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國家一級古蹟:台北城碩果僅存的北門(承恩門)(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國家一級古蹟:台北城碩果僅存的北門(承恩門)(圖片引自網路,經過後製處理)
台北平民城記──械鬥造就一座城
城牆圍築的府城,是正史中的台北形象。官造城郭之外的大稻埕與艋舺,卻是另一個台北──在這裡,160餘年前爆發的驚天一戰,奠定了台北城市經濟、宗教的最初格局,也賦予了這座城市更多的平民情懷和記憶。
修讀於台灣時,我曾有這樣一段經歷:手捧一幅1895年版的《台北府城地圖》,希望能古今對照地遊走台北城。這期間,時過境遷、滄海桑田的感慨,自然少不了,但更讓我困惑的是,那些老店老街為何不見踪跡?再細讀地圖,才發現自己犯了一個錯誤。繁華的台北城,實際上由三個部分組成,除了我遊走的台北府城,還有艋舺和大稻埕兩地,它們在淡水河邊呈三足鼎立之勢。
台北府城建成於1884年(光緒十年)(編者註:光緒十一年台灣正式建省),當時歷來「消極治台」的清政府一反常態,傾力打造其規劃的最後一個府城,僅城牆就耗費了30餘萬根上好石材。誰料好景不長,20年後它便被侵占台灣的日本人幾乎拆毀殆盡。如今的府城還能看到些許當年的影子:官府精心設計的城池,城內有巡撫衙門、文武廟和城隍廟等遺址──這是一處官方的門面。
更平民的記憶,則留存在艋和大稻埕兩個區域,它們依傍著淡水河,一南一北,我要找的老街、老店、老人也都在於此。然而,二者看似平淡而和諧的格局,卻與160餘年前一場驚心動魄的械鬥有關。
上圖:國家一級古蹟:台北城碩果僅存的北門(承恩門)(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一輪金黃色的圓月,懸掛在台北城的上空,映襯出這座城市的靜謐。這靜謐之下,卻蘊藏著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160餘年前的一場移民械鬥,形成了艋舺和大稻埕兩個區域,與台北府城呈三足鼎立之勢,共同構成了台北。(圖片引自網路)
最慘烈的內戰
時間回到1853年(編者註:清咸豐三年),這也是大清國艱困、動蕩的一年。
台灣淡水河邊,艋的碼頭上熙熙攘攘,不斷有貨船靠岸、裝卸貨物。一位矮小乾瘦的中年人,被人簇擁著,專注地看著要靠岸的貨船。他叫黃龍安,儘管才36歲,但已顯得蒼老而世故,說起話來令人不寒而慄,是三邑人的首領。所謂三邑,指福建泉州的晉江、惠安和南安三個地方,這三地的人最早來到艋舺,是地頭老大。黃龍安顯得有些憂心忡忡,因為他看到剛上岸的一艘船,滿載著同安人的貨物和老鄉。這讓他想到兩年前的一場惡鬥。
那是咸豐元年,福建漳州移民為爭奪台北商貿之利,與艋舺三邑人大打出手,漳州人一度攻入了艋舺地界,將三邑人圍困。黃龍安原本指望同為泉州老鄉的同安人能出手相救,沒想到他們不僅作壁上觀,甚至還想坐收漁翁之利。他憤怒地對剛從八甲莊(今台北老松國小,同安人聚居地)返回的使者喊道:「天若不滅我,我發誓一定要鏟滅八甲莊!」而今,舊怨未消,湧入艋舺的同安人又日漸增多,已經影響了三邑人的茶葉和稻米生意。想到這,黃龍安的眉頭擰成了一個結,他暗自思忖:不能坐以待斃,要主動出擊,將同安人趕出艋舺!
上圖:老地圖中的艋舺(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艋舺清水祖師廟今昔對照(圖片引自張哲年臉書,網址:https://www.facebook.com/zhangzhesheng/photos/%E8%89%8B%E8%88%BA%E6%B8%85%E6%B0%B4%E5%B7%96%E7%A5%96%E5%B8%AB%E5%BB%9F-1926-vs-2016%E4%B8%8A%E5%9C%96%E6%8B%8D%E6%94%9D%E6%96%BC1926%E5%B9%B4%E7%95%B6%E5%B9%B4%E5%8F%B0%E5%8C%97%E5%B7%9E%E7%AB%8B%E7%AC%AC%E4%BA%8C%E9%AB%98%E7%B4%9A%E4%B8%AD%E5%AD%B8%E5%8F%B0%E5%8C%97%E5%B8%82%E6%88%90%E5%8A%9F%E9%AB%98%E4%B8%AD%E5%89%8D%E8%BA%AB%E5%BE%9E%E8%89%8B%E8%88%BA%E6%B8%85%E6%B0%B4%E5%B7%96%E6%90%AC%E5%88%B0%E6%A8%BA%E5%B1%B1%E8%BB%8A%E7%AB%99%E9%99%84%E8%BF%91%E6%96%B0%E8%90%BD%E6%88%90%E7%9A%84%E6%A0%A1%E8%88%8D%E4%BB%8A%E6%88%90%E5%8A%9F%E9%AB%98%E4%B8%AD%E6%89%80%E5%9C%A8%E5%9C%B0/10154026831549531/)
不久,黃龍安悄然下令,讓族人三天兩頭地侵擾河壕對岸的八甲莊,想先藉此牽制和麻痺同安人的主力。而八甲莊那邊呢?領袖林佑藻與黃龍安年紀相仿,也是位說一不二的主,他早就對三邑人壟斷艋舺心存不滿,因為官府的無作為,他們運到艋舺的貨物甚至還要向三邑人交稅,並受到三邑兵勇的百般刁難。林佑藻和手下商討,準備武力爭取艋舺,甚至還購置了一些槍械。不過,對三邑人在河壕的侵擾,林佑藻並未放在心上,以為不過是小打小鬧而已。但是他錯了。
農曆九月初五,在猛將黃阿成的率領下,三邑人自龍山寺浩浩蕩盪出發,以土炮為掩護,徑直朝八甲莊猛撲。林佑藻見狀,火速召集下屬陳士通、李士傑等將領率兵攔截。一日廝殺下來,來勢兇猛的三邑人居然被擋在了八甲莊之外。這時,黃龍安發現了對方一個致命弱點:北部幾乎是門洞大開。林佑藻自然不會粗心到忘記排布守兵,他心裡盤算著,三邑人若要由北部防線突破,則必須穿過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而安溪人由始至終都沒有捲入此戰的跡象,因此清水祖師廟可算是一道天然的屏障。他篤定,北方防線無需顧慮。然而,他又錯了。
黃龍安的妙計是,拆了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由此長驅直入,與黃阿成所率部隊對八甲莊形成合圍之勢,一舉消滅同安人。
上圖:清代艋舺三邑、同安、安溪移民勢力範圍(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艋舺、大稻埕、台北府城地理位置鼎足而三(圖片引自網路)
建於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的清水祖師廟是安溪人的信仰中心,其實黃龍安也並無把握,是否能說服安溪人拆廟。他連夜找到安溪人首領白其祥商議此事,果然,對方不同意,哪能隨便讓別人拆了自己的廟呢?黃龍安略一沉默,向白其祥承諾:「打完這場仗,我們一定幫助你們重建祖師廟。」如此,白其祥才勉強答應了黃龍安的提議。
九月初七,天微亮,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悄然無息地消失了。黃龍安親自率部,由北部防線直搗八甲莊,如入無人之境。黃阿成則再度由河壕攻入,使同安人腹背受敵。縱使林佑藻等人馳援北部,但已無回天之力。
「八甲莊的噩夢還是降臨了──在南面的夜空中,黃阿城的部隊射出的火箭已呼嘯而來,彈弓炮拋射的火球也紛紛落入八甲莊內……八甲莊數十年來的苦心經營,在烈焰中迅速崩解毀滅了。暗沉的大地上,成排的房舍店屋已成了鬼蜮裡嘶鳴的幻影。」在台灣學者王湘琦的歷史小說《俎豆同榮──記頂下郊拼的先人們》(後簡稱《俎豆同榮》)中,他用這樣的文字來描述那場戰爭的慘烈。
上圖:王湘琦小說:俎豆同榮(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電影艋舺海報(圖片引自網路)
頂下郊拼,亦是歷史上對這場械鬥的定名,皆因三邑人曾佔據艋舺而被稱「頂郊」,同安人勢力較弱而被冠以「下郊」之稱。戰敗的林佑藻沮喪極了,他帶領自己的同鄉倉皇逃離了八甲莊,最終定居在大稻埕。這裡在艋舺以北,舊時因民眾常在此晾曬稻穀而得名,荒無人煙,與熱鬧繁華的艋舺無法相比。
文獻中也有與王湘琦這段描述相應的記載。在第一歷史檔案館的「軍機處錄副奏摺」中,有一份當年台灣總兵邵連科的奏摺,提及:頂下郊拼「殘毀村莊大小七百九十餘處。而新莊最為繁盛之區,店舍、民房不下五六千戶,概成灰燼。」
在這份奏摺中,邵連科並非只提到了這一場械鬥,還有咸豐三年的漳泉械鬥:「南至嘉義,北至淡水,路途為之梗塞」;咸豐四年閩粵械鬥:「彰淡被焚各莊,全為焦土,哀鴻遍野,觸目心傷」,「閩莊被焚大小二百餘片」。為何清朝台灣械鬥連連?160年前三邑人和同安人內戰的深層原因又是什麼呢?這還得從台灣的歷史說起。
上圖:這是一張清末艋舺的想像復原圖(繪圖/徐逸鴻隨心)。依傍淡水河的艋舺,憑藉碼頭貨運而欣欣向榮。最早到此的是來自福建泉州的三邑人,他們幾乎壟斷了艋胛的大部分貿易,且擁有特權。後來進駐的福建同安人,聚居在八甲莊附近,對三邑人的壟斷構成了威脅。1853年,二者發生了激烈的械鬥,史稱「頂下郊拼」。三邑人為這場械鬥做了充分的準備,其領袖黃龍安發現八甲莊的北部防線很弱,幾乎只靠安溪人的祖師廟為天然屏障,於是三邑人說服了安溪人,夜拆祖師廟,出乎意料地從北面攻入八甲莊(如圖所示)。最終,同安人戰敗,逃離八甲莊。(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頂下郊拚勢力範圍圖(圖片引自網路)
移民、械鬥與台灣史
如果問,誰是台灣最早的居民?以泰雅族、阿美族、達悟族和卑南族等為代表的原住民族群當之無愧。但若問,誰大規模開發了台灣?則必是清朝中後期來自大陸的漢人移民,他們又以福建、廣東的漢人居多。據史料記載,在1833年(編者註:清道光十三年),台灣人口已經達240萬左右,其中原住民僅約10萬。至1895年(編者註:清光緒二十一年)時,原住民仍然維持這個數字,但閩粵移民及其後代卻激增至300餘萬人。從這個角度來說,台灣近代史即是一部移民史。在移民心中,對尚未開發的台灣島充滿著各種關於財富、土地和權勢的想像,但實際情形卻浸著血和淚。
島上並不是黃金遍地,祖居於此的原住民仍處於茹毛飲血、刀耕火種的階段,難以溝通和相處。為了生存不斷開荒,移民與原住民衝突不斷。在《俎豆同榮》的書中,作者藉著林佑藻母親之口,敘述了一段三邑人初來艋舺時,與原住民紗帽廚人的一段衝突。
這故事頗有點寓言《農夫與蛇》的意味──紗帽廚人收留了初來乍到的三邑人,三邑人的頭目發誓只是藉住,雙方於是和平相處。「但不久,他們就開始違背誓約,開始燒殺,將紗帽廚人的屍體丟棄在田野中!他們像蝗蟲般侵占紗帽廚人的土地,用戎克(一種中國獨創的帆船)載著一船接一船的三邑人上岸,那人頭就像河沙般數不盡!……」
上圖:艋舺龍山寺,台北市的信仰中心,前來朝拜的人絡繹不絕,香火鼎盛。160餘年前,在那場驚天械鬥中,這裡正是三邑人的臨時指揮部,其首領黃龍安於此發號施令,指揮戰鬥。(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艋舺龍山寺廟額(圖片引自網路)
站穩腳跟的新移民,往往會按照地緣關係聚集在一起。祖籍,是新移民身份認同的一個重要標誌,換句話說,同鄉組成了新的社會群體。同鄉語言、風俗習慣相同,易於相互照應,共同開拓、防禦外來侵擾。1833年(道光十三年),一位名為陳盛韶的人,赴台任北路理番同知兼鹿港海防,這是專門處理番人事宜的官職,番人即漢人對台灣原住民的稱呼。陳盛韶到台灣覺得事事新奇,將所見所聞寫成了一部《問俗錄》,其中寫到:「鳳山淡南粵人眾閩人寡,餘皆閩人眾粵人寡」,彼此「各分氣類」。
以地緣集結,也是一把雙刃劍。同鄉之間自然會互幫互助,但遇到異鄉族群,恐怕就不是那麼友好了。比如,儘管都來自福建省泉州地區,但三邑人和同安人之間還是不可避免的爆發了衝突。邵連科奏摺中提及的漳泉械鬥、閩粵械鬥,也都是異鄉族群間的「械鬥」。偌大的台灣島,其械鬥族群的複雜性和頻率舉世罕見,以至有了「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的民間俗語。據台灣歷史學者薛化元先生的保守估計,僅在晚清大規模械鬥便多達60餘次,小型械鬥更是不計其數。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學者們也眾說紛紜,有人認為是清政府不修吏治,有人將其歸罪於清廷為防止民變在台灣採用的「分化政策」,還有人覺得強烈的同鄉同族意識是仇恨和械鬥的根源。這些當然都不錯,但更為實質的原因卻在經濟利益上。台灣學者樊信源在《清代台灣民間械鬥歷史之研究》一文中說:「械鬥最根本的原因是異類人經濟利益的衝突,在清代農墾階段,常因田地之境界,爭奪水道灌溉而起。」
上圖:艋舺青山王廟會中民眾扮演的鍾馗(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艋舺龍山寺中元普渡紙紮厝五泉廟,祭祀泉州五縣人士(晉江、南安、惠安、安溪、同安)(圖片引自網路)
再回頭看台北艋160餘年前的那場驚天大戰,正是經濟利益衝突下的必然結果。艋舺,這個名字源於平埔族原住民的獨木舟的發音,類似Manga。淡水河邊的獨木舟,預示了它未來的興盛將與艋舺碼頭的河港貿易相關。三邑人趕走了原住民,在這裡經營茶葉、稻米、中藥材、布匹等生意。正如電影《艋舺》裡的描寫:「艋舺從清朝到日據時代,一直都是台北最熱鬧的商業中心,這裡就像是一座金山,充滿了商機跟夢想。」
艋舺輝煌的背後,卻是移民之間的暗流湧動。三邑人因較早抵達此地,且人多勢眾,故長期佔據了淡水河沿岸及艋碼頭等核心要地,並壟斷了收稅、義倉、賑災、闢建和巡更等所有權力。而後來者同安人則因為勢力薄弱而偏居八甲莊一帶,這裡不僅遠離繁華的河岸,而且沼澤遍布,說它是艋舺的貧民窟亦不為過。經濟利益的矛盾,在這個小小的碼頭上逐漸升溫,加之在「消極治台」的大背景下清廷的駐台官員大多不願捲入族群矛盾,1853年的大械鬥由此而發!
戰爭,隨著同安人戰敗後離開艋舺而偃旗息鼓,但它對台北的影響,才剛剛開始……
上圖:艋舺剝皮寮今景(台北市廣州路)(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艋舺剝皮寮今景(圖片引自網路)
商起商落在艋舺
勝利的三邑人當然歡天喜地,再也無需擔心同安人會跑到艋舺碼頭與他們爭利,這回他們算是艋舺的真正霸主了。但事情的發展卻遠遠出乎人們的意料。
就在械鬥的第二年,也即1854年(咸豐四年),艋舺一帶突發瘟疫。據說,連偷渡移民在九死一生漂抵艋舺,也拒絕上岸而另選登陸之處,其狀況之嚴重可想而知。屋漏偏遭連夜雨,數年後,艋舺碼頭因河港泥沙淤積而衰落,船影頻繁之景不再,日趨蕭條。但最糟糕的可能還不是天災,而是人禍。三邑人素有保守和排外的族群性格,之前由於有開放包容的同安人制衡,尚無大礙,但在同安人離開後,已然一發不可收拾,對外來的新事物一律排斥。
1868年(同治七年),蘇格蘭商人約翰.陶德來到艋舺。陶德是首位來台的洋商,他再三考察了台灣的情形後,將福建安溪茶引種至台灣的丘陵地帶,並在台灣淡水開設了寶順洋行,後來他又成為台灣怡和洋行的代理商,可以說是一位相當成功的跨國商人。他看中當時還是商貿重鎮的艋舺,於是,以定金50元租了一間房屋,準備開設茶廠。對許多地方來說,這可能是夢寐以求的大商機,但保守的三邑人不這麼看。艋舺三大姓群起抗議,阻其開業,搗毀約翰.陶德的住所以及工廠設備,甚至還圍攻和毆打寶順洋行職員,最終釀成死傷慘劇。經此「艋舺租屋事件」一案,之後鮮有洋商敢於問津艋舺。
從歷史回到現實。當年械鬥的河壕早就變為康定路,艋舺碼頭也成了公園。眼前所見,不過是一條條以大陸城市命名的馬路:廣州街、貴陽街、西昌街、桂林路和昆明街。當我想從中尋找到些許老艋舺的痕跡時,充當導遊的阿容,是台北探索館的志工,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來,跟我去青草巷。」
上圖:艋舺龍山寺旁的青草巷(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台北艋舺貴陽街朝北醫院(圖片引自網路)
我一向以為青草就是草料,直到行至此處,方覺自己鬧了個笑話。巷道狹小且不長,清新的草藥味撲鼻而來,原來青草指草藥,青草巷就是草藥的集中販售地。
青草巷是當年先人移民的見證,那時大陸移民的生存境遇有一個諺語可以形容:「六死三留一回頭」,說的是十位來台者,也就三位能夠真正活下去,其他的可能因為蠻煙瘴癘的艋舺環境而離世或逃離。於是,草藥成為了護身符。三邑人在青草巷隔壁的龍山寺拜完神後,還會請神靈賜上一幅「藥籤」,三邑人視之若神物,得到後便立刻前往抓藥。久而久之,青草巷便在龍山寺之側落地生根,漸漸成行成市。
番薯街也是這麼一條引人無限懷想的老街。這裡是早期移民與原住民交易番薯等農作物的地方,因商而起,自然又是一處繁華之地。在艋舺碼頭興盛時,這裡是連結艋舺碼頭的重要地帶,各地商人會把商品帶至此處交易。隨著碼頭漸衰,番薯市街的商業功能漸漸喪失,轉而發展娛樂業。阿容說,老一輩台北人都記得這裡還有個名號:歡慈市街(編者註:「番薯」台語音近「歡慈」。約今日台北市萬華區青山宮與環河南路之間的貴陽街)。每逢入夜,大戲院便開始上演台灣傳統劇種歌仔戲。而隱蔽在小巷內的青樓妓院也掛起彩燈,等候尋花問柳之客。據說,「稱番薯」在當時就是到番薯市街尋芳的隱語。
也許,正是因為艋舺的衰落,或者說是那些保守的三邑人,才保留住了艋舺如今古色古香的韻味。艋舺承載的是台北最平民、最傳統的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方式,它早就超越了族群紛爭,成為了整個台北城的一部分。
上圖:百餘年前的大械鬥,讓同安人失去了艋舺,卻在大稻埕獲得了更好的發展。上圖老照片是清末的大稻埕港口,當艋舺碼頭因河港泥沙淤積而衰落,大稻埕逐漸取而代之,成為北台灣乃至台灣全島最重要的商貿窗口。(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台北艋舺華西街夜市(圖片引自網路)
東山再起的同安人
同安人後來的故事,與艋截然相反。王湘琦在《俎豆同榮》的自序中寫道:「我的外曾祖父姓高,一家人原是住在艋舺八甲莊的泉州同安人,後來因一場械鬥而敗逃至大龍峒,然後再輾轉遷居大稻埕。那故事令我十分感動,說的是一個戰敗的故事,也是一個從失敗中再站起來的故事。」文中所謂的失敗再站起,指的是艋碼頭的衰落成就了大稻埕碼頭的興起。至1860年前後(編者註:約咸豐末期至同治中期),大稻埕碼頭已完全取代艋舺碼頭,成為北台灣乃至台灣全島最重要的商貿窗口──戰敗的同安人東山再起了!
午後,我們從艋匆匆換乘地鐵抵達雙連站。從這裡行至大稻埕得花上一刻鐘。阿容賣了個關子:「大稻埕的面貌與艋舺大不相同,待會你就看到了!」不多久,我們已走到了李春生紀念教堂。我好奇地問:「誰是李春生?」「一個厲害的同安茶商」,阿容這樣給他下了個通俗定義。事實上,李春生與前頭那位在艋舺挨揍的倒霉英商陶德有著莫大的關聯。
在艋舺碰了一鼻子灰的陶德,第二年轉而來到大稻埕尋求合作。同安人李春生向他伸出了橄欖枝,並成為陶德寶順洋行的買辦,台灣茶葉貿易也從此開始。因為這樣,李春生還得了「台灣茶葉之父」的美譽。陶德和李春生在1869年(同治八年)租用兩艘大帆船,將近13萬斤烏龍茶運抵美國紐約,使台灣茶一夜之間便名氣大增。嗜茶如命的英國人也對他們引種的安溪烏龍茶不能自拔,維多利亞女王甚至以「Oriental Beauty」(東方美人茶)形容之。無疑,對茶葉的狂熱引致了台灣出口貿易的勃興,相較艋拒斥洋行的保守,遷居大稻埕的同安人講究開放和包容,把握住了這次命運的關鍵轉向。數年內,德記、怡和、美時、義和和新華利等五大洋行陸續在大稻埕設立分部,「大稻埕茶市」由此形成,它的繁盛一直到日據時期仍不衰退。
上圖:台灣茶葉之父李春生(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大稻埕陳悅記祖宅(圖片引自網路)
初夏的台北稍顯酷熱,我站在大稻埕碼頭邊懷想往事,不知後來黃龍安看到大稻埕的飛速發展,心內是否也曾羨慕或後悔?在經歷了多年「河川整治運動」後的淡水河尚顯寧靜,往日喧鬧的商賈早已變成了漫步河畔的情侶,但無妨,只需往迪化街方向步行片刻,便能重回往昔的繁華盛景。
迪化街是大稻埕的商貿核心區,這是同安人費盡心血營造的碩果。它自大稻埕碼頭延伸而來,僅1300米長,時至今日依然完整保留著當年的原貌──鱗次櫛比的西洋、中式或混合風格的建築混雜著,由南到北大致為藥行、南北貨,以及老行當。
由南街啟程,1850年(道光三十年),一位名為林藍田的商人為逃避海盜之災在迪化街中街開設了「林益順」商號,是為迪化街之始。此後,逃至大稻埕的林氏家族,在「林益順」商號對面陸續開辦「復振」、「復源」和「復興」三家店鋪,以南北貨為主營業務的迪化街中街初步形成。1859年(咸豐九年),以霞海城隍廟建成為標誌,南街開始發展。部分原中街商號為擴大營業,將其藥材業務分至南街銷售,因而南街多以藥行為主。在南街和中街發展成熟後,商業力量又逐步往北拓展,北街在之後數十年內自然形成,並以手工業等老行當為主。至此,迪化街大致成型。
上圖:迪化街南本貨商店(圖片引自網路)
其實,同安人的包容,早就築進了迪化街的建築裡。南街的乾元行是一家參藥老商號,但異於其他參藥行的中式風格,它的建築是罕見的「中西混搭風格」。比如牛眼窗摒棄了西洋紋飾雕花,而擇取為商號「量身定做」的人參紋路,堪稱小景。而步入建築內部,為方便熬製藥材時通風換氣而設的中式天井就在洋樓以內。
無獨有偶,迪化街尚有另一幢類似的建築物──屈臣氏大藥房。沒錯,這與當下密布大街小巷的「屈臣氏」同宗同源。迪化街屈臣氏大藥房建於1917年,由屈臣氏台灣代理商李俊起經營。我注意到一處十分有趣的建築紋飾──與二樓英文商號「AS Watson & CO.」不同,三樓頂部雕刻著「龍鱗伴塔」的中式傳統吉祥圖案,並還有「龍鱗伴塔為記,別人不得冒效」的防偽功能。這種設計思路, 與乾元行等諸多迪化街商號「中西合璧」的理念如出一轍,將「洋味」與鄉土意涵巧妙地糅合一體。
大稻埕的「華洋雜糅」讓我很是感慨:屈臣氏、波麗露餐廳等洋味十足的商號,與鄉土氣息濃厚的永樂市場等商舖包容相處;傳統藥材業與洋人們主導的茶行,亦同在迪化街的屋簷下。大稻埕碼頭創造了商機,但成就大稻埕繁華的卻是同安人包容和開放的族群性格。大稻埕同安人還主動接納過多批械鬥戰敗的泉州移民,允許他們安居在大稻埕外圍。為此,甚至還把自己的商貿業號「金同順」改為「金泉順」,以示對全體「泉州人」的尊重。如此的包容與開放讓不同行業、族群或文化都能安生在此,也才有了「十九世紀的械鬥發展了迪化街,迪化街的發展等於大稻埕的發展,大稻埕的發展等於台北的發展」的說法。
上圖:台北大稻埕迪化街街屋立面(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20世紀30年代(日據末期光復初期)的廟會,接踵摩肩的群眾簇擁著城隍爺的神轎。值得一提的,是遠處大稻埕的建築,與艋舺的傳統風格不同,華洋雜糅是這裡的主旋律,包容開放的同安人接納了眾多的新事物,也創造了一個全新的大稻埕。(圖片引自網路)
重構信仰版圖
在查閱「頂下郊拼」的史料時,有3處宗教建築不時出現在文獻中:龍山寺、霞海城隍廟、清水祖師廟。按說,這些地方都是清淨而莊嚴之處,但在那次大械鬥中,它們也有了各自不同的遭際:龍山寺成為了三邑人屯兵、屯糧和指揮總部,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則被動地捲入戰事而毀壞,霞海城隍更是敗走大稻埕。而今,它們是平民台北地圖中三個不可或缺的宗教信仰中心。
艋舺龍山寺,是我在台北時去得最頻繁的一座寺廟。對初來乍到的觀光客而言,眼前所及的一切無疑是令人失望的──熙熙攘攘的人潮、人聲鼎沸的廟堂,這裡真是當年械鬥時三邑人的指揮中心嗎?
上圖:艋舺清水祖師廟(圖片引自網路,經過後製處理)
上圖:供奉於艋舺清水祖師廟的安溪移民守護神──清水祖師(圖片引自網路)
《台北市志》裡寫到:咸豐九年八月,三邑人準備發起進攻,「首領黃龍安立即召集全部頭人到龍山寺商量,席上決定先發製人,並定一計克服敵人。」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顏章炮,曾研究過械鬥和民間守護神信仰的關係,他認為不僅神所在的寺廟往往是械鬥者的守護中心,守護神本身也是械鬥者的精神支柱,比如械鬥之前,三邑人曾鳴鑼擊鼓,以王公三爺等神像作為開路先鋒去發動進攻。還有更神奇的事兒發生:三邑人火攻八甲莊時,風向不對,火焰反而往自家吹來,正在人們不知所措時,「忽見雲端出現了一位白衣女人,向火揚袖,向西北方扇去」,而這位幫了大忙的白衣女人,就是三邑人的守護神,也正是龍山寺裡供奉的觀音菩薩。
再來說說安溪人的清水祖師廟。所謂「清水祖師」,民間俗名陳昭應或祖師公,據傳為福建安溪一帶高僧。史書有載,他素以求雨聞名,恰好安溪人賴以為生的茶葉種植對天時之仰賴程度極高,由此而供奉他。如前文所述,大戰當前時,三邑人領袖黃龍安為進攻拆毀了清水祖師廟,並允諾戰後重修。那麼,他兌現諾言了嗎?沒有。勢單力薄的安溪人只得忍氣吞聲,遲至1867年(同治六年),他們方才完成廟宇重修之募捐,8年後在原址建成,但已沒了當年的宏大氣魄。
上圖: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圖片引自網路)
霞海城隍神的命運,則與供奉他的同安人休戚與共。八甲莊葬身火海之際,林佑藻一邊指揮族人逃離,一邊想方設法營救城隍神的金身。這尊金身可不一般,是1820年(嘉慶二十五年)為方便同族者祭祀,將同安霞城海邊臨海門廟的城隍神請來台灣的。《俎豆同榮》的書中,專門闢有「揣神敗逃」一節,文字裡的刀光劍影、腥風血雨不亞於一場新的戰鬥──「他們奮力搏殺,神轎四周頓時成了肉搏拼殺的戰場。混戰中神轎雖數度易手,但在大龍峒勇士相助下,終究還是保住了。『咱們同安人一定要顧好城隍爺!』的喊聲此起彼落,只見那兩根滿佈刀痕、幾乎被砍折的竹篙,又懸盪地撐起神轎,搖搖晃晃的朝北奔去。」有了這番奮不顧身的營救,城隍神方才得以逃離戰火,與同安人一道遷往大稻埕,並暫時棲息在同安人陳浩然的「金同利」店舖內,接受族群的朝拜。
1856年(咸豐六年),隨著大稻埕的日新月異,在林佑藻等族群首領的倡導下,在迪化街南街修築大稻埕城隍廟的工程開始了。三年後竣工,被命名為「霞海城隍廟」。因迪化街空間狹小,霞海城隍廟佔地面積150平方米左右,僅有艋龍山寺規模的1/40。
新修的霞海城隍廟儘管是簡潔的單殿式建築,但建築上部頗像一把菜刀,這寓意著城隍神辦案能當機立斷,亦有鎮邪制煞的「警示效應」。我與阿榮入得殿內,立刻被一塊牌位吸引了過去,這是「三十八義勇公」之牌位,祭祀的是「護駕」城隍神逃至大稻埕期間犧牲的同安鄉勇壯丁。
上圖:位於迪化街的霞海城隍廟內,供奉著「三十八義勇公」,他們是在當年的血戰中,為保護城隍爺金身撤離而犧牲的同安人。隨著大稻埕的逐漸興盛、同安人的東山再起,霞海城隍廟的廟會很是熱鬧。(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大稻埕迪化街的街角,是人們吃宵夜的好去處。今天的台北人已很難想像它血雨腥風的過往。不過,這不妨礙台北因此獲得的改變:艋舺和大稻埕,共同書寫了台北的平民城記。(圖片引自網路)
廝殺早成往事。2013年6月,當我又一次來到艋舺時,適逢「城隍祭」典,同安人的霞海城隍廟回到了他們最初的土壤──艋舺,舉辦了「霞海城隍在艋舺」特展,試圖以頂下郊拼為線索講述台北城的移民史。部分台灣媒體人驚呼,這是械鬥後,艋三邑人和大稻埕同安人的首度握手。
非也!就在械鬥次年的艋舺瘟疫中,大稻埕林佑藻就曾慷慨救濟艋舺,艋黃龍安亦回贈「三郊總長」牌匾,以示對林氏的敬佩。從此,頂郊與下郊,三邑人與同安人便不曾再戰。不過,那些族群間的心理隔閡真的能因大人物的交情而冰釋?現代的文化交流與政治管治是否足以消解族群間的裂痕?
聽完我的困惑,阿容搖搖頭,他提到台灣老人常說一句諺語「咸豐三,講到擔」,「咸豐三」即是「頂下郊拼」,在此形容陳年老賬的累贅和漫長。但不論如何,這場械鬥造就的台北城,卻是獨一無二的,較之官方書寫的台北城記,這段歷史顯然更具張力和魅力。
上圖:大稻埕碼頭六號水門今景(圖片引自網路)
上圖:大稻埕碼頭今景(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中國國家地理》
〈台北平民城記──械鬥造就一座城〉
網址:
http://www.dili360.com/ch/article/p54128e64a576737.htm
作者:潘博成
【作者簡介】
潘博成,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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