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批判文言文運動」（上）：國文課的文學價值與人文素養
最近，社會上與網路上掀起一股巨大的浪潮，台灣島民長久以來對「國文課」的不滿，一次爆發開來，矛頭首先指向「文言文」，我稱之為「批判文言文運動」。
知名網紅朱家安為此運動開了第一槍。朱家安認為，國文課一直在浪費學生的青春，並提出「文言文應該退出必修課」的主張。接著，小說家朱宥勳則是發文批判那些擁護文言文的國文老師，並主張「設立能力指標，就不必迷信經典」。這幾天，又陸續有作家現身說法，認為大量閱讀文言文無助於寫作，國文老師應該回歸基本面，培養學生的基本語文能力，諸如寫自傳、寫履歷、寫文案以及製作簡報的能力等等。
連日的論戰下，現在網路上的風向已大致底定，主張降低或廢除文言文的呼聲極高，現在站出來為文言文辯護，無論觀點為何，恐怕難以避免地被貼上保守派的標籤，換來網友的一番冷嘲熱諷。但我想，有一些問題確實值得釐清，所以我會將相關議題的脈絡梳理一下，讓問題能夠更清楚的呈現，進而說明吵文白比例實為一個假議題，並簡單回應反對方（特別是朱家安與朱宥勳）的一些論點。
問題的緣起：國文課沒辦法回應時代需求
首先，為什麼偏偏是國文課？「升學主義」與「填鴨式教學」荼毒台灣學子是全面性的，每個科目都應該有僵化、學了也用不到的問題，但為什麼偏偏是國文課被認為最廢，對人生毫無幫助，並引起公憤？
我的理解是，現在是一個所有公共議題都在網路上進行討論的時代，因此，一個閱讀與寫作基礎能力欠佳的人，對社會造成的傷害比起英文、數學不好的人要大太多了。人們往回看，發現國文課跟這些能力最接近，就認為國文課應該要包辦他們覺得最重要的基本語文能力，結果發現國文課本充滿大量文言文，學這些文言文根本就派不上用場，無法回應時代需求。1
針對這一點，我首先要澄清的是：就算今天文言文完全退場，課本全部選白話文，學生的基本語文能力也不見得就會提升。因為「多讀白話文就可以提升基本語文能力」是一個想當然耳的預設，你沒有辦法證明兩者之間的必然關係，就像我們也無法證明學文言文對基本語文能力有幫助一樣。
一般人的邏輯很簡單，我們認為學生不會投籃就應該努力學投籃，表達能力不好就要多讀白話文。但語文能力涉及的是全方位的能力，包含擷取訊息、抓取論點、整理歸納、有邏輯地陳述與表達、該用什麼風格與表情進行溝通等，這涉及的是如何融入對話情境、如何組織思維的問題，不會因為全部改讀白話文，就提升這方面的能力。
因為，在教白話文時，老師會更著重在這篇文章的文學性，以及其中所表達的意義，或情感內涵等等，依然沒時間訓練學生的思考與表達能力；而且考試也有可能繼續考注釋與修辭，或是語意填空及文句排列等等沒意義的題目。就算引進朱宥勳所謂的文本分析與應用技巧，在升學主義的摧殘下，難保不會變成僵化的考試題目，導致學生必須背誦「朱宥勳提出的分析小說的原則是哪五個」，因而失去學習的意義，使學生更憎恨國文課。因此，「白話文取代文言文」對國文教育而言，完全是個治標不治本的藥方——從這個脈絡來看，文白比例是個假議題。
大家真正需要學的，是「應用文」
再者，大家期待國文課應該要包辦的語文能力，若是為了寫自傳、寫履歷、寫文案、討論公共議題等等，這方面的需求應該是屬於「應用文」的範圍才對。「應用文」與「文學」是有交集但基本上完全不同的兩個專業，如果大家真的想精進這方面的能力，應該要呼籲國文課綱減少「文學」的比例、增加「應用文」的比例才對，吵文白比例根本是焦點錯誤。
我們可以歸結國文課很廢的原因是：目前國文課本中的「應用文」仍然停留在老舊的書信、對聯等內容，已經一點都無法「應用」了，國文課就是廢在這裡，大家要攻擊的是這個部分，並爭取加入「寫自傳」、「寫履歷」、「寫文案」等教學內容才對。
在朱家安的構想中，必修的國文課應該以教導學生「討論議題（溝通）」的語文能力為核心，所以國文課本只需選錄條理清晰、文意明白曉暢的白話文即可，完全不必選文言文，因為文言文是無法清楚表意的文體。2
值得注意的是，朱家安徹底搞錯了「文學作品」與「應用文範本」兩個概念，「文學作品」是具有獨立價值的，它無法被取代；「應用文範本」則只是為了學會某個技巧、或討論某個議題而存在的，只要有更好的範本，就隨時可以取代。如果讓朱家安來編國文課本，那我們的國文課本就會變成「應用文範本」，毫無文學價值。說得更清楚一些，朱家安希望從必修課程中拿走的，其實不只是「文言文」，而是「文學」本身，而這個做法是我們國文老師無論如何不能同意的，因為這樣一來，國文課就再也不是國文課了。
能力指標很重要，但人文素養更重要
還有一個主張「文言文可被白話文取代」的論點，是朱宥勳提出來的。他在〈找到能力指標，就不必迷信經典〉一文中認為，只要確定了「能力指標」，就不必迷信經典了，因為白話文也可以培養學生學會所有該具備的能力：
更徹底一點說，當我們確定了能力指標，就不再需要迷信「經典」了。因為任何能夠幫助我們教會能力指標的文本，都是合格的課本範文。從而，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及格線上，納入更多的考量。
我們還可以參考朱宥勳所提的實際例子：
比如說，我們可能認為「象徵手法」是一項重要的文學知識，所以把它視為能力指標，然後開始去找：我們應該要用什麼文本來教會學生「象徵手法」——是不是要用陳映真的小說〈麵攤〉呢？還是魯迅的小說〈藥〉呢？
國文課本在編排上，確實可以採納朱宥勳的建議，增強「能力指標」的部分，讓每一課的學習目標變得更清楚，這樣會更有助於教學（實際上也已經這麼做了）。然而，若按照他的構想，以各種該學的文學技巧為綱領，下去選擇文章當「範本」，這又是另一回事了。這會使國文課本成為「作文技巧學習大全」，國文課也會被窄化成「寫作練習課」。
當然，朱宥勳還是可以透過陳映真的〈麵攤〉或魯迅的〈藥〉來談文學之美或陶冶學生性情，但在以能力指標為導向的課程設計中，所有與「人文素養」有關的要素都將退居次位——畢竟你讀〈藥〉就只是為了學「象徵手法」，至於其中蘊含的「魯迅對時代的批判與對革命志士的同情」，教師雖然也可以討論，但就不是那麼主要的部分、甚至可有可無，隨時可被其他文章取代。朱宥勳的做法，其實顛倒了「文學教育」的邏輯——「文學」畢竟是「人學」，「人文素養」應該作為最主要的選文導向，而不是「文學技巧」或「文學知識」。（但為了因應時代需求，最好的做法，就是我們建議教學現場的老師在教學時，可以多加強文學技巧的分析，並建制一套完整的教學配套供教師取用。）
討論到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朱宥勳跟朱家安瓦解文言文價值的手法就是：將國文課本的編排，從以「經典」為導向，扭轉為以「範本」為導向。畢竟，只要將國文課本視為「範本」，就再也沒有什麼文章有非選不可的理由，因為一切選文都是以「目的」為導向，愈能夠有效達到目的的範本，就愈是值得選錄。（所以二朱都很強調「效果」這個關鍵字。）而往往符合他們設立的「學習目的」的，都不是文言文，而是白話文。
他們的主張能夠得到大眾的支持，是因為把文學給工具化，所以能夠符合時代的需求，引發年輕人學習的興趣，但我們這些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認為，教育可以包含這個部分，但就整體取向而言，不應該如此短視近利。
注1 這個觀點受到李學明的啟發，特此感謝。
注2 朱家安的論點散見於他的文章、臉書貼文及回覆中，無法一一列舉。可參考他在〈高中國文必修學分應砍半〉一文中的說法：「去修習以溝通能力為核心的國文課程，是學生的義務」、「在現況下，我們的國文必修課程，並不是以溝通能力為核心的國文課程」。
回應「批判文言文運動」（下）：國文課的文學價值與人文素養
在批判文言文的聲浪中，朱家安與朱宥勳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前文先指出他們論述的策略，就是將以「經典」為導向的國文教材，扭轉為以「範本」為導向，這會導致國文教材失去核心的人文精神。本篇將繼續討論，經典為何仍有放入必修教材之必要。
除了「目標導向」，還有其他教學模式
平心而論，朱宥勳的理念確實是有一定的道理。我們可以看看其他科目的課本：數學課本、物理課本、化學課本等等，確實都是以「能力指標」為導向，去規劃每個單元的內容，所以在學完某個單元之後，我們就得到了某種「帶得走的能力」——很詭異的是，國文課本竟然不符合這種編輯原則，一打開就只是看到各種選文而已，不像其他科目一樣以能力指標為綱領編排學習單元。（要注意：並非沒有能力指標。）朱宥勳因此譏嘲國文老師們「本末倒置」，連正常智力都沒有。
但其實，朱宥勳的主張一點兒也不新鮮。每一個讀過教育學程的人都會知道，朱宥勳所主張的「能力指標」就是泰勒（Tyler）「目標導向」的課程設計理念；像數學、物理、化學這些科目，確實很適合「目標導向」的課程設計。「目標導向」的課程發展與設計有其好處，如系統性的課程設計步驟、科學化課程發展的目標等，這些在朱宥勳的文章裡都有例證，確實可以看見他偏好「目標模式」的教學導向：目標→選擇→組織→評鑑。
不過，朱宥勳這種重視「生產」的教育觀，將學生看作原料，課程看作生產線，學校看作工廠，可能造成「教育標準化」的危機，過度重視管理與控制的「效果」，反而容易將學生訓練為機器，忽視了人的自主性、思考力、判斷與創造的需要。而這些弊端恰恰都是人文教育必須極力避免的。1
並且，朱宥勳也忽視「歷程模式」與「情境模式」的教學可能。在我看來，國文課本提供選文（當然也有提供能力指標），其他的部分留給現場教師發揮，教師可以運用專業素養，自行組織教材順序，決定教學目標，衡量如何與學生互動，鼓勵學生從教材中發現自己的意義——這種精神其實是符合「歷程模式」的課程設計理念的。
總之，國文課本的編排，至少在課程設計的原理上是站得住腳的，朱宥勳所說的「本末倒置」，「任何一個智力正常的人都是無法接受的」，這些指控實在是太過了。
在高中教育中，經典教育仍有其必要性
最後，我要討論的是朱家安的一個論點：在義務教育中，老師沒有權利規定學生「必須」讀任何經典，因為「從經典中獲得生命意義的人生」雖然是一種美好的人生，但老師應該尊重學生選擇不同的生活方式，就算學生不讀孔孟經典，他也可以活出有深度、有意義且美好的人生。
朱家安認為，義務教育應該以培養公民基本知識工具為目標，對於所有的課程內容，必須完全保持「意識形態中立」的原則，舉凡涉及個人生命選擇的課程，應該全部放入選修，讓學生自己選擇。朱家安的觀點很受到年輕人歡迎，因為大家已經被義務教育荼毒得夠久了，對孔孟古文更是反感；在這個時候，只要任何人擺出一副很開明的樣子，主張讓你自由選擇課程，安排你自己的人生，大家當然是會被這樣的主張吸引——殊不知朱家安的主張已經脫離了「教育」的初始理念。
自古以來，「教育」就是為了培養學生過一個「有價值的文化生活」，這幾乎是所有人文學科成立的基礎；所以我們在談人文學科的價值時，往往都是放在「成人教育」的脈絡下來談。而要達到「有價值的文化生活」這個教育目標，一直以來，教育專家都公認學習「經典」（通常是該文化圈中公認的文學名著、哲學名著）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因此，「經典教育」一向被視為博雅教育或成人教育，甚至可以說，「經典」就是「教育」的核心。
朱家安的論述策略，就是秉持自由主義的立場，窄化經典對於人類成長的意義，將經典視為某種個人的生命情調或人生選擇而已；如果經典只是一種個人選擇，我們當然沒有理由強迫每個人讀它。但這實際上只是一種抽離時空脈絡的詭辯，因為經典就是曾經形塑文明，又持續影響並支配當代生活的文化精粹；若不學習經典，人類就會失去從過往文明中汲取資源的能力。2就人文教育的立場而言，人類是情感與歷史的動物，若要讓人類變得完整，在教育上就不可缺乏經典教育。
據我了解，世界上還沒有一間學校曾將「經典」從必修教育中給剔除，即使是最先進的歐洲國家都沒有，頂多是讓老師自己選擇要教哪些經典；因為「沒有經典的教育」是否還可以稱之為「人文教育」，這其實是一件值得疑問的事。
事實上，朱家安所構想的「客觀中立」的教育，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因為他沒有考慮到，教育（至少人文教育）就是教師與學生之間有溫度地面對面，教材作為一個引導學生成長的媒介，教師本來就有權進行選擇；縱然會有錯誤，縱然會不符合所有人的需求，但不能因為有這些弊端，就矯枉過正，將教育的核心給抽空，那剩下的就會是一個看似客觀中立、卻毫無人文精神的「教育工廠」而已。
因此，問題的關鍵，並不是「教不教」經典，而是「教哪些經典」與「怎麼教比較好」才對。你覺得課本的選文太爛了，我們可以來討論哪些選文更好——你覺得孔孟讀太多了，我們多放一點老莊也可以；你覺得唐宋古文太多了，我們多放一些《三國演義》《水滸傳》或《紅樓夢》也可以；你覺得讀純文學對高職生沒有幫助，那我們可以多放一些《夢溪筆談》。你覺得讀經典都是在造神或灌輸大中華意識，但我們其實也可以把經典當成批判的對象，一邊教一邊反省，並與當代議題結合，甚至拿來談「文化殖民」也可以。
事實上，從來沒有人規定國文老師一定要歌頌課本選文，或一定要把孔孟說成天地之至聖。教育現場有沒有這種國文老師呢？有，但你不能因為遇到這種「歌頌型」的國文老師，就將讀經典的目的都說成是迷信或造神，你應該把你的老師與經典本身分開來看待。在這個脈絡上，爭吵「文白比例」、「迷信經典」這些議題，又是一個漂亮的假球。
說到這裡，也許有人會問，為什麼我們所學的「經典」一定要是中國古代的經典？為了避免政治因素的干擾，在我的觀念中，應該要從「東亞」的脈絡來認識這些經典才對，因為它是東亞的漢字文化圈（包含日本韓國）共享的文化資產。因此，並不是「因為我喜歡它，所以我強迫學生都要學它」，而是「因為我已經生活在這裡，所以我們有必要認識它」（當然我們也需要認識台灣文學，兩者並不相斥），因為這些經典仍在持續影響並支配我們的生活，也持續建構我們的思維方式，所以我認為，將這些經典放在高中教育之中，教我們的學生去認識它、反思它、批判它，是有必要的。大家詬病的是，我們過往的國文教育，並沒有辦法很有效地做到這一點。
結語：出了問題，要怎麼解決？
很多人對國文課的厭惡，源於他自己過往不愉快的學習經驗（比如背課文、背注釋、背修辭之類）；或者，縱然遇到不錯的國文老師，但畢業後才發現國文老師灌輸給他的，都是錯誤的價值觀念——這些悲慘的遭遇，值得同情，所以我們除了發洩情緒之外，更需要診斷國文教育的問題出在哪裡，應該如何補救？
我建議，我們應該把「事情」和「心情」分開處理，不要拿過去的傷痛怪罪現在的體制，而是要更努力地想怎麼樣讓未來更好。我們都知道過去三十年的教材教法，無法讓現在的孩子擁有面對未來三十年的能力。但是，你用過去三十年的學習經驗，也無法控訴現場的國文教師正在讓未來三十年繼續維持現況。在高中端，有學科中心在努力；在國中端，有中央、地方輔導團，民間也有自主性研習在更新教材教法，如王政忠老師的「夢N」系列工作坊。體制外單位如「翻滾海貍工作室」，也在體制內提供更完整的研習服務——因為評鑑的改良，國文教育的改變是勢在必行。3
朱家安與朱宥勳等人，其實也是出於善意，想提出一個能確保國文教育品質的方案；只不過他們的主張過於激進，手段過於激烈。若按照他們的想法，用能力指標來設計國文教材，當然可以確保每個學生都學到「帶得走的能力」，但這難保不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讓教育淪為「工廠」，培養出一個個精熟了文學技巧，把文學拿來當作工具，在討論議題時能夠戰勝別人，自身卻沒有任何人文素養的「公民」。
我前面一直說文白之爭是在打假球，那真正的戰場在哪裡？文白之爭並非一般人所想的那麼簡單，是個純粹學理上或教育上的問題；它所體現的，其實是中文系所與臺文系所的權力之爭，背後牽涉到廣大的學科、歷史與政治脈絡，這個議題本文暫時無法處理，但教育不應該是任何人的戰場——「教育」本身就是一個必須受到尊重的專業。
在教學現場，有很多老師身具中文、台文的專業知識，可是卻不知道怎麼轉化給學生。鄭圓鈴老師曾說「深入需要涵養，淺出需要功夫」，國文是學科的深入，教學是淺出的專業——教學的表現需要兩者兼備。我們真正要做的，應該是：加強把關師資培育系統（生產老師的教育系統），讓每一位師培生都能學會專業的教學技術與教育觀念；同時，也要加強在職教師的專業程度，讓他們在教法上面能夠更與時俱進，更能從當代學生的生活情境中出發，去設計教學內容。
去年，「翻滾海貍」推出「教師表達力」工作坊，籲求讓老師學習如何重新編課程，提升個人教學魅力，更重要的是學會用學生的語言跟學生溝通——可惜，當時全臺灣只來了16個老師。可是這些老師回到學校後，在教學上有了質量的提升，在持續推廣下，到了今年，各校對「教師表達力」的邀約遍地開花，地方的教師研習中心甚至主動邀請這樣的體制外團隊開課。結果，不過幾天，報名人數就超過原訂的三十二人上限，直逼九十幾個人爆場。來的人是誰？是你無法相信的，在網路上厲聲斥責的、網紅們覺得不思改進、浪費學生青春的那些——被誤認為不追求改變的現場資深教師。
從這個例子可以看到，會當老師的人，多少都是有一些善念的；你讓他們看到更好的可能性，他們會願意去做，你如果到處說人家是妖魔鬼怪，人家就真的只想逃跑。
我承認，國文教育一直都有問題，他們罵的一點也沒錯，而且罵得大快人心——可是他們罵的這些已非教育現場的常態。朱宥勳在網路上的激烈言辭，或許就是他文學技巧的應用與實踐，他的目的就是激起跟他一樣年齡層與同溫層的情緒。但是，我要呼籲大家想想，在激情過後，我們究竟是解決了問題，還是製造了更多問題呢？真的像朱宥勳說的，「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解決」嗎？
謝謝你們看到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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