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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誌《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按照常理，余英時這類碩儒的大塊頭作品 （其實不算大，約260頁而已），我會碰而不讀，但《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天》）的代序；一篇4萬字的序言！實在很精練優美，看了數頁放不了手，內容更解開了一些舊問題。

 舊問題源自高中時讀過的一本小書（演講集）：《中國哲學的特質》，那是牟宗三先生比較易讀的入門作，內容當然艱澀，讀過一遍，起碼認識了甚麼主體性，內在道德性，天道下貫等似明非懂的字眼概念。日後再讀牟老的《中國哲學十九講》及《中西哲學之會通十四講》，明白牟老欲透過康德哲學這個「平台」，接通兩大哲學傳統。不過《十九講》及《十四講》兩書起首那三四個章回，已經是筆者的極限。綜合起來未明之處甚多，例如天道下貫這回事，外在神明或天道，如何被人這個主體把握？這正好是新儒家與基督教思想的一個差異甚至衝突，但自身根器實在平庸，欲深入理解嗎......勉強不了。

擱下這些問題好多年，竟然在余英時這本著作中，看見類似的課題。但余老談的不是哲學，他循文化比較之路，疏解另一個相關課題：天人合一，並這個觀念在中國思想史上的源流、沿革、傳承、演變、突破等等，追蹤大量文獻古籍，上下求索，砌成一幅非常宏大的併圖。

余老層層演進，解釋了古代中國人如何透過巫覡，與天接通，後來過度成周室禮樂，爾後修德之說興起，到軸心時代的孔丘承先啟後，「突破軸心」，奠定日後心性之學的基礎。

請留意，上述對《天》的概括，切勿盡信。余老在《天》做的探索功夫極深入細緻，我不相信可以如此容易輕鬆三言兩語撮要之，不少重要內容；例如「道術將為天下裂」（莊子．天下）一語，放在「軸心突破」的語境下，余老看見的是東西方兩個理念「天造地設」的呼應（14–16頁）......等等觀點，均無法指涉。或者再引述兩小段《天》的文字，可以更準確呈現《天》的內容：

「.......軸心突破所發展出來的「心」取代了「巫」的地位而成為人與超越領域（「天」或「道」）之間的中介......」（247頁）

「……如此一來，孟子已打破了天人之隔以及天命與人性之間的藩蘺。由人心深處有一秘道可以上通於天，而所屬於天者已非外在於人，反而變成是屬於人的最真實的本性了……」（131頁，引自劉殿爵《孟子》英譯本導言）

拿住這些觀點，日後再重讀牟老的書，也許會明白通透一點，尤其論述內在道德性及天道下貫等概念。

筆者沒有本事評論《天》，但本著作有兩點值得細說。

首先，如余老所言，他並非企圖重構中國思想史，《天》只是「......將中國軸心突破的展開歴程，置於比較文化史的脈絡之中，加以系統的敘述 ……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為先秦諸子學的開端增添一個理解的層次......」。說得簡單，但牽涉、覆蓋的材料極多極廣。軸心時代／突破本來不是早年研究中國思想／哲學的概念或工具，它是雅士培（Karl Theodor Jaspers，1883－1969）在上世紀提出的一個想法。簡而言之，「......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1st millennium）之內，世界上幾個高度發展的文明，如中國、印度、希臘、以色列、波斯等，都曾經歷了一次精神上的重大突破，其結果則是每一文明都完成了一場「超越」運動......」 （219頁）。然而中國文化的發展，真的符合這個理論嗎？中國軸心時代的歴史期限，真的可以設定在公元前第一個千年？余老很大膽的套用這個觀念，追查天人合一的演變歷程，並為中國的軸心時代劃下自己的時間線（235及246頁），殊不簡單。

另一方面，余老的論述極其細密。如何細密？余老每寫完一個小題目，就會詰問自己很多問題，例如孔丘與巫覡傳統的關係如何？軸心突破不會是無中生有的，但那背後的「材料」是甚麼？「心」與「巫」兩者如何延續與改造（193頁）？於是，一個接一個問題問下去，一個又一個答案找出來。余老對自己提出的論點很嚴苛，沒有馬虎交貨這回事。這種魄力，我只能遠觀，未能模仿。

不過，我會模仿余老問問題。余老在《天》提及「.......孔子的終極關懷不在集體王朝的「天命」......破繭而出，另闢了一條個人本位的『仁禮一體』的新路......」（109－110頁）。言下之意，儒學以致中國士大夫，早在二千多年前已開始「去中央化」，但接下來的歷史，儒生們沒有在王朝外樹立道統，成為批判、監察家天下的力量，那種忠於今上的「習性」，仍然主宰著大部份的知識份子，何解呢？

民主、權力制衡、獨立人格，是否入不了中國文化的血脈當中？即使，孔丘早已開闢了一個嶄新的精神領域（109頁）。


上圖：余英時


【文章出處】
《方格子VOCUS》
〈讀書誌《論天人之際──中國古代思想起源試探》〉
2018-08-16
網址：
https://vocus.cc/article/5b742147fd8978000181c997
作者：關間聞
【余英時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