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上圖：中國上海孔廟的孔子像


從《禮記・大同與小康》看儒家理想社會，為何與當代中國政治價值衝突？

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

上面這一段內文提到孔子參與蜡祭（編按：歲末祭祀百神）活動的感嘆，部分人會解讀為因為活動的形式不像以往那麼講究，因此感嘆活動的呈現不夠美好。其實這樣的解讀並不算錯，但卻僅只於第一層面，這段話還需要往更深的第二層面來解讀，因為孔子真正感嘆的重點仍在於「周文疲弊、禮崩樂壞」。

我們知道周公幫助武王創建周朝以來，即創建禮制要用來規範社會秩序，大至國家活動，小至個人修身作為，無不跳脫「禮」的範疇。對照上文，孔子距離周公的時代已有四五百年之久，禮法對社會的維繫力與約束力也漸失，所以前後相距四五百年的蜡祭活動，儀式呈現沒已經那麼講究是可以想像的，重點是活動內在本質「禮」的精神，自然也會有落差。所以我們表面看起來孔子是感嘆活動的衰落，實際上是看到活動後而由衷感到精神價值的衰退，活動只是表面型（形）式，孔子真正在意的是周公用來維繫社會風氣的禮制內涵，已被世人給忽略了。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上面引文談到，孔子就算沒有和偶像周公他們呼吸在同一個世代，但是透過史書的記載，孔子一樣能感受那個時代的美好氛圍。就像我們時常透過長輩的口中，提及某個世代的美好，即便我們未能親身經歷，但一樣能透過口述、文字、影像的記錄來理解。也因為孔子很嚮往那個時代的美好，因此不斷談論周公的理想，不斷鼓吹讓社會再興起運作周公之禮，因為孔子對社會有份屬於他自己的理想，於是孔子「述而不作」，不斷地講述、談論周公的想法和理念，但卻不太會寫書，孔子的思想也是植基於周公的禮制社會，「儒家」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之下成立。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上面這兩句話，也是開門見山點出「大同」社會的定義。多數人喜歡將它翻譯為：「大同社會的運作，即是天下是屬於公家的、所有人的。」這個翻譯沒有錯，但我卻有自己的見解，我也比較喜歡這樣翻譯：「大同社會的價值，即是所有事物的出發點都是以公眾他人為優先，沒有自我的私心。」

我自己會這樣翻譯，其實是立足於儒家以「仁」為本的立場，何謂「仁」？意即帶有憐憫、關懷、幫助的概念。所以當你看到有弱勢族群需要幫助時，你會願意為對方而付出，你不太會顧及自己究竟會失去多少，這和佛教的「利他精神」多少有些相似。就算對方不見得是弱勢族群，也未必需要別人的幫助，但是我們為了能讓他有更理想的呈現，仍會願意為了對方而去付出，重點在於不計較於個人利益得失。也由於更關注於對弱勢族群的照顧，所以也提到下列內文：

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

上面這句話，我比較喜歡從「國家社會福利」的角度來解讀，我不喜歡從自我個人說起，因為想要照顧弱勢族群，個人力量能做到的很有限。而孔子當初在魯定公身邊做事，甚至之後周遊列國十餘年，目的就是希望任一國的君王能徹底實施「仁政」，利用舉國政治之力，推行「禮制」以「成仁」，社會風氣有了，如此才能兼顧到所有人。

所以說，一個完整健全的社會體制，別人的親人和小孩，也是我們要關照的對象，老年人能獲得良好的安養並善終，中年人能在社會上有自我發揮及奉獻的舞台，幼童的成長也能有好的養育環境，甚至老而無妻者、寡婦、孤兒、獨居老人、殘障者、生病者，這些人都應該獲得良好的安養。

上面這段解讀，放在往後任一時代來看，都是不變的鐵律。所以在我個人對美好社會的看法裡面，對弱勢族群的關注，才是真正代表一個國家進步的象徵，偏偏這些對弱勢族群相關的社會政策及議題，也是時常被忽略的一部分，因為這些議題不有趣，不太能創造新聞話題，似乎真正願意關心的人也不多。

以多元成家議題為例，多元性別族群在社會上也確實是弱勢族群，歧視、霸凌、攻擊在他們身上也不會少過，先天的性別認同也不是後天得以改變，所以他們期望能立法來保障這些弱勢族群，因為法律保障人權也是象徵國家的進步。至於入「民法」或「專法」，我個人沒有太大的執著，因為不論步伐的大小，能願意跨出一步都是好的開始。

反過來說，一個真正進步的國家，並非只有讓人民發大財而已，即便經濟很重要，但是百姓內在的修養教化更重要，從內在修養讓人民自主去關心社會和弱勢群體，讓彼此互助來穩定社會才是重點。例如在《孔子：決戰春秋》這部電影裡面有提到，當孔子離開魯國後，流浪的第一站來到衛國，孔子和衛靈公亦有精彩對話。

影片中，衛靈公說現在衛國人民的日子也算富裕，可是社會依舊不穩定，故請教孔子應該如何是好？孔子直接回答說是「社會風氣不好」，所以人民「需要教化」，要如何教化，即是用儒家的禮樂教化讓人民往「仁」的方向前進，社會風氣自然敦厚而穩定。

將這狀況對照台灣，或許有人會提出質疑，認為當時衛國人民生活還富足，但我們台灣現在連富足都談不上，所以會直接歸咎台灣社會風氣不好的基本原因源自經濟不好，這個說法我是認為不妥的。

我舉例《日本太太好吃驚》電視節目和學生分享，其中有一集的內容是介紹日本太太嫁到帛琉的生活狀況。帛琉人民生活收入不高，但日子卻過得很快樂，親戚來借錢也能大方借用，只因為他們認為親戚真的需要幫忙；半夜家戶慣性不鎖門，鄰居半夜進來廚房吃他們的糧食，他們也不會生氣，因為他們仍舊認為鄰居真的需要幫忙；月底所得收入用罄無法生活，他們就到山上海邊打獵捕魚來暫度生活，但也不會怨天尤人，日子依舊樂天。不論你是否認同帛琉人民的生活模式，但不變的是他們依舊樂天、純樸、善良。

如上，所以帛琉的人民經濟不好，但是社會依舊處於和諧互助的狀態，故而經濟不好並非是社會風氣敗壞的原因；再反過來說，一個社會若凡事過度用錢來衡量一切，才會產生彼此爭相競逐的風氣，每個人都會想要為自己獲取更多的財富，甚至走偏門來一夕致富，如果每個人只在意自己而忽略弱勢，那麼孔子口中的這些社會弱勢族群又該如何？

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

所以上面引文也說了，如果彼此之間都能撇除私心，人人都能夠為他人著想，人民就不會因為要獲取他人資源而策劃陰謀，也不會想要得到更多財貨而搶劫盜騙，即便外出也不需要關門。

或許有人又會說，社會風氣不好是法律不夠嚴格，人民視法律為無物，不當一回事，就像以前日治台灣時期不太有人敢犯法，所以晚上睡覺不關門也能很放心。但我們必須要說儒家並沒有否認法治的重要，但是刑法的施行是「事後」作為，儒家更重視的是「事前」努力，事前努力夠了，自然減少事後犯法情事的發生。再舉例中國秦代始皇的法律夠嚴苛了吧，但是「怕而不敢作奸犯科」和「發自內心不願作奸犯科」，畢竟是兩回事，所以行暴政而獲得的政權，來得快也去得快，僅存十五年就滅朝了。

前面提及「大同」世界的理想，終究只能是理想，因為等到社會愈發展、人口愈增多、國家愈強大時，這些理想終究要面臨人性的考驗。是啊，人性才是最現實的東西啊！此時我問學生說：「大同世界什麼東西都強調公有、公眾和共享，有沒有覺得和什麼東西很像？」學生直言：「共產黨！」我和學生說最原始的共產主義，就是「馬克思社會主義」，其實最早的馬克思主義一樣是非常理想化的理論，我也很鼓勵大家可以去接觸，但是再理想的東西面對人性的考驗時，終究會因人性而被扭曲，所以之後的共產主義，再到現在的共產政權，其實早就悖離原始的馬克思理想，現在的共產思想說到底，只是用來鞏固少數人權力和財富的工具罷了。

說遠了，回到本文所談的大同世界，目前考究出來中國最早具有國家雛型的朝代是「殷商」，至於「夏朝」是否有發展成國家或朝代的形式，仍然有很大的爭論。但先撇除這些爭論，中國最早的國家型態即是由「部落」衍伸而來，等到「部落」人口增多了，社會體制擴大了，國家雛形慢慢形成了，於是群體競爭擴大後而漸漸有了競逐之心，於是再理想的社會風氣，終究還是要面臨到「社會人心」的考驗。

更聚焦來說，「夏」過渡到「殷商」，「殷商」又過度到「周朝」的創立，周公因為明白社會人心的轉變，因此創建「禮制」就是想要維繫社會風氣，以「禮」制約的社會風氣就是「小康」社會。

更進一步來說，很多人會將「大同」和「小康」分成兩個截然不同的狀態，但我不太喜歡這樣解讀。應該說，社會運作本就有一套秩序及規則，「大同」是這套理想社會秩序的理想最大值（100分），「小康」則是它的的理想最小標準值（60分）。所以「大同」與「小康」只是同一個標準區間的兩端，但並非兩個完全不同的東西。

故而在周公正式制定禮制之前，大家心中都會有一套潛規則，大家做人做事都不會去逾越這套潛規則，但是等到大家愈來愈不依照潛規則來做事時，周公終於忍不住了，決定「明白訂出規範」，《禮》而因此正式生成，確定社會風氣的及格標準。再經過四五百年，春秋時代的孔子誕生了，當孔子感嘆這時代「禮崩樂壞」時，也代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是比「理想社會的最小值」還要糟糕，連理想的標準（60分）都談不上，連「小康」都不是，儒家思想的建立也就是希望將社會風氣，最少也要拉回到「理想社會最小值」的及格標準，所以「小康」仍能勉強期待而讓孔子有所作為，至於「大同」就甭說了。

也因為周公正式制定禮制，代表以後一切所有的事情都有清楚明白的規範，任何人都不能違背這套底線。周公很清楚，上古時代的「禪讓」（王位謙讓有德者而非血親）制度已不可能恢復，故而用最低標準承認王位家傳的合理性；周公也明白無法阻止他人謀求私人資產，因為人性本來就是現實的，故而用最低標準來規範圈養土地城池，於是如下所述：

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

舉凡王位家傳或諸侯築城圍牆，任何事情都不能脫離禮制規範。但如同前文所述，在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已經是個連周公之禮都不及格的「禮崩樂壞」世代，當各國諸侯都不太理會周天子時，這種社會風氣也會跟著上行下效，所以各諸侯國內的貴族也漸漸無視他們的國君。

在周公禮制的規範中，國君國都的城牆和貴族領地的城牆各有規範，下位者的牆高更不得超過上位者，目的在於擔心下位者築高牆以囤積資源勢力會造反，例如孔子擔任魯國代理國相時，曾經向魯定公提出「隳三都」政策即是。

魯國國君雖是魯定公，但他徒有名號卻無實權，因為魯國權力幾乎掌握在貴族三桓手上，連魯定公也不得不看他們臉色。正由於此，所以三桓的領地城牆愈蓋愈高，甚至高過魯定公的國都城牆，孔子認為這是明顯的違背禮法之舉，才會提出「隳三都」，意即「摧毀三家貴族領地的城牆」，但此舉也讓魯定公很不安，認為要是弄不好，連魯定公自己都可能性命不保，最後城牆雖然成功拆除，但也埋下日後孔子被迫離開魯國去流浪的伏筆。

前面談了這麼多，重點還是要回歸到理想社會的建構，然而國家愈強大、人口愈眾多、群體愈龐雜，社會愈競爭，理想更時常會受到現實人心的考驗。我忽然想到老子談論「小國寡民」的理想社會，似乎也有他的道理，國家沒有那麼大，社會競逐性就沒那麼強，人口沒那麼多，人心似乎也沒複雜多變。

最後我想談談現在的中共政權，中共傾全國之力在世界各處設立「孔子學院」，官方也喜歡拿孔子言論說嘴自我執政合理性，但最沒資格談儒家和孔子的也是他們。當一個大國家面對少數群體時，只想為了政治目的而同化，不去包容接納，甚至以國家機器來迫害，一切只是想達成少數權貴的目的。最喜歡標舉儒家孔子思想的國家，但在內在本質上卻感受不出「仁政」的實踐何在？最後我只想用這篇文章的最後一段話來總結：

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是謂「小康」。（翻譯：如果有不遵循禮義的人，在位的就會被罷免，老百姓把這（不按「禮」行事）當作禍害。這可以稱為小小的安定。）




【文章出處】
《The News Lens關鍵評論》
〈從《禮記・大同與小康》看儒家理想社會，為何與當代中國政治價值衝突？〉
2021-01-01
網址：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45368
作者：風恂
【作者簡介】
風恂，筆名，本名不詳，七年級生，高中國文教師，文章多發表於《The News Lense關鍵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