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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7）──隋煬帝

今日我們要寫隋煬帝的傳記，事實上會遇到很多的困難，對這題目曾下過一段功夫的Arthur Wright就說過：「（他）既被視為典型的亡國昏君，在一大團歪曲的歷史記載和傳奇性道聽途說之下，今人即想窺測此人的真實性格，至多也只能瞥見其一二。」 

然則隋煬帝楊廣，天賦甚高，文筆華美，胸襟抱負不凡，也帶有創造性格。這些長處，雖批判他的人也無法否認。又譬如他於公元６０８年，令天下鷹師集長安，一來就有一萬多人，６１０年他又在洛陽端門街盛陳百戲，天下奇伎異藝畢集，一月方散，他自己也好幾次微服去觀賞。他又聽說吐谷渾（鮮卑之流入青海部落）行波斯馬，放在青海草原，能生龍駒，一日千里，他就入雌馬兩千匹於川谷以求「龍種」，後因無效而罷。如此作為，縱是為傳統作史者視為荒誕不經，今日我們卻從此可以揣測他富有想像力，也願意試驗，並且能在各種瑣事間表現其個人風趣。 

另一方面，從各種跡象看來，煬帝缺乏做為統帥的周密與慎重，也不能御將。這種弱點，也可能由於隋文帝的驕縱之故。如他年才十三，即封晉王，為并州總管（山西省省長）。公元５８９年伐陳之役，他２０歲未滿竟被任為行軍元帥，指揮由六合一方面的軍隊不算，還節制其他各方面軍事長官，如宿將楊素。這５１．８萬人不出月餘，平定江南，重新統一中國，由弱冠的晉王作書報告父皇，達成任務。這一戰役，固然增長其威望，也縱養其驕騫，使他以為天下事，俱是如此容易。他以後築長城，造運河，派劉方擊敗林邑（今日越南境內），聽斐矩設計破吐谷渾，羈住突厥，西巡燕支山都是以中國人力物力，隨意擺佈，只居順境，未受挫折。以後他一處逆境，即意懶心灰，逃避現實，所以他的悲劇情結，也有長期積養的前因後果。 

隋煬帝之伐高麗，據稱動員１１３３８００人，其饋運者倍之。這數目字可靠的程度，無從確定。只是楊廣迷信軍事上數量的優勢，已無庸置疑。其實當日之攻城戰，野戰軍數量過大，無法擺佈。除非以此數量先聲奪人，使對方喪失鬥志，才有效用。否則展開兵力過多，已先在自己陣容裡產生統御經理的困難，成為日後戰場上的弱點。果然公元６１２年之役，隋軍在鴨綠江以北遼河以東的地區遭遇到高麗的堅強抗拒，來護兒的水軍在朝鮮半島登陸成功，卻沒有發生奇襲的效用，也不能與陸軍策應，陸軍則補給接應未及，統帥權又控制過嚴，再加以隋皇沒有作殊死戰的決心，一到戰事有利，高麗詐降，高級將領不敢作主，因此亦無法擴張戰果。最後因秋季潦雨來臨，在平壤北三十里開始撤退，士卒既無實際的訓練，一受高麗兵的追擊，就崩潰而不可收拾，以致九軍盡陷，喪失資儲器械以巨萬計。６１３年煬帝捲土重來，並且親臨前線。隋軍已薄遼東城，也用飛梯地道環攻，並且有少數隋兵登城與敵兵短刀相接，只是這時在中原督運糧秣的楊玄感知道各處盜賊蜂起，煬帝不能持久，在黎陽（河南浚縣附近，南北運輸的中點）以兵反，兵部侍郎角斯政則投奔高麗，以中國虛實告之。隋煬帝夜半召集諸將領決心放棄攻城。再引兵還，所有軍資器械堆積如山，也全部委棄。總算這次行動機密，退軍後兩天，高麗雖發覺仍不敢追擊。 

兩月以後，楊玄感雖被剿滅，但是隋煬帝的威信已被戳穿，南北各處的人民，不堪徵調，群起為盜，動輒以萬數以千計。６１４年煬帝又召百僚議伐高麗，並下詔稱「黃帝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只是臣下無敢應者，各處叛兵攻陷城邑也不能每一處平剿。雖然這時候來護兒的水軍又迫平壤，高麗王遣使請降，囚送角斯政，使煬帝能借此班師，卻已經徘徊歧路。６１５年間巡視北邊，又為突厥圍困，幾乎不免，守令前來赴難，才使他脫圍。翌年他即幸江都（揚州），再無意北返，對他諍諫的則獲罪，最後甚至不願聽大局不堪收拾的報告。如此又一年多。６１７年冬天，唐國公李淵（也就是後來的唐高祖）入長安，立他孫子楊侑為帝，尊他為太上皇，煬帝也無行動反應。６１８年的春天，這遭眾叛親離的皇帝才被弒。弒他的並非疆場叛將，也不是造反民兵，而是以前寵幸隨從，以及近衛軍。所以傳統作史者對隋煬帝楊廣的種種斥責，雖說可能被一再渲染誇張，但也不是全部竄改事實，因為楊廣有他被人攻擊的弱點。 

然則我們今日仍因襲傳統作史者「褒貶」的方針寫歷史，卻忽視了歷史上時間與環境的因素。公元７世紀的初葉隋唐之交，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今日２０世紀末葉，又是中國歷史上突出的一段時期。二十四史裡的《隋書》，修撰於唐初，作者動稱「殷鑒不遠」。他們絕想不到隋朝不是一個普通的朝代，更想不到春秋時代周人之泛稱中國，會推衍而成今日之中國。因為瞻前顧後立場不同，我們即寫隋煬帝的傳記，也要將很多長時間遠距離的因素一併加入考慮，才趕得上時代。 

從「大歷史」的眼光看來，隋、唐、宋可稱中國的「第二帝國」，以與秦漢之「第一帝國」區別。漢雖稱中央集權，其郡縣組織，到底還是由周朝的封建制度改組而成。隋唐所承襲的原始機構，則由北齊北周追溯到北魏拓跋氏，始於遊牧民族的漢化，通過「三長制」及均田，可謂整個社會，在國家政令下人工孵育而成，以小自耕農為主體，注重低層機構的水平。秦漢的文書，還用竹木；隋唐之間不僅紙張已行使五百餘年，而且木板印刷，也於公元６００年前後出現。這些因素，使教育較前普遍，也使整個文官集團能向這小自耕農的社會看齊，彼此都能保持同一水準的淳樸。 

《新唐書》的選舉志，一開始就提及「唐制取士之科多由隋舊」。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程序，則是「學者皆懷牒自列於州縣」，也就是不用薦舉，全面公開的考試制度業已發端，茲後歷經宋元明清直到本世紀的１９０５年才停止。 

因為如此，隋朝的銓敘也開始由中樞總攬。煬帝時修律令的牛弘與劉炫對談，曾提出下面一段：「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跡，皆屬考功。」 

這樣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平民化，但是也使國家的中層組織更為空洞。因為上下之間沒有權力與義務互為牽制，由皇帝直接統御全民的趨勢也愈為明顯。隋朝創業之主文帝以北周的根柢起家，吞併北齊之後才席捲南朝。也是由地形均一，人文因素簡單的地區拓展到人文繁複的地區。他滅陳之後制定五百家為鄉，百家為裡，正在以他間架性的組織推行於江南，即受到巨家大室的全面反抗。這叛亂既被削平，他的統治癒要加緊，此後他的處心設計，無一不以保持統一的帝國為前提。於是又１５年。而在此原始的農業的社會裡，達到其目的捷徑不是在中層增加其結構的繁複，而是保持下端的均衡。隋文帝楊堅於５９４年令各府州縣各給公廨田，做官的不得治生與人爭利。５９５年所制工商者不得進仕。５９８年詔禁民間大船，凡船三丈以上悉入官。都是從保持農村社會的單純劃一著眼。他的提倡佛教，也並不是出於信仰上的虔誠，而是以統一思想為宗旨。其大量裁減國子學，廢州縣學，也是因為儒學之道，不外「識父子君臣之義，知尊卑長幼之序」，高級人員則需要「德為代范，才任國用」，所以也不必大量儲備。他自己布衣粗食，也無非與低級標準看齊。 

這以上種種設施，也與當時稅收政策吻合。隋唐繼承前朝的「租庸調」制，其重點在國家財政遷就於簡單的農村經濟，與均田並行，原則上避免納稅人貧富的差別，以極低的稅率全面徵收，才發生廣泛的效果。雖如此，仍有技術上的困難。《隋書》食貨志提及北齊定一夫一婦納稅額為一「床」，獨身者繳「半床」，如是「陽翟一郡，戶至數萬，籍多無妻」。只因為皇權凝聚於上，納稅的義務則遍及於匹夫匹婦，當中缺乏各種有權力能裁判折衷調整或甚至帶服務性質的機構，於是制度能否遂行，全靠皇帝自己出面，向下加壓力。文帝楊堅的晚年，就盡瘁於此事。他又嫉視屬下官吏貪贓，凡受者必死。他又自己在朝堂訊問臣下，召對不如意，立時誅殺之。所以《隋書》說他「天性沉猜，素無學術，好為小數，不識大體」。 

可是經過他的高壓政策，隋朝的府庫各物山積，甚至窖藏還不能容納。所以錢穆曾說西漢要經過四帝七十年之休養至武帝而盛，「隋則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這也表示中國傳統重農政策下的一種特殊現象。因為全面生產，完全不講究交換分配及使國家經濟多元化，又不作質量上的改進，短時間的全國動員，即可以使農業的財富（因其無組織結構與商業的財富不同）豐溢超過預期。煬帝於公元６０４年即位，也算是繼承著第二帝國創國以來的經濟基礎，只是這樣的富裕倒也成為國家的贅累，當日政治思想又要防止「兼併」，那麼已經在農村動員的勞動力作何區處，難道令大批人民失業不成？ 

這樣看來隋煬帝之耗用中國人力物力，有其歷史上的背景，即他集天下鷹師於長安，聚樂工於洛陽，也還是受客觀環境的誘導。至於開掘運河，則北魏孝文帝元宏時引洛入谷作漕運已有之。建造宮殿則已在隋文帝築仁壽宮時開始，據說「死者以萬數」。甚至伐高麗，也始自文帝。公元５９８年之役，動員三十萬眾，既遇潦雨，又遭疫病，舟師則船多漂沒，傳統作史者稱其「死者十八九」。所以煬帝的種種作為也還是隨著文帝的步驟，是當日全面運員的一種產物，初時也有文武百官的支持，否則隋煬帝楊廣縱是獨夫，也不可能以一人之力強奪民意如此之久。 

所以我們今日檢討煬帝的成敗，不能專以他楊廣一人功罪作最後的解答。即在楊隋之前，各北朝已經相交實行均田制。這樣以理想上數學的公式向下籠罩，功效如何，全靠租庸調的稅收作實際考核的標準，這方案一經發動為一種群眾運動，也不容易適時收束。於是矯枉必過正。因之只有上面需要的數字，沒有下層著實的統計，以致男丁抽完，力役及於女人，並且「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不到征高麗失敗，全國反叛，不知已極。隋煬帝雖有想像力，到底不是大思想家，他也不像我們能看到古今中外的歷史縱深。他最後退居江都一年多，竟想不出一種主意，也可見得他始終沒有透徹的瞭解他自己在歷史上的地位。傳說他曾顧鏡自照對蕭後說：「好頭頸誰當斫之？」是否真實可靠，殊成疑問。但是其無可奈何的語氣，已與他悲劇性的結局符合。

【文章出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報出版）
〈隋煬帝〉
1989-10
作者：黃仁宇
【作者簡介】
黃仁宇（英語：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生於中國湖南長沙寧鄉，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1936年考入位於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因抗日戰爭爆發後輟學，進入國民政府成都中央軍校，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國軍第十四師軍官少尉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少校參謀，抗戰勝利後考取留學資格，後赴美求學並獲取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西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黃仁宇為明史專家，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倡導「大歷史觀」而為世人所知。所著《萬曆十五年》蜚聲國際，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等暢銷作品，成為學界異數。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場電影開場前因心臟病發，病逝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