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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喚沈默的亡者：我們需要怎樣的國族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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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57期）
〈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
2005-03
網址：http://ultra.ihp.sinica.edu.tw/~origins/pages/book3.htm（word檔）
作者：沈松橋
【作者簡介】
沈松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思想史、河南省區域研究。
上圖：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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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
本文透過質疑「中國性」這一名詞在不同脈絡下其在語意與語用上所呈現的不同，來對「認同」這一概念的本質與作用提出根本的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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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出處】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3期
〈解構中國性：論族群意識作為文化作為認同之曖昧不明〉
1999.3
網址：
https://p-library2.s3.filebase.com/books/3884aeb8b488a2ef71fdf9a9bb995389.pdf
作者：陳奕麟
【作者簡介】
陳奕麟，美國芝加哥大學人類學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所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亞際文化研究國際學程約聘教授，研究專長為文化研究、社會理論、歷史變遷、 論述實踐，研究區域為香港、台灣。
上圖：二里頭文化青銅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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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龍的傳人」到「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民族主義對台灣與香港產生什麼影響？
最近半年以來，香港的示威抗議舉世矚目，很多人認為有一種特別的「香港認同」正在發酵，尤其是當《願榮光歸香港》一曲開始被廣為傳唱時，許多人說這就是「國歌」了。最近，特首林鄭月娥啟動了《緊急法》並頒布禁蒙面令，更是有人提出香港臨時政府宣言。
以社群主義思想聞名的喬治華盛頓大學名教授艾齊歐尼（Amitai Etzioni）[1]在最新的一篇文章當中，討論了「好的」與「壞的」民族主義典範，他把新興的香港民族主義視為一種優質的民族主義發展，並預言香港民族主義很可能會「台灣化」，也就是說，他把台灣的民族主義也歸在同一個「好的」民族主義類別。不過，到底什麼是民族主義？什麼是好的或壞的民族主義？
上圖：歐洲各地活躍的民族主義運動（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民族主義的定義
以最簡單的定義來說，民族主義就是有一群人想像自己是一個共同體，並且認定這個共同體必須要具有一定的政治權利。[2]政治權利的最高境界當然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就是「民族國家」，這也是現代國際政治秩序的基本單位。不過，大多數的國家都是由多民族組成，各民族之間會協商出一定的政治安排。民族主義有許多不同的定義方式，所以在做研究時會有一些測量上的麻煩，在討論時必須要先講清楚到底是在講「哪一種」民族主義。例如，有時候民族主義會跟愛國主義有許多重疊之處，那是因為人們把民族和國家的範圍重合了；每個人也有可能具備不同的認同方式，並非絕對。
其中一種分類民族主義的方式，就是來看人們如何定義和區別「誰是共同體的成員」、如何認定誰是自己的「同胞」。
從《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看台灣民族主義的性質
說到這裡，讓我們先用台灣的重要歷史事件來舉例說明同胞的定義如何構成不同種類的民族主義。1964年，時任台大政治系系主任的彭明敏，與學生魏廷朝及謝聰敏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台灣人民自救宣言》，內容主張承認「一個中國，一個台灣」、放棄反攻大陸、國會全面改選、建立民主制度、保障人權，同時主張「台灣前途由人民自決」。當時他們的發布計劃並沒有成功，僅少數文本流出。1964年9月20日三人被捕並以叛亂罪嫌起訴，謝被判刑十年，彭及魏兩人八年。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2018年時撤銷了他們的罪名，還其清白。
延伸閱讀：
戒嚴時期台灣人民覺醒的第一響----彭明敏、謝聰敏、魏廷朝：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在這篇宣言當中提到，國家的組成要件是：「國家只是為民謀福利的工具，任何處境相同、利害一致的人們都可以組成一個國家。」
這樣的定義，在民族主義的研究上可以稱為「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也就是說，當人們界定國家這個共同體的時候，用的標準是「認不認同共同的制度」，只要認同這個共同體、認定自己屬於其中一份子，就可以成為同胞。
相對來說，另一種定義的方式叫做「族群民族主義」（ethnic nationalism）。這種定義之下，當人們界定共同體成員的時候，標準是血緣、族群、歷史經驗這類的「先天因素」。
再舉個例子來看，歌手侯德健有一首著名的作品《龍的傳人》，其中有句話說「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永永遠遠是龍的傳人」，這種定義中國人的方式就很明顯的是所謂的族群民族主義，因為這個定義是由血緣和生物特徵而來的。
在針對個人態度的調查研究當中，如果要看一個人偏向哪一種主張，會問說你認為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同胞，下列幾項元素是不是重要的，然後就列出像是：講共同語言，共同的祖先（血緣關係），出生在國內，居住在國內，認同制度，共同情感等等這些項目讓受訪者勾選是否重要。
還有另外一個研究方向是，研究者去爬梳具代表性的學者或者論述，看他們建構民族的方式是什麼，或者是相應的政策主張是什麼，來判斷這種民族主義的意涵是以哪個類型為主。
台灣民族主義是「好的」還是「壞的」？
政治學心理學的研究大致上發現：較傾向用族群民族主義來定義「同胞」的人，平均而言對少數群體的容忍度較低（編按：表示不能容忍少數族群），比較排外，在對外政策上也比較會偏向鷹派。[3]這其中牽涉到人們是如何定義自己的群體和其他群體的關係。特別強調，這邊講的是「平均而言」，不是全部人。
在艾齊歐尼教授的文章裡面，談好或壞民族主義，基本上的區分也是以該種類型民族主義的開放性來看。文中指出，印度當前的發展方向是壞的民族主義，因為執政者強調以特定宗教為核心、鼓吹「族裔」的概念，這些定義我群他群的方式都是排他性很高、而且通常很難改變的長期、先天性特徵。艾齊歐尼教授說香港民族主義屬於「好的」，而且之後發展可能會「台灣化」，他明顯把台灣的民族主義也認為是「好的」。為什麼會這樣呢？
台灣研究最有趣的地方在於，有兩種完全不同的民族主義類型在拉鋸。先前很長一段時間，統治的國民黨當局是禁止台灣認同的發展、並以各種方式推行中國（中華）民族主義，要求所有人都要「做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共同體的範圍想像是以「整個中國大陸」（秋海棠）為主，讓每個人都要好好學習中國的歷史和地理。
中國民族主義的建構主要來自晚清時期，在面臨西方船堅炮利之下，「亡國感」驅使知識份子們（例：康有為，梁啟超等人）一起建構了以「黃帝」為中心的「中華民族主義」。所以，雖然我們常聽到有人說中華民族五千年這個概念，事實上是近代一百多年左右的建構。這當中「黃帝」的符號與「軒轅子孫」概念是建構的中心，但也因此大大侷限了中華民族的共同體主要只能建構在「血緣聯繫」之上。[4]就用《龍的傳人》來舉例，你要當龍的傳人，首先必須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
延伸閱讀：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
這種定義會有一點問題，畢竟中國有非常多的少數民族，像是新疆維吾爾人是突厥裔（土耳其人），根本就不可能是「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不管是血緣、宗教、長相、生活習慣，各方面都跟「中國人」差距甚遠，那麼他們永遠都做不了中國人怎麼辦？後來侯德健把這句歌詞改成「不管你自己願不願意」，開放性變高了一點，但仍然是先天性的要素來定義民族，而且還沒有選擇的餘地。對照中共的統治方式（中共現在採用很殘忍的方式逼迫維吾爾人講中文、吃豬肉、拋棄宗教信仰、逼迫與漢族通婚，並興建大型集中營要改造他們。），這句歌詞也對「非漢族」的人們顯得格外殘酷。
在台灣爭取民主化的過程當中，台灣民族主義也經歷了不同的論述變化。所謂的「台獨」論述在一開始的時候有不少論述方式是滿強調血緣觀、認為自己跟中國人的「血統」不一樣，不過，後來則轉化成有更多的討論是偏向公民民族主義式的定義。學者吳叡人的論文[5]，是最早將《台灣人民自救宣言》標示為台灣公民民族主義發軔的論點之一。1970年代長老教會提出「臺灣的將來應由臺灣一千七百萬住民決定」這樣的公開訴求，這樣子以台灣做為共同體範圍、且不分哪一個族群一起做決定的願景和訴求，顯然也和以血緣為主的民族主義定義很不相同。
原本，1970年代回歸鄉土、民主革新、省籍不平等的訴求當中，黨外人士的歷史敘事主體，是做為中國人、中華民族的臺灣人。1979年美麗島事件之後，黨外的政治理念與行動可以說是更「激化」（程度提升、論述升級的意思，沒有貶意），許多人更加快速地轉換認同成為台灣民族主義者，在文化上以及政治上，主張台灣和「中國」不一樣，且這樣的思想逐漸成為與國民黨的「中國民族主義」相抗衡的政治理想。[6]
看到這邊有沒有發現這跟香港現在正發生的事有點像？民族主義著名研究學者艾齊歐尼之所以會說香港很可能台灣化，指的就是台灣民族主義形成的過程，是基於抵抗獨裁、對民主政治與自由權利的追求；人們的激化、行動升級，是由於看到了政府公權力的暴力和逾越法治程度的對待，而不是基於血緣、宗教、排斥外來移民等因素。這就是香港的現在進行式。
經過這麼多年來，研究發現，不管是本省人外省人等不同的族群，也都漸漸地形成以台灣（地理概念）為中心的認同，認定自己是「台灣人」。到現在，以黃河長江、喜馬拉雅山為共同體範圍想像的人已經很少了，不過，到底我們（還）是不是「中華民族」呢？（換成英文概念就是：ethnic Chinese。其實從外國角度來看是沒有什麼中華或中國之分，Chinese意思是一樣的）這就有很多有趣的論述仍然正在進行當中。
可以確定的是，有別於中國民族主義的香港民族主義正在興起，而且依照民族主義研究者的看法，很可能是朝向一種以認同共同政治價值的方式來成形，是一種好的民族主義。但另一邊也有一種「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民族主義正在興起，也透過香港事件在全世界發酵中，例如各地校園中出現的中國學生與遊客們與撐港遊行或者裝置藝術的衝突。這樣的拉距在接下來只會更加外顯。
話說回來，雖說台灣的公民民族主義論述已有許多的發展，但是從一般大眾角度來看，到底「普遍來說」人們比較傾向用哪種方式來定義同胞還有待後續更多研究。
結語
最近台灣政壇充滿了歧視性的言論，包括歧視外來移工，以及再次被提起的本省人「討厭外省人」說法。先前，在《台灣人民自救宣言》當中，三位起草人將矛頭指向前總統蔣介石，認為是「政權刻意分化台灣人與大陸人」，並呼籲要建立一個所有人互信互助、不區分族群群體的國家。這份５５年前所發表的宣言，拿到今天的台灣，仍然很值得我們深思，尤其是「新住民」和外來移工早就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份，以及在我們台灣已經成功民主化的同時，又見證了隔壁鄰居、一個龐大威權國家的崛起，向外輸出威權體制的價值觀。台灣人怎麼看待自己與另外群體的界限，仍然還有很多值得討論之處。
每個人都可以好好想一下：我們想像中的國家發展藍圖應該要是怎麼樣的呢？「家」的範圍是哪裡？我們想像中的共同體邊界在哪邊？誰有資格成為我們共同體的一員？我們的祖國是哪一國？台灣跟中國的關係是什麼關係？誰有資格決定我們的生活方式呢？
人們繼續透過共同的生活，來尋找答案。
上圖：從早期中華民國的秋海棠地圖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老母雞地圖
注釋：
1. Amitai Etzioni是許多「最具影響力公共知識分子」排行榜的常客，已高齡90歲但今年九月份才剛推出一本新著作，談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等主題）之一，曾經擔任白宮高級顧問，長期在哥倫比亞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任教，曾任美國社會學會會長。
2.例：Ernest Gellner (1983)定義民族主義：”primarily a political principle which holds that the political and the national unit should be congruent”。
3. 例：Reijerse, A., Van Acker, K., Vanbeselaere, N., Phalet, K., and Duriez, B. 2013. ”Beyond the Ethnic-Civic Dichotomy: Cultural Citizenship as a New Way of Excluding Immigrants.” Political Psychology 34, 4: 611-630;
Blank, T., Schmidt, P. 2003. “National Identity in a United Germany: Nationalism or Patriotism? An Empirical Test With Representative Data.” Political Psychology 24, 2: 289-312.
4.沈松橋，1997，〈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8：1-77。王明珂，2002，〈論攀附：近代炎黃子孫國族建構的古代基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3)：583-624。
5.吳叡人，1995，〈命運共同體的想像：自救宣言與戰後的台灣公民民族主義〉。彭明敏文教基金會編《台灣自由主義的傳統與傳承：紀念「台灣自救宣言」三十週年研討會論文集》：51-86。台北：彭明敏文教基金會。
6.陳儀深，2010，〈台獨主張的起源與流變〉，《台灣史研究》17(2)：131-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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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何尊．宅茲中國
上圖：黃帝
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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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試圖藉由「黃帝」神話在晚清知識界的廣泛流傳及其與傳統黃帝傳說的斷裂，探索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歷史過程及其所蘊涵的矛盾與衝突。「國族」作為一個「想像的社群」，無疑是近代的產物，不過，進行此一想像的行動者，卻往往將其眼光投注於渺遠的過去，企圖為國族的起源提供堅實的「歷史基礎」。黃帝，在晚清中國，便是在此需求下，經由一套由特定的「框架、聲音與敘事結構」所構成的論述策略，被奪佔、轉化成為「中華民族」的始祖，為二十世紀中國的國族認同提供了一個明確的文化符號。然而，以黃帝符號為中心所塑造出來的中國國族，卻囿於晚清反滿革命的政治現實，而只能是一個以血緣之根基性聯繫為本質，並具有高度排拒性的族群團體。對於這樣一套國族想像，當時也有一些不同的聲音。二十世紀最初數年間所發生的「黃帝紀年」與「孔子紀年」的爭論，便是彼時兩套不同國族論述的正面交鋒。另一方面，「黃帝」符號亦自有其內在的歧義與緊張。部分漢族知識分子便極力擴充「黃帝」的「種族」意涵，揭櫫「大民族主義」以別於漢族中心的「小民族主義」；一些居於邊陲位置的滿族人士也利用「黃帝後裔」的傳統策略，重塑本身的族群歷史記憶，另行提出一套抗制性的國族論述。因而，從近代中國國族建構的政治、文化條件分析，「黃帝」此一高度建構性的符號，也正是各項現實利益與勢力對抗、爭持的場域。
Abstract
 This article traces how the modern Chinese “nation” was constructed as an “imagined community" around Huang-ti (the Yellow Emperor) in late Qing. Huang-ti was a legendary figure in ancient China and the imperial courts monopolized the worship of him.  Many late Qing intellectuals appropriated this symbolic figure and, through a set of discursive strategies of “framing, voice and narrative structure,”  transformed him into a privileged symbol for modern Chinese national identity.   What Huang-ti could offer was, however, no more than a “public face” for the imagined new national community, or in other words, a formal structure without substantial contents.  No consensus appeared on whom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include and where the Chinese nation should draw its boundaries.  The anti-Manchu revolutionaries emphasized the primordial attachment of blood and considered modern China an exclusive community of Huang-ti’s descent.  The constitutional reformers sought to stretch the boundaries to include the ethnic groups other than the Han.  Some minority intellectuals, particularly the Manchu ones, re-constructed the historic memory of their ethnic origin around Huang-ti.  The quarrels among intellectual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ersuasion testify how Huang-ti as the most powerful cultural symbol became a site for contests and negotiations in the late Qing process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國族」是近代的產物。
◎「國族」是個「想像的社群」。
◎「國族」是個被建構的歷史過程。
◎「國族」的起源往往訴諸於渺遠而不確定的過去，卻以其作為其堅實的歷史基礎。
◎「國族」的內涵充滿矛盾與衝突。
◎「黃帝」為「中國國族」的認同提供一明確的符號。
◎「黃帝」作為「中國國族」符號，乃以血緣關係為連繫。
◎「黃帝」的內涵經過不斷擴充、解釋。
◎「黃帝」的符號本身也充滿歧異。
◎清末以來有各種不同的國族論述。
◎「符號」是被不同勢力所利用的一種敘述策略，彼此都試圖透過它來重塑自己的歷史記憶。
◎「符號」是現實政治利益對抗的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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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17年3月，印度詩人泰戈爾( R. Tagore)在一篇題為「西方的國族主義」的文章中寫道：
西方的雷聲隆隆的大炮在日本的門前說道：「我要一個國族！」......一個國族於是乎出現了。[1]
日本如此，近代中國亦不例外。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中國長期在西方以堅船利炮為後盾的優勢文化衝擊下，不得不俯首下心，逐步放棄傳統天朝中心的世界秩序，轉而以西方「國族國家」(nation-state) 為典範，著手從事中國「國族」的塑造。1901年，梁啟超撰寫「國家思想變遷異同論」一文，便指出中國對外不競，國勢阢隉的根由端在歐美列強挾其「民族帝國主義」，竭全民族及全國民之全能力以臨我，而「吾國於所謂民族主義者，猶未胚胎焉」，固不足以為有力之抵制。然則，中國苟欲圖存於生存競爭之大潮，其唯「速養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義」一途可循。[2]   就是在這樣的意識形態激盪下，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知識份子，相率投入孕育國族的啟蒙事業，為近代中國國族意識的興起揭開絢麗的序幕。就此而言，梁啟超所謂「少年中國」[3]，與其說是用以勗勵國人的門面慣語，毋甯更反映了他對中國國族在世界史時間序列上，相對於西方國家，所居之後進地位的敏銳反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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