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余英時
編者按：面對余英時這樣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如何把大師學問的精彩處勾勒出來，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本文是余英時先生自述其早年學思歷程，為何那個時空那麼多人，只有余英時能成為余英時，別人終究只能成為平凡人，文中透露的幾個線索，或許能帶後人不少啟示，編者列出文中覺得可資思考之處，這些看法或有不足或曲解處，也仍無法表達余先生博大的治學精神於萬一，但這位曾啟蒙過海內外無數人的前輩，他所望向的視野，相信仍將不斷接引未來的人。
中國思想向何方？從鄉間到流亡，我走過的路
我求學所走過的路是很曲折的。現在讓我從童年的記憶開始，一直講到讀完研究院為止，即從1937年到1962年。這是我的學生時代的全部過程，大致可以分成三個階段：1937—1946（編按：抗日戰爭），鄉村的生活；1046—1955（編按：國共內戰），大動亂中的流浪；1955—1962（編按：戰後），美國學院中的進修。
上圖：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官莊
上圖：余英時家鄉安徽潛山官莊
我變成了一個鄉下孩子
我是1930年在中國天津出生的，從出生到1937年冬天，我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記憶也很零碎。1937年7月7日，中日戰爭開始，我的生活忽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一年的初冬，大概是十月左右，我回到了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潛山縣的官莊鄉。這是我童年記憶的開始，今天回想起來，好像還是昨天的事一樣。
讓我先介紹一下我的故鄉──潛山縣官莊鄉。這是一個離安慶不遠的鄉村，今天乘公共汽車只用四小時便可到達，但那時安慶和官莊之間還沒有公路，步行要走三天。官莊是在群山環抱之中，既貧窮又閉塞，和外面的現代世界是完全隔離的。官莊沒有任何現代的設備，如電燈、自來水、汽車，人民過的仍然是原始的農村生活。對於幼年的我，這個變化太大也太快了，在短短的三天之內，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子。也就從這時開始，我的記憶變得完整了，清楚了。
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首先我回到了大自然的懷抱。我的住屋前面有一道清溪，那是村民洗衣、洗米、洗菜和汲水的所在，屋後和左、右都是山崗，長滿了松和杉，夏天綠蔭密布，日光從落葉中透射過來，暑氣全消。我從七、八歲到十三、四歲時，曾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濃綠覆罩下的後山草地之上，聽鳥語蟬鳴，渾然忘我，和天地萬物打成了一片。這大概便是古人所說的「天人合一」的一種境界吧！這可以說是我童年所受的自然教育。
鄉居八、九年的另一種教育可以稱之為社會教育。都市生活表面上很熱鬧，到處都是人潮，然而每個人的感覺其實都是很孤獨的。家庭是唯一的避風港，但每一個家庭又像是一座孤島，即使是左鄰右舍也未必互相往來。
現代社會學家形容都市生活是「孤獨的人群」（lonely crowd），其實古代的都市又何嘗不然。蘇東坡詩句「萬人如海一身藏」，正是說在都市的人海之中，每一個人都是孤獨的。但是在鄉村中，人與人之間、家與家之間都是互相聯繫的，地緣和血緣把一鄉之人都織成了一個大網。幾百年、甚至千年聚居在一村的人群，如果不是同族，也都是親戚，這種關係超越了所謂「階級的意識」。
編按：余英時的兒時環境──大自然的潛移默化、鄉居舊人際社會。
我的故鄉官莊，有余和劉兩個大姓，但兩姓都沒有大地主，佃農如果不是本家，便是親戚，他們有時交不出田租，也只好算了。我從來沒有見過地主兇惡討租或欺壓佃農的事。我們鄉間的秩序基本上是自治的，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每一族都有族長、長老，他們負責維持本族的族規，偶爾有子弟犯了族規，如賭博、偷竊之類，族長和長老們便在宗祠中聚會，高議懲罰的辦法，最嚴重的犯規可以打板子。但這樣的情形也不多見，我只記得我們余姓宗祠中舉行過一次聚會，處罰了一個屢次犯規的青年子弟。
中國傳統社會大體上是靠儒家的規範維繫著的，道德的力量遠在法律之上。「道理」（或「天理」）和「人情」是兩個最重要的標準。這一切，我當時自然是完全不懂的。但是由於我的故鄉和現代世界是隔絕的，我的八、九年鄉居使我相當徹底地生活在中國傳統文化之中，而由生活體驗中得來的直覺瞭解對我以後研究中國歷史與思想有很大的幫助。現代人類學家強調在地區文化研究上，研究者必須「身臨其境」（being there）和「親自參與」(participation），我的鄉居是一個長期的「參與」過程。
編按：長期親身參與，直接生活體驗中得來，而非短時間停留、或他人或書本轉述的間接訊息。
上圖：潛山官莊余氏祠堂
上圖：少年時期的余英時
私塾裡的啟蒙
現在我要談談我在鄉間所受的書本教育。我離開安慶城時，已開始上小學了。但我的故鄉官莊根本沒有現代式的學校，我的現代教育因此便中斷了。在最初五、六年中，我僅斷斷續續上過三、四年的「私塾」；這是純傳統式的教學，由一位教師帶領著十幾個年歲不同的學生讀書。因為學生的程度不同，所讀的書也不同。年紀大的可以讀《古文觀止》、《四書》、《五經》之類，年紀小而剛剛啟蒙的則讀《三字經》、《百家姓》。
我開始是屬於「啟蒙」的一組，但後來得到老師的許可，也旁聽一些歷史故事的講解，包括《左傳》、《戰國策》等。總之，我早年的教育只限於中國古書，一切現代課程都沒有接觸過。但真正引起我讀書興趣的不是經古文而是小說。大概在十歲以前，我偶在家中找到了一部殘破的《羅通掃北》的歷史演義，讀得津津有味，雖然小說中有許多字都不認識，但讀下去便慢慢猜出了字的意義。從此發展下去，我讀遍了鄉間能找得到的古典小說，包括《三國演義》、《水滸傳》、《蕩寇志》（這是反《水滸傳》的小說）、《西遊記》、《封神演義》等。我相信小說對我的幫助比經、史、古文還要大，使我終於能掌握了中國文字的規則。
編按：偶然發現的閒書，不是正規的課本。
我早年學寫作也是從文言開始的，私塾的老師不會寫白話文，也不喜歡白話文。雖然現代提倡文學革命的胡適和陳獨秀都是我的安徽同鄉，但我們鄉間似乎沒有人重視他們。十一、二歲時，私塾的老師有一天忽然教我們寫古典詩，原來那時他正在和一位年輕的寡婦鬧戀愛，浪漫的情懷使他詩興大發。我至今還記得他寫的兩句詩：「春花似有憐才意，故傍書臺綻笑腮。」詩句表面上說的是庭園中的花，真正的意思是指這位少婦偶爾來到私塾門前向他微笑。我便是這樣學會寫古典詩的。
在我十三、四歲時，鄉間私塾的老師已不再教了。我只好隨著年紀大的同學到鄰縣──舒城和桐城去進中學。這些中學都是戰爭期間臨時創立的，程度很低，我僅僅學會了26個英文字母和一點簡單的算術。但桐城是有名的「桐城派古文」的發源地，那裡流行的仍然是古典詩文。所以我在這兩年中，對於中國古典的興趣更加深了，至於現代知識則依舊是一片空白。
編按：影響余英時最大的並不是古文教育，而是登不上廟廊朝堂的通俗小說，可是余英時這樣有影響力的人，反而是日後維繫住傳統文化命脈的人，這讓人不得不省思，強調古文教育是否是培育文化素養、發揚傳統文化的唯一途徑？
上圖：青年時期的余英時
上圖：青年時期的余英時
大動亂中的流浪
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我正在桐城。因為等待著父親接我到外面的大城市去讀書，便在桐城的親戚家中閒住著，沒有上學。第二年（1946）的夏天，我才和分別了九年的父親會面。這裡要補說一句：父親在戰爭時期一直在重慶，我是跟著伯父一家回到鄉間逃避戰亂的。我的父親是歷史學家，學的是西洋史，戰前在各大學任教授，1945年他去了瀋陽，創立了一所新的大學──東北中正大學。1946年6月我先到南京，再經過北平，然後去了瀋陽。
這時我已16歲了，父親急著要我在最短時間內補修各種現代課程，準備考進大學。1946至47這一年，我一方面在高中讀書，一方面在課外加緊跟不同的老師補習，主要是英文、數學、物理、化學等現代科目。我在這一年中，日夜趕修這些課程，希望一年以後可以參加大學的入學考試。我還記得，我第一次讀一篇短短的英文文字，其中便有八十多個字彙是陌生的。這時我已清楚地認識到，我大概絕不可能專修自然科學了，我只能向人文科學方面去發展。好在我的興趣已完全傾向於歷史和哲學，所以並不覺得有什麼遺憾。1947年夏天，我居然考取了東北中正大學歷史系。我的治學道路也就此決定了。
編按：獨自摸索出的興趣，未受到外力限制決定。
戰後的中國始終沒有和平，因為緊接著便爆發了國共內戰。我在1947年底讀完大學一年級上學期時，瀋陽已在共軍的包圍之中，我們一家乘飛機回到北平。於是我的大學生涯又中斷了。我們在北平住了十個月，然後又在1948年11月從北平流亡到上海。半年多以後，上海也被共軍占領了。在這一年半的流亡期間，我自然沒有上學的機會。
但是1948年在北平的十個月，我自己在思想上發生了極大的波動。這是中國學生運動最激烈的階段，北平更是領導全國學運的中心。在中共地下黨員的精心策劃之下，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的左傾學生發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內戰」、 「反飢餓」、「反美帝」的大規模遊行示威。我的一位表兄當時便是北大地下黨的領導人，他不斷地向我進行說服工作，希望把我拉入「革命的陣營」。
這樣一來，我的政治、社會意識便逐漸提升了，我不能對於中國的前途、甚至世界的趨勢完全置身事外。我不是在學的學生，因此從來沒有參加過左派或右派的學生活動，但是我的思想是非常活躍的，在左、右兩極中搖擺不定。我開始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也深入地思考有關民主、自由、個人獨立種種問題。當時的學生運動雖然由中共地下黨員所操縱，但在外面的知識分子並不瞭解內幕，他們仍然繼承著「五四」的思潮，嚮往的仍然是「民主」和「科學」。
編按：大學學生運動的刺激，讓余英時自我意識逐漸覺醒。
我在北平期間所常常閱讀的刊物包括《觀察》、《新路》、《獨立時論》等，基本上都是中國自由主義者的議論。不過那時自由主義者在政治上已迅速地向左右分化，左翼自由主義者向中共靠攏，右翼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首，堅決擁護西方式的民主和個人自由。
編按：自我觀點的建立不盡然在教科書，而在漫長課外閱讀的形塑過程，不同食物造就不同生命，一個人平時讀什麼書，日後也就變成怎樣的人。
我自1946年離開鄉間以後，曾讀了不少梁啟超、胡適等有關中國哲學史、學術史的著作，也讀了一些「五四」時期有關「人的文學」的作品。因此我在思想上傾向於溫和的西化派，對極端的激進思潮則難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是我能同情的，然而「階級鬥爭」和我早年在鄉村的生活經驗格格不入。我也承認社會經濟狀態和每一時代的思想傾向是交互影響的，但是唯物史觀對我而言是過於武斷了。
編按：一位好的學者對任何一種思想，不是絕對貶抑排斥把它打入異端，不管對這種思想和看法接受與否，都能公允提出其優點與缺點，不是非黑即白，全對全錯，是錢穆說的「同情的理解」。
總之，1948年在北平的一段思想經歷對我以後的學術發展有決定性的影響。我對於西方文化和歷史發生了深刻的興趣。我覺得如果我必須更深入地瞭解西方的文化和歷史，才能判斷馬克思主義的是非。
編按：真正的學習，不能止停留在考試上，真正的學習者也不能只滿足教科書上的答案，在國家機器操控下，教科書常隱藏或誇大某些真相，成為黨國的宣傳的工具，人在接觸訊息應保持警覺，避免長期被洗腦同化而不自覺。
上圖：錢穆題贈給余英時的照片
上圖：1952年新亞書院余英時畢業證書（複製品）
海外的流亡者
1949年夏天，我的父親、母親和弟弟在中共統治越來越緊的情況下，離開了上海，乘漁船偷渡到舟山，然後轉往臺灣。我是長子，父親要我結束上海的家，因此留下未走。這一年秋天，我考進了北平的燕京大學歷史系二年級。從8月到12月，我又恢復了學生的生活。在燕大的一學期，除了修西洋史、英文、中國近代史等課程之外，我更系統地讀了不少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這是中共統治的初期，大學校園的政治氣氛雖已改變，但嚴格的思想控制還沒有開始。我們還可以比較自由地討論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問題。
編按：余英時在大學階段已建立自由主義信念，重視言論、討論、思想的自由，自由主義者反抗思想箝制，自由已是其價值信仰，自由之上並無效忠黨國領袖的更高價值，在多數人為了生命前途選擇緘默或順服時，余英時顯然選擇忠於自己信念，日後其願意押上其清譽聲名支持民主運動，不若成名學者愛惜自己羽毛，原由皆出乎此。對照余英時終身未加入任何政黨，只為了在思想上做一個自由清醒的自己，對社會政治只以行動表示關切，沒有多數人的學而優則仕，甚至變成政權的御用學者（政治威權的傳聲筒、抹妝塗粉的化妝師），永遠做個和政治圈保持距離的社會關心者（對政治只保持「遙遠的興趣」），成為真正「士」的化身。
不過越討論下去，不能解答的問題也越多，而且也遠遠超出了我們當時的學術和思想的水平。
編按：學然後知不足，有疑惑有問題比找到答案更重要，有時找到了答案，反而可能是不幸形成「成見」的開始。
我本來是不準備離開中國大陸的。但1949年年底，我意外地收到母親從香港來信，原來他們又從臺北移居到香港。1950年元月初，我到香港探望父母，終於留了下來，從此成為一個海外的流亡者。一個月之後，我進入新亞書院，這是我的大學生活中所走的最後一段路。
新亞書院是一所流亡者的學校，由著名的史學家錢穆先生和他的朋友們在1949年秋天創辦的，學生人數不多，也都是從大陸流亡到香港的。從此我變成錢先生的弟子，奠定了我以後的學術基礎。
錢穆先生是中國文化的維護者，一般稱之為傳統派，恰恰與西化派是對立的。他承認「五四」新文化運動在學術上有開闢性的貢獻，但完全不能接受胡適、陳獨秀等人對中國傳統的否定態度。坦白地說，我最初聽他講課，在思想上是有隔閡的，因為我畢竟受「五四」的影響較深。不過由於我有九年傳統鄉村生活的薰陶，對於傳統文化、儒家思想我並無強烈的反感。
編按：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余英時有超越老師的抱負，也懂得飲水思源，感懷師恩，錢穆面對弟子與自己的不同想法，也有接納不打壓的胸襟器度。
編按：兒時經驗常常影響人的一生，童年鄉居生活讓余英時日後成為溫和的改革者，相反的，左傾思想家（如陳獨秀）或文人（如魯迅）也應反思其童年經驗造成可能的影響。
到香港以後，我又讀了一些文化人類學的著作，認識到文化的整體性、連續性，我也不能接受「全盤西化」的主張。但是我繼續承認中國要走向現代化，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某些成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能的。因此我對於錢先生的文化觀點有距離，也有同情。但是最重要的還是他在中國史學上的深厚造詣對我的啟示極大。
編按：閱讀層面愈廣愈多元，思考就愈周延，眼界也愈高，想法不受單一思潮擾動而隨波逐流。
我深知，無論我的觀點是什麼，我都必須像錢先生那樣，最後用學問上的真實成就來建立我自己的觀點。我必須暫時放下觀點和理論，先虛心讀古人的經典，而且必須一部一部地仔細研讀。我不能先有觀點，然後在古籍中斷章取義來證實我的觀點。這樣做便成了曲解誤說，而不是實事求是了。
編按：嚴謹的治學態度，是用明確的證據及合理的推論來支持自己論點，而不是誤把觀點、偏見、常識、未經證實的傳聞，來當成真理討論。
另一方面，我也始終沒有放棄對於西方文化與歷史的求知欲望。我依舊希望以西方為對照，以認識中國文化傳統的特性所在。中西文化的異同問題，一個世紀以來都在困擾著中國的學術思想界，我也繼承了這一困擾。這不僅是學術問題，並且是現實問題。中國究竟應該走哪一條路？又可能走哪一條路？要尋找這些答案，我們不能只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對西方文化的基本認識也是不可缺少的。
編按：不限制在自己熟悉的範疇（跳出同溫層的互相取暖），能自我突破，自我超越，從別的角度思考自身特色及盲點，透過文化比較，找出中國文化的特色及盲點，匯通中西，讓不同文化之間激盪對話，建立更高的格局與眼界。
西方人文與社會科學在20世紀有巨大的進步，但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它的進步是愈來愈專精，代價則是分得過細之後，使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怎樣在分析之中不失整體的觀點，對於今天研究歷史的人，這是一項重大的挑戰。帶著這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我最後到了美國。
編按：余英時向西方取經，但並不認同全盤西化，取其長也要知其短，也了解西方文化的限制。
上圖：余英時在哈佛大學的指導教授楊聯陞
上圖：余英時
在美國的進修
我在新亞時代，在錢先生指導之下，比較切實地研讀中國歷史和思想史的原始典籍。與此同時，我又在香港的美國新聞處和英國文化協會兩個圖書館中借閱西方史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的新書。但我在香港時對西方學問仍是在暗中摸索，理解是膚淺的。1955年到哈佛大學以後，我才有機會修課和有系統地讀西方書籍。
編按：做學問的基本功從，靜下心切切實實研讀原典（比如點書）開始。
我的專門是中國思想史，在這一方面我至少已有了一段的基礎。在哈佛大學的最初兩三年，我比較集中精力讀西方的史學和思想史。所以我正式研修的課程包括羅馬史、西方古代與中古政治思想史、歷史哲學、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等。我並不妄想在西方學問方面取得高深的造詣。我的目的只是求取普通的常識，以為研究中國思想史的參考資料。
由於我從童年到大學時代都在戰爭和流亡中度過，從來沒有受過正規的、按部就班的知識訓練，我對於在美國研究院進修的機會是十分珍惜的。從1955年秋季到1962年1月，我一共有六年半的時間在哈佛大學安心地讀書。第一年我是「訪問學人」（visiting scholar），以後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這是我一生中唯一接受嚴格的學術紀律的階段。
編按：余英時生於戰亂，求學過程曲折，受正規教育的時間斷斷續續，但早年時光並未浪費，反而成為日後養分，最後出國在哈佛專心接受訓練，學問終於開花結果，其必然比求學路途順遂的人下過加倍苦功，方有如此成就。
這一段訓練糾正了我以往18年（1937—1955）的自由散漫、隨興所之的讀書作風。依我前18年的作風，我縱然能博覽群書，最後終免不了氾濫無歸的大毛病，在知識上是不可能有實實在在的創獲的。儘管我今天仍然所知甚少，但我至少真正認識到學問的標準是什麼。這是中國古人所說的「雖不能至，心嚮往之」。
編按：雖已是享譽國際的大師級人物，言談間流露謙遜，虛心自我反省，放下身段反省早年治學態度的虛浮，調整修正治學方法，勇於扭轉走錯過的路，接引後人勿走上隨興散漫的閱讀歧途（片段、零星、寫意隨性、跳躍式、斷章取義），提醒學習者應有系統、有次第、有方向的閱讀，建立起閱讀的高標準。
我的運氣很好，在香港遇到了錢先生，在哈佛大學又得到楊聯陞教授的指導。楊先生特別富於批評的能力，又以考證謹嚴著稱於世。他和錢先生的氣魄宏大和擅長綜合不同，他的特色是眼光銳利、分析精到和評論深刻。這是兩種相反而又相成的學者典型。楊先生和日本漢學界的關係最深，吉川幸次郎和宮崎市定都是他的好朋友。在楊先生的鼓勵之下我也對日本漢學界的發展一直在注意之中。這又是我在哈佛大學所獲得的另一教益，至今不敢或忘。
編按：余英時親炙錢楊二人截然不同的風格，融合、消化二套衝突對立的治學方法，既能綜合而博大，也能分析而嚴謹，表現自己特色，成一家之言。
由於時間所限，關於在美進修的一段，只能簡單叙述至此。我在學問上走過的路，以上三個階段是前期最重要的三大里程碑。後來30年的發展都是在這條路上繼續走出來的，今天就不能詳說了。
（本文為1994年4月16日在關西大學學術報告會上的演講，吾妻重二教授記錄整理。原載《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第16期，1995年3月號。）
上圖：余英時、錢穆、錢穆夫人胡美琦
上圖：接受克魯格獎的余英時
【文章出處】
《鳴人堂》
〈中國思想向何方？從鄉間到流亡，我走過的路〉
2021-08-05
網址：
https://opinion.udn.com/opinion/story/11664/5652617
作者：余英時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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