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來自德國的觀察——理性反省看台灣競爭力的再生

在産業全球化的衝撃與中國覺醒後的競爭下，台灣自身能量小更需審勢度己，順著大環境的走勢，找出適合自己的新定位。目前政府試圖以財經政策來振興台灣競爭力，其方向似乎仍在追求量的増加，而缺乏質的提昇，倘若國民素質與能力若没有進一歩提昇，則即便政府政策嘉惠企業後，員工如何能期望企業家，分配増加出來的利潤？短期政策效應下降後，是否長期更空虚？近期台灣大學生踴躍參加街頭抗議，多少是對前途焦慮的一種反應。台灣年輕人心裡該如何強化以面對此雙重壓力？如何強化自身競爭力以應變？　

先把鏡頭焦點拉開台灣，看看美、德、日三強過往的消長變化。90年代前日本能與歐美鼎足而立，為何90後會經歴慘淡的20年？　

最大原因是逐漸形成的全球産業分工體制，將日本競爭中強項因子抵銷掉，而暴露出來日本教育方式的缺陷。日本沿襲傳統的儒家精神（亞洲教育方式大致都相似，只是往日台灣與今日中國更傾向犬儒教育方式），強調既有的傳統下，依循傳統體制以掊(培)養質優齊一的專業人才為宗旨，其核心競爭力並非在創新，而是在改善，先由模仿入門再提升為製程的改進，最後定位在物美價廉上。大體而言日本的競爭主軸是以品質齊一和質價比好，來彌補創新之不足，維持與德美並駕齊趨的狀態。

當美國80年代逐步將本身不具競爭的製造部份，交由亞洲四小龍來代工，再經90年代大量轉到更廉價的大陸後，日本產品在品質與成本上的優勢，就逐步喪失了。傳統上日本整個社會都依循體制之軌跡循序漸進，不容忍有任何冒進行為，即使破壞性中帶有創新仍會被各方封殺。若以四小龍或中國為競爭對手，日本競爭力仍是措措(綽綽)有餘，但想與德國、美國一較高低，則須變更其原有以改進為主軸的競爭模式。所以日本的困境是如何轉變為創新者天堂，以孕育出創意為主的大師，以期來領導日本再拉開追逐者的差距。

西方的教育方式，基本上採啓發式教學，並不強求學生依教導照劃葫蘆，因此社會大衆較接納破壞性的創新之産品或觀念，尤其在美國眾多創投更是捧著銀子等創新者的青睬。由80年代後，新生産業幾乎都從美國興起，像ＰＣ界的蘋果與英特爾、操作系統的微軟、社交網站的臉書、搜尋引擎的谷歌等等，就可以明顯看出美國創新的競爭力遠大於改善為主的日本。

在體制偏擅強者下的美國，創新改變被高度容忍甚而鼔勵，成功後帶來超巨額的奬勵，使得社會過度崇拜贏者、英雄，放任創新者縱橫市場而無太多限制，不但忽視分配的正義性亦犧牲弱者的空間，制度允許贏者全拿，也因此衍生出許多社會問題。另外啓發式教學使有天份的學生不受教材的侷限，才能没有被環境埋沒等優點，但社會代價是大部份學生的基本知識嚴重不足。這使體制内很難提供産業所需的，大量而訓練有素的專業人才。也因為基層員工素質不夠，造成品質全面不穩定，所以大多數美國公司終究不是將製造工廠外移，就是面臨公司關閉。但由於很難保持長期在創新上獨佔鰲頭，所以放棄製造後，公司很容易再失去産品的競爭力，犬(尤)其在大宗産品(commodity)，製程改善常比功能改進重要，製程改善與破壞性的創新基本上是相異的特性，這造成美國公司的平均壽命會比日本、歐洲同性質公司短。

同樣面臨本土生産成本高漲的壓力，德國為何還能在領先群中屹立不搖？

答案是德國的社會體制大大地修正了美國優勝弱敗的毛病，並且教育體制使得國民得以理性與執行力，幫助德國製造能力後發而終贏，結果産生出為數最多且遍佈各行業的隠形冠軍。

創新者創造了需求，所以拿走絶大部份利益，生産者僅是引合需求，分到只是剩下的蠅頭小利，想生存或獲利的生産者得靠經濟規模來逹成，一旦新的破壞性的創新節奏太快，生産者原先之投資就成鏡花水月。台灣想在産業全球化的趨勢下存活下來，似乎得靠薄利多銷來達到經濟規模，但中國覺醒後，台灣人做得到的，大陸人不但能做到，更因地大人多使代工成本比台灣更低廉。

有些人認為中國目前的競爭與獲利方式才是台灣該學習，在此引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弗裡(里)德曼，在他書中寫到︰「不用擔心中國偷竊美國的技術，因為美國可以更快地發明新的技術；最應該擔心的是中國偷竊的是美國獨立宣言、憲法等代表美國價值的東西，當中國開始拷貝這些東西時，才是中國真正強大的開始，那才會對美國構成實質威脅」。（台灣至今尚在抗拒大陸，是因為中國尚未偷竊美國獨立宣言、憲法等代表美國價值的東西，否則台灣早撲上去搶抱大陸的大腿）。台灣由代工起家，若繼續沿襲模仿與代工之路，遲早會遇到與日本類似之問題，受到新興國家以更低價位來爭食仍保有的部分代工市場。

今後台灣代工勢將完全無法與大陸競爭，而想創新卻無法超越美國，脱離困境的出口就是，在中國尚停留在非法治狀態時，努力擴大軟實力的差距，最好學習德國隠形冠軍方式，在原有製造碁(基)礎上，注入持續創新與堅持製程改進，並尋找一塊利基市場生存，不要走大宗産品的市場。台灣現在70分，該做的不是重複原20分拉拔到60分的方法，而是如何學習像德國由70分逐歩提升到90分的方式。

在此比較台灣與德國的教育方式，或許台灣教育界可以從中找出借鏡學習之處。

快樂成長與揠苗助長

台灣父母在小孩幼兒園時期，就搶先教起注音識字、甚至以雙語教學。課餘再送去學數學、學詩歌、學鋼琴、學繪畫、學舞蹈，套一句補習班的廣告詞：「決不讓自己小孩輸在起跑綫(線)」。所以小孩自幼兒園起，父母就就將他們小孩學習課程排滿滿。這種提早學習常對兒童心智發育是極度傷害，猶如尚在發育的軟骨，承受過重過長的壓力，就得強化骨骼硬度，而犧牲了成長發育。

德國孩子則在幼兒園裡，主要學著過群體的禮節，例如別人交談時不能任意打斷，發言時要舉手以等候允許，回家前整理自己玩過東西與公有物品，也教垃圾分類處理，環境保護等常識。另外教導小孩遇到問題時如何找警察幫忙，不但看懂交通號誌的意義外，老師還帶兒童上街學習確實遵守交通規則，如何乘坐大眾運輸工具，甚至去花圃參觀，學習分辨各種花草植物。

德國在小四之前，孩子只是快樂地成長，若有教育都是融入玩耍遊戲中，似乎都學些禮節而非能力。我家老大是在台灣讀完小一，到德國後接讀小二，為要加強其德文，才知德國小學不但没功課做，連課本亦不准帶回家，整個小學四年間仍像幼兒園在育教於樂，感覺是在台灣的放牛班。

事實上，台灣與大陸過早的學校教育，就像在青少年未發育前做過度的重量訓練，家長在強迫孩童接受強度學習的同時，亦造成小孩待人接物上的錯誤態度，對能力或適應力不足的孩童，更造成身心上無可彌補的戕害。所以把筋骨訓練更強壯，但發育中的軟骨亦被提早強化為硬骨而妨害進一步的長高與往後其它的成長。

因材施教與鶏兔同籠

台灣中學編班仍維持優劣同校、鶏兔同籠的編班體制，這使班上聽得無聊的一群與聽不懂的一群成為班上搗蛋的成員。在台灣家長望子成龍成鳳，與形式主義的教學下，學習被扭曲如大型農場的餵食系統。老師教學時很少以啓發方式，常是直接灌食標準答案，上課或考試都不喜歡學生有自己獨創的想法。所以學生在學習的過程，被迫將許多完整相關的知識切碎為片斷分離的資料，以便於囫圇吞棗消化，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方式下，學生少了懷疑省思的過程，只求強記硬背的學習，如此就受到原有框架的侷限而不知，造成日後遇到問題，無法打破舊有枷鎖來解決問題。加上惡質考題的出現，學生被迫參加校外的課後補習班與購買各式參考書，都是輔助學生不用思考的消化，兼以密集長時間的反覆練習，學生僅求在解題做答上快速正確。不讀課本以外的材料，而是重覆呑食可能之試題，一次再一次，直到答案是反射性的跳出為止，越快者成績愈好。

德國卻是採取能力分學、因材施教，五年後就依學生志願分升學或就業學校。七年級再依能力調整，不合格學生須轉就業學校，否則留級以達學校要求水準。九年級再進一歩要求不適合學理論的學生轉職校或留級。混合制學校的上課亦打破班級建制，課程内容是依學生能力而分班上課，到十二年級對不合格學生都不被允許參加大學申請。在平常就學日子，家長與老師很少提醒學生須專注K書，反而鼓勵學生參加各種校外社團，學習都是課本外的技能，並規定學生假期都得到企業去實習。對就業學校的學生除加重實作課程外，並與企業界建教合作，尤其積極恊助學生以半工半讀完成學業，除了強化職校之教學質量與輔助進入就業市場，另外對慢熟的學生亦提供一條回流大學的路徑。

決定性的高等教育

教育體制使台灣的許多大學生仍然像中學的求學方式一様，只求消化與吸收前人的經驗，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的學習結果。使得日後不知如何剝析問題與獨立學習，亦不能解決未遭遇過的問題，更無能力創新開發。

德國教育體制除在訓練學生謀生的專才過程中，亦確定學生找到適合他們發揮的幸興(興趣)戓(或)專才，其獨特做法是學科三修限制。即大學學科有三修不過後，則是終生都不得再修了，因此德國大學是轉系不需考試，名額有空即可轉入。但不同於台灣考入即畢業，德國大學是申請容易畢業難，進來就嚴格要求，此避免學生勉強在不適合的科系畢業，亦確定學生己歩入社會職場前，學會剝析問題與獨立學習。雖然有些學生為尋找到適合自己的科系會多花1至２年，甚至被迫轉到在職專科，但不會誤了學生的一生，等於避免了社會資源的浪費。以我小孩讀的亞琛工科大學為例，畢業前刷掉比例高達七成的學生，若能畢業平均需達讀5.5年。在台灣從一流到末流大學都是讓學生4年按時畢業，而近乎「團進團出」。今日台灣延畢的定義是到研究所「待著」，延遲就業之代稱。如此形式上拿到的文慿對他們與社會有用嗎？

台灣另一嚴重問題的是，許多原來培養現場技術的五專、三專與技術學院都升格為大學，且學校缺乏足夠而有效的實作課程。不但没有訓練出具競爭力的設計工程師，也造成台灣大量缺乏合格的技術工人。

相對地，德國保持傲人的成就，即是擁有美國所欠缺的執行能力強且注重細節的基層人才。德國的師徒制將現場技術，與嚴謹確實的做事態度，代代傳承下來，此種實作技術與細節，常需一對一現場實作，才能將理論與實作無縫結合，把現場執行力的傳承下來。

有一台商子弟在申請大學機械系時，因須具備有機械工場之實習資歴，所以到一家工場做無薪實習。在工場實習第一天就被要求，將5塊鐵球磨成各12厘米的正方體。他雖埋怨如此單調無聊工作，仍努力作完交差；但第二天一早到工場就被要求重做，現場師父再次強調須磨出精準的12厘米鐵塊，精準度須在1%内即0.1厘米的誤差内，不多也不少的尺寸。因此5塊都須重做，為此他須提早到，加上延後離開地加班。而往後整個暑假的實習，就是在建構執行力的震撼中渡過，包括工具的歸位、工作場所的整理、作習時間的遵循、知之即做，一不知當問的工作態度等等。所以設計能力尚未培養前，執行能力幾乎大體具備。相對於此台灣的實習像夏令營，有些地方更像放牛班，若有學到恐怕太多為錯誤的表面工夫，甚至有成為變相的低薪勞工，學不到任何技能與正確觀念。德國技術工人的薪支待遇，與公司行號之職員相似，事實上不管是動腦或動手，只要有一技之長的，其薪支待遇甚至福利都雷同。手藝精巧的技術工人，預約都排到三個月之後。德國確實做到職業無貴賤、行行出状元。

人才的培育做到適才、適所，則國家的人力資源就不會浪費，社會成長所需的人力資源得以源源不絶地供應，所以教育體制決定了國家長期競争力的基本面。

德國軟實力的加持－－德語與法律

德文具有高度複雜的文法，深具邏輯嚴謹的特性，德國中學的教育期間，學生都得接受完整而嚴謹的德文來洗禮個性，德國學童就在青春時期奠定出日耳曼民族性的基礎。

先看下中文，中文句子無強制要求，可由單字與詞句堆疊一起就成句子，裡頭的動詞是沒有時態變化，也就是無論在現在式，過去式，未來式，完成式，假設語氣時，都用同一動詞，時態僅能從前後文字去尋找時間副詞的存在。若作者表達疏忽時間副詞，則聽者常一頭霧水，僅能半懂半猜。

然後人與物的主格、受格完全一樣，所以誰是主動誰是被動，並非一目了然。中文句子結構不嚴謹而留有許多想像空間，因此若無當面澄清，作者原意都難以得知。結果一句中文句子十個人讀完，可有二十種解釋，且都合理可以接受。

德語以句子為本，句子結構規定嚴格，各個單字位置不得任意放置，否則變成「不合法」的句子。德文動詞的變化清楚說明時態，不會有時序上的混淆，在格的分類，除了所有格，主格，受格外，比英文更是多了一個與格，即是將英文受詞，分出直接受詞的受格(Akkusativ)與間接受詞的與格(Dativ)，所以句子上出現的毎一人物的定位都由「格」標示清楚。A拿B打C，ABC的格式即使用代名詞都清楚了然相互關係。

更嚴苛的是名詞的性別，除了字首大寫的要求外，都分成陽性、陰性與中性，且須加上其對應之冠詞－der、die、das。由動詞轉化之動名詞，亦由此區分清楚。所以德文的3性乘上4格，在冠詞、在字尾形成為嚴謹的「安全閥」，加上整個德文系統裡，文法規定是多如牛毛，使每一句德文溝通上是準確到位，十個人看一合法句子，僅有一個解釋。德語句子像理學，講求解釋唯一性，文法做到近乎完整性。

想想：在個性養成的兒提時代，學習如此札實的語言，當慣性地執行德文文法規定後，自然將日爾曼民族性打造出一是服從性高，與嚴謹而理性的處事態度。德語對整個民族性的潛移默化，扮演極重要角色，亦使溝通時訊息明確、省時而決不失誤。

德國法律對日爾曼民族性作進一歩地加持，國民各種行為規範都有相對應的法律與判例對應，而且為求法理與時同進。德國的法律，小到像勞工法，幾乎每年都在修正，大到憲法都會依時代而在相關單位公開討論而有修正法。法庭能公平和理性地解決了民眾的爭議，則民眾不需要淪落到街角感性鬥爭的地步。論語曰：「君子如德風，小人如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在台灣所標榜的「情理法」，到德國就僅有「法法法」的法律至上，雖然少了人情世故的圓滑，亦使得法律的引用不會出現因人、因地、因時、因情的人情關說，如此民怨必少，民眾得以適從，自然民情趨於淳樸。

台灣的法律以往就有立法從嚴，執法從寬，以選擇性辦案，淪落為執政者對付異己的工具。今日亦無法與時同進，使得許多相同案情，出現相互沖(衝)突的判決，這顯示不嚴謹的法律，容許了法官唯心裁決的繆誤。追根究底(柢)是民族性少了嚴謹的成份，反倒以彈性來遊走於灰色地帶，造成喜以辦法、慣例來代替法律規章，毎有問題，雙方就從依慣例還是依規章的認知開始爭執，造成社會紛爭不斷。法律提供公平、正義的環境，人民就不用花心思在搶奪和防止別人搶奪上面，社會自然呈現安居樂業。

台灣人個別表現都不輸德國人，但在群體對抗時，往往内部溝通的時間與力氣比外部作戰還辛苦。因為要互信進而合作之碁(基)礎，在於溝通是否良好，溝通良好的團隊就能輕易産生加乘的整體戰力。所以在描述意境等形而上的觀念時，中文是可輕而易舉達到至善、完美的境界；若講求溝通等形而下的實務時，德語是最能達到真實結果。中文文法須強化使句子訊息意思唯一性。

理性的反省

台灣己(已)日趨理性，但有些人在討論有些議題時，容易感情用事，不喜聽對方講述的道理，只想問是否相挺，理智都被感情一掃而空。不相識前還東挑毛病、西指問題，一旦發現彼此有關係存在，或朋友、或親戚、或同郷，立刻換上相反態度，這種以親疏關係來決定是非，真可謂「循名而定是非」。德國鄰居或朋友聚會討論事情，可以深入議題而不動怒，尤其一句「我不同意你的看法」更是家常便飯，可以理性討論而不傷彼此感情。

台灣人的道德心亦是感性，視彼此關係而生滅，甚至別人的公德缺失，絶不站出聲討，對私德缺陷，卻喜到處傳播甚至暄(渲)染。德國人的道德心是毫無感情而理性的，依其法律案例所規範。所以絶不會是因為你是好友，戓認識的人，而對你的插隊、大聲喧嘩、甚至花園不除草、門前不掃雪等等，絕對有數人出面提醒甚至制止你。但對私德的缺失，任何人都無權亦不會私自造成他人傷害，對非公眾人物的過失，亦不允許「二次處罰或傷害」，輿論亦不該未審先判，司法該嚴守正義。

中共對日本否認在南京犯下大屠殺的罪行是痛心疾首，卻暴力掩飾自己對學生、對人民的各種罪行，國格如此建構，人民亦學會装聾作啞，人必自辱而後人辱之。台灣政府至少己(已)坦承二二八的錯誤，而德國更是坦誠面對歴史，不存在以德報怨或息事寧人的想法，反而採取除惡務盡的作法。德國之歴史學家依事論事毫無扭曲愛國的情操，對於二戰的歴史忠實記錄，並一再向世人坦承納綷種種的錯誤，毎當有民族偏極份子意圖漂白二戰德國罪行時，社會民衆與憲法法庭都會站出來，維護其主流價値觀。

柏林牆倒塌後，柏林法庭審判東德守衛射殺逃亡者的案件裡，辯護律師聲稱：這些士兵射殺逃亡者是執行命令的人，他們根本沒有選擇的權利。但柏林法庭最終的判決將開槍射殺逃亡者的衛兵判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法官並指出：作為守衛，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柏林法庭再一次確定西方之價値觀，德國法律明確將良知高於服從的定位，阻止往後暴政盲從者的藉口。

另外，德國細膩的正義可由下面案例了解，2012年初德國憲法保護局在面對德國左派國會議員質詢時，對監視國會議員之事直認不諱。德國聯邦內政部長Hans-PeterFriedrich出面聲明，以是否「違反自由、民主等基本準則的行為」為進行監視的審核理由，坦白的態度令討論得予理性下完成，最後終得到國人支持。另外，德國之檢察官竟可以用公款，買下外國銀行的職員非法盜錄（德國）客戶之存款資料，此種原屬非法採証(證)，最終亦是由憲法法庭認可，做為打擊德國富人逃税的合法手段，不會人人都知有逃税到鄰國的銀行，卻無法可査。

這些社會事件都在德國各界以理性地探討各個層次的優缺點，由各個角度合適地由兩利取其重，兩害取其輕做取捨，執行前以嚴密的討論與規定，制定下來後執行亦是嚴格依法不依人，對於內部有執法過當之事，亦是不諉過而自清門戶，以釐清問題是出自系統的規範或是來自人為的執行。德國細膩的正義，在於理性以及執行力的到位，其聲譽的維護在於自清，而非掩蓋文過，同時司法守住公正，造就媒體保持在新聞服務業，而不是成為（新聞）製造業或政府的應聲蟲，則民意就可以通暢於媒體，政府就不用監聴百姓，而代之於傾聴。

國家之長期競爭力在人才的培育與人才的發揮，前者是靠教育體制，後者是依社會體制。教育是百年之計。目前台灣教育制度就只能做到今日各項的表現，但是想脱胎換骨般地強化自身的競爭力，唯有從基本功的教育著手，其它財經奬勵政策丶税制、匯率反是配套輔助系統、短綫(線)效果而己。

君不見美國以QE方式的寬鬆貨幣政策，讓美金貶値，帶動美國出口的旺盛。日本安培(倍)首相上任後，亦是直接把日幣貶値超過20%，讓索尼、松下各大等巨型國際貿易集團，兩年内匯差帶來的利潤，抵得上前20年辛苦盈餘的總和，整個日本經濟亦開始活絡起來。這種以匯率為槓桿主軸的競爭遊戲，讓韓國立刻跟進，連帶其它亞幣都會跟進。今年6月歐洲央行（ECB）亦祭出前所未見的負利率措施，使得歐元急貶、歐股跳漲，大大拉起歐元區的短期競爭力。而這類的短綫(線)作業是立竿見影，但國家原有弊病仍存在，只是傳移戓延後而己。這種措施是獨厚出口廠商而己，而仰賴進口的整條需求鏈上的使用者，都得付出此代價，尤其當主要競爭者都跟進，其匯率槓桿正效果立失、弊病立現。

台灣面臨著成長之瓶頸，與其重複舊有成長模式，不如學習日本、德國的轉型經驗。而德國的理性與擇善固執，才是台灣的感性與快速彈性所需互補的特性。當物質所得的成長無法跳躍時，何妨改變生活方式、修正社會體制來完善分配正義，讓國民的幸福感揚昇呢？ 

【文章出處】
《ETtoday新聞雲》
〈來自德國的觀察——理性反省看台灣競爭力的再生〉
網址：https://www.ettoday.net/news/20150629/526876.htm
2015-06-29
文／郭琛
【作者簡介】
郭琛，德國台灣商會聯合會總會長。
【主編後記】
文中有部分錯字，已代為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