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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以都市史隱喻北魏興亡錄的美學巨著──《洛陽伽藍記》導讀

一、引言

相對於前面一系列之演講所介紹的典籍，《洛陽伽藍記》可能是一本令各位覺得非常陌生的書。因為前兩個月所介紹的書有《詩經》、《左傳》、《論語》、《孟子》、《韓非子》、《孫子兵法》等等，這些都是中國歷史上的煌煌巨著，相形之下，《洛陽伽藍記》則顯得名不見經傳，不僅這本書在學術史上極少被提及，就連作者楊衒之也只是北魏時期一位官職不高的普通官吏，我們從種種資料得知他曾做過「奉朝請」、「撫軍府司馬」、「秘書監」，顯然並非朝廷的核心人物，但卻對北魏洛陽城有極大的懷抱，寫下這本北魏建都洛陽城四十二年的實錄。

長久以來，我們習慣以漢文化為本位對歷史進行窺測，因此在回顧五胡亂華之後的南北朝歷史時，容易想當然爾地以為中華文化的重心必然隨著五馬渡江，統統一概落在杏花煙雨的江南佳麗地，金陵建康城。至於北方中夏，既已淪陷為蕞爾犬羊之淵藪，人文景觀必定無法與江南比肩而論（編按：可參閱：丘遲〈與陳伯之書〉）。

然而，我們只要一展讀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必然會很快地調轉這種偏狹的歷史觀點，進而重新忖度南北朝的歷史格局，並積極評價北魏鮮卑族在漢化之後胼手建樹的北朝文化，在中華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中所展現的巨大意義。因為在該書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座規模遠舉，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宏偉壯麗的北魏洛陽城。洛陽這座歷史古城自永嘉亂後的一百八十餘年之間兵燹頻仍，成為五胡諸狄與東晉南朝的殺戮戰場，直到太和十七年，北魏孝文帝的漢化遷都之舉，終於使洛陽歷劫重生，重新粉墨登上歷史舞台，以其厚實而濃烈的人文色彩及極具前瞻性的都市建制工程抗衡南方的建康城，並一躍而為國際級的大都會。

相對於建康城，洛陽城何其幸運！舉凡都邑建制、市街里坊、民情風俗以及歷史掌故乃至皇室蕭牆之變，都被楊衒之以一種極為沉鬱惋嘆的筆調，將北魏洛陽城四十二年（西元四九三～五四三）的歷史變局精準地凝塑在《洛陽伽藍記》當中。反觀南朝文人，除了一再藉由詩歌創作不斷題歎遙遠歷史想像中的洛陽風情，竟然未曾惜取眼前的六朝繁華，專為建都三百餘年的「金陵帝王州」留下隻字片語，而徒留後人「六朝如夢鳥空啼」的蒼茫浩嘆。

除了地學建築史、都市生活史的價值之外，最難能可貴的是楊衒之無畏於當時的政治環境，一再於《洛陽伽藍記》流露其對於當代歷史客觀事實的思考及批判，使這部書成為後人解開魏收《魏書》史學懸案的探照燈。

再者，南北朝對峙的政治局面，使得雙方人馬經常為了宣示自身的政權正統性而形成隔江對罵，相互爭勝揚抑的文化衝突現象。楊衒之作為一位漢民族的後裔，居然泯滅胡漢界線，在《洛陽伽藍記》展露其服膺於北魏洛陽文化的昂首挺立，躊躇滿志，極盡嘲諷南方文化的鄙陋。此現象亦足資說明北方漢人在鮮卑政權漢化後，對其之受容，此對於文化史的討論極具史料價值。

然而，《洛陽伽藍記》之所以千古傳頌，決不只是因為上述的諸多價值，乃是因為楊衒之能夠用優美的文章妙筆挾持飽滿的歷史感懷，察納環抱北魏洛陽城的林林總總，用「恐後世無傳」的戰兢態度撰作斯記，有條不紊地框架都市地理空間與人文歷史事件的互動結構，將冰冷的建築景物與炙熱的人情世故揉合成趣，刻畫出北魏洛陽城的完整地理人文風貌。


想像示意圖

二、風華再現──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

洛陽是中國最古老的王城，武王克殷，遷置九鼎，洛陽即正式踏上歷史舞台，成王即位，因洛邑居「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理均也」（《史記．周本紀》），乃選立為「陪都」。後平王遷都洛邑，東周肇始，更加確立洛陽在中國歷史上的不二地位。

漢高定鼎，本欲常都雒陽，後因張良勸止，遂移治關中。西漢雖定都長安，卻未嘗忘情於洛陽，元帝時，翼奉就力薦徙都於成周故地，以示正本，可見洛陽帶有一種傳承歷史文化正統的象徵意義。光武中興漢室，果然就是以雒陽為都，班固〈兩都賦〉、張衡〈兩京賦〉就是在長安、洛陽之間，以華麗的文字再次強調洛陽的歷史光輝及優越性。爾後曹魏、西晉遂循其例，在在凸顯出洛陽在執政者心中無可憾動的重要地位，因其不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更兼具中原文化正統的標記。

永嘉之亂以後，洛陽陷入長達一百八十餘年（三一一～四九三）的黑暗時代，昔日繁華都會已淪為五胡更替的殺戮戰場，在狼烽戰鼓中將歷史舞台退讓給名士聚會的江南建康城。直到太和十七年（四九三），北魏孝文帝徹底執行華化政策，從平城遷都洛陽，才在這片荒煙廢墟、斷垣殘壁之中重起高樓，復現帝都風華。

北魏遷鼎洛陽雖說有助於胡、漢的融合，但嚴格來說卻可能是毀滅鮮卑政權，造成北方六鎮叛變，爾朱氏、高氏先後凌逼朝廷，篡奪國璽的催化劑。設若當時能捨洛陽而遷都於地勢較佳「鄴城」的話，既可南面挾制齊、梁，又可北控維繫六鎮，北魏政權或許不會崩解得如此急遽！孝文帝雄才大略，凡事均經深思熟慮，卻為何仍在群臣的反對聲浪中執意遷洛？《魏書》〈本紀〉云「庚午，幸洛陽，周巡故宮基趾。帝顧謂侍臣曰：『晉德不修，早傾宗祀，荒毀至此，用傷朕懷。』遂詠黍離之詩，為之流涕。壬申，觀洛橋，幸太學，觀石經。……冬十月戊寅朔，幸金墉城。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想來孝文帝之所以遷都洛陽，係導因於一股劇烈的文化傳承感，是以大興土木，參考前朝舊制，外加現實考量，重新規劃營建一個閃亮耀眼的國際級大都市。

相隔五十四年（武定五年）之後，楊衒之因公重覽洛陽，再度看到一座「城郭崩毀，宮室傾覆，寺觀灰燼，廟塔丘墟」的廢都，再發麥秀黍離的歷史悲嘆，唯其與孝文帝不同的是不能以帝王權勢重新整建洛陽，只能選擇用筆錄的方式搶救，拼湊昔日洛陽的一磚一瓦。


想像示意圖

三、一部生動的國際都市生活史

北魏洛陽城相較於同時期的南朝建康城要更具規模格局。建康城是逐步歷經孫吳、東晉一百六十多年重複修建開發而成，在規劃上必然受限。洛陽城則是北魏政府在一片荒塗廢墟上重劃整建，腹地寬廣整齊，鄰里井然有序，竟成為中國有史以來最為宏麗的都城。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這座洛陽城居然還突破了以往的格局，以「籠天罩地」的思維邏輯，為遠來朝聖的「國際友人」規劃了「四館」、「四里」。「宣陽門條」記載「永橋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間，夾御道有：東有四夷館。一曰金陵，二曰燕然，三曰扶桑，四曰崦嵫。道西有四夷里，一曰歸正，二曰歸德，三曰慕化，四曰慕義。吳人投國者處金陵館，三年已後，賜宅歸正里。北夷來附者，處燕然館，三年已後，賜宅歸德里。東夷來附者，處扶桑館，賜宅慕化里。西夷來附者，處崦嵫館，賜宅慕義里。」正因為「歸正」、「歸德」、「慕化」、「慕義」這些字眼具有一種道德高下從屬，但從中卻也可以看出北魏當時以天下共主自居的大國風範，尤其東夷的高麗與百濟諸國在當時和北魏的往來並不頻繁，但還是預先規劃了住宿的里、館，可謂氣度恢弘。

北魏的這項措施，使得各國的商賈工伎可以長期間的在洛陽從事商業行為，於是百工技藝絡繹而至，洛陽遂成為四方物流的集散中心，更湧現出各式各樣的異國情調，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國際性商業娛樂都會區。而據「法雲寺條」記載，洛陽大市的「市東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為生，資財巨萬。」「市南有調音、樂律二里。里內之人，絲竹謳歌，天下妙伎出焉。」「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內之人多醞酒為業。」「市北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輀車為事。」這雖然是都市計畫中里坊制度的一環，但卻在無意之間做出貨物商品買賣消費的市場區隔，使各行各業更具特色，形成市場活動的驅動力。另外，「宣陽門條」記載，在城南洛水南岸，尚有一個比鄰於「四館」、「四里」的「四通市」，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

最有趣而引人目光的則是，洛陽城內居然還出現了一位類似今日關係企業連鎖店的大老闆劉寶，「法雲寺條」有極生動的記載：「州郡都會之處，皆立一宅，至於鹽粟貴賤，市價高下，所在一例。舟車所通，足跡所履，莫不商販焉。是以海內之貨，咸萃其庭，產匹銅山，家藏金穴，宅宇踰制，樓觀出雲，車馬服飾，擬於王者。」由劉寶這種跨越州郡的的商業經營規模，更足以說明北魏經濟的活絡。


上圖：洛陽宮應天門復原圖

四、建築史上的驚嘆號──永寧寺、景明寺

楊衒之在《洛陽伽藍記》中雖殫精竭慮地想保存形形色色的洛陽風貌，但是全書最醒目的仍是佛寺建築。書名既為《伽藍記》，即便其終極目的是想以此為憑藉進行敘史存真的工程，在體例形式上，也必須要以寺端廟塔作為全書的骨架及開端。此外，北魏洛陽城本身就是個佛教王國，因此選擇用佛寺來架構全書，確實也最能夠反映當時的社會文化概況。

據楊衒之所云，從東漢明帝永平十一年（六八）肇建白馬寺，到晉懷帝永嘉年間（三０七～三一二），佛寺不過四十二所。北魏遷都洛陽之後，最高峰期竟多達到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即使後來孝靜帝天平元年（五二四）京師遷鄴，洛陽殘毀之際仍存有四百二十一所。楊衒之回到洛陽時，即是從這四百餘座寺院中，擇取類似永寧寺、景明寺等「大伽藍」加以描繪，力陳其建築構造之華美。至於中小型寺廟，則視其有無歷史事端加以介紹，借題發揮，像宣忠寺、追先寺等。

「永寧寺」寫於全書卷首，全篇精工刻畫永寧寺的華美壯麗，詳實描繪永寧寺的浮圖，可說是楊衒之對於寺廟描摹用力最多的部分。此一方面固然是因為永寧寺係全洛陽城建築最為高峻，妝飾最為華美的佛寺。另一方面永寧寺的歷史幾乎象徵北魏朝廷的興亡，多次與北魏最後滅亡的關鍵歷史事件永寧寺都參與其中，如「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具兵」、「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再則楊衒之以永寧浮圖當作其他寺廟的對照準則，也可以省去許多枝微末節的繁複描述，如卷一論瑤光寺：「有五層浮圖一所，去地五十丈，僊掌凌虛，鐸垂雲表，作工之美，埒美永寧。」卷二秦太上君寺：「中有五層浮圖一所，修剎入雲，高門向街，佛事妝飾，等於永寧。」卷三景明寺：「太后始造七層浮圖一所，去第百仞……妝飾華麗，侔於永寧。」

但是全文最令人驚懼的莫過於：永寧寺中居然有一座高達一千尺的佛塔，換算成公制等於今二百七十八公尺，從京師百里之外就能遙見之，幾乎要與法國塞納河畔的艾菲爾鐵塔的三百一十二公尺媲美。就算採取《水經注》中低標準的「四十九丈」計算，至少也還有一百三十多公尺之高聳。在將近一千五百年前的北魏洛陽城，出現如此高的建築物，的確是建築史上的一項奇蹟。

另外卷三的「景明寺」佔地寬廣、規模之大亦令人咋舌，楊衒之云其「東西南北五百步」，相當於七百二十公尺見方，比永寧寺周長一千零四十公尺的規模還大，這樣的面積將近是洛陽城中兩個里坊加起來的面積。也只有這樣大的面積才可以容納每年的四月七日，洛陽諸寺的佛像到此會合，待隔日四月八日佛旦日一起入宣揚門向閶闔宮前接受皇帝散花。試想一千多所寺廟的佛像與禮佛人員都要聚集一堂，並且住上一宿，確實也唯有這座平方五百步的景明大佛寺才能接納得下。

最令人詫異的還不是面積的大小問題，而是其極具特色的建築設計。楊衒之云其：「山懸堂觀，一千餘間。複殿重房，交疏對霤，青臺紫閣，浮道相通。雖外有四時，而內無寒暑。」不但有精巧的浮道銜接臺閣，居然能夠使得室內的溫度四季如春，這種建築技巧著實令人匪夷所思，留予建築學家諸多值得深究的問題。


上圖：洛陽永寧寺木塔復原圖


五、破解魏收《魏書》史學懸案的探照燈

魏收《魏書》自唐初史家李延壽在《北史．魏收傳》以「穢史」相譏，直至清人趙翼趙《二十二史劄記》仍不改其稱。雖然近人周一良、孫同勛曾先後撰文極力為其辯誣，但是只要對讀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一定不難發現魏收的「黨齊毀魏」之心昭然若揭；「褒貶肆情」之狀屢見不鮮。

固然《魏書》成書之際北齊已禪篡魏鼎，魏收亦為北齊史臣，不免替高氏政權多所迴護，然若是為了討好高氏，任意歪曲賢君忠臣，則怠失史家職守。事實上，楊衒之援筆成書之際，正是高氏氣焰最囂張的時刻，但是楊衒之卻能將人物的忠奸與是非曲直，寄予風雨名山之業。以下選取楊衒之與魏收同時敘述的三位歷史人物之表現加以比較。第一是廣陵王之賢，第二是溫子昇之忠，第三是爾朱榮之惡。

一、 廣陵王

廣陵王是北魏末年間，一位才德兼具的賢君，大有中興王室的機會，可惜最終被權臣廢殺。楊衒之顯然對此結局痛惜萬分，所以在《洛陽伽藍記》中兩用春秋之筆對廣陵王加以讚揚。但是《魏書》卻對此不聞不錄。

第一次是在卷二的「平等寺」，楊衒之描述廣陵王即位之前遵時養晦的功夫：「恭乃莊帝從兄也。正光中為黃門侍郎，見元乂秉權，政歸近習，遂佯啞不語，不預世事。永安中遁於上洛山中，州刺史泉企執而送之。莊帝疑恭姦詐，夜遣人盜掠衣物，復拔刀劍欲煞之；恭張口以手指舌，竟乃不言。莊帝信其真患，放令歸第。」廣陵王為了避禍全身，居然可以佯裝啞巴，杜口長達八載；並且在莊帝懷疑他裝病，派人盜他衣物，拔刀煞之，想試探他時，廣陵王卻能臨危不亂，絲毫不露馬腳，足見其膽識、定力之不同凡響。而廣陵王即位之後，爾朱世隆這些強臣亟欲混淆視聽，誣指莊帝翦除爾朱榮的罪狀，其又能挺身力排權臣逆義，加以遏止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失德。」於是頓使「海內庶士，咸稱聖君。」

第二次是在卷三「宣揚門」，楊衒之巧妙地對比莊帝與廣陵王對待獅、象玩物的方式，烘托廣陵王的帝王氣象。當時波斯國王送了一頭獅子給北魏，莊帝欲證明老虎確實懼怕獅子，於是派人在鄰近郡縣的山區補來虎豹，使虎豹和獅子在華林園中相遇做試驗。結果虎豹果然瞑目，不敢仰視獅子。另外，園中有一隻瞎了眼的熊，莊帝亦譴人遷至獅子面前，結果熊一聞到獅子的氣味，嚇得落荒而逃。莊帝於是開懷大笑。相對地，廣陵王即位之後，立即詔令：「禽獸囚之則違其性，宜放還山林」，足見廣陵王對於天地萬物位份之尊重。更難能可貴的是，差役不耐路途遙遠，在半路就殺死獅子折返，被官府糾劾判罪，廣陵王卻認為不宜因為一隻獅子而施罪於人，儼然聖君仁德之形象。關於此事，司馬光還特別收錄在《資治通鑑》，用以宣鑑帝王。

二、溫子昇

溫子昇是北地三才之一，與邢邵、魏收齊名。溫子昇一共在《洛陽伽藍記》中出現四次，第一次是在卷二「秦太上君寺」，溫子昇扮演一位解說風俗民情的博識學者，為黃門侍郎楊寬講解「懷甎」之義：「太傅李延實者，莊帝舅也。永安年中，除青州刺史，臨去奉辭，帝謂實曰：『懷甎之俗，世號難治，舅宜好用心，副朝廷所委。』……時黃門侍郎楊寬在帝側。不曉懷甎之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聞至尊兄彭城王作青州刺史，問其賓客從至青州者，云：「齊土之民，風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百姓皆懷甎叩首，以美其意；及其代下還家，以甎擊之言。」其向背速於反掌。是以京師謠語曰：『獄中無繫囚，舍內無青州；假令家道惡，腹中不懷愁。』懷甎之義。起於此也。」；第二次是在卷三「景明寺」，溫子昇和刑子才共同編撰國家法制，以供「省府之決疑，州郡之治本」。第三次是在卷四「宣忠寺」，溫子昇這回扮演的是一位果敢冷靜的謀士，輔助莊帝減除強臣爾朱榮、元天穆。事件本末如下：「永安末，莊帝謀煞爾朱榮，恐事不果，請計於微。微曰：『以生太子為辭，榮必入朝，因以斃之。』莊帝曰：『后懷孕未十月，今始九月，可爾已不？』微曰：『婦人產子，有延月者，有少月者，不足為怪。帝納其謀。遂唱生太子。』……（榮）與穆並入朝。莊帝聞榮來，不覺失色，中書舍人溫子昇曰：『陛下色變！』帝連索酒飲之，然後行事。」最後一次是在卷四「大覺寺」，楊衒之引述溫子昇所撰寫的碑文：「面水背山，左朝右市」。綜合這四件事情，我們在《洛陽伽藍記》中看到的溫子昇是一位有勇有謀，文質彬彬的君子。並且溫子昇是死於一次翦除高澄的行動當中，誠可謂忠貞之士，元魏純臣。可是這樣一位才子，卻被魏收從反面揶揄，評為「事故之際，好預其間，所以終致禍敗」的閒暇之徒，無怪乎《魏書》在後世一再遭到指摘。

三、爾朱榮

爾朱榮因平亂有功被朝廷重用，但後來卻發動「河陰之役」，以權臣專制朝政，使北魏政局更加混亂，加遽北魏政權崩解。面對這樣一位滅亡北魏的關鍵性的歷史人物，楊衒之與魏收的筆致相去甚遠，甚至在史料的選材上，也多有出入。《洛陽伽藍記》中有兩筆關於爾朱榮的重要史料，可是《魏書》卻沒有收錄，一是卷一「永寧寺」中所載的「顥與莊帝書」，另外則是卷二「平等寺」中所載的「議太原王配饗」一事，於此《魏書》取巧簡單帶過。

「顥與莊帝書」是一篇嚴詞指控爾朱榮惡行的書信資料，內容談及爾朱榮當時入洛，固然說是為了勤王，可是最終卻淪為魏賊；並逆刃加於胡后及幼主，鋒鏑肆於公卿丞宰，一手策劃慘絕人寰的河陰事件，可說已有陳恆盜齊，六卿分晉的心思。然而礙於四海橫流，篡奪大寶的時機尚未成熟，才暫且樹立君臣之禮，假相拜置，然其不臣之跡，昭然若揭，愚智同見。

「議太原王配饗」一事，在《魏書．爾朱榮傳》中僅用「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這樣的寥寥數語簡單帶過，並未像《洛陽伽藍記》詳加記載此事云：爾朱世隆欲追贈太原王爾朱榮為相國、晉王、加九錫，並立廟比附周公，結果廟成之後卻發生火災，而廟中有一柱焚之不盡，後來連續三日的雷雨，震電霹靂，將之擊為數段，柱下石及廟瓦皆碎於山下。於是爾朱世隆又覆命百官商議太原王配饗的問題。結果司直官劉季明議居然無懼權勢，置死生於度外，放膽立論曰：「若配世宗，於宣武無功；若配孝明，親害其母；若配莊帝，為臣不忠，為莊帝所戮。以此論之，無所配也。」楊衒之藉劉季明之耿直不屈貶刺爾朱榮的不忠不臣，於國無功，是以無所配饗；立廟不成則暗諷爾朱榮其人其行天理難容。魏收連名不見經傳的崔綽都可為之立傳，像劉季明如此義膽忠貞的抗辯言詞，居然不錄不聞，忠姦不辨，當書不書，無怪後人會時時對魏收之書加以質疑。

至於魏收如何評述爾朱榮，作《爾朱榮傳》時是否真如《北史．魏收傳》所云收賄作傳？已難察考。但是《爾朱榮傳》記載河陰遇害朝士「一千三百人」與《孝莊帝記》的記載「二千餘人」居然有所出入，一書之中兩種版本，實為大謬！又《爾朱榮傳》中云其之所以有河陰暴行，蓋「惑於費穆之言」，然而費穆當時應該還是胡太后身邊的武衛將軍，即便說費穆已降榮，似也沒理由聽信一位降將的話。對照《北齊書．慕容紹宗傳》所云，紹宗曾勸止爾朱榮，然其執意孤行，由是可知河陰屠殺之禍首非爾朱榮莫屬。雖然魏收在《魏書．費穆傳》也極力強調河陰之事是費穆出的餿主意；又假元顥之說，將過錯推給費穆，但這些恐怕都是魏收「推過於人」的自圓其說！《爾朱榮傳》還有一段敘述，可說是舞文弄墨至極，其云莊帝之所以有殺害爾朱榮的念頭，是因為元微、李彧欲擅威權，這才構陷爾朱榮，此明顯是想誤導讀者，企圖讓讀者產生爾朱榮是忠臣，而莊帝係受小人蠱惑的錯覺。另楊家駱〈魏書述要〉的觀察極為透徹，指出魏收撰述《爾朱榮傳》著其功而減其惡，使閱者但覺功多罪少，明知爾朱榮悖逆橫肆，逞兇濫殺，罪大惡極，天理難容，還希冀其修德義之風，勉為韋、彭、伊、霍，此實非史家微詞見意之旨，乃曲筆舞文也。

《魏書》成於齊文宣帝天保五年（五五四），此時北齊已禪代魏祚。故魏收其實並非迴護爾朱氏，而是曲徇高氏。由於高氏行為與爾朱氏幾乎同出一轍，高歡與爾朱榮同樣出身軍閥，同樣藉軍事力量行廢立之事以掌握政權，甚至連高歡遙控洛陽政權於晉陽的模式也和爾朱榮一模一樣。因此，魏收論及爾朱氏時，總是遮遮掩掩，不夠坦白。然而事實上，楊衒之執筆之際，亦高氏霸權氣焰囂張，準備篡謀東魏之際，然其卻能以史家無畏的批判精神運行春秋之筆，意有所指的對爾朱榮口誅筆伐，嶙峋風骨，實非魏收可以相擬。


上圖：北魏孝文帝禮佛圖石雕（美國大都會博物館藏）

六、南北文化之爭的實錄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以北魏洛陽文化為中原正統之代表，因受到過渡文化使命感的激化，而對南方文化轉成貶抑、排斥的強烈立場。整理楊衒之的作法約有以下五點：

一、以空間的佔有強調北魏的歷史傳承：由於北魏政權實際控制具體的洛陽城，所以楊衒之特別喜歡強調洛陽文物的存在，從洛陽諸城門的歷史沿革到洛陽城內的各地景物描摹，凡涉及歷史掌故，皆刻意詳盡記載，明顯有意藉北魏與漢魏晉朝歷史的聯繫暗示其歷史文化的正統性。例如他從序文一開始，就詳切地介紹某門漢時叫某門，魏晉時叫某門，再來就是高祖沿承門名的情形：「東面有三門：北頭第一門曰建春門，漢曰上東門。阮籍詩曰「步出上東門」是也。魏晉曰建春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東陽門，漢曰中東門，魏晉曰東陽門，高祖因而不改。次南曰清陽門。漢曰望京門，魏晉曰清明門，高祖改為清陽門。」又卷二「明懸尼寺條」論及建春門外石橋云：「穀水周圍繞城，至建春門外，東入陽渠石橋。橋有四柱，在道男銘云：『漢陽嘉四年將作大匠馬憲造。』逮我昌三年，大雨頹橋，柱始埋沒。道北二柱，至今猶存。」

二、以國號及四館四里的建置強化北魏的正統性：在南北政治正統的爭執上，楊炫之行文之際屢用「皇魏」、「天闕」、「聖闕」（分見序文、卷二，景寧寺條、卷五，凝玄寺條）等字眼自我強化，而呼波斯、西域為「胡人」（卷一，永寧寺、卷三，菩提寺），這正是以北魏為中原唯一正當政權的公開宣言。此外，北魏四館四里的建置，其名稱不僅暗寓其高高在上的強勢立場，並顯示北魏如何以天下共主的身分將北朝與「東」、「西」、「北」夷「周邊化」、「邊陲化」而自居於天下新中心。

三、以社會風俗的描寫進行北雅南劣的辯論：楊衒之對南方文化的不友善集中反映在「景寧寺條」所記載的一場南、北之間的辯論。南人陳慶之云：「魏朝甚盛，猶曰五胡；正朔相承，當在江左；秦皇玉璽，今在梁朝。」北人楊元慎聽完後，立刻嚴詞反駁：「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濕蟄，攢育蟲蟻，疆土瘴癘，蛙黽共穴，人鳥同群。短髮之君，無杼首之貌，文身之民，稟叢陋之質。浮於三江，棹於五湖，禮樂所不沾，憲章弗能革。雖復秦餘漢罪，雜以華音，復閩楚難言，不可改變。雖立君臣，上慢下暴。……卿沐其遺風，未沾禮化，所謂陽翟之民。不知癭之為醜。我魏膺籙受圖，定鼎嵩洛，五山為鎮，四海為家。移風易俗之典，與五帝而並跡，禮樂憲章之盛，淩百王而獨高。豈卿魚鱉之徒，慕義來朝，飲我池水，啄我稻梁，何為不遜，以至於此？」這段文字堪稱歷史文獻中南北之爭的典範之作，楊衒之透過南北風俗高下之比較，凸顯北方文化的絕對優越性。

四、以南人在北的社會地位進行對南方文化的矮化：雖然楊衒之提到王肅、蕭寶夤、蕭琮等南方貴族投奔北朝後備受朝廷禮遇，但是北朝社會輿論對於南來之士其實極為輕蔑，動輒呼來奔之南人為「吳兒」（卷二，景寧寺條），將南方魚食貶抑為「邾莒」，茗飲折辱成「酪奴」：「（王）肅初入國，不食羊肉及酪漿等物，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卮』。經數年以後，肅與高祖殿會，食羊肉酪粥甚多。高祖怪之，謂肅曰：『卿中國之味也。羊肉何如魚羹？茗飲何如酪漿？』肅對曰：『羊者是陸產之最，魚者乃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以味言之，甚是優劣。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國。唯茗不中，與酪作奴。」（卷三，報德寺條），甚至將北來南人所居之地稱為「魚鱉市」（卷二，景寧寺條），處處流露北人之傲慢與對南方之矮化。此外，楊衒之還透過文筆的頓折來貶摘南方政權為「逆」，例如他稱許王肅從南入北是「背逆歸順」；甚至透過王肅前後任妻子的機辯來映襯北方婦女的才秀：「肅在江南之日，聘謝氏女為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其後謝氏入道為尼，亦來奔肅；見肅尚主，謝作五言詩以贈之。其詩曰：『本為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逐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針是貫線物，目中恆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納故時？』」（卷三，報德寺條）

五、以北人在南方社會地位進行對北方文化的揚升：楊衒之在卷四「追先寺條」，敘述博學好道的元略因起義反元義不成，遂逃命江左，卻受到梁武帝蕭衍的敬重，甚至策封他為中山王，號稱食邑千戶，儀比王子。有一次蕭衍問元略曰：「洛中如王者幾人？」元略對曰：「臣在本朝之日，承乏攝官；至於宗廟之美，百官之富，鴛鸞接翼，杞梓成陰，如臣之比，趙咨所云：車載斗量，不可數盡。」蕭衍聽完，於是大笑。後來，孝明帝拘宥吳人江革（蕭衍大將），請元略歸國，蕭衍居然說：「朕寧失江革，不得無王。」後來元略要回到北朝時，蕭衍還賜錢五百萬、金二百斤、銀五百斤、錦繡寶玩之物不計其數，甚至親帥百官送於江上。元略回到北朝之後，亦立即受重用，拜為侍中，參與國政，封義陽王，後又改封為東平王。元略以戰國策士之姿，出南入北，究竟是長袖善舞的的政壇名流，還是緩和雙方敵意，扮演文化交流的和平信鴿，著實耐人尋味。


上圖：洛陽永寧寺出土北魏泥塑人面像

六、眩人眼目的文學魔力

《洛陽伽藍記》不愧為一本奇書，以地理書的價值觀之，其不論是記載建築物的方位抑或尺寸，都經得起考古學家的一再考驗；以歷史書的價值觀之，其全面性地從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多層面反映出北魏洛陽城的整體風貌，並且還不時流露史家的批判精神。任取以上一種價值，便足以構成其不朽的理由，可是仍不足以概括全書精髓。《洛陽伽藍記》最令人著迷處，莫過於楊衒之竟能將上述諸多面向鎔鑄成一種相當特殊的文學形式，透過「正文子注」的方式在嚴密的次序感中呈現一種變化性，將作者的思想、感情或隱或現地糾合寺廟的梵音，流盪在北魏洛陽城的歷史枯榮之間。以全書重點永寧寺為例：永寧寺是洛陽一千多寺中位階最高，建築最華麗的代表作，楊衒之全力描寫永寧寺的建造、落成，歷經諸事，而後銷毀，其實就是暗喻北魏洛陽政權的興起與沒落。全篇以正文描寫華麗堅硬的空間，例如寫永寧寺「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為之，舉高九十丈。有剎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剎上有金寶瓶，容二十五石。寶瓶下有承露金盤三十重，周匝皆垂金鐸。復有鐵（金巢）四道，引剎向浮圖四角，（金巢）上亦有金鐸，鐸大小如一石甕子。浮圖有九級，繳繳皆懸金鐸，合上下有一百二十鐸。浮圖有四面，面有三戶大窗，戶皆朱漆，扉上各有五行金鈴，其十二門二十四扇，合有五千四百枚；復有金環鋪首。……」然後再以子注穿插史事，描寫其時間的變遷，一次又一次的歷史事件：「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剎上寶瓶，隨風而落，入地丈餘。復命工匠，更鑄新瓶。」「建義元年，太原王爾朱榮總士馬於此寺。」「北海王元顥復入洛，在此寺聚兵。」「永安三年，逆賊爾朱兆囚莊帝於寺」「永熙三年二月，浮圖為火所燒。」終於以子注中的歷史事件逐步銷毀正文中的華麗堅硬空間，造成令人炫目的美學結構。

楊衒之寫《洛陽伽藍記》的動機是想將即將逝去的洛陽城堅實的紀錄下來，然其提筆之際，洛陽城已是飽經風霜，面目全非。因此，楊衒之所描述的其實是一座記憶中的洛陽城，書中所出現的一景一物往往挾帶著一段滄桑的歷史事件，這些歷史事件不斷地對既存空間發出惋歎，甚至成為逐步摧毀空間的斧鉞，乃至於無形中迴盪著一股今昔之感。《洛陽伽藍記》悲壯雄偉的美學結構，正是來自於這種時間剝蝕空間的悵然慨嘆。

楊衒之透過時、空交錯的結構，使原本客觀冰冷的存在空間，頓時浮現生命活力。如果說楊衒之用來描述景物空間的客觀性文字稱為「冷筆」的話，那麼他在敘述歷史事件時的炙熱筆墨則可稱之「熱筆」。《洛陽伽藍記》之所以能夠佔有地學、史學的領域，又跨入文學的範疇，這種冷筆記敘、熱筆抒情的變換功夫，正是其成功的關鍵之所在。

北朝文學向來自慚於南朝文學，因此北地文學對後人而言，並無多少可觀之處。但是楊衒之卻在文學貧瘠的北地矗立起一座奇峰，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文體獨步千古。設若我們將《洛陽伽藍記》從史部地理書提升為文學著作的話，或許文學史家在衡量南北朝文學的重量時，楊衒之是應該列身其中的。


上圖：洛陽永寧寺出土北魏泥塑人面像

七、結語

不論是從地理書，歷史書，抑或文學作品的角度觀之，這部《洛陽伽藍記》都足以輝映千古，照耀後世。

楊衒之創設「正文子注」這種前所未見的文體形式，再透過冷、熱筆交替互補的文學技巧，將北魏洛陽政權的興廢枯榮；繁華的國際都會生活；繽紛生動的人文色彩；傲岸的佛寺建築藝術；歷史人物的忠奸實錄；南北朝文化相輕的社會現象，統統鎔鑄於《洛陽伽藍記》這部奇書之中。

《洛陽伽藍記》不僅豐富地提供後人研究北魏洛陽時期時的珍貴史料，更使北朝文學奇蹟似地聳峙起一座令人仰歎的奇峰，得以稍微平衡南北朝文學的比重，若真要論定這部書的成就，大概可以使用「偉大」這兩個字吧！



【文章出處】
《桃園歷史文化館區（udn網路城邦）》
〈一部以都市史隱喻北魏興亡錄的美學巨著──《洛陽伽藍記》導讀〉
2006-07-07
網址：
http://blog.udn.com/tyhistory/341933
作者：王文進
【作者簡介】
王文進，台灣台中縣人，淡江大學中文系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碩士，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學術研究主要為魏晉南北文學，兼現代文學。曾擔任淡江大學副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東華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並致力於淡水、花蓮等地山水文學之書寫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