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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8）──貞觀之治

公元７世紀的初唐，可算得是中國歷史上令人振奮的一段時期。６３０年李靖破突厥，唐太宗李世民被四夷君長推戴為「天可汗」。當日高祖李淵已退位為太上皇，仍在凌煙閣置灑慶賀。上皇自彈琵琶，皇帝則當眾起舞，這種場面，在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茲後唐軍又攻佔西域諸國，使中國威勢達到蔥嶺以西，與波斯及印度接觸。在唐初只有高麗能對中國作堅強的抵抗，但是高宗朝終克平壤，置安東都督府。 
　　 
並且唐朝武功之外，繼以文治。國都長安東西６英里，南北５英里。現代西安市的城緣，還只有其面積１／８。而且整個城市按計劃興築，全城分為１１０個方格，南北馳道竟有５００尺寬，無疑的在當日已經打破世界諸種紀錄。 
　　 
因為各國朝貢使節眾多，各種服裝離奇，中書侍郎顏師古即於貞觀三年（公元６２９年）請以畫師作「王會圖」紀念盛況。茲後終唐之世，波斯來使十次。日本的「遣唐使」，更是規模宏大。起先每次還只遣派三五百人，後來每次兩千人，除了正副使外，還有大批留學生和「學問僧」。其中有些人員，在中國一住就是幾十年。他們回國之後，仿照唐朝的法令制度，至今在日本歷史中仍稱「委令政治」。唐朝的均田制，在日本則為「班田」。奈良和平安（現在的京都）則是照長安設計興建，只是範圍遠遠不如，而且還沒有依計劃完成。長安有朱雀門街，奈良和平安的南北馳道，也稱「朱雀大路」。鄧之誠根據《新唐書》《舊唐書》的記述列表分析和唐朝接觸的「諸族」，共有四十八「國」。內中「朝貢」的二十九，「納士」的六，「歸附」者五，「和戰不常」及「畔附不常」的四，「聘問」的二，「來留學」者一，「和親」者一。這樣也可以表示勝朝的盛事了。 
　　 
因此唐朝在中國歷史中，最屬「外向」。並且初唐時，朝廷信心堅強，也能對各宗教一體扶植，不加阻撓。玄奘往印度取經歸，太宗親自詔見，並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資助他的翻譯工作。茲後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時來華翻譯經典的不下數十人。其他景教、襖教、摩尼教也都在長安設有寺院，其教正長老，也由政府不分畛域，授以官位品職。L. Carrington Goodrich之《中國人民簡史》引一現代學者的觀察稱：「長安不僅是一個傳教的地方，並且是一個有國際性格的都會，內中敘利亞人、阿拉伯人、波斯人、達旦人、西藏人、朝鮮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種族與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處，這與當日歐洲因人種及宗教而發生凶狠的爭端相較，成為一個顯然的對照。」 
　　 
打開這局面的，當以太宗李世民的一人的力量為多。或許因為他本身帶有少數民族血統之故，因此無論胡漢，他一視同仁。這作風對有唐一代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李世民自己對侍臣說：「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原，有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則過之。所以能及此者，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因之唐代番將特多，也經過趙翼的《陔余叢考》書內提及。 
　　 
李世民１８歲慫恿父親李淵發難，他手下「智囊」又多，唐高祖的事業，大部由他策劃。並且他自己作戰時身先士卒，弱冠時已經能指揮十萬人以上的部隊，擔任獨當一面的軍事政治工作。說他毫無差錯，未免過當，但是從各種資料看來，他籌算周密，並且自己經常在最危險的地方出現，例如以數騎在陣前與敵將答話，因之樹立了他個人的威望，能夠高度發揮他的領導力量。 
　　 
７世紀初期是帝王將相樹立功業的黃金時代。「第二帝國」的粗胚胎，胡漢混血，從小自耕農作基礎的範疇業已創建就緒。即算楊隋將之濫用，從技術的角度看來其高壓政策仍在長期的歷史上有組織的功效。況且經過煬帝末年及唐高祖初年的廝殺，人心望治，有如魏征所說：「譬如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李世民在這時候勤於聽政，勇於就諫，是以徹底的運用了機緣，而達成歷史上的「貞觀之治」。據稱「東至於海，南極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繼糧，取給於道路」，最為歷史家艷稱。西方的漢學家對中國的皇帝向來批評的多，但對於唐太宗李世民，幾乎一致的恭維。公元６２８年，李世民出宮女三千餘，令之「任求伉儷」。６３３年縱獄囚應死者３９０人歸家，命令他們秋後自來就死，至期皆至，如是全部赦免。白居易有詩，歌頌太宗德政： 

怨女三千出後宮，死囚四百來歸獄。 
　　 
然則李世民被人恭維，並不是完全一致。「死囚歸獄」早就被傳統歷史家指責不近人情，似乎有意安排，製造名譽。近人呂思勉則更指斥太宗「其人究系武夫，且家世漸染北俗，故驕暴之習，亦難盡免。」明朝的萬曆皇帝，被指責為昏君，卻對臣下稱：「唐太宗脅父弒兄，家法不正，豈為令主？」於是在經筵（文學之臣在皇帝面前講解經史，事後設宴的節目）時不許進講《貞觀政要》；也就是將唐太宗李世民２２年御宇的事跡，全部剔出於歷史之外。 


　　 
以今日眼光看來，公元７世紀，歐洲進入中世紀舊稱「黑暗時代」的期間不遠，日本也剛受大陸文化的影響，貞觀之治牽涉一套政治上的組織力量，當日在世界上無出其右。然則這種組織，沒有確切的法治根柢，到底不能持久，其與唐代的影響，容以下各節述及。 
　　 
現在就從太宗以道德成就為標榜這一點看來，可以窺見李世民的真實性格；並且這史實也使我們看清中國政治體系，雖然初期早熟，但它本身有它的弱點，因此一千多年後不能保持它的領導地位，而為西方及日本佔先。 
　　 
李世民是李淵的次子，他與長兄建成、三弟元霸、四弟元吉同為正室太穆皇后所生。元霸早死，建成和元吉也參加唐初討伐群雄戡定中原的戰事，只是功勞與人望，都不及世民。李淵稱帝后，立建成為太子，元吉和他接近，這樣就造成兩方的隔閡與猜忌。中國傳統寡頭政治的弱點，基於統計無法著實，將民間無數的爭執公平處理，尤其不是行政系統技術能力之所及。於是只能使皇權極端化，事實上的青紅皂白不問，只要裁判的力量出諸「聖旨」，又有「天命」作背景，則不公平亦為公平，不合理亦為合理。這樣操生殺予奪的大權，並且動輒以至善及極惡的名義獎懲臣下，使皇帝的寶座成為一個極危險的位置。一到繼承發生問題，更是變亂的淵藪。本書已經前後敘述父子叔侄姻親自相殘殺的事例多起，有時候當事人為從屬黨羽把持，即想置身事外，亦不可得。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歷史重演的悲劇。 
　　 
李世民與長兄建成、四弟元吉的構隙，牽涉到這樣的背景。他自己交結朝士，後來又控告他兄弟「外結小人，內連嬖倖」謀害他，見諸《舊唐書》（《舊唐書》在五代時根據唐朝文獻編撰，近於官方歷史。《新唐書》成於宋時比較客觀）。事實上他與他的僚屬在玄武門設伏，謀殺建成及元吉。建成由世民親自張弓發箭射死，元吉則死於他部下手中。但是葬日「太宗於宜秋門，哭之甚哀」。建成與元吉各有子５人，也「並坐誅」。這事發生的時候太宗自己才２８歲，他的１０位侄子，很可能多少尚在孩提之中，如何被叔父攬獲一併處死，則沒有在史書內詳細敘述。兩個月後李淵退位為太上皇，李世民即位於東宮。 
　　 
用傳統道德觀念闡解這段歷史，常有不著肯緊之感。例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時，就指斥李淵不對，李建成不對，而李世民也不對。並非他的見解謬誤，只是這種意見今日看來，已算卑之無甚高論，用不著歷史家著書辯說。而且這「玄武門之變」業已發生，太宗李世民自己尚不整個掩蓋事實，１０００年後萬曆要避免貞觀一朝的往事，也是不著實際。況且又４００年後，萬曆皇帝在歷史上的地位更不能與唐太宗相比擬。 
　　 
近代心理分析學者，認為一個人的性格，可以分作三部分：所謂ID者，可稱為「生理之自我」，在這種原始的條件下，不較分寸，也無忌諱。只是這中國人所謂之「禽獸行」不能在群眾生活中適用。所謂SUPER-EGO者，也可稱為「社會之自我」。凡人在孩提時受父母這教養，就範於社會的習慣，對本身慾望加以各種自知的及不自知的束縛，這種控制的力量出自社會自我。所謂EGO者，則可譯為「心理之自我」，也就是生理之自我受外界接觸感化的成果，一方面尚有某些原始的慾望，一方面則對自己賦予一種社會價值。這種種構成各人個性的程序複雜，包括壓制、轉變目標，自然其說，品性昇華等等離奇的方式，多時其本人雖經過種各機械作用而不自知，或雖知而不願剴切承認。 
　　 
唐太宗及貞觀之治，最便於用這種心理分析的方法解釋，李世民是一個容易性情衝動的人物。他曾要盧祖尚任交趾鎮撫，盧已答應就任，回頭又向皇帝推辭，李世民邀請再三，盧堅不受。世民一怒之下謂，我對你還不能驅使，如何能夠駕馭天下，當時斬盧於朝堂。所以呂思勉說他「驕暴之習，卒難盡免」，不是沒有根據。可是他既有弒兄脅父的行為，又曾讀聖賢書，不能無愧於中，且受良心譴責，因之更要表彰他種種行為，無非自衛。至於他和兄弟間要走此極端，則是他總戎律，「惟以撫接賢才為務」。既登九五之尊，則更要表彰他之不得已捲入悲劇的漩渦，只因為他有作堯舜之君的才華和能力。是以魏徵系前太子洗馬（秘書及顧問）據說有教唆李建成圖世民的策劃，他也將魏徵接收過來，倚為顧問，才表示他始終寬宏量大。以後魏徵在貞觀一朝向皇帝諍諫二百餘事，多時違犯太宗意旨，反被優容。《資治通鑒》有這樣一段記載： 
　　 
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死田舍翁！」後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後退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可見得太宗之受諫，不一定是以受諫為目的，而是表揚自己虛心明察作好皇帝的門面。而魏徵也說太宗「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也與這追逐名譽的動機有關。魏徵也自知處境的危險，他曾對太宗說：「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因為忠臣沒有好結果，良臣則「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彼此共存共榮。 
　　 
將唐太宗李世民放在神經病醫生的臥榻上，不是本書的目的，敘事過於瑣碎，尤與縱談「大歷史」的宗旨相違。只要有了這些背景上的分析，使我們知道唐朝之設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仍去三權分立之理想至遠。太宗仍是大權獨攬。而且下層機構不能構成選民區，皇權凝聚於上，中國亦無分權之可能。唐太宗洽遇時會，７世紀初第二帝國組成時，既有北魏以來之均田、租庸調、府兵，又有隋朝開設的南北運河和考試制度，上下都草創，內外的威脅既除，皇帝的行動比較自由，太宗將他執行專制皇權時，稍微參酌眾議，因之其皇權比較合理化，對唐宋間保持其繼續開放繼續增長的趨勢，有真切的貢獻。但是他的作為，不能做機構上的固定。 
　　 
這些事跡也使我們瞭解以道德作執政標準的危險。這也不是說道德本身不好，可以不要。中介人類性情複雜，道德名義後面的真象不可捉摸。民國初年的軍閥發通電時，無不以拯國救民為職志，其重點則是「我」為其拯救者，要是反對「我」，則是叛國殃民。也等於羅蘭夫人在法國革命時上斷頭台前給歷史留下一段見證：天下很多犯罪的事，都以自由名義行之。也等於五四運動時所要打倒的並非孔子，而系「孔家店」。西方的政治思想，坦白的承認性惡，反能造成政治體系的「制止與平衡」，使一個現代的國家能在數目字上管理，尤其值得我們反省。



【文章出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報出版）
〈貞觀之治〉
1989-10
作者：黃仁宇
【作者簡介】
黃仁宇（英語：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生於中國湖南長沙寧鄉，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1936年考入位於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因抗日戰爭爆發後輟學，進入國民政府成都中央軍校，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國軍第十四師軍官少尉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少校參謀，抗戰勝利後考取留學資格，後赴美求學並獲取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西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黃仁宇為明史專家，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倡導「大歷史觀」而為世人所知。所著《萬曆十五年》蜚聲國際，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等暢銷作品，成為學界異數。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場電影開場前因心臟病發，病逝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