專制政府的莊嚴與道學家之刻板,《長恨歌》仍是千古傳誦,也能通過抗戰而流傳至今。 
   
然則白居易到底不是嚴肅的歷史家。即陳鴻的《長恨歌傳》也承認白「詩多於情」逡詩的目的就是要讓這故事經過他筆下「潤色」而不至於「與時消滅」。所以《長恨歌》只能作國文教材,不當引入歷史課目。雖說白詩作於806年,去「馬嵬坡下泥土中,不見玉顏空死處」才五十年,與所敘事相去並不遠。 
   
白居易沒有提及當馬嵬坡悲劇發生時,唐玄宗已將近七十一歲(中國傳統或稱七十二歲),楊貴妃也三十八歲。在今日駐顏有術的條件下,一個女人三十八歲不能算是年齡太大,但是在中世紀就很難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見得白詩聽任感情奔放有浪漫主義色彩。至於詩中人兩方年齡有這樣大的差別,則是因她於745年封為貴妃之前為「太真妃」,更前則為「壽王妃」。原來壽王李瑁,不僅是玄宗的親生子,而且是他所寵愛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為太了作玄宗的繼承人之可能。所以楊玉環被玄宗李隆基寵愛之前確是他自己名正言順的兒媳婦。《舊唐書》沒有提到這重關係。只說:「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後庭數千,無可意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見,時妃衣道士服,號曰太真。既進見,玄宗大悅,不期歲,禮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歐陽修等作《新唐書》才提出「始為壽王妃」。《資治通鑒》則記入開元二十三年(735至736年間)「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戶楊玄琰女為壽王妃」。據算當時她十七歲左右,與李瑁為夫婦後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見(因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長恨歌傳》則稱「詔高力士(宦官)潛搜外宮,得楊玄琰女於壽邸」。如果此事發生於武妃去世後不久,則楊玉環可能以「女道士」的身份和「太真妃」的名義與玄宗保持曖昧關係至少達七、八年之久。因為直到天寶四載(745年)官方紀錄才稱「冊太真妃楊氏為貴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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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9)──武則天
 

我開始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常感到一類題材,不易處置,武則天也是其中之一。要是從傳統的道德立場攻擊她,則明知所謂「殺子屠兄弒君鴆母」半系牽強虛構。並且她在不同名義之下主持中國的政局半個世紀,其影響之所及與歷代帝王最有流風餘韻的相比,並無遜色。所以事實決不會如此簡單,可以由我們以「好」「壞」概括之。而我所講授的,則又是中國史的綱要,也要與今人有關,因此更難。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獲隋末從唐高祖發難,曾官至工部尚書,荊州都督,所以她也算出身名門,並非「寒微」。只是她在十三四歲之間入宮為太宗才人。所謂才人半為侍女,半為皇帝宮中沒有實際名分的姬妾。太宗去世之後,她就發付感業寺為尼,在這裡她邂逅了高宗李治。茲後她由高宗的昭儀進為宸妃,於公元655年立為皇后,據算應當已在30歲左右。 
   
她自與高宗見面之後即有控制他的力量,無可置疑。高宗有子8人,前4子出自後宮其他妃嬪,後4子則全系武後所生。以唐朝皇帝姬妾子孫之多,如太宗有子12人,玄宗有子30人,憲宗有子20人,武則天必曾專寵於李治之後宮。 
   
高宗於683年去世,武則天初立她的兒子李顯為皇帝,她自己仍臨朝稱制,不出兩月,她又廢李顯為廬陵王,而另立兒子李旦為帝,皇太后稱制如故。公元690年她更「革唐命」,改國號為「周」,自稱「聖神皇帝」。如此以女主稱帝約15年。到705年的春天她生病才由李顯復辟,是為中宗。那年年底武則天才與世長辭,官方稱她享年八十一,有些人說她實際年齡為八十三。中宗復辟後5年據說為他的韋後所弒,但是韋氏想照樣以女主臨朝稱制的計劃則為李旦之部屬所推翻。李旦於公元709年復位,是為睿宗。只是如此一來,李顯與李旦,中宗與睿宗,俱是武則天的兒子,而且茲後唐朝其他15個皇帝也全是她的孫輩和後裔。所以縱是武後的頭銜一改再改,她仍是唐朝的祖先和國母。以一個篡位而顛倒朝代的人物,又在太廟裡千秋享配,也令修撰國史的為難。他們既不敢褒也無法多貶,因此也更造成機會使好多人可以以傳聞混為史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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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則天還有二處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是她的恐怖政治。她在686年在各處設銅軌接受密告。又任來俊臣為御史中丞(監察院副院長),他和他的特務人員拷訊的工具,慘極人寰,等於逼人自誣而就死地,經來審問的「百不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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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8)──貞觀之治

公元7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630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佔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6英里,南北5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1/8。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城分為110個方格,南北馳道竟有500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629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範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畛域,授以官位品職。L. Carrington 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也經過趙翼的《陔余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18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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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7)──隋煬帝

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608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人,610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像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象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御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并州總管(山西省省長)。公元589年伐陳之役,他20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51.8萬人不出月餘,平定江南,重新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佈,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1133800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過大,無法擺佈。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裡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612年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又控制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613年煬帝捲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浚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徵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614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借此班師,卻已經徘徊歧路。615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617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618年的春天,這遭眾叛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公元7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20世紀末葉,又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裡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鑒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併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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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6)──從分裂到統一

至今還有些讀歷史的人,仍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一段尷尬的局面。這369年,缺乏一個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大帝國。要把它當作一個過渡時期看待,又未免牽扯得過長。這當中的人物事跡,敘來也難得有頭緒可循。所以有些歷史書,就把這369年輕率的穿插過去,以便迅速提引到隋煬帝和唐太宗等前後關係比較完整也更容易檢討的題材。 

可是魏晉南北朝的長期分裂,在中國歷史裡只發生過這麼一次。它給我們一個機會去瞭解中國民族演進的歷史,並不一定就是各朝代歷史的總和。雖說統一的政治中心不存在,中國很多人文上的因素還是不斷的發展。舉一個例: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於公元496年改姓元。其他如步六孤氏改姓為陸,獨孤氏改姓為劉,鮮卑民族改姓的一百多,這當然引起很多尊重民族傳統的鮮卑人士的不滿,6世紀洛陽的政變,和北魏朝廷的分裂,不能與此無關。 

北周的創始者為宇文泰,他也是鮮卑種。他於公元554年以為「魏氏之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多絕滅,至是以諸將功高者為三十六國後,次功者為九十九姓後」。表面看來,這是對元宏漢化政策的一種反動,也強調鮮卑民族各部落在歷史上的傳統。而實際上他盤踞的關中,並沒有很多鮮卑苗裔。他的胡姓,也只能賜予漢人及胡漢混血的將領。他日作隋朝開國之主楊堅,這時候就因功勳被賜姓為「普六茹」。這樣只更提高漢人在朝中的地位,而更使胡漢的界限磨滅。其背景則是長期分裂的局面下,北方成為融合各民族的一大熔爐。少數民族之逐漸被多數民族吸收同化,也就不可遏止。 

元宏的政策,還有一種貴族化的趨向,他尊重范陽盧氏,清河崔氏,滎陽鄭氏和太原王氏的社會地位,也讓鮮卑系的望族穆,陸,賀,劉,樓,於,稽,尉八姓和他們同列。而當日時尚的趨向,則是在民族融合的過程中,全部平民化,所以元宏的親信李沖和韓顯宗都反對他的作法。 

我們已經提及,當時人認為秦漢以來大帝國之崩潰,在於「兼併」。土地一集中,則地方官無法處理境內行政,並且由於地方的爭執,影響到朝政。這樣之事能夠發生,則是「選舉制」之不良,以致漢末所推薦的孝廉都是豪門子弟。曹魏想改革這種毛病,實行所謂「九品中正」之制,也就是徑由中央政府派考察官到地方任所去品評人物,以作吏部任命的憑藉。其結果又如《晉書》劉毅傳裡說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種士族力量的膨脹,也影響到軍事行動。在政治秩序崩潰的時候,立壇設盟,只有靠世家大族的領導。根據《晉書》王戎傳,八王之亂時,河間王與成都王「帶甲百萬」。晉朝的封建,並沒有歷史的基礎,這兩王能在短時間內糾集這樣大的兵力,也還是因為地方武力早已在後組織就緒,只要上面有人領導,就有幾十百萬的士兵在旗下應命了。 

這種種妨礙統一的情形都要在長期分裂,兵革常起的局面下逐漸淘汰澄清,有些歷史家每提到中國的重新統一時,總要強調中國傳統思想的偉大。但是傳統思想能夠發生功效則是因為社會組織已經和它接近。宇文泰在文治方面最聞名的措施乃是任命蘇綽為度支尚書,讓他規劃新政府的各種設計,此人「博覽群書,尤善算術」,而他的設計,也總以《周禮》為依規,也就是預先創造一個數目字的公式,向真人實事上籠罩著過去。北魏以來的三長制和均田制,都有這種「間架性設計」的趨向。其所以能如此,則是在社會中層可能與朝廷及民間作梗的巨家大室或被淘汰或受約束,中央政府因此又可以掌握大量的農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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