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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最可怕的是:一群不讀書的教師在拼命教書!

教師本身不閱讀,是教育的危機

讀書是教師最好的備課,最生動的教材,最崇高的職業素養,最美麗的人生習慣,最發自內心的精神需要,更是教育最靚麗的一道風景;

教師本是一個很執著的讀書群體。然而在應試教育和功利教育的戕害下,很多教師變得眼中只有分數、只有成績,而對於生命中的閱讀卻逐漸淡化了。

不少教師已完全遠離閱讀,這太危險了。

當下教育最大的問題就是教師不讀書,最應該讀書的教師群體卻成了遠離閱讀的一個群體,而其中最該讀書的年輕教師,更成了一個疏於讀書、荒於讀書或者根本不讀書的群體。

在學校裡最可怕的是一群不讀書、缺乏智慧的教師,在辛勤甚至忘命地工作著,這樣的教師會辛辛苦苦地把本來聰明的學生教得不會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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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何想成為教師──從「分組的歧視」談起

高中時代的我,一直因為分組而困擾。分組帶給我的衝擊一直持續到今天,從單純對於制度和歧視的憤憤不平,演變成現在最好奇的主題之一,最終讓我想成為一名教師。文科與理科的辯證至今仍是我常常想解開的謎。

從國中開始,我學數學的經驗便一直充滿痛苦。我發現自己的的腦子對數字不太具敏感度,每次都是靠辛苦練習和勤奮發問才能勉強拿到不錯的分數。進入國立高中後更是發現自己的數學天賦遠遠不如某些同學,雖然成績上我和他們沒有相差太多,甚至有時還比他們好一點,但總覺得要付出比別人多好幾倍的時間,才能獲得一樣的效果。不過和很多不擅數學的同學相異,我對自然科學很感興趣,在高一自然只定性不定量的狀況下成績還不錯。到了要選組的時候,我經過權衡,認為自己對人文社會的興趣比對自然科學的興趣要強,就理所當然選擇了社會組。

其實我做出這個選擇是不太容易的。記得當時全班前10名只有3個人選社會組,大家一直問我:「又不是成績不好,為甚麼放著好好的理組不念?」縱使有父母支持,我還是得面對他人驚訝又帶點憐憫的表情,平和地解釋是因為興趣。印象最深的是某位老師竟然在班上說:「如果你們不如何如何的話,就只能去念文組。」進入文組班以後,我發現班上同學的學習風氣也比理組班消極,老師們──特別是理科老師,也對我們期望較低,不會要求我們學會比較難的題目,甚至告訴我們「文組學這個學著好玩就好。」老師還宣揚一個我至今仍認為很弔詭的「定律」:文組學測一定考得比理組差。

結果,我並沒有因為選擇有興趣的組別而學得比較快樂,明明積極學習所有科目(也包括理科),卻仍無法擺脫「能力不足」、「不認真」、「沒前途」等汙名(stigma)。表面上,高中現行的分組應該是依興趣分開學習,不過實際上大家都把它視為能力分班,而有些文組班級就淪落為「壞班」。

為了「證明」這個定律是錯誤的,我一反大多數同學以指考為目標的做法,積極準備學測。我認為既然學測只以前四學期所有人都學過的內容為出題範圍,那便沒有理由某些人註定考差。所幸我後來「挑戰成功」,數學達頂標,自然滿級分,超越許多自然組同學,打破老師們的看衰。不過接下來選擇科系時又遇到和選組類似的麻煩,父母照樣很支持我往社會科學方向發展,外人亦不出意料地一直詢問「分數那麼高為何不選法律、財經」、「唸那個只有22k啦」、「你的志願是班上中等程度的人在填的」……我照樣需要面對很多異樣眼光。

到底在我們的教育體系中,什麼才是有價值的知識?誰說了算?知識是如何透過人們的互動建構起來?法國哲學家傅柯認為「權力就是知識」,在學校裡哪些學生要學習什麼知識?如何學?什麼時候學?無一不是多方權力作用的結果。我認為我在高中時代體驗到的「重理輕文」、「重法商輕社科」,或說「學校是職業訓練所」的觀念,正是透過教育代代複製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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搶救失業,聘足專科教師

教育部為改善偏遠地區專長教師不足、教師流動率高問題,擬計畫建立「共聘巡迴教師制度」,讓偏遠地區學校與鄰近一到二所學校合作組成策略聯盟,相互流通師資,教育部再補貼教師的交通費、薪資等費用,立意頗佳,然執行卻頗困難。

我曾到阿里山麓辦理文講習活動,請附近國中小教師參加講習,講習教師告訴我,他們從服務國小到講習地點,直線路程雖不遠,但卻必須從另一山頭開車下山,再上山,整整開了兩小時車程。如以此車程,要實施共聘制度,勢必會造成學校排課之重重困難。

個人以為,馬政府為挽救失業大作戰,各行政團隊都努力釋放工作機會,教育部為何不利用此機會,將各國小專科教師聘足,一方面可解決目前國小教師配課之困難,另一方面也可解決流浪教師失業問題,此豈非一舉兩得?至於教育部擔心教師不願到偏遠地區任教,或教師流動率高之問題,我想以目前許多無薪假,或失業率不斷攀高之際,流浪教師們只要能有一職業,就慶幸不已了,根本無懼乎偏遠地區,教育部實在是多慮了。

【文章出處】
《中國時報》2009-02-11

搶救失業,聘足專科教師
文/傅榮珂
網址:

http://www.coolloud.org.tw/node/35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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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老師已經從一種身分,變成一種職業。當老師是一種身分的時候,類似親人、長輩的關係,不太需要跟你講權利義務,不會跟你談該幾點下班、下課後要不要管的這些問題,可是現在,大家會計較。

現在的老師、學校都在抓權利與義務的分寸。父母小時候看到老師要負這麼多責任,所以也覺得現在的老師該負這麼多責任。可是現在的老師沒有這麼多權利,現在學校可以管教學生的手段沒有父母多,甚至給學生記個過,程序都很複雜。

時代在改變,家長常認為老師應該這樣、老師應該那樣,但有很多東西老師根本做不到。

老師從一個身分,變成一種職業,是現代化不得不轉變的事情。所以老師現在要做的是去學好專業,而不要再期待、恢復、懷念以前的地位。

親師權利義務要對等

現在不只是老師,包括學生、家長、社會都要重新思考:老師是做什麼的?

另外在校內,學校的管理權在哪裡?有人說芬蘭都不體罰,但不體罰的背後,是家長要負很多責任。可是台灣不體罰,一個學生在班上一直鬧,家長也不肯帶回去,說是學校的事,學校不敢打、也不敢隔離、什麼都不敢做。一個學生有問題,就要有兩個老師把別的事情都擱下來,一直伺候這個學生。

在國外,也許不能體罰,但可以要求學生出去,或請警察把學生帶走,因為他已經嚴重影響到別人上課。我們應該賦予學校權利處理教育相關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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