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00）──開場白

我住在紐普茲（New Paltz）的一個村莊裡。這地方靠赫遜河（Hudson River）西岸不遠，是紐約市及紐約州州會奧本尼（Albany）公路上的中心點。這村莊在一座小山之上，四境土地呈波狀起伏。地質的主要構成因素是頁岩。頁岩也稱泥板岩，原來是由泥土經過高度壓力而成，狀似灰黑色石塊，只是質地脆弱，一碰就碎。它特別惱人的地方是到處都有，即使是挖一個陰溝，或是整理一處地基，也都會碰到它。一九七三年中東戰事爆發，原油價格陡漲。美國又在前一年將小麥及王蜀黍大量廉價賣給蘇聯，所以這時候自己供應不及，物價直線上升，甚至影響到麵包、肉類、蔬菜的價格。我們靠薪水收入的家庭無一不受其苦，於是很多主婦都自行種菜。一時間每個家庭後面原先用來栽花種草的空地，都成了菜圃。我們家也跟著照辦。一年之內，我們吃了不少自己種的小白菜、絲瓜和西紅柿。可是開掘泥土，要彎身用手挑，我和我太太的皮膚，都被這頁岩割破，連種菜用的小刀、鐵鏟，也折損過半，花費時間不說，加上噴水除莠，及支付水費，還有種子、肥料、防蟲劑的本錢，則所省也無幾了。所以一到第二年市場供應情形好轉，我們這自動下放作農民的興致又直線下降，過了不久，村裡人人掘土家家種菜的風氣也稍歇，一方面顯示了一般美國人趨向時尚，見異思遷的習慣；另方面也確是經濟力量的驅使。合於利則行，不合於利則止，無從勉強。

但是紐普茲雖不是種蔬菜的地方，卻是種蘋果的好地方。可能因為此地的陽光水分溫度，都和蘋果相宜吧！而蘋果樹根也有能力透過頁岩層吸收地下的水分及滋養。所以這村莊十哩內外到處都是蘋果樹，成為本地最重要的資源。蘋果樹不能持久，幾年之後，就得砍去，另種新苖，不管是砍伐樹幹，或是噴射防蟲劑，都是打電話找專人來解決。所以種植蘋果雖屬農業，但卻無異於商業經營。而最值得注意的是：一到收穫的季節，即有承包商以巴士將摘蘋果的勞工大批載來，男女老少都有，他們都是中南美洲人，操西班牙話，也只有工頭才能帶領他們。食宿問題，都自行解決，不驚動本地居民，並且來時即工作，蘋果摘完裝箱後全部員工即時離境，爽快俐落。紐約的蘋果，行銷各州，也等於加州的橘柑、佛州的橙柚一樣。因為交通便利，各超級市場又大批整買，統一傾銷，所以各處價錢相差無幾，我們就算近水樓台，也不一定能夠廉買。

一個敏感的讀者看到這裡，就知道以上所說不僅是紐普茲和蘋果樹的情節，而是勾畫著一個資本主義社會的樣態和做事的程序。

我在這村莊內外散步的時候常常想起，要是在中國南方，紐普茲的土地必定也要大部開拓為水田。一方面要堵截山上的水源，一方面要汲引山谷下的水來灌溉低窪地帶的田地。這頁岩也只好一塊一片的用手清除。這樣，人民的生活怎能不艱難？用我們自己種菜的經驗，也可以想像到中國農村經濟情形的一般了。那麼中國為什麼不及早實行資本主義？

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用很多層次，才能解釋得明白。

第一點，一個國家的歷史，與它天候地理有很密切的關係，加上很多事情時間上的匯合（timing），中國因為天候地理的需要，初期統一，實行中央集權，政府扶植無數小自耕農作為當兵納稅的基礎，所以人口密度大，農業的特徵是高度的精密耕作，主張各地自給自足，視糧食生產為主業，其他都是末業。從戰國到漢初，這些條件還可以當作一時之策，但是經過兩千年接續不斷的維持，上述諸條件，都已成為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不僅法律和家族制度支持這些經濟條件，就連科舉制度和社會習向也都支持它。即使在明末清初，可能在中國發現一處像紐普茲的土地，也不一定能讓它十哩內外一體種蘋果。即使種了也無人整批購買，無法集體採摘推銷。我們還從各地方志上發現歷史上有些「好官」，看到民間種植栗子、菸葉、棉花等商品農作物，竟命令立時拔去，改種稻粟，可見得這種歷史上的大問題，牽涉到技術及思想者各居其半。這裡面有很多根深柢固的因素。

美國開國之前，為英國殖民地，紐約州在英國勢力尚未鞏固之前，尤其赫遜河畔一帶，尚是荷蘭人開拓的地方。這地方地廣人稀，它的歷史有兩個特點值得注意：一、是土地所有權集中，後來經過無數分割買賣，才有今日的形勢，但是農場和園圃，仍是以兩三百英畝為單位，不像中國一畝兩畝支離破碎（中國一畝約等於六分之一英畝）。二、紐約及新澤西州有些地方是清教徒移殖之地。紐普茲村莊則是十七世紀法國新教徒「休京拉」派（Huguenots）所草創，在政治經濟的意義上講，當日新教徒即已象徵一種反抗中央集權的趨向和運動，「休京拉」派尤其盡瘁於各種新興企業。所以這些立場，都和中國傳統相反。美國大規模的內部改進（internal improvements）即是聯邦以公款修築公路發展交通通信事業，尚在十九世紀初期，和現代科學技術的展開並行，紐普茲的果園也在這時候創設，所以能利用這優勢的環境。

但是以上是一個特殊例子。要整個檢討資本主義何以未能實行於中國，我們還要從這些背景因素之外，看清資本主義本身的特質。

嚴格言之，「資本主義」（capitalism）這一名辭，至今沒有公認的定義。亞當．斯密僅僅提出在增進人民的財富時，「商業的系統」優勝於農業的系統。馬克思雖在著書時稱「資本家」及「資本家時代」，也沒有引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辭。我倒覺得英國歷史家克拉克（Sir George N. Clark）所說，最近性理。他說：「用資本主義這一名辭，去概括現代經濟制度，是十九世紀中葉社會主義者所創行的辦法。其所解說的一種社會形態，內中最有權威的乃是擁有資本的人。」

什麼是現代經濟制度？以紐普茲的情形為例，我們也可以看出其中有三個基本條件：一是資金廣泛的活用，如果我們彼此有剩餘資金，必存集於銀行。銀行即將之挪借投資，此來彼往，資金永無休歇之日，有時出進之間，尚產生虛數，形成信用膨脹。二是產業所有人僱用經理，他營業的範圍，超過本人及其家屬足以監視的程度。三是屬於服務性質的事業，有如交通、通信、保險等共通使用，用之商業活動之所及，又超過各企業自辦自用的限度。這三個條件之所以能充分發揮，乃是商業信用（trust）業經展開。而信用則必須有法律在後面支持。倘不如此，誰敢把成千成萬箱的蘋果，憑一個電話的指示，運給幾百哩外的收貨人？又有誰敢開銀行，將存戶的款項貸與果場主人，讓他去安心經營，等他收穫之後才算帳還債，況且這果場主人的地產有一半還典押在債權人身上？

因為這現代資本主義制度是由以上三個條件所造成，它必然成為一種組織和一種運動。西歐資本主義推行的時候，就需要由國家以商業性的法律，逐漸推行到全民。不僅遺傳法、破產法需要符合商業社會習慣，甚至對監守自盜者的處置，虛枉欺騙者的懲罰，與強迫履行合同，都要能切實做到。因為這些法律同時也施行於商人集團之外，所以農業組織也要向商業作風看齊，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即在西歐，因為這一套新制度與中世紀宗教思想和社會習慣大相逕庭，所以也曾發生過無數的衝突。我們也可以說，很多趨向現代化的戰爭和革命，都與此問題有關。如果我們不用意識型態的字眼，單從技術角度檢討這段歷史，也就可以說資本主義如能推行，社會裡的各種經濟因素（包括動產、不動產、勞力和服務）都要能彼此互相交換，私人財產也要有絕對的保障，然後這社會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 manageable）。再簡潔言之，即全民生活，都聽金錢制裁。國家訂立財政稅收金融政策，即已包括道德觀念和社會習慣在內，在執行時，除非立法錯誤，不能臨時在半途又撞出一個道德問題。這樣才能符合韋伯（Max Weber）所說：「現代合理化的資本主義，不僅要有技術上生產的能力，而且還要有能讓人預為籌算的法制，以及經理上正式的規則。」

西歐資本主義的最先進是威尼斯。因為它是一個自由城市，處於一個海沼（lagoon）之中，受大陸的影響輕微，中世紀後，當地貴族都變成了重要紳商，或者受政府津貼。全民十萬口左右，壯齡男子，都有服海軍兵役的義務，陸軍倒以僱傭兵（condottieri）為之。重要商業又係國營，城中鹹水又不便製造，於是盡力經商。雖匠役寡婦，也可以將蓄積加入股份（colleganza），水手也能帶貨。這樣一來，一個國家就是一座城市，這一座城市又等於一個大公司。民法與商法，也區別至微。《莎氏樂府》裡面的《威尼斯商人》稱兩造合同預訂借債不還則割肉一磅作抵償，到時法庭就準備照約施行，雖說是誇大譏諷，暗中卻已表示威城以商業性的法律作主宰，信用必須竭力保障的背景，這也可以說是資本主義真髓。

十六世紀之後，荷蘭成為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荷蘭正式國名為「內德蘭王國」（Koninkrijk der Nederlanden）。荷蘭不過是當日七個省之一省，只是佔全境人口三分之二，又負擔全國經費四分之三，是商業財富的中心。內德蘭經過幾十年抵抗西班牙而獨立之後，行聯邦制，使經濟發展前進的地區，照商業習慣管制，其他隨現狀改進，這樣經過無數周折，而且荷蘭的農業也重畜牧，不重穀物生產，與商業習慣接近，荷蘭才能逐漸完成全國實行資本主義的體制。

繼荷蘭之後，英國成為傑出的資本主義國家。因為這國家農業基礎強，它的「普通法」（common law）以農業習慣為基礎，凡是以前沒有做過的事統統不能做，所以相當保守。一到十七世紀，世界局勢變化，英國也迭遭折磨，經過英皇與議會衝突，內戰弒君，改為民國，行獨裁制、復辟及第二次革命各種事蹟。今日看來，其癥結在經濟因素互相交換的程度不夠，不能全面在數目字上管理，所以才引起宗教信仰、皇權與民權種種問題。一六八九年「光榮革命」成功以後，即無此趨向，因為幾十年動亂之後，下層機構中的地產所有權，逐漸規律化，上層機構也承認「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的原則。而上下之間，也有普通法逐漸容納「公平法」（equity）的妥協方式，也就是一般與現代社會有關的問題，照商業習慣辦理。這樣一來，農業生產與商業交換併為一元，內地與濱海的距離縮短，一個國家可以像一個自由城市一樣的簡單緊湊，首尾相應，英國用這資本主義的組織做本錢，竟稱雄於世界好幾個世紀。進而逼迫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照樣仿行，正如克拉克所說，讓資本家在社會型態中享有威權者。或者滲入國家資本和社會資本，相對的約束私人資本，成為社會主義。兩者縱不相同，但在下述幾點上是完全一樣的：法律須保障私人資產，鼓勵資金流通，經理僱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促成互相交換使得全國能在數目上管理。

一九三九年毛澤東說：「中國封建內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已經孕育著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沒有外國資本主義的影響，中國也將緩慢地發展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是一種沒有歷史根據的見解。資本主義除非確實的控制司法權和立法權，使政府盡其功能，支持商業信用，不可能說是已經在某一個國家立足。商品經濟缺乏這種組織能力，也不能成為一種運動，亦即是無法孕育資本主義。稱之為「萌芽」，實無意義。因為資本主義的形成要透過國家體制，又要社會全民支持，還常常影響到宗教和信仰，絕非「緩慢的」或者自然而然可以發育成長，前述三個例子以及其他尚沒有提及的例子，除了威尼斯情形既簡單又特殊外，其他無一不經過內外煎逼苦鬥改革而成功。就是連威尼斯也因為它我行我素的與教皇衝突，多次被開除教籍，並不是完全沒有遭受險阻艱辛。中國是一個大陸國家，幾千年來重農抑商，所以改革尤難。

毛澤東稱中國社會為「封建」，也待辨正。中國只有商周之間稱得上是封建時期。明儒顧炎武說：「封建之廢，自周衰之日；而不自於秦也。」所以秦後統為「郡縣制」，亦即是中央集權。中國古代封建，與歐洲中古之feudal system以及日本迄至近代的「幕藩」，雖然時代差異，組織結構不同，但基本上也有若干相似之點。此即是地方分權，倚賴軍事系統作它自身的體制，爵位世襲，掌管封邑的貴族，不放棄土地所有權，既為地方首長，也是大地主。這與明清之中央集權，地方官由中樞派遣，重文輕武，土地零星分割，自由買賣，社會流動性大的情形可說正好完全相反。很多人之所以堅持中國近代仍為封建，一方面固然是便於因襲馬克思階級鬥爭的歷史公式，另方面是認為封建代表著落後，而中國不管是周衰也好，明清也好，總是不合時代，所以用不著仔細計較。

殊不知中國近代的官僚政治（bureaucratism），表面上要較封建或日本的幕藩時髦得多，明清尤其如此。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照各地「大名政權」（即分藩的各諸侯）的辦法抽收近百分之五十的田賦。新政府也發行鈔票及公債，籌辦實業，扶植私人資本，具有資本主義的色彩。但是維新後二十年，田賦所得仍佔政府收入之最大宗，也就是說新政府能利用農業支持它的改革。中國的田賦，迄至清末，每年有三千三百萬兩收入的底帳，但實際上收支零碎，人民攤派或有餘，而入庫則不足。即算上三千三百萬兩，以總數二千縣計，平均每縣不過一萬六千五百兩。縣長的薪水通常接近二千兩，其他薪給齎付上級衙門公費等，也只能維持舊型式的官僚政治。民國成立以來，田賦始終未對中央財政發生作用，政府缺乏適當的收入，為政局不穩的最大主因。這樣一個世界人口最眾多的農業國家，竟不能從農業上獲得適當的收入，實為世界歷史所罕見。這種現象不能以「封建制度」這個名不副實的名詞去冒充解答。況且依據各處方志所載土地分割使用，零星雜碎，歷史家更不應以「膏腴萬頃」、「田連郡縣」等等土地集中的歷史資料去塘塞（要是真的土地集中到這程度，問題就容易解決了），可是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在一九八六年歲暮，上面所敍各種情節，大部分已像雨過天青般，隨著過去的雷霆霹靂一掃而光了。讀者只要閉著眼睛一想，中國在一九八〇年代一定和一九二〇年代有一個很大的差別。這個差別的重點，即是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

如用另一種方法解釋：中國全面與列強衝突，始自鴉片戰爭。戰事始於一八四〇年，距今一百四十七年，快要到一個半世紀。要是我們拿著這一個半世紀的歷史分成無數細微末節，憑著片面的見解去分析，讀來一定令人切手蹙額，總離不開愚人蠻漢做壞事的觀感。可是把這一百多年來的事蹟前後連貫起來綜合檢討，則所得的印象，又會截然不同。好多事情，很像是接二連三的失敗，但是實際上失敗之後，中國國家與社會卻又成梯度式的前進。這一百四十七年來最大的一個進步，即是當初中國完全不能從數目字上管理，皇帝也不知道和英國開戰，要用多少兵，人員如何調度，要用多少餉，錢糧如何籌措。今日中國仍不能說是凡事即能有效的合理的處置，但是至少已開始在數目字上管理。

現代戰事及群眾運動，要動員很多的因素。這全面動員之後，當初很多不平衡的地方，會因事勢上的需要，趨向平衡。很多以前被掩飾的弱點會因之暴露。被阻隔的地方，因之而疏遠。其程序有時尚出領導人物意料之外。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時，可以說是大日耳曼主義和大斯拉夫主義在巴爾幹半島的衝突。可是終戰之日，德奧既敗，沙俄也敗，需要善後的時候，幾乎與當初威廉第二及尼古拉第二動員宣戰的宗旨毫不相干。這主要是因為專制皇權（autocracy）跨地過廣，組織不符時望，所以統被清算。第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時，乃因希特勒要提倡他的人種優秀說，他還一定要替日耳曼民族，在東歐開闢一個「生存空間」（lebesraum）。可是這運動一失敗，不僅納粹人種優秀說瓦解，而且全人類平等成為此後世界公認原則，連那些沒有被戰禍波及的地方，也一體通行，殖民地全要剷除，不僅為希特勒想像之不及，也非張伯倫、邱吉爾所能預料。

中國近代歷史的複雜，超過單純的國際戰爭。但是歷史上的大問題幾經波折之後，要在實際的條件下找到適當的解決，則彼此都是一樣的。近數世紀以來，世界上一般的趨勢，是交通發達，技術進步，這潮流強迫閉關自守的國家門戶開放，以農業組織作基幹的舊社會實行改組，開始商業化。隨著資金流通，經理僱用，服務性質的機構共通使用的原則，每一個國家才能將它內部公私的利益融合為一元。這種商業化的組織，隨著生產進步，越擴越大，也決不是堅持農業習慣，以狹義的平等的原則，作一成不變的組織所能阻擋。縱是後者能使其國民衣食無缺，其人民也不甘心在技術拙劣人文因素簡單的條件下過日子。

我已經說過，一定要澄清今日中國的改革是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已無意義。孫中山先生在六十多年前著書，就說及中國一方面固然要節制私人資本，一方面仍要扶植私人資本。因為這六十多年來中外的距離越來越大，今日的中國尤其應該扶持私人資本。即使以國家資本開拓龐大的企業，也仍不能缺少民間企業作第二線第三線的支持。要加強其支持，則必須保障私人財產，使一切能在數目字上管理。這程序已由事實證明，不容任何意識型態加以否定，這也就是前述歷史上長期的合理性之一部分。

針對以上的情形講中國歷史，應當重新訂正。

歷史上的真人實事，是不會變化的（除非過去傳聞錯誤，可能因新證據發現而修改）。但是資料的取捨，因果關係的佈置，隨作史者及讀史者的立場而轉移。著名的經濟學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說過，歷史家舖陳往事，最重要的任務，是把今人的立場解釋得合理化。現在中國既然是雨過天青，假使作史者和我們一樣相信今後國家的策略是將全面組織商業化，以便一切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而所寫歷史卻又離不開階級鬥爭的立場，視資本主義為畏途，企圖保持某種意識型態上的「純潔」，那也就是自我作對了。

況且中國的歷史，過去以傳統官僚政治的目光進行編撰。我寫的一本《萬曆十五年》已經揭載著這種立場的特徵。總之，傳統中國在技術尚未展開之前，因迫於環境，首先就實行了中央集權，因此下面的統計無法著實，各地區的特殊情形也不能全般檢討，只好先造成一個理想的公式，籠罩在這億萬軍民和犬牙相錯的疆域上，所以真理總是出自上端，皇帝的面目為「天顏」，他的指示即是「聖旨」，絲毫不容辯白。官僚集團只要能維持他們彼此間互相承認的邏輯，對實情不一定要認真負責。道德既可以替代法律，禮儀也可以裝飾行政。在這種情形之下，其所標榜的道德，也就浮泛而不著實際。用這種態度去修撰歷史，我們今日無法全部因襲。

我認為，中國雖和西洋文化摩擦接觸達百餘年，直到最近才完成了可以在數目字上管理的條件，自此中國歷史，才正式與西洋文化匯合。在這關頭重訂歷史，首先就要把叢錯的事蹟，針對今日著眼，並且追根究柢，回溯到公元以前初期統一的原因，加入中世紀以後國家愈著重於內向（introvertive）及非競爭性（non─competitive）的端倪，又牽引到鴉片戰爭後想要改造的艱難，最後才歸結到今日。這樣草擬的歷史，屬於「大歷史」（macro─history）的範疇。作者不斤斤計較於所述人物當時的賢愚得失，而只注意他們的作為，透過中國法制與社會，遺留給後代的影響。雖然敍述中盡量提及「負面因素」（negative elements），然而等全部敍述完畢後，我們如果再回顧這兩千多年來的歷史，一定會嘆賞中國人所創造的這一個政治經濟系統之龐大。而雖說改造艱難，卻又在艱苦困難之中完成了改造的使命。這在世界歷史中算是首一無二的事，古代文明之中，還沒有另外一個國家或社會可以望其項背。我們根據全部事蹟去讚揚中國文物的偉大，豈不要比掩錯飾過，顛倒是非的讚揚要來得真切而暢快？寫歷史的人實應採取這種觀點。

然而以我一人之力，會有能力修訂中國兩三千年的歷史？我現在說的修訂並不是研磋考證，而是將現有史料，重新安排，注入新的眼光，做這樣的工作需要的不是才華，而是視界。因為我年輕的時候，在國軍當過下級軍官十多年，切身經歷內地鄉村的情形，也知道「壯士軍前半死生」，實際是怎麼一回事。以後又遊歷各地，凡本文提到的地方，或曾久居或曾暫住，總經耳聞目睹。最近幾年，自己更親臨到被裁失業的危機，所以現在寫歷史，已經有了文題內外的生活作陪襯。凡所敍群眾運動，飾過掩錯，雨過天青，經濟力量驅使等等情節無一托之空言。至於書面上的知識，卻只佔準備的一部分。

這段「開場白」就此停筆，下文不久即見分曉。

延伸閱讀：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01)：孔孟


上圖：黃仁宇

【文章出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報出版）
〈開場白〉
1989-10
作者：黃仁宇
【作者簡介】
黃仁宇（英語：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生於中國湖南長沙寧鄉，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1936年考入位於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因抗日戰爭爆發後輟學，進入國民政府成都中央軍校，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國軍第十四師軍官少尉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少校參謀，抗戰勝利後考取留學資格，後赴美求學並獲取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西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黃仁宇為明史專家，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倡導「大歷史觀」而為世人所知。所著《萬曆十五年》蜚聲國際，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等暢銷作品，成為學界異數。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場電影開場前因心臟病發，病逝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