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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秦始皇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02）──秦始皇

在中國歷史上秦始皇是一個令人尋思的人物，他在公元之前，就經過賈誼的責難。迄至近代，既受過章炳麟和蕭一山的恭維，也受過顧頡剛和郭沫若的批判。可是我們的好奇心不能因這樣的「褒貶」而滿足。假使我們撇開嬴政的個性與作為，單說中國在公元前221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誕生前約兩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統一；並且此後以統一為常情，分裂為變態（縱使長期分裂，人心仍趨向統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編按：應作「廷」），仍以統一為職志），這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現象。我們也可以問，以歐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後，同樣由一個地方較偏僻，交通也不是頂便利的國家（有如波蘭或保加利亞）作主，以幾代的經營，打敗英、德、法、義、奧和西班牙的聯軍，併吞他們的領土，斷絕他們各國皇室的繼承，並且將各國文字劃一為一種共通的書寫系統？這事不但在兩千年前不可能，即使兩千年後的拿破崙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頭。由此可知，中外歷史之不同，不光是人才和個性的問題了。


上圖：彩繪尚未消失前的兵馬俑

1974年之後，「秦俑」出土，這更增加我們思考的機會。這批陶器塑像據估計約為六到七千個，個個不同。從臉上的表情，還可以看出各人的年齡和性格。有時一人面目緊張，貼鄰一人則輕鬆而微笑，士兵的頭髮，好像根據「規定」薙束，但髮辮之間，既大同又有小異之處。他們所著靴鞋的鞋底有圓釘。所穿的甲，鐵片以皮帶穿貫，都根據實物絲毫不苟的模製，步兵和騎兵的制服也不同。並且這幾千個塑像帶著戰車和兵器構成戰鬥隊形，又能大概一致保存藝術和技術上的同一標準。這些地方，也使我們對秦始皇的為人，另有超過以往歷史之評價的感想。

比如說，以今日科技之發達，我們要重新塑製這幾千個（也可能幾萬個，因為現在出土之秦俑，尚只有驪山陵墓東部帶北的一角）陶俑，也勢必要組成委員會，由軍官、藝術家、科學家、工程師集思廣益的研究設計，才製造得出來。秦始皇既為一個「焚書坑儒」的專制魔王，為何有這樣的耐性？他為什麼不以軍事形式的雷同劃一為原則，將幾千個人像以模型翻砂式的套製，有如波斯大流士（Darius）宮殿前的裝潢，又有如羅馬的康斯丁（Arch of Constantine）上面的側面人像，成排結隊的出現，既不必講究生動，也毋須在藝術角度上斟酌？又很多人指摘秦始皇的迷信。像在陵墓附近配置陶俑就有迷信的嫌疑。可是他如果信神權的話，為什麼不採取埃及的辦法，將人像塑成幾丈高，又設計為鳥頭人身，或照印度的辦法，造成三頭六臂？而偏偏像希臘雅典一樣，保存了集體作品之個別的美感？

【筆記整理】
秦始皇除了褒貶評價之外，是個值得再仔細尋思的人物，尤其從兵馬俑的出土，更可以證明這一點。


上圖：兵馬俑

這些問題，尚待研究。可是從新發現的資料來看，我們也敢確定中國初期早熟的政治統一，造成「書同文，車同軌」的局面，是一種有歷史地理性的組織和一種帶群眾性質的運動，有如陶希聖和沈任遠的提議，我們應從秦始皇的後面，看清戰國時代的社會經濟因素，認識農業技術的進步，商業的興起，客卿在各國政治的地位，以及游俠的活動情形。這些因素，促使中國在秦的領導之下統一。

最近幾十年來地質學，氣象學和考古學的發現，也可以連貫到中國初期早熟的統一。中國文化發揚於黃河流域。黃河通過黃土地帶。黃土鋪蓋著華北幾省的廣大地區，土質鬆疏，經常有100尺到300尺的深度，因之黃河夾帶大量泥沙，隨時有阻塞河床，衝破河堤，淹沒人畜，損壞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無濟於事。本來世界主要河流夾帶泥土百分之4或百分之5，已算很高，南美的亞馬遜河(Amazon River)夏季能帶砂百分之十至十二。然而1940年間在陝縣附近的觀測發現，黃河夾砂以重量計達百分之46。夏季其中三個支流的夾砂量從42.9到百分之63。由此也可以看出這問題的嚴重和龐大了。


上圖：黃河

因為人口增加，農業技術之進步，所以即使是春秋時代，各小國在黃河附近築堤也已經妨礙了彼此的安全。但有些國家，還惡意的將災害加諸鄰國。公元前651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其中有一段盟誓，在各種古籍之中紀載略有不同，有的是「無曲防」，「毋曲堤」，有的是「毋雍泉」或「無障谷」。到戰國期間，這問題加緊，公元前332年，趙國與齊魏作戰即曾將黃河河堤決潰以浸淹對方（見諸《史記》）。又《孟子》一書中，提到治水11次之多。亞聖自己就對白圭說：「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足見光是治水一事，中國之中央集權，已無法避免。秦始皇並非不知道這事，他統一和國後碣石頌秦德，自稱「決通川防」。他又改名黃河為「德水」，更稱秦為「水德之始」，這都是確切的證據。


上圖：黃河壺口瀑布

季候風與農業的關係，也促使中國在公元前趨向統一。中國農產區的雨量，百分之80出現於夏季3個月內。季候風由菲律賓海循西北方向吹來，有賴於由新疆方向自西至東的旋風（cyclone）將這氣流升高，才能將溫度降低，使其中水分凝結為雨。這樣一來，下雨或不下雨，全靠兩種氣流適時適地的聚會。要是它們經常在一處碰頭，其地必有水災；反之即有旱災。《史記．貨殖列傳》裡說：「六歲穰，六歲旱，十二歲天饑（編按：應作「十二歲一大饑」）」，已經表現出中國初期農業的艱難。姚善友從《圖書集成》及其他資料統計，中國在民國前227年，有旱災1392次，水災1621次見於官方的報告（此外尚有蟲災，如「蜚」如「螟」，經常見諸《春秋》）。到災荒時，鄰國如不加接濟，是為「阻糴」，即可能發生戰事。各諸侯可能因婚姻細故，個人恩怨及擴大地盤的野心而動兵戈，參與的人民則更因饑荒所迫而活躍從事。上述的葵丘之會，也有「無遏糴」的彼此保證。《左傳》裡記載因糧食問題發生的爭執其著者有如公元前720年，鄭國取溫之麥，又取成周之禾。公元前647年晉國發生飢（編按：應作「饑」）荒，秦國予以接濟。次年秦國發生饑荒，晉國不感恩圖報，反而阻糴。因此兩國發生戰爭。敘事的時候，《左傳》也提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這次戰爭，秦國勝利，俘虜晉候。恰巧次年晉國「又饑」，秦伯再加以接濟，並且說：「吾怨其君，而矜其民。」還有很多戰事，書中未敘明原因，根據我們現在推想，類似爭執必然不少。



從春秋到戰國，上述背景，只能增加國與國間的衝突。根據周朝以前的規定，各國不能隨便築城設防。但這幾百年長期擾攘，卻大開各國違「禮」築城之門。有關的鄰國，則因對方設防而備感威脅，更要先發制人。凡此種種設施，都增加中央集權的趨向。過去通過貴族的間接管制，像歐洲騎士樣的職業軍人都成往蹟。現今則只有全面動員，履畝徵賦。而且大國控制資源愈多，對賑災恤鄰更有效，參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併。春秋時楚國和隨國衝突，一大一小即有「隨民餒，楚之贏」的說法，戰國的時候，梁惠王語孟子，「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經過如此的措施，他就覺得他的地盤應當擴大，人口應當增多。梁惠王個人的希望沒有達到，他的想法卻有長期歷史上的合理性。

所以，全面競爭之後，小國無法生存，因而有趨向整個統一的趨勢。始皇滅六國的期間，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前230年和228年均是「大饑」，見於《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嬴政又稱自己的功勞為「墮壞城郭」和「夷去險阻」，也就是全國對內不設防，食糧全部流通。這樣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極」。由此看來，再參閱戰國以降戰事的慘烈，和《孟子》經常提出的「若大旱之望雲霓」，「途有餓莩」，以及「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更感到我們無法責罵秦始皇，雖然我們無從贊同他焚書箝制思想，而他的坑儒（所坑的也未必都是儒），其行動殘虐，更不是令人所能同意。無從「褒貶」之餘，我們只好強調中國在公元之前統一，而且自嬴秦之後，以統一為正軌，實有天候和地理的力量支撐著。

還有一件事，我們無法忘記，即秦始皇是歷史上「萬里長城」的首創者。這是嬴政統一中國之後命蒙恬率兵三十萬，收河南，伐匈奴，在團結對外的條件下，全面築城此舉更表示他的極權政治，有實際的需要。這一事可以留著下面再說。

【筆記整理】
中國由於生存環境艱難，不利於小國分化對立，其早熟走向中央集權的政治統一，有其不得不然之自然條件在背後支持。

延伸閱讀：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03)：李悝


上圖：萬里長城

【文章出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報出版）
〈秦始皇〉
1989-10
作者：黃仁宇
【作者簡介】
黃仁宇（英語：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生於中國湖南長沙寧鄉，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1936年考入位於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因抗日戰爭爆發後輟學，進入國民政府成都中央軍校，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國軍第十四師軍官少尉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少校參謀，抗戰勝利後考取留學資格，後赴美求學並獲取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西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黃仁宇為明史專家，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倡導「大歷史觀」而為世人所知。所著《萬曆十五年》蜚聲國際，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等暢銷作品，成為學界異數。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場電影開場前因心臟病發，病逝紐約。
【文字校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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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文字已經逐字校對，粗體字依據原文所是，文中數字改以阿拉伯數字說明，各段筆記整理由編者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