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示意圖


讀中文系的人

讀中文系的人，是林文月先生一本書的書名。珠玉在前，恰好藉用來飾掩我生涯的凌亂。我的生涯，在《四十自述》《龔鵬程述學》當然已講了不少，但此處稍作補苴（補苴罅漏，補好裂縫，堵住漏洞），也還是可以的。

讀中文系很怪或很特別，值得做為標題嗎？當時可不覺得！

因為高中成績甚不傑出，能考上什麼學校，得靠老天幫忙，故我並不能有什麼想法。幸而「天意憐幽草」（李商隱詩：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榜發，居然上了淡江德文系。想起未來可能徜徉於萊茵河畔，去拜訪馬克思的故鄉，為之興奮不已。

然而，註冊那天，我忽起意轉到中文系了。為什麼呢？或許是因為對學德文沒信心，或許是對中文的愛好，或許由於我國文成績太好，可以直接轉入中文系，這種「我命由我不由天」、可以自由抉擇的機會，激起了我創造自我未來的好奇，遂徑去找註冊組長把手續辦了。

這種「天人關係」的思考和抉擇，後來證明是我非常本質的部分，我會不斷在天人之際中想著、做著，體驗著，而入中文系這一遭就是它的開端。

因為在此之前，我的人生都是被安排、被決定的。該進什麼學校、該讀什麼書、該怎麼讀都聽命於父母師保。考大學，臨時碰到科技大地震，電腦閱卷，答題等於進廟抽籤，能考上哪裡，乃是風飄絮末，誰能自主？轉系這事，才是我對命運的放手一搏。懸崖撒手、空際迴旋，看起來艱難，其實心旌一動，事便成了，連父母都沒能禀告一聲，所以感覺特別暢快。此後果然該讀什麼、愛怎麼讀都由自己決定，充分享受了自己給自己的自由。

當然由大環境看，這種自由未必是真的。處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台灣，自有一個我們逃不掉的歷史情境：政治經濟社會必須大力發展現代化，以改善社會體質，爭取國際支援；而在意識形態和文化符號上，號稱「自由中國」的台灣又必須對抗大陸。相對於大陸正在進行文革，台灣自有積極保衛並發揚傳統文化之任務，否則無以說明自己存在的價值、領導全球華人。

因此這個情境從邏輯上看，既合理又荒誕。因為它既要現代化，又要發揚傳統。蔣中正為此寫了《科學的學庸》，並辦了孔孟學會、文化復興委員會，希望既科學民主又倫理道德。陳立夫《四書道貫》一類把「誠」解釋為原子、星系運動，或大談《佛法是科學》、是超科學的書，便顯示了這種荒誕景觀。

文化界有些人想打破這種拼接，質問到底該走向自由民主或傳統，別形成了殷海光李敖與胡秋原徐復觀等人之中西文化論戰。那時，由自由民主科學之陣營看，中國傳統文化迂腐僵硬，只是醬缸，只是封建帝制之表現或殘餘，與西方自由民主科學乃是死敵。而主張文化復興的人，一不贊成傳統文化毫無是處，二主張它與自由民主科學並不妨礙。雙方各種論述，日日喧騰於報章。

我在這個情境中長大，自然也就逃不脫其思想糾繚。而首先逃不掉的，就是在此情境中的中文系定位。

在一個正在現代化的政經社會乃至大學體制中，中文系獨自古貌古心，等於化外之民。大家既對之保持傳統之敬意，事實上也投之以現代之質疑：讀這些老掉牙的老古董幹什麼呀？能有什麼用？

所以讀中文系的人總予人以異樣感。要不就是特有文化情懷，擔負著復興中華文化的使命，表現出「挽狂瀾於既倒」的氣魄；要不就是失敗的時代尖端衝浪者，考不進其他有前途有出路的科系，在此暫棲，以混一紙文憑；也有文藝女青年，來此培養氣質，以待未來；以及其他說不清楚的原因，聚會了一群與其他實用專業現代化學科不同的人種，讀著現代人看不懂的一些書。

我自覺地轉入中文系，事實上乃是投入了一個時代早已為中文系定制的坑位中，故終究沒能逃脫被決定的角色與命運，身上不期然而然地就有了中文系人的標記。

此即君子之時命也。

但我不像古人那樣老要「哀時命」，我首先便享受了中文系這種越世高談的氣氛，在現實社會之外，尋找另一套生活邏輯，徜徉於五經四部的傳統知識之海。外人可能嗤我們腐朽，可我還沒腐過呢！需是歲月淘煉，漸深、漸沉、漸漬，骨體才能銷解而與歲月同化。所以旁人如何看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沉潛其中，變化氣質，把傳統文化都化為我之骨血。

當時淡江大學本身充滿了現代性，校長張建邦先生參照的是美國高等教育趨勢及格局，以哈佛為典範；又深受後工業思潮影響，提倡未來學，講資訊革命。但畢竟學校是居正、于右任等人創辦，傳統文化在其間仍然頗受尊重。中文系申慶壁白惇仁諸師且長期擔任張校長秘書，操持筆政，故在校內殊少扞隔之感。

而因時代之關係，中文系又實際上是個國學系。

後來，世情變化，我們開始與大陸交流之了，才知道兩岸分治，學術傳統亦已大生差異。大陸之中文系，以中國語言文字與文學為主，一部分還有古文獻。而這幾大塊卻是分疆各治的，底下再分若干塊。語文和文學分，文學又分古典與現代，古典再分時代和文類，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則獨立成為文藝學專業。語言也一樣，古漢語與現代漢語並不是同一個專業，考碩士博士都得按這專業之分來。

有幾年，我在北師大任職，招的是訓詁學專業，有現代漢語的學生，想來報考而不得，大哭，求學校通融去改了專業才行。我則覺得全都是訓詁專業的太悶了，問能否招得寬些，也不行，只能次年改招文獻學專業學生來自我調劑。而後在北大，招的也只能是文藝學專業學生。開課，古典文學方向有些時段缺人，開不了課，我想跨刀協助亦不成，學科不同故也。

因此所謂中文系，實等於一個學院，下分若干教研室則等於若干系。近年許多也即是這麼做的，紛紛改制成文學院，與史學院、哲學院並列。
台灣之中文系迥然不同。雖然各校也都有西化的歷史系、哲學系，但中文系是統包文史哲的。台師大之中文系稱為國文系就是這個意思，傳授、傳承的是整個中國文化。泛說中國傳統文化，看來廣闊無邊，但由學術看，清人已歸納為義理、辭章、考據三途，中文系基本上就延續這個路數。所以有講思想的義理之學；有詩詞、歌賦、小說、戲曲、文章等辭章之學；也有文字、聲韻、訓詁、版本、目錄、校勘等考據之學。材料則包括經史子集、儒道佛及傳統詩文，但精神上以經學為根本。

因此我大學時，五經幾乎都開全了，文學聲韻訓詁等所謂「小學」，因被當成治經之階梯，故都是必修。後來讀碩讀博仍被要求圈點《十三經》，博士畢業考試時必須用小推車把《十三經》疊成小山一樣，推去考場備查。如未完成作業，是不能畢業的。早期博碩士論文亦以經學、小學為主，八十年代以後辭章之學才漸成氣候。

雖如此，辭章之分量並不就少了。文章，明清文、唐宋文、六朝文、先秦文都開。唐宋主要是八大家，六朝是《文選》，先秦講《呂氏春秋》《戰國策》。詩，以《唐宋詩舉要》為教本；詞是《唐宋名家詞選》；曲，用鄭騫先生的曲選教材。但這些都帶習作，古近體詩、小令長調之詞、散曲聯套和戲劇之曲，以及駢散文章等，至少都要練習一番。如人飲水，能知冷暖，不能只在陸地上學游泳。此外則還有專家文專家詩及文學史、修辭學等課。博碩士論文也都要求用文言文撰寫。

義理呢？五經自有義理可說，此外則另開《論孟》《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等，視師資狀況而定。《中國哲學史》卻是必修，與《中國文學史》同樣重要。後來我主持淡江大學中文系時，甚至還規定了兩門課都需必修兩年。因此中文系事實上是中國哲學研究的大本營，各大學之哲學系，反而都以西方哲學為主了。

考據則是清代樸學之延伸。文字學講《說文》，上溯甲骨金文。聲韻學，大一便有國語語音學，由現代漢語上溯《中原音韻》。接著以董同龢先生《漢語語言學》為藍本，講中古音上古音。大四再開訓詁學，欲學生融會貫通，以探求古籍之奧秘。但因這些方法仍是分開來講的，故又另開了「國學概論」和「讀書指導」，綜合的幫助學生進入國學堂廡。

課程之架構如此。現在看，當然平正通達，門徑甚正，大陸的中文系就都不可能做到。因為他們是割裂了的，分庭別戶，各自耕著一小塊田地，故難以了解中國學問之整體。專業有餘，通識不足，講辭章則光說不練，教授自己也太半不會作詩詞、寫辭賦，有些則連平仄也弄不明白。義理與經學大約亦無根底。

可是課程實施下來，身當其境者感受自別。

例如許多人報考中文系，是有憧憬、有理想的，其中固然有心懷復興中華文化之夢者，而更多的卻是文藝愛好者，想像以詩詞歌賦、新文藝來浪漫其生涯。可是，一上課，夢就破滅了，經史考證、圈點古籍、文字聲韻訓詁，壓得透不過氣來，這是培養經生呀，哪有一絲文藝氣息？即便是詩詞歌賦，格律森嚴，也是縛住了手腳的。推敲苦吟，胡亂交差，坐看寒窗孤月，不勝淒清。去找當局質問，回答都是：中文系不培養作家、不開新文藝課程，我們是傳承中國文化的；中國文學系的文學兩字，用的是古義，文章博學之謂也；孔子曾稱讚堯「煥乎其有文章」，我們就該繼承堯舜之道。

繼承堯舜之道，誰不想呀？問題是延續清朝的考據之法就能繼承並發揚嗎？傳統學問，本來即有道問學與尊德性之分、漢學與宋學之爭，義理和考據，有些人認為是一致的，訓詁明而後義理明，有些人則批評文字考證徒然死於句下，或只是基礎性的學問，非能「極高明」。當時中文系徵實有餘，高明不足，漢學氣氛太強，而宋儒所謂身心性命之學未及強調，遂也常引來學生之不滿。

受壓迫者，通常只能逆來順受，或敷衍以對。前者無奈，後者應付，我就學那時便不乏此種氣氛。有位同學，自己去做了件襯衫，背後大書「all pass」以示人生只求順利畢業了。此外則或望望然而去，自己到系外或校外打工、尋樂子了。只有少數人敢於奮起抗爭，希望能開設現代文學課程或邀作家文化人來校講課，以活絡思想、調節空氣。

當時我系左海倫老師竟為此與系主任于大成先生在報上打筆仗，才得以開了一門現代文學課。其他學校同時也有此類爭議，可是同樣未能撼動中文系之格局、精神與方向，只是獲得了些棲息權而已。成就最大的，則是被劃出中文系之外，另行成立了文藝組，如文化大學那樣。然而，作家是能被培養的嗎？後來的實踐，證明了這番抗爭只是把自己陷落到更尷尬的境地去。

幸而校園並不只有中文系，某些期待是可以在系外滿足的。比如國樂社、國術社、國劇社、書法社、孔孟學社、詩社、新文藝社團，都與中文系師生關係密切，等於中文系之分舵，學生在課程框架中不能獲得的一些需求，往往可以在這些社團中得到慰藉，稍示平衡。像我就幾乎參加了上述所有社團，玩的不亦樂乎。

我不是特別喜歡反抗的人，或者說反抗可以稍緩些，先就要享受中文系那古典的課程與氣息（時至今日，大陸已有許多地方打出「古典學」的名號，包括治外文、講西學的領域，都常感過去騖新太過，不免實用取向，故要回頭「舊學商量加邃密」。這種趨向，也令我慶幸當時沒有率爾抗爭，反而是在這套課程及氣氛中充分打好了古典學的基礎。這種童子功，跟現在垂老才想修煉經史、小學的朋友迥然不同）。我幾乎把所有的課都上了、能參加的社團都參加了，此外自己還另有功課，每日優游沉浸於其中。

我自己的功課，不是靜坐冥思，而是更深地進入這種古典學術體系中去。老師教我們點讀《十三經註疏》，我就廣之以作《莊子注》。大一便著手把所有能找到的《莊子》註釋書都備齊了，發蠻勁硬幹，寫了十幾萬字。大二認為謝脁是六朝入唐的關鍵，故李白「一生低首謝宣城」，乃以論述體作《謝宣城詩研究》。大三重新梳理先秦學術，謂九流十家源本史官，故觀其學術，須統之有宗、會之有源，作《古學微論》。數易其稿，又數十萬言。大四則作《近代詩家與詩派》，以繼汪方湖之《近代詩派與地域》，把傳統詩最後一段風光揭示出來。這些，都是針對一個主題，大規模閱讀，自己構作思路，自己深度研究及寫作策略的嘗試，成為爾後我讀書做學問的基本模式。自己找題目，自讀自思，自作文，每年七八十萬字。

如此課外用功，並不妨礙我課中學習，老師們大約以為孺子可教，還常為我開小灶，深入指導。如詩，張夢機老師就常替我批改習作，並協助我成立詩社，帶我們去陽明山等處玩，參加詩壇大佬之集會。諸如此類，不可殫述，我在幾本自述回憶中約略講過一些，窺豹一斑，可概其餘。師生關係儼然父子弟兄，與現代化教育截然異趣，綽有古風。

我把這種狀態看成是「群己關係」的一種處理。

群有群的存在理由，也有它想完成的任務或使命。且既是群，便有組織規矩。入群者既受群的保護，自然也受其束縛。離群索居，無所羈絆，卻是做不到的。衣食生養之資，無不仰仗於父母社會，思維和行動當然也不可能完全絕去依傍。可是人既在群，又不能隱匿於其中而無自家面目。自己與其他人終究不同。所以從小孩子開始辨識什麼東西是「我的」起，人的成長即是一個自我塑造自我的過程。我的樣貌，我的想法，我的行動、我的東西以及我所創造的，構成了人生的追求。而這一過程，一方面是離群，一方面卻又入群，例如離開原生家庭，卻進了社會，又再自己組織了家庭。離了的，只是小群，自認為這就是成長了，獨立了；而實是結合進了更大的群。要在這個群中實現自我，則群已關係並不就只是嚴復翻譯約翰．斯圖亞特．密爾《群己權界論》那麼簡單。群與己是離而合、合而離的，權界從來不清楚，需要斟酌權衡於其間。

我的自我於是既隱匿於中文系這個小群之中，順伏地學習這些課程、享受著帶有古意的師生關係。對傳統這個大群，也已真正入乎其內，潛移默化了。可是我自有功課、自闢道途，對傳統，要自我型塑出我的面目、我的見解，渴望發出我的聲音。這又不能不說是在張揚個性、自造其天。群乎己乎，雙是而雙非乎？

我的中文系生涯，並未止於大學這個階段。淡江大學畢業後，又延伸進了師大國文研究所。

師大的經學、小學氣氛更甚，因為它便是我大學時經學、小學的氣氛的主要來源。當年台灣中文系，兩大分疆，略同武術中之少林武當。其他各校，師資頗自兩校來，故亦可略分為偏台大或偏師大之系統。台大以繼承五四為自我認同或號召江湖之旗幡，較具現代意識。師大則號稱是章太炎、黃侃之學脈，傳統主義較盛。兩校合作很多，異見也不少。淡江風氣，兼容並蓄，故我考進師大後，於其體系並不陌生，只是性氣憨梗，在群己關係的處理上未能再如淡江時那般優游從容了。

時代也漸生變化。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已近尾聲，新時代的文化建設開始被關注被討論了。中文系古典之壁壘受到了更強的時代衝擊，似已不能不起而回應。

一是它的思想性要求已越來越高。經典閱讀和考證技術不再那麼重要，因為僅僅如此，不能替新的時代提供思想導引。在文化復興運動時，傳統就已經遭到了質疑，那時勉強用傳統與現代並存的方式保障了傳統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在文化傳統在大陸掃蕩破壞之際，台灣能保存傳統就已功德無量了。現在可不行，傳統必須融入社會之現代化進程中，甚至還要籌思傳統如何才能有助於現代、導引現代。僅是章句訓詁，碎義逃難，殊不能饜足社會之需求。

二是它與世界學術能否合流或接軌？不好說中文系只能是現代學術的化外之地，它既講哲學、講文學，不能放到世界的格局中講嗎？或反過來，充滿國族主義色彩的中文系學術，外國人，或用外國學問就不能治嗎？

新儒家、比較文學之風漸盛，即起於上述諸原因。新儒家是講中西哲學會通的，比較文學是移用西方文學理論來豐富中國文學之詮釋的。它們暫時滿足了中文系的時代需求，故也漸漸轉變了中文系的體質，人力開始朝向新版塊移動。

我在此間，雖仍寫著《孔穎達周易正義研究》這類經學論文，但已開始發展現代性探索了。首先，表達方式，白話已漸多，大學階段幾乎是不寫白話文的。其次，本來是拒絕學習外文才進中文系的，一讀洋文，立刻想起「漢人學得胡兒語，卻立牆頭罵漢人」的故事，發起民族主義之氣概。現在卻開始啃洋書，鑽研西方理論了。與此同時，我還參與一系列古籍今釋工作，把傳統文學推介給現代人，既介紹了傳統，事實上也讓傳統穿上了現代的新衣，其靈魂與意義可能也現代化了。

碩士畢業以後，我回到淡江中文系教書，並兼做張校長秘書。但這回迎接我的不再是古典的懷抱了，張校長講未來學、資訊革命、後工業社會，辦《明日世界》，我不懂行嗎？因此只好提前跨越現代，匆匆跨進了後現代。各種理論如雷轟電閃，暴襲於身畔，震得我有點暈眩，需鼓勇奮前，方能廢險如夷。

不唯要如此穿梭於前現代、現代、後現代，還要在中西之間覓活計。中且不說，西既有古今之變，還有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兩大思路之爭，都對近代中國影響深巨，我們應在其中採取什麼立場？

一個中文人，只有到這時候，才能體會傳統學問之價值與意義問題，因為若不能回應這些時代的大課題，傳統之詩云子曰、詩詞歌賦，終將只是一場風花雪月的夢或文字遊戲。

我於此渴求突破，找到出口。故博士畢業後，某博士團體辦研討會，邀我作文討論博士教育，我便把我的期待寫成內容。結果發表時引發軒然大波，譽我者，認為終於踏出了改革的腳步，批評我的，則謂我欺師滅祖。

但我的批評確實對中文系之現代化起了推動作用，寫論文需有問題意識、需具備客觀規範、要注意方法，成為爾後大家的共識。

我因此而暴得大名，隨後推動的一系列改革，乃至我主持的淡江中文系所，在一段時期內也都成為新的旗幟，博得了社會許多關注，吸引力年輕的學子的注意，彷彿魅力無限。每屆古典文學會選舉理事，我也總能獲得超高的票數，彷彿鼓舞我再去衝鋒。

可是這「傳統與現代」的課題，我真站對了位置嗎？我自己卻是存疑的。

當年的努力，是讓中文係可與現代學術體系接軌，從方法意識、寫作、發布方式上改變中文系的傳統體質。其意義、價值、貢獻無庸自諱。但現代社會的基本邏輯，其實不是學術這類價值和意義問題，乃是利益與效益。從前老先生們讀書養心，目標一是成就自己，所謂為己之學；二是成就文化價值，所謂為天地立心、為往聖繼絕學。現代性作業底下的教育和學術生產，目標卻不這樣。論文是要記數量、講指標的。多少篇、發在什麼刊物上？指標則關聯著你的升遷、薪資、獎勵。學者本此欲心為學，其弊不可勝言。

而論文一旦格式化、技術化，它與技工之作業又有何不同？學者不淪為技術工人者少矣。科學性客觀性的探作之下，性靈與個性，不被汩滅者，亦可說是「幾稀矣」了。何況，學術研究中還有許多類型是不應被論文取代的，例如編年譜，寫札記，作論詩、談藝之詩，編主客之圖，排點將之録，都不是論文，都不該做嗎？過去章太炎王國維的著作也不是現代論文，而也不就因此沒了學術價值，可見做學術有能參與世界體系的，也有不需參加的。過去我們認為中文系頑固保守，可是這種保守，不也顯示了對傳統文化的高度維護和深度痴迷嗎？一旦將經學拆解成現代各種學科，如語言學、人類學、歷史學、社會學等等，經學之意義與性質就不復存在了。中國文學，用現在這種方式教和學，也都是要亡的。

總之，現代化之巨輪終是碾壓了一切不馴服者。中文系轉型了，也失去了支撐它的靈魂。我也因時事之牽擾，先是離開校園去做官，再則回到校園，可是去了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算是告別了中文系。後來辦南華大學、佛光大學亦都沒設中文系，而是把中國文學系和外國文學系合併，成為文學系，徹底拆解了中文系這個框架。事實上，也就是拆解了我心目中中國文化之象徵的殿堂。

這個殿堂，或許實際上已經銷亡，因為其中已缺中國文化之價值和理想。只依學界規矩，如一架機器般仍在運行著而已，總的目標存在的意義是什麼呢？我離開久矣，未得聞矣，頗願仍身處其中的師友，能舉以告我，讓我聽聽故鄉的聲音。

或許它也並不願意銷亡。可是，時代仍如當時塑造它身份時那樣，塑造了現今它尷尬的角色。台灣，在想確立自己的地位時，似乎選擇了與過去背反的路。過去維護傳承發揚中華文化的功績，越來越不願提起；越來越想擺脫中國的符號，大聲喊出台灣的名。這個新傾向，落在中文系身上，就是另起爐灶、分裂或另立出台灣文學系。

別的學校情況，不好多談。我自己在佛光校長任內，就接到教育部公文，交代盡快設立台灣文學系。

讀者或許不懂教育行政，看到這句話，可能沒啥感覺。對我們辦學的人來說，卻是兜頭一盆冷水。因為每個大學要辦什麼科系，需經教育部審核，師資、設備、學術需求、課程規劃等，考核一大堆，通常還左刁難右牽制，沒這樣政治領導教育，給額度、給經費、直接開後門的。政界導向如此，中文系之處境自然越見艱難，銷亡雖還不至於，萎縮恐怕是必然的。

於此，我憫焉傷懷，夾雜在天人關係、群己關係、傳統與現代關係之間的我，以及我的中文系，目前在它與時代的關係上，還能不能再「輕舟已過萬重山」呢？


上圖：龔鵬程


【文章出處】
《龔鵬程大學堂》
〈讀中文系的人〉
2019-07-16
網址：
https://medium.com/%E9%BE%94%E9%B5%AC%E7%A8%8B%E5%A4%A7%E5%AD%B8%E5%A0%82/%E8%AE%80%E4%B8%AD%E6%96%87%E7%B3%BB%E7%9A%84%E4%BA%BA-de52c66bb30b
作者：龔鵬程
【作者簡介】
龔鵬程（1956年3月15日－），出生於臺灣臺北市，籍貫江西省吉安市。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國立台北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少年時代鍾情中國武術，並由習武而博考文獻，獲得許多文獻學的知識與方法。龔鵬程未滿三十歲即取得博士學位，未滿三十五歲升正教授，曾是最年輕的文學院院長與大學校長。歷任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研究所所長、文學院院長、中正大學歷史所教授，也曾任《國文天地》總編輯、臺灣學生書局總編輯，是佛光大學與南華大學創校校長、盧森堡歐亞大學馬來西亞校區校長、中華武俠文學學會會長、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理事長、北京大學等多所大學的客座教授、特聘教授、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