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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王鼎鈞(圖片引自網路)


九十回顧自述

人到某個年齡就只能談他自己了,可是要想談得好很不容易。有學問的人說,人有三個「我」,一個是別人認為你是個什麼樣的人,一個是自己以為「我」是什麼樣的人,在這兩者之外還有一個「真我」。別人眼中的我,自己心中的我,有很大的差別,至於那個「真我」是什麼樣子,據說沒有人知道。所謂知己,就是「別人眼中的我」正是「自己心目中的我」;所謂錯愛,謬愛,就是「別人眼中的我」高過「自己心目中的我」;所謂懷才不遇,就是「別人眼中的我」低於「自己心目中的我」。

我們在漂流中學會割捨

談到「文學與人生」,我們的前輩都說文學表現人生,批判人生,都說作品從生活裡面產生,但是高於生活,既然文學與人生互為表裡,那麼談我的文學我的人生,也就等於檢查我的全部。世上最難做的題目就是寫「我」,我說過,我是一個固執的人,追求完美,不能忍受缺陷和醜陋,寫任何文章都字斟句酌,用獅子的力量搏兔。我說過,我是一個內向害羞的人,文章也中規中矩,結構嚴謹,文章裡沒有豪言壯語,也從不貪天之功,貪人之功。我說過,我是一個喜歡服從權威的人,喜歡用演繹法寫文章,從來沒打算立山頭,開門戶,從來沒想過改變現狀。我說過,我是一個勤能補拙的作家,我的天分不高,學習的環境也不好,我是困而學之,勉強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為之。

生活是時間的延長,生命的軌道像一根線,每個人都畫了一根線條,我的這一根線就是漂流。據說當年我在襁褓之中,算命的先生批了我的生辰八字,他說我的命屬於「傷官格」,不守祖業。「不守祖業」是什麼意思?他沒有說,父親去查書,知道不守祖業可能是漂流,變成異鄉人,無家可歸,也可能是敗家,做一個敗家子,傾家蕩產。那年代西方工業國家的產品到中國來傾銷,淘汰中國的手工業,造成農村經濟破產,緊接著八年抗戰,中產階級崩潰,沒等我長大成人,我家的祖業就敗光了,輪到我,就只剩下漂流這一個選項了。我十二歲那年離開祖父留下的四合房,以後離開我們那一縣,離開我們那一省,離開中國大陸,完全離開中國,越走越遠,再也沒有回去,這是我給「漂流」下的定義。

漂流是什麼?漂流就是割捨,當年我們唱過一支歌,「母親啊,謝謝你的眼淚,愛人啊,謝謝你的紅唇,別了!這些朋友溫暖的手。」今天還有沒有人會唱這支歌?我一直尋找會唱這首歌的人,我們當年一起唱這首歌結成同盟,後來也互相把對方割捨了。想當年那些第一次離家的孩子,背包特別大,特別沉重,這個也得帶著,那個也得帶著。以後長途漫漫,腳不點地,背包裡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一面走一面丟,夏天行軍,把冬天用的東西丟掉,晴天行軍,把陰天下雨用的東西丟掉,人人穿草鞋,把媽媽做的布鞋丟掉,兩隻手可以捧水喝,把隨身攜帶的水壺丟掉,最後,他有一條腰帶,媽媽在裡面縫了幾塊銀元,爸爸親手給他捆在腰間,叮囑他千萬不要離身,實在走得太遠,實在走得太累,實在走得萬念俱灰,也在攀山越嶺的時候把那條腰帶解下來,往那萬丈山谷裡頭一丟。還有什麼可丟的沒有?身上每一塊肉好像都是累贅。我們在漂流中學會割捨,人不需要他不能擁有的東西


割捨對我的文學生活有幫助

告訴各位一個祕密,割捨對我的文學生活有幫助。對於我而言,文學好像是個任性的小姑娘,她不嫁給你,但是也不准你和別人戀愛,你必須對它絕對效忠而又不求回報。這就得能夠像剃度出家一樣,斬斷塵俗的牽罣,然後升堂入室。我們的前輩常說「繁華落盡見真淳」,我認為繁華落盡就是割捨。漂流時期的割捨是一種訓練,文學寫作的預備訓練,當年和我一起學習的小青年,成績比我好,後來為什麼都不寫了?因為他入世越來越深,他的文學和許多是非恩怨、許多文學以外的目的纏在一起,他不能割捨那些東西,最後割捨了文學。

我的漂流是戰爭造成的,八年抗戰,四年內戰,正當我的少年和青年,戰爭製造英雄,戰爭也製造流民,四方漂流的人。戰爭告一段落,所謂「戰爭狀態」繼續,一直覆蓋了我的壯年和中年,我們在精神上、心理上仍然漂流。中國人口大規模的移動,幾千萬人的八字難道都是傷官格?當然不會,當年第一顆原子彈毀滅日本廣島,八萬人死亡,這八萬人各有各的生辰八字。有人說過,戰爭來了、人不必算命,因為命理在正常的社會裡有效,在戰爭時期無效


我是把一片一片落葉撿起來

當年砲火連天,大家都說是非常時期。非常就是不正常,就是反常。在正常的社會裡,人的打算是怎樣跟別人一塊兒活;可是戰爭相反,人的打算是怎麼讓別人死,或者跟別人一塊兒死。平時做人,壞人也得冒充好人,戰爭時期做人,好人也得冒充壞人。戰爭有它自己的規律,不但生辰八字不靈,《論語》《孟子》也不靈,《馬太福音》也不靈,許多格言都得反過來說,例如助人為煩惱之本,損人利己為快樂之本。戰爭時期做人,你平時的信念、信仰、信心大半錯誤,可能危險,立即反其道而行,大致不差。我是基督徒,可是內戰期間我是無神論。我認識一個老兵,他身經百戰,我問他在戰場上怕不怕,他說不怕,為什麼不怕,他說不管戰況多麼激烈,部隊不會全部陣亡,槍一響,有人先死,有人後死,也一定有人最後沒死,死人越多,我就知道我活到最後的機會越大,我反而覺得安全。這就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想法,完全出乎你我意料之外。

有學問的人說,戰爭是反淘汰,沒錯。拿軍隊來說,軍隊有王牌,有精銳,統帥總是派精銳部隊去打最堅強的敵人,去攻最堅固的陣地,精銳部隊的犧牲最大。素質比較低、戰鬥能力比較差的部隊,做預備隊,或者在兩翼策應主攻,犧牲比較小。戰爭結束的時候,精銳部隊的番號照舊,裡面都是新人。把範圍縮小,同一個連隊裡面,有些兵精明能幹,有些兵反應慢,判斷力很差,一旦有了比較艱難比較危險的任務,你是指揮官,你派哪一個出去?我再坦白一次,我跑不快,跳不高,機關槍扛不動,我百無一用,連隊派我做文書,讓我寫毛筆字,做等因奉此,不管怎樣兵慌馬亂,總有我一張辦公桌,我比別人安全,所以今天我能坐在這裡談我的文學與人生,真是慚愧啊!

戰爭就是破壞,這話也沒錯,我們都說百年樹人,樹人要百年,戰爭破壞一個人只要一旦,歐陽修說,人難成而易毀。我對自己的成長沒有規畫,像水一樣流到哪裡算哪裡,大江東去,浮萍不能西上,我在漩渦裡一圈一圈的打轉,一小段一小段掙扎。不能改變環境,只有改變自己,我是千刀萬剮、割斷千絲萬縷。1949年我脫離中國戰場,漂流到台灣,我的世界已經破碎,我居然還想做作家。別人只看見我沒有天才,沒看出我沒有完整的人生觀和宇宙觀,作品是作家的小宇宙,破碎的世界不能產生宏大的完整的作品,我是困而學之,勉強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為之。難怪我不能寫小說,寫長篇小說你要有一座森林,我只有滿街的落葉,難怪我一出道就寫雜文,號稱短小精悍的八百字專欄,我是把一片一片落葉撿起來,沒有統一的精神面貌。我有自知之明,那些文章我不保存,這也是我的祕密。

用今天的說法,我到了台灣需要人格重建,那時候,「人格重建」這四個字還沒有在台灣出現。我只知道我是一隻野獸,受了傷,需要找一個洞穴藏起來,用舌頭舐自己的傷口。台灣不是我的洞穴,台灣是一架探照燈,老是對準我照明。我轉過身去求孔子,求基督,他們開的藥方能治標,不能治本。看樣子我得的是糖尿病,人跟病同生共死。天下事難測難料,我在大陸的時候沒想到能到台灣,我在台灣的時候沒想到能來美國。我居然能漂流到地球的另一半,跟我的前半生頭頂上不是一個天空,這一次可以大割大捨了吧,可是不能,我肩上扛的、手裡提的、仍然是那一堆碎片。


我堅決相信 中國還會有偉大的文豪產生

在紐約,我接觸到佛教。謝天謝地,世界上還有個佛教,我把那一堆碎片交給祂,祂為我縫了一件百衲衣。百衲衣也是一種完整,而且菩薩不用針線,天衣無縫。那些年,大環境改革開放,有長期的和平,非常時期回到了正常,《論語》《孟子》又管用了,《馬太福音》又管用了,我也恢復了有神論,有神論無神論都有缺點,有神論的缺點,無神論可以補救,無神論的缺點,有神論不能補救。歷史只是匆匆忙忙的轉了一個彎兒。山川壯麗,物產豐隆,我吃儒家五穀青菜,吃佛家的山珍海味,吃基督的牛油麵包,我的人格重建就在這段時間完成了。我豁然貫通,知道人生是怎麼一回事,也知道文學藝術是什麼,我這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這才有能力寫回憶錄。這一段心路歷程,一言難盡。總而言之,我來到這個世界上,儒家給我接生,基督教給我餵奶,生活給我跌打損傷,佛法給我治療。大環境提供了最適合療養的氣候,我能定、靜、安、慮、得,能恢復健康。醫院是世界上最乾淨的地方,最有秩序的地方,可是我不能永遠住在醫院裡,出了佛教這個醫院,我回去站在孔夫子的大門口,對南來北往的人說,基督很好,佛陀也很好。

這時候,對一個作家來說,我已經過了我的高峰期。寫散文,我還可以拉長,寫小說,我很難堆高,編劇,我不能纏緊。拉長,堆高,纏緊,不僅是有沒有這個技術,不僅是有沒有這個天分,更是你還有多少生命力可以燃燒。我能知不能行。孔夫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我說等一等,不能起而行,可以坐而言,古聖先賢講承傳,不能承,可以傳,朝聞道,夕傳可矣。我不能收割,可以撒種,讓後人收割,我畢竟也收割過。《聖經》上說:「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我現在知道撒種為什麼流淚。兩座山中間有一片高原鏈接起來,兩個偉大中間有無數的平凡鏈接起來,用文學史的眼光看,也許我們都是鏈接。

當年巴爾札克想到巴黎去搞文學,他的一個長輩對他說,你要想清楚,藝術裡頭是沒有中產階級的,他的意思是說,搞文學藝術,要嘛就成為大家,要嘛就什麼都不是。我是文學裡頭的中產階級,也許我可以證明文學也可以有中產階級。也許我可以證明,人可以經過學習經過訓練成為作家,但是他的成就有一個限度。我堅決相信中國還會有偉大的文豪產生,就像《舊約》裡頭那個老祭司,堅決相信彌賽亞會來。在他沒來之前,我們的責任就是守護祭壇,準備迎接。直到有一天他來了,他一定會來。

這些年,我在紐約,只要有人找我談文學,我知無不言,只要給我時間,我言無不盡。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不揣冒昧,不計毀譽,這是我的「四不」,這是我對文學播種,對社會回報,給未來的大文豪織紅地毯。我這個後死者,這個苟全性命的人,我要讓愛我的人,幫我的人,不會後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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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王鼎鈞(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聯合報》
九十回顧自述
2015-04-26
網址:

http://si.secda.info/modern_literature/?p=1783
作者:王鼎鈞
【作者簡介】

王鼎鈞(1925年4月4日-),山東臨沂縣蘭陵鎮人,筆名方以直,王鼎鈞生於耕讀之家。對日抗戰期間,離開山東老家,初中畢業後,棄學從軍。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到台灣,考入張道藩所創辦的小說創作組,受教於王夢鷗、趙友培、李辰冬。曾於中國文化學院、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世界新聞專科學校講授新聞報導寫作,先後任職中國廣播公司、中國電視公司、正中書局、幼獅文化事業、中國時報,並曾擔任《徵信新聞報》(今《中國時報》)副刊主編與《中國語文月刊》主編。因拒絕加入中國國民黨,遭懷疑是匪諜,長期遭跟監。1978年離開台灣,現旅居美國紐約市,專事寫作。曾獲行政院新聞局金鼎獎、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中山文藝創作獎、時報文學獎散文推薦獎,與《聯合報》《中國時報》輪流主辦的「吳魯芹散文獎」。1999年,《開放的人生》入選台灣文學經典三十。2001年獲得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傑出華人會員」獎。2014年獲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王鼎鈞創作以散文為主,最知名作品為有「人生三書」之稱的《開放的人生》《人生試金石》《我們現代人》(均為爾雅出版)及《碎琉璃》《左心房漩渦》等書,為台灣重要當代散文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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