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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愛滋、SARS、麻風到武漢肺炎,中國防疫一再重蹈的「面子」覆轍

我的研究一直攸關1949年後中國的傳染病防疫。長年深嘆不論學者研究得如何盡心費力、如何提醒謹記歷史教訓,中國卻每逢大型防疫,混亂與苦難的歷史總是如預言般地重演,就像以前從未發生過什麼事似的。而如我這般高度關注那塊土地上廣大生靈苦難的學者所寫的歷史與提醒,也依然被壓抑消音無法面世。一個無法累積朝向幸福所需的歷史感的社會,如何能記取前車之鑑以造福後人?

從年前開始,看著武漢肺炎疫情的變化,我實在覺得太過熟悉了。從近年的SARS、愛滋,到1949年後的麻風防疫,中央、地方政府與民眾的反應,熟悉到我曾經筆下的歷史不斷在政府與眾人的日常生活中重演:矢口否認、疫情爆發、被迫承認、強迫且大規模隔離、汙名恐慌比傳染病蔓延得還要迅速、民生規劃缺乏、醫務人員被推到第一線卻無政策做後盾、眾人恐懼憤怒……

然後呢?待疫情經過慌亂暴力但有些效果的隔離防疫手段而終漸消退後,一切又回到矢口否認如常的日常生活狀態,遺忘歷史、禁絕歷史。唯一可能留下的只是對地區「他者」的汙名,如河南與愛滋、涼山與毒品、武漢與肺炎,但至於那裡的人為何身陷困境與如何擺脫困境,卻未受檢討。災區之外的人不關心這些,被汙名的「他者」可能也只想著以否認與掩飾來擺脫汙名,而不是挑戰汙名的根本原因與治理的冷漠無能。

我是有些動怒了。除夕那天我在家門前貼上一張春聯,是聖嚴法師的法語「放下的幸福」,我想實行它,一直忍著沒有寫文說話。今天初五開工,我也過了一個「放下」的年了,現在想寫些話了。就當我自己的歷史紀錄,哪怕繼續被禁絕。


為了國家面子,什麼都可以不顧

武漢疫情發展與控制的荒腔走板,各方都在罵,誰都知道中國政府從中央到基層都是最大的問題。有人說關鍵問題是集權控制,有人說是地方官僚腐敗。這些都是因素,但我想更進一步檢討,是什麼因素讓這些每逢重大疫情就冒出的問題在1949年後的中國長存難改,混亂的防疫歷史一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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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邪惡」鑄成悲劇

二次大戰期間,德國納粹屠殺了六百萬猶太人。許多人以為這是魔頭希特勒「一個人」的作為,但事實上不是。希特勒固然邪惡,但之所以可以造成這麼大的傷害,是因為有一群「奉公守法」的納粹黨員執行希特勒的命令。其中最有名的是艾希曼(Adolf Eichmann)。戰後的審判中,他為自己行為的辯護就是「我只是奉命行事」。猶太裔政治理論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稱這種人為「平庸的邪惡」。

受傷害仍服從命令

受到艾希曼受審的刺激,猶太裔心理學家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設計了一套心理實驗,想測試人在「服從權威」的情形下,究竟會做出錯誤的行為到何等程度。在實驗中,受試者被告知自己是「老師」,要協助心理學家,研究人在懲罰環境中的學習效果。每當「學徒」犯錯時,「老師」就會給予電擊,從15伏特開始,每犯錯一次增加15伏特。當電擊達到300伏特時,「學徒」便拒絕繼續作答,拍打牆壁表達痛苦。但是在心理學家下達「你別無選擇,你必須繼續」等命令下,40個受試者中有26個一路從300伏特繼續施放電擊到450伏特三次。擔任「老師」的受試者明確相信自己在傷害「學徒」,並開始出現「顫抖、口吃、咬嘴唇、呻吟、把指甲掐入自己的肉裡」等行為,但仍然服從於命令之下。 

人性的軟弱在「服從」的體制內徹底地暴露出來。洪姓準研究生在軍中遭到虐殺,或許始作俑者是副旅長、士官長、上士。但是這些人的惡行,卻是因為許多人的「奉命行事」才得以實現。問題的根源,就是軍中致力「轉民為兵」,訓練官士兵成為無腦服從的殺人機器。即使長官為所欲為,體制內的個人都「必須服從」。正是這種服從,讓人成為了幫兇。 


不應為管教而管教

或許有人會認為部隊就是需要服從,才能作戰。確實作戰需要貫徹命令。但是如果進一步追問為什麼要作戰,答案其實就是為了「保衛國民」。但現狀顯然是國軍為了作戰,把服從奉為最高原則,結果就是訓練出了一群反過來殘害國民的殺人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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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大運形象「逆轉勝」,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交大建築所教授張基義,2017年擔任台北世大運品牌諮詢小組成員,他在「文房・文化閱讀空間」舉辦的講座中現身說法,透露了世大運最後8個月,怎麼因為尊重專業這件事,讓形象絕地反擊大逆轉?

世大運宣傳期,曾經推出過一部「Go Go Bravo 臺灣有你熊讚」的影片,在網路上引起很大很大的迴響,都是罵聲連連。當時市長急著要讓市民知道台北即將舉辦世大運,要各局處動員起來宣傳,卻沒有任何主軸的步調、戰略。因為太急,來不及開標案,只能用10萬元以下的預算去做,結果反而產生負面影響,媒體也罵得很兇。其實拍那支片子的團隊已經很認真了,只是這樣的預算下,你不可能去編劇,也不可能去做很好的細節處理。

後來台北市政府痛下決心,決定把在網路上罵他罵得最慘、最大聲的幾個年輕人找進來,組成所謂的世大運品牌小組。台北市政府覺得,既然你們說不好,那不如就邀請你們進來參與吧!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就被邀請進去了。第一天的會從傍晚開到晚上10點,大家唯一有共識的結論就是沒救了。我們突然發覺,台北市每一個局處都很認真在做,但做的都是瑣碎、沒有目標的事情,它們每一件事都是「有人負責」就好,卻不知道要用什麼專業的方法達成。

我們進去之後認為,最重要的事就是如何讓真正的專業者參與。台灣的年輕設計師非常優秀,先前的台北世界設計之都,已經讓一群年輕專業者團結起來。所以那時我們覺得,世大運品牌小組最重要的核心及價值,就是要反映年輕世代正向的力量。

花一個月重塑核心價值

一開始,我們先說服市政府各局處將原先做的事都停下來。當時為了宣傳世大運,教育局底下很多學校都拍了影片,民政局管的很多民間團體也都拍了,我們希望那些全都不要播出,連Youtube也不能放上去,因為一放上去,可能就會跟熊讚影片一樣,影響世大運的形象。當時多虧了蘇麗瓊秘書長一一拜託大家,一整個月沒有任何動作,我們才有時間好好塑造世大運的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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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在6月10日以第三版搶眼的版面積警告讀者一個嚴重的經濟危機:預期今年政府與國營事業投資將嚴重衰退(分別為4.2%與11.9%),台資出走,外資不來。[1] 四大咖卻縮手,使台灣的固定資本形成面臨「四大皆空」的危機。其實,這個現象已經持續了將近20年:從1997會計年度開始,固定資本形成就在2.8兆與3.5兆間震盪,無力向上突破。而媒體也不只一次地提出過警訊。

台灣的投資環境真的這麼惡劣,經濟與產業發展真的已經看不到未來嗎?

面對這個長久以來的問題,媒體、專家與研究機構經常把問題的成因過度簡化與藍綠化:親綠的怪罪兩岸三角貿易,親藍的怪罪FTA太少、民間抗爭與環保法規太嚴而程序冗長、藍綠惡鬥導致企業出走。雷同的論調重複了將近20年,而無助於台灣的脫困。有鑑於此,我們必須跳出島內觀點,從國際學術界的研究報告與國外媒體的分析報導尋找其他線索,以便看清台灣的國際處境與問題的全貌。

台灣的投資誘因與困境

學術上關於跨國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的研究基本上支持一個共識:跨國投資的決定因素(determinants)因時、因地、因國情而異,沒有一成不變的有效策略。[2-4] 所以,即便大陸和香港已經取代美國而成為全球第一大吸金國,仍舊因為吸金的架構沒有跟著產業結構的變遷而及時調整,以致於2012年上半年的外國投資分別萎縮了3%和26%。[5] 

跨國投資的主要項目與時俱變:1950年代以前的跨國投資主要是在尋找豐富(而廉價)的自然資源和勞工,1960年代關注的是市場的規模與成長率,1980年代的重點是製造業的技術與專利和服務業的擴張。1990年代以後,新的趨勢是新興國家所吸收的跨國投資成長速度逐漸超越已開發國家。[2] 

其次,對於人均購買力已經超越日本的台灣而言,我們必須注意到已開發國家和新興國家的吸金優勢不同。已開發國家對新興國家的投資,70%在獲取低價生產要素與市場(首要目標是巴西、中國與香港、印度),其次是尋找海外代工基地以提升資本的使用效率(首要目標是南亞、東南亞與墨西哥);但是已開發國家間的相互投資標的,已經從傳統上的「擴張海外市場」轉為有助於強化競爭力的專利、研發資源,與併購等。[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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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創新創意的時代,怡和創投集團董事長王伯元昨(2)日指出,人才是台灣最大的問題,在人才問題上,台灣面臨3不1沒有難題:育才不能、留才不行、用才不足,也沒有引才的條件。

基於政府先後推出「亞洲、矽谷」、「數位國家、創新經濟」、「數位建設」等多項方案,各方案都涉及跨部會合作和資源分配,為能綜觀全局的戰略規畫,「余紀忠文教基金會」董事長余範英昨日特別邀請國發會主委陳添枝、宏碁集團創辦人施振榮、研華科技董事長劉克振、沛星互動科技創辦人游直翰及王伯元等,以「數位建設翻轉台灣」為題進行討論。

其中,人才一直是數位時代創新創意的核心,而要如何引進人才、培養人才、並留住人才?也是現階段最為重要的課題。然而,在育才上,王伯元認為,如今的台灣教育完完全全是破壞精英的教育模式,導致這幾年人才都跑到國外去了,自然是育才不能,也就找不到人才了。

育才不能,至少要留才吧,但是當「人民幣對上新台幣」時,想留也留不住了,更不要說是引才了。王伯元說,前些日子他花了4天看完68集的連續劇「羋月傳」,觀後心得是「得人才者得天下」,秦國能從邊陲弱國成為強秦,就是因為有「得人才」的政策與「留人才」的環境。
 

至於三國演義的蜀漢劉備則是反證,他說,當年劉漢是集全國的精英為其效力,但劉備雖有用才的本事,卻沒留才與引才能力,所以才有「蜀中無大將、廖化當先鋒」的諺語,而其國家的命運也是可以想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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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子化已影響人才供應。新生兒僅四十年前一半,高中職到博士的招生缺額是常態,成為台灣競爭力的一大危機。

戰後的台灣並不富裕,但因為人生可過,大家還是會結婚生育,所以在五、六○年代,台灣每年新生兒最高可達四十多萬人。像我的家庭極為貧困,卻也有六個兄弟姐妹,活得雖然辛苦,但大家也都能正常長大、受教育,成為有用的人。

一個社會的新生人口是社會的基本實力,是社會的基本勞動力,可以帶動出社會最低限的成長。

這些新生人口會受教育,整個社會的教育事業遂能發展、培育出往後的競爭力,台灣就是這樣走來的。

但這個過程目前已開始下跌。

根據最新的人口統計,二○一七年台灣的新生兒童可能跌破二十萬人,這是一二年以來的最差紀錄。二○一○年代將是台灣人口下跌的關鍵年份。

新生兒減少,很快就反映到教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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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目前依然是一個社會流動性很高的社會,所以年輕一代人總是會有機會從底層晉升到精英階層。我認為中國社會還沒有到達社會規則完全確立的地步,未來還有一次唯一的機會讓一些青年才俊從較大範圍內來改變這個規則體系,這將是一個社會流動的巨大窗口期,過了這個窗口期,社會將會逐漸固化下來。到時精英階層將從權力、財富和道義三個環節上牢牢控制整個社會請你記清楚:現在的精英階層上無法獲得道義上的制高點,這是最後一波機會。希望你把握住,在西方世界可沒有這樣的機會。

很多人有個誤區,他們說現在的社會「上升通道逐漸關閉」、「階層日益固化」,是社會病了。但其實,這才是社會原本的常態。中國過去的兩千年裡,大部分時間都是如此。西方這種數百年穩定的社會,階層固化更是早已天經地義。

階層劇烈變動的年代才是歷史的異態「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之所以成為千古名句,恰恰就是因為這一幕不多見,不常見,很稀奇。時人異之,才產生了文學效果一個流動性過大的社會,一定是制度不完善的,完善的制度不會容忍高流動性。

但恰好,我們這代人的祖輩和父輩生在了中國數百年來變動最劇烈的幾十年裡,每個大家族都有那麼幾個人的人生之跌宕起伏,簡直可以拿來拍電影。中國在短短一百年時間裡,經歷了不下七八次政權變更和近乎180度的政治轉向。《霸王別姬》、《大宅門》這樣的影視作品之所以成為經典,就是因為成功反映了我們這一百年來的個人命運之不可預測,並引起了億萬家庭的共鳴

這種人生經驗導致我們這幾代人誤把這種階層大幅波動的局面當成了世界的常態。而最近20多年看著塵埃落定,要回歸歷史長河的真
常態了,很多人就不適應,受不了了。

良好的家庭環境在任何年代都會極大的幫助後代晉升到社會高階位置將相無種只是平民階層的幻想和安慰劑,儘管這句話是中國普通人千年來的精神支柱(甚至可以上升到民族格言),但最先喊出這句話的陳勝吳廣,最後改變了他們的階層嗎?

精英階層在歷史上名頭多變,無論你管他們叫什麼,豪強、士族、門閥、權貴、集團、派系、二代,當他們作為一個整體出現的時候,首先是一座城堡。城堡的第一功能,是防住別人再進來。所以先進來的人,會不斷地增加城牆的高度,以阻攔尚未進來的人擠來攤薄自己的特權和福利。不過他們會把砌城牆的行為包裝一下,使得普通人很難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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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人.JPG

最近一個知乎上關於階級固化的問答:〈一個精英的诞生,家庭因素有多大?〉刷爆了我的微信朋友圈。一位網友肥肥貓的回帖,獲得了網友三萬多個「認同」和近百萬的閱讀。許多讀者表示「寒門難再出貴子」,的確是他們的真實體驗。

台灣的經濟起飛比中國早了幾十年,也更早遭遇到經濟發展停滯、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上升無望的焦慮困境。台灣人可以站在一個過來人的旁觀者角度(當然是很無奈的過來人),去看中國今天同樣發生的問題,而這其中有些思考也值得我們借鏡。

殘酷的真相:階級固化不是「社會病了」,那是人類歷史的「常態」

原文作者指出:中國社會在過去幾十年改革開放,私人財富迅速累積後,開始進入經濟放緩,貧富差距逐漸拉大的情況。許多人說階級固化、上升通道關閉是「社會病了」。但殘酷的事實是,社會沒病,階級穩定才是人類社會的常態。

在歷史上,階級大幅動盪是相對少數的「異態」。這也是為什麼「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會流傳千古,因為豪門要流落到底層本就是很稀奇的事情。

無論在東方或西方,在大部分的歷史中,階級都是十分穩定的。在和平年代,底層上升通道並不是沒有,但多半是透過頂層階級精密控制的,譬如用科舉考試選拔少量寒族子弟充作底層官僚。

而在過去中國的歷史當中,我們往往能夠看到一個循環:新的王朝建立,財富土地重新分配,且相對平等;和平時代豪門兼併,平民淪為赤貧農奴,造成起義動盪;新王朝建立,再重新走一次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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