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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學到台灣學之路──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序

郁永河《裨海紀遊》（1697年）是實錄台灣的最早第一本著作。陳虹如的《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是《裨海紀遊》在學術上的第一本著作，也是第一篇學位論文。她與林淑慧同時寫《黃叔璥台海使槎錄研究》，郁、黃兩書正是台灣研究文獻的雙璧。

虹如與淑慧都出身於中文系，而攻入了台灣文化史的領域，我話且從頭說來。

台灣戒嚴時代，學術教育的禁錮，「台灣」是不存在的命題。台灣只能從中國文學、中國歷史的縫隙中，露出一絲的殘影。歷史科、政治性強，台灣史全被閹割；而國文科的當代詩文尚能滲出一些鄉土生活的情愫。而台灣古典詩文的研究，當初被視為中國詩文的延續，允許研究生寫作，只是缺乏台灣主體性。因此，台灣研究的風潮，最先還是從中文系迸裂而出的。

我1969年進入師大任國文系講師前，我老早在高中就習作古新詩文而深愛之，曾教過用時間最多的「中國文學史」十年。但總存詩文欠缺批判性與社會性的偏見，不知是否我與生俱來就潛存思想與歷史的家族基因，有擔心被殖民洗腦的敏感度。先從父親的頭殼與若干藏書學習。1970年代初，我買一套《台灣省通誌（志）》與方豪主編《台灣叢書》，是引領我自學跨入台灣學的導師。1974年中，我曾在《師大青年》設〈台灣文史叢談〉連載我的短文。1988年解嚴後，我開始在各大報紙、雜誌發表政論，主要是彰顯台灣主體性文化。

1992年秋，我休假結束，在國文研究所，開「中國學術思想研討」的課程，必修，又有三小時，有較多的研究生與上課時間。我將傳統漢學的「經、史、子、集」轉化為現代學科：語（言）文（字）、思想、文學、史學諸領域，並分解為多元的族群、地域、學派，用比較、批判的方法，討論、授課。我同時將台灣文史哲與台、日學者的台灣研究，分項放入講綱之中。我國文所所指導的研究生也開始以台灣為題材。

1993年8月我就任「人文教育中心」主任，在中心的教師班與國文系大學部開「台灣文化概論」，希望教師、學生多認識與認同台灣文化。我在中心五年，全力推動台灣本土學術、藝文的活動，是台灣諸大學的台灣化的先鋒。當時日夜辛勞，寫國科會漢學論文不輟，閱讀準備台灣文獻教材，並發表政論，針砭時事。

我1994年申請國科會到東京大學研究一年，因兼行政提早返台，但在東大我趕出一篇二萬字的〈台灣本土文化理論的建構〉，應是文化理論的首作，然而敝帚自珍，並非周延，後來集結成1997年出版的《台灣論》一書。

返台後，我將「中國學術思想」課，改為一學期上中國、一學期上台灣，我沒有經研生同意，毅然改變，今思之，真歹勢。我必須要詳閱台灣史料、方志，但力有未逮。尤其我開一門極其艱澀的史學史書劉知幾的《史通》，用以批判孔儒，啟迪疑惑，這是台灣的中國文史學系，至今從未有人開過的課程，我有幸也出版了《史通通論》一書。

1997年南部一書局找我主編召集，編寫新「國中國文」教科書。我是台灣唯一台派國文教科書主編，約有十年。我邀請有理念的名學者、台灣文學教授參與，選文的現代性與本土性特色，創新又實用，使本版書長期暢銷，常居全台首位。當時書局想選某篇散文，但通篇多處出現「中國人」，我就請作者是否改掉「中國人」，他同意而自己改為「古人」。為台灣少年主編國文教科書，這是我一生對大眾教育最安慰的感受，出版界說：書局敢找我很大膽。確實我常受網路攻擊，2002年我還是台灣教授協會會長，政論照寫，遊行照行。

一直到2003年我籌設師大台文所成立前，十年間我同時教授與研究中國與台灣的學術。屬於中國的如「莊子」、「經史」，我用精確的學術論述，破其封建文化、民族主義，工夫甚深。屬於台灣的我又在研究所開「台灣文化思想」（是在師大教書的最後一門課到2008年6月）、大學部開「台灣文化批判」來立台灣文化的主體意識。平心而論，博覽古典漢籍、又能開竅的台灣學者太少，所以「破」的工夫不足；相對之下，台灣新傳統的「立」又談何容易。

1997年入學的師大國文所碩士班我指導三生，即虹如的《裨海紀遊》、淑慧的《台海使槎錄》，這兩書是我推薦的，他們兩位從來未曾想過寫台灣學術；另一生詹慧蓮則寫《魏晉夫婦關係》雖是中國的，卻具有現代批判意義（後博論仍由我指導寫《台灣五大家族與傳統漢文化》）。

碩論2000年通過，兩本台灣的經典論文，都有原創性。《裨海紀遊》是十七世紀末最早來台唐山人的見聞遊記，我主編的「國文」，也收郁永河的〈台灣竹枝詞〉。虹如參考文化人類學知識分類詳析，呈現三百多年前台灣山川、氣候、住民、物產的原貌，並最早手繪郁永河來台行經路線地圖，似是今日中研院網站地圖之所本。虹如論文網路點閱次數高達一千多次，遠比一般博碩士論文高出甚多，這不僅是郁永河《裨海紀遊》是台灣漢籍文獻的第一書，亦是虹如論文的精見卓識。在我多年多次的催促下，她增訂補正，終於出版，填補了台灣文獻的重要空白。

台灣漢文古籍不是很多，但仍有待一一研究與白話文譯注，僅台灣銀行的《台灣文獻叢刊》309種書，多有必要作譯注，尤其是方志。現在台灣本土學門研究所招生萎縮，中文系出身能熟諳古文，進入台灣所的研生日少。中文系比歷史系（他們另有開闊的研究天地）出身更適合來整理、譯注傳統方志史籍，是他們較有文言文、詩詞以及聲韻學（語言學）的素養。保守又眾多的傳統中文系生不能走向現代語文（文學）之路，現今中文研究所畢業的人才，實可以走回本土，參與台灣古籍的整理工作，不失是有意義的出路。這有待未來政治、教育環境的變革。由於陳虹如的《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的出版，讓我回溯如何從中國學走回台灣學之路，也祝福她繼續打拼前進。 

2015.6.11　寫於台北杭宅



【文章出處】
《民報》
〈從中國學到台灣學之路──陳虹如《郁永河裨海紀遊研究》序〉
網址：
https://www.peoplenews.tw/news/dccccb65-7d6f-4ba7-81d3-32e47198fadf
作者：莊萬壽
【作者簡介】
莊萬壽，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創所所長暨教授，國文系兼任教授，現任長榮大學講座教授。行政院公民投票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本土文化教育委員會委員、教育部國語推行委員會委員、教育部漢學研究指導委員會委員。長期研究上古諸子、六朝思想中具批判精神的著作與作家，並涉及近代中國、台灣、東亞歷史文化與海洋文化的專題，後致力於漢學的本土化及潛心台灣文化思想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