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01）──孔孟
在儒家的傳統中，孔孟總是形影相隨，既有大成至聖，則有亞聖。既有《論語》，則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義」，他們的宗旨也始終相配合。《史記》說：「孟子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今人馮友蘭，也把孔子比做蘇格拉底，孟子卻可以比作柏拉圖。
但是我們仔細比較他們，卻也發現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顯的，《論語》中所敘述的孔子，有一種輕鬆愉快的感覺，不如孟子凡事緊張。所以大成至聖能夠以「君子坦蕩蕩」的風格，避免「小人常戚戚」的態度去保持他的優（編按：應作「悠」）閒。孔子令門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的讚許。而曾皙所說的，大致等於我們今天的郊遊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與這種態度截然相對的是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的主張。孔子還說飯菜不做好，這樣不吃那樣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卻毫不忌諱地提出「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而且「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等辭句也經常出現在他的嘴中。
上圖：孔子
孔子沒有直接的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惡。《論語》之中，「仁」之一字，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解釋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說出雖為聖賢，仍要經常警惕才能防範不仁的話，可見他認為性惡來自先天。他又說「觀過，斯知仁矣」，好像這糾正錯誤，促使自己為善的能力，雖係主動的，但仍要由內外觀察而產生。孟子則沒有這樣猶疑。他曾斬釘截鐵的說出：「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認，他一生學習，到70歲才能隨心所欲不踰矩。孟子的自信，則可以由他自己所說：「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的一句話裡看出。這種道德力量，經他解釋，純係內在的由自我產生。所以他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聖賢。
孔子對「禮」非常尊重。孔子雖然稱讚管仲對國事有貢獻，但仍毫不遲疑地攻擊他器用排場超過人臣的限度。顏淵是孔子的得意門徒，他死時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卻根據「禮」的原則反對顏淵厚葬，又因為「禮」的需要，孔子見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興。孔子雖不值陽貨的為人，但為了禮尚往來，他仍想趁著陽貨不在家的時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沒有這樣的耐性。齊宣王稱病，他也稱病。他見了梁襄王，出來就說：「望之不似人君。」魯平公沒有來拜訪他，他也不去見魯平公。他對各國國君的贈儀，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齊國的弔喪正使，出使滕國，卻始終不對副使談及出使一事。
【筆記整理】
孔子與孟子在各方面都有明顯不同。
上圖：孟子
這中間的不同，不能說與孔孟二人的個性無關。或許《論語》與《孟子》兩部書的取材記載不同，也有影響。但是至聖和亞聖，相去約兩百年，中國的局勢，已起了很大的變化。孟子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這八個字正好可以用來說明他們之間的距離。
孔子生於公元前551年，卒於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時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雖不能確定，但是他最活躍的時間，也是戰國時代的前中段。《孟子》一書開場即提到他見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離戰國開始已67年，又115年之後秦才滅六國統一中國。在春秋的時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維持，但是還沒有完全敗壞。以前各小國各自為政，裡面主持國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擔任下級軍官的士，全部世襲，一切都按成規，也就是說，一切都接受「禮」的約束之原則已不再適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義出之。縱使叛逆篡位也還要邀請與自己利害相關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這時的戰事還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離散。
【筆記整理】
孔子與孟子的不同，有一大部分原因來自於兩人的時代社會環境已有差異。
上圖：戰車一乘四馬，甲士三人
春秋時代的車戰，是一種貴族式的戰爭，有時彼此都以競技的方式看待，佈陣有一定的程序，交點也有公認的原則，也就是仍不離開「禮」的約束。「不為己甚」（編按：意指適可而止，不做太過分的事）是當時的一般趨勢。根據原則，在某種情形之下，不追擊敵人。在某種情形之下，不向主敵射擊，不設險以譎詐取勝。既已給敵兵第一下的創傷，不乘勢作第二次的戳刺。頭髮斑白的人，不拘為俘虜。這些態度與歐洲中古的騎士精神很相彷彿，雖然這些原則並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戰時間短促，參戰的人數受車數的限制。總之，春秋時代的戰事，顯示了社會的不穩性。但戰事的本身，卻不足以造成社會的全面性動盪。
針對這些條件，孔子對當日情形，還沒有完全失望。他的閑雅代表著當時的社會，相對於戰國的暴亂而言，還相當的寧靜。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復禮」，顯示著過去的社會秩序仍可以恢復。他有時也發牢騷，說什麼「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和「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針的時候，他的辦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復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更表現一腔復古的熱忱。
孟子有時候被人稱為有「革命性」，這是因為戰國時代的動亂，使他知道，只是恢復故態而不改弦更張是不能濟事的。齊人準備伐燕，他說燕可伐。齊宣王問他貴戚之卿應做的本分，他說：「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也就是容許廢君而另立族中賢人。梁襄王問他：「天下惡乎定？」他答道：「定於一。」襄王又追著問：「孰能一之？」孟子就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說過「地方百里，而可以王」。這已經不是孔子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嚴格規矩了。
上圖：想像示意圖
孟子開始遊說的時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蘇秦，張儀提倡合縱連橫之季。戰國七雄，已經準備長期間的大廝殺。雖然這時候的戰事還沒有像戰國末季的那樣劇烈──凡是年齡十五歲以上的都要向防地報到，降卒四十萬或四十五萬一起阮（編按：應作「坑」）埋，所以這時已不再是春秋時代競技式的戰爭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為什伍」，即是以一種軍事組織的原則，加之全民。在戰場上騎兵既登場，步兵人數也大量增加。「斬首六萬」，「斬首七萬」，已經開始見於各國的記錄。孟子說「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這段話可能反映著當日各國備戰的情節，也可以說是他對當日國君草菅民命的一種控訴。他所說的「民有饑色，野有餓莩」不可能是無的放矢。
在宋朝以後，《孟子》成為《四書》之一，實際上它占《四書》一半以上的篇幅，既為各朝經筵講解之用，也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對中國思想史有無可形容的影響。而亞聖以慈悲為懷的心腸，為民請命，他講的話有時也富有感情性，有時尤任直覺，例如「見牛未見羊」，「君子遠庖廚」。他的性善論必定帶著一種強迫性的推論。因人既生性為善，那麼強迫人們保持這種天性也不算過分了。這關鍵處有如盧梭之論自由。他的低水準平等思想──例如「樂歲終身飽，凶年不免於死亡」，以及「省刑罰，薄稅斂」，在一個簡單的農業社會裡，被奉作經典，同時也符合事實的需要。可是今日我們讀《孟子》和《四書》全部，卻不能一體視之為政治哲學，一定也要考究他們的歷史背景，有時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說的一樣，「盡信書不如無書」。
為什麼孔子和孟子之間會有這樣一股距離？為什麼春秋階段與戰國階段會有這樣巨大的差別？為什麼中國會如此早熟──在紙張都未發明，文書尚用竹簡木片傳抄之際，即出現至聖亞聖，而且與孟子同一世紀即出現了秦始皇，且對此後的中國有決定性的影響？
對於上述諸問題的背景，前人已經說過：是因為華北黃土地帶，耕耘容易，農業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業開始通有無，社會這流動性大。加以鑄鐵技術出現於春秋戰國之間，影響到農具和兵器等等。這些解答都有根據，但是卻沒有一針見血的指出中國歷史地理的特點。春秋戰國間劇烈的變化，百家爭鳴，最後又以暴力完成統一，在世界歷史上是獨一無二的現象。其經過應在下節提到秦始皇的時候追論之。
【筆記整理】
中國文化的早熟，來自於自然生存環境的艱難。
延伸閱讀：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02)：秦始皇
【文章出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報出版）
〈孔孟〉
1989-10
作者：黃仁宇
【作者簡介】
黃仁宇（英語：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生於中國湖南長沙寧鄉，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1936年考入位於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因抗日戰爭爆發後輟學，進入國民政府成都中央軍校，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國軍第十四師軍官少尉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少校參謀，抗戰勝利後考取留學資格，後赴美求學並獲取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西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黃仁宇為明史專家，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倡導「大歷史觀」而為世人所知。所著《萬曆十五年》蜚聲國際，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等暢銷作品，成為學界異數。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場電影開場前因心臟病發，病逝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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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文字已經逐字校對，粗體字依據原文所是，文中數字改以阿拉伯數字說明，各段筆記整理由編者自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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