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扶風法門寺大唐寶藏展（海報）（圖片引自網路）
外求與內省──唐型文化及宋型文化
（一）唐型文化：
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受胡人習俗、佛教等外來文化影響頗重，華夷之間界線消弭，基本上對外來文化採取平等包容的態度。唐代的胡化，乃承襲魏晉南北朝而來，李唐皇室，起源於北朝胡化的漢人，對所謂華夏觀念，本來就比較薄弱。唐帝國建立後，雖然對外屢次征伐，但等到外族降服，便視如同一國內，不加猜防。由於這種「華夏一家」觀念的影響，來華經商傳教的外族相當多，不少人就此定居中國，與中國人通婚，並有不少在中國朝廷中當官，其餘如新羅和崑崙人，大都為唐人用為奴隸。所以，唐代無論在血統或文化上，都是大規模與外族混合的時代。
但安史之亂後，唐人的夷夏觀逐漸趨嚴格，漢族民族意識滋長，對外來文化逐漸採取敵對態度。這種現象產生，主因在於安史之亂是胡族的叛亂，這幾乎使唐帝國趨於瓦解。經過多年征伐，亂事雖然勉強平定，但是盛世也已不可復返。而安史餘孽在亂後並未完全敉平，反而取代安史，割據各地而成為藩鎮勢力。外族中如吐蕃、南詔又乘機入侵，這些種種，都引起國人對外族的仇視。加上科舉取士之後，國人逐漸流於文弱，進而產生中國文化至上的觀念，建立中國的本位文化，對外族文化產生輕視，仇視外族及其文化的態度日益堅決，這種現象，持續了將近一千年，直到明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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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宋型文化：
在五代時期的五十餘年中，是純粹的武人政治，文人的地位大降。宋太祖趙匡胤為了要矯正唐末五代武人亂國的弊病，遂倡文人政治，嚴禁武人干政，形成重文輕武的現象，以致國勢不振。且又因外患環伺，夷夏觀念觀念則更趨嚴格。科舉制度與文人政治，形成士大夫的自尊，以及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竭誠崇拜及擁護，如南宋陸秀夫負帝昺蹈海於崖山，從死者有數萬人。這些都說明了宋代士大夫，具有高度的自尊心和民族意識。而南宋朱熹更建立理學的道統，道統的思想既成立，民族本位文化也就更形強固，排拒外來文化的成見，也就愈來愈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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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對外交通非常發達，但是各項學術，都脫離不了中國本位文化的範圍，對外來文化的吸收，幾乎達於停止的狀態，這是中國本位文化建立後的最顯著現象。大體來說，唐代文化的精神，是活潑靈動、複雜而進取的。到了宋代，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各家的思想，已逐漸融合，成為一統的局面，因此才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學的產生，其文化精神，也漸趨單純而收斂。宋型文化之有別於唐型文化，在於其有一種人文氣象。盛唐氣象側重外在事功，昂揚向上，宋代人文氣象則偏重心思內省，是一種內斂型的智慧。唐詩有崇尚功業、征戍、壯遊、羈旅的外向型審美傾向，宋人的賞玩審美趣味，則多向負載著文化及智力活動的物象來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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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宋文化的不同
唐初的經學墨守六朝之風，著述以義疏為主，說經則以疏不破注為原則。中唐後，學術不再墨守儒家經學的義疏，甚至懷疑古書，遂以己意做出新的詮釋。文學方面，六朝注重詞藻的駢文漸為士人所鄙棄，取而代之的是注重視（自）我表現的散文，並發展出詩餘，打破詩律格局，元朝的散曲，在律令上也較為自由。繪畫方面，六朝以來盛行彩色壁畫，唐末至兩宋則轉變為屏障畫，金碧山水就衰，白描水墨轉盛。原本華而不實的貴族式文化由平易近人的庶民文化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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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唐宋文學的不同
宋型文化之有別于唐型文化，在于其有一種基于人類心智活動的博大人文氣象。盛唐氣象側重外在事功，昂揚向上，宋代人文氣象則偏重心思內省，是一種內斂型的智慧。唐詩有崇尚功業、征戍、壯遊、羈旅的外向型審美傾向，宋人的賞玩審美趣味則多向負載著文化及智力活動的物象傾斜。宋初，古文運動先驅王禹偁作《黃州新建小竹樓記》，文中突出的是琴、詩歌、圍棋、投壺、《周易》、香等人文意象，自然景致退居末位。南宋陸遊有詩，即名為《書室明暖，終日婆娑其間，倦則扶杖至小園，戲作長句二首》，題目中透露出流連書卷、賞玩人文的消息，詩云：「重簾不卷留香久，古硯微凹聚墨多。」又如《臨安春雨初霽》云：「矯紙斜行閒作草，晴窗細乳戲分茶。」秦觀《浣溪沙》詞「淡煙流水畫屏幽」「寶簾閒掛小銀鉤」，古硯、矮紙、畫屏、銀鉤，無不暗示著對這些文化心智載體的濃厚興趣。
宋詩中，人文意象也得到突出。琴、棋、書、畫、筆墨、紙、硯、金石、印章、書法、繪畫等人文心智的載體，頻繁出現，取代唐人所尚的自然意象而佔壓倒優勢。蘇軾曾作《鳳翔八觀》，所詠為石刻、繪畫、陵墓、雕塑、建築等，全為人文對象；黃庭堅詩中，書冊出現了120次，翰墨53次，茶82次，所佔比重亦極大。題畫詩，唐人中杜甫寫得最多，但也不過20首，而蘇、黃二人就寫了200餘首之多。
唐人寫桃花，是一次性體驗的具體物象，如：「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崔護《題都城南莊》），地點，人物，桃花之象，確有其物；而宋人寫桃花，則更具抽象意味，如黃庭堅《寄黃幾復》：「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桃李春風，江湖夜雨，是多次人生體驗的沉澱迭印，不是一次性的此情此景。在宋人筆下，自然意象表現為抽象化、概括化，成為一種承載人格精神的人文符號，朝向人文更加傾斜。林逋《孤山寺端上人房寫望》云：「陰沉畫軸林間寺，零落棋枰葑上田。」劉敞《微雨登城二首》：「淺深山色高低樹，一片江南水墨圖。」經過宋人心靈的過濾，自然風景化都幻化為篆字、畫屏、畫軸、棋盤等文物遺產。宋人筆下，自然意象表現為抽象化、概括化，成為一種負載人格精神的人文符號。
當然最充分的是對梅、蓮、菊、竹精神內蘊的挖掘。唐人詠物，重在外在感官經驗，如「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孟浩然《過故人莊》）「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韋應物《滁洲西澗》），即使寫景高手如王維，其名句「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中」（《鳥鳴澗》），對外物的出色描摩，同時不無意趣點染。但宋人更注重的是其內在精神意蘊，把品性涵養等人文精神貫注其中。梅與竹，是宋詩、宋詞及宋畫的描寫對象，幾乎成為宋人精神品格的集體象徵。林逋愛梅，梅花在其筆下，實際已成為一種高潔人格的象徵，其《梅花二首》云：「眾芳搖落獨喧妍，佔盡風情向小園。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詠梅不僅描繪外在形狀特徵，更貴寫出內在精神，從此，林逋之梅花就成為宋代士人高潔品格的一種象徵。除梅外，宋人亦喜竹，唐人詠竹重在意趣，如「隔牖風驚竹，開門雪滿山」（王維《冬晚對雪憶胡居士家》）；蘇軾《於潛僧綠筠軒》云「可使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醫。」以竹寄託人文情懷，以是否愛竹作為雅俗之分界，出語警策，議論精闢，足見宋人詠物寄託與唐人異趣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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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本宋汝窯（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不詳
（編者註：本文為早年信手整理不及記錄出處，經讀者告知，原始發想應為傅樂成先生在《漢唐史論集》中所發表之〈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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