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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員田汝成在著述《西湖遊覽志餘》時咬牙切齒地寫道:「《水滸傳》敘宋江等事,奸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萬端,壞人心術。說者謂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他因為恨《水滸傳》壞人心術,繼而詛咒作者施耐庵「子孫三代皆啞」,真是恨到骨頭裡去了。


到了清代,這種思想依然延續。晚清思想家王韜在《水滸傳序》中說,這是一部「奸盜詐偽之書」,「固可拉雜摧燒也。世傳報應之說,聖嘆及身被禍,耐庵三世暗啞」。還是田汝成那套寫邪書必遭報應的說辭。

清代小說家俞萬春更有意思,他認為《水滸傳》與「我們時代不適應」,把犯上作亂者寫得可親可敬,把朝廷、官員寫得可憎可鄙,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續寫了一本適應時代的《蕩寇志》,以小說反小說,講朝廷如何剿滅梁山眾頭領,來表達他的衛道思想,這倒是比只站著罵兩句的人強多了。


大才子金聖嘆雖然高度評價《水滸傳》,認為「天下之文章無有出《水滸傳》右者」但同時也認為讀《水滸傳》可能會誤導讀者,產生「無惡不歸朝,無美不歸綠林,以為盜者讀之而自豪,未盜者讀之而為盜也」的影響。於是根據百回本《水滸傳》,刪掉後三十回內容,附以序文、讀法和評點文詞,編出七十一回《水滸傳》,使《水滸傳》的思想主旨符合「政治正確」的要求。

甚至連皇帝也直接站出來批評《水滸傳》——乾隆皇帝把民風惡化,民眾入幫入匪,歸結為人們閱讀《水滸傳》所致:「如愚民之惑於邪教,親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惡書所致。」把自己的責任推得一乾二淨。

這些批判東一榔頭西一棒槌,不成體系。較為全面地講述《水滸傳》為什麼「奸盜詐偽」的,當數乾隆十九年(1754),吏部轉呈福建道監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摺。奏摺歷數《水滸傳》的種種不是:「閱坊刻《水滸傳》,以兇猛為好漢,以悖逆為奇能,跳梁漏網,懲創蔑如。乃惡薄輕狂曾經正法之金聖嘆妄加讚美,梨園子弟更演為戲劇,市井無賴見之,輒慕好漢之名,啟效尤之志,愛以聚黨逞凶為美事,則《水滸傳》實為教誘犯法之書也。」

繼而提出了「禁播」的辦法:「查康熙五十三年(1714),奉禁坊肆賣淫詞小說。臣請申嚴禁止,將《水滸傳》毀其書板,禁其扮演,庶亂言不接,而悍俗還淳等語。查『定例』,坊間書賈,止許刊行理學政治,有裨文業諸書,其餘瑣語淫詞,通行嚴禁,違者重究。」


這裡提到的康熙五十三年,禁坊肆賣淫詞小說確有其事,當時禮部頒布了禁毀小說的法令,這一法令後被載入《大清律例》,成為「國法」。法令的大意是,所有「淫穢非法書刊」一律收繳;私自印刷一經查實,處以刑罰;政府主管人員查禁失職,要麼罰扣工資,要麼降級使用。依此看,此次「掃黃打非」相當嚴厲。但有沒有將《水滸傳》納入掃打之列,不太清楚。倒是胡御史這一份奏摺讓乾隆皇帝吃了定心丸,將《水滸傳》視為「教誘犯法之書」,在全國範圍內加以嚴禁。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滸傳》的影響是不是實情?是。《水滸傳》盛行以後,各種文學藝術樣式都把它作為題材的淵藪。以戲劇作品而言,明清的傳奇就有李開光的《寶劍記》、陳與郊的《靈寶刀》等。崑曲、京劇和各種地方戲中,有不少以《水滸傳》為題材的劇目。至於以《水滸傳》故事為題材的繪畫、說唱藝術,更是不可勝數。小說作品中,《金瓶梅》就是「從《水滸傳》潘金蓮演出一支」;後世的俠義小說如《三俠五義》「源流則仍出於水滸」,足見其深入人心,影響深遠。難怪魯迅在為葉紫著的《豐收》一書寫的序文中提到:「中國確也還盛行著《三國志演義》與《水滸傳》,但這是為了還有三國氣與水滸氣的緣故。」

胡御史所指出的《水滸傳》負作用有沒有一定道理?有。老話講,「少不看《水滸》,老不看《三國》」,勸誡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不要看《水滸》,學梁山好漢,遇事不冷靜,好勇鬥狠,變得暴力、衝動,小則聚眾鬥毆,大則犯上作亂。

且江湖造反者往往把《水滸傳》奉為造反教科書。清人劉鑾記載:「張獻忠之狡也,日使人說《水滸》《三國》諸書,凡埋伏攻襲皆效之。」

基於以上的擔心(或許還有其他擔心),明清統治者一再採取查禁措施。除前面講到的乾隆查禁《水滸傳》,崇禎十五年(1642),明政府也一度查禁《水滸傳》,起因是崇被皇帝要剿滅轟轟烈烈的江湖造反,害怕這本造反教科書發揮威力,但其時明王朝已搖搖欲墜,估計查禁的效果很不理想。至於禁毀其他「有傷風化」的小說就更多了,僅康、雍、乾三朝,「掃黃打非」不下10次,「文字獄」頻頻發生;清末官方列出的禁毀小說書目多達200餘種。

有了官方對《水滸傳》的批判定性和查禁,歷史上雖有人為其叫屈,亦無濟於事。如明代李費肯定《水滸傳》的小說價值,卻被指為「異端邪說」,遭到圍攻。即便到了近代,很多人仍然擺脫不了這種「正統思想」的影響。周作人在《藝術與生活》裡說《水滸傳》是「妨礙人性的生長,破壞人類的平和的東西」。

倒是胡適對《水滸傳》讚揚有加,他認為《水滸傳》「是一部奇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的地位比《左傳》《史記》還要重大的多」,還說《水滸傳》「是中國白話文學完全成立的一個大紀元」。批評金聖嘆的刪節行為是「把一部《水滸傳》凌遲碎砍」。胡適的矯正,使《水滸傳》從單一政治的審視,回歸到文學的審視上來。


也就是說,《水滸傳》首先是一本小說,是文學作品,而不是政治演繹,動輒把文學作品進行政治化解讀,很容易形成「文字獄」。人們讀《水滸傳》可能容易模仿小說人物的言行,有點「水滸氣」,但靠禁毀來求取太平是因果倒置。有時候,禁令反而成了書籍的「政治廣告」,官方越說要查禁某書,越是激起了讀者的好奇心和閱讀興趣,某書越是在民間廣為傳閱。

歷史不是沒有先例,明清查禁《水滸傳》,「嘉隆間,一巨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華南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文人士大夫以閱讀禁書《水滸傳》為榮,如王士禧在《居易錄》中試圖考證《水滸傳》中人物的姓名「與《揮座後錄》所載一一吻合」。紀昀對《水滸傳》的典故信手拈來,足見讀得頗深。結果是,被查禁得最多、最嚴厲的《水滸傳》,反而可能擁有了更多的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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