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天安門廣場
中國為選擇共產主義，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
傳統儒家價值相信，我們應該重視公平「均」等，應該為公、而不為私利。這給了中國一個錯覺：共產可以救亡。未深入研究，僅憑感覺施行的政策，摧毀了明代早已建立好的市場機制。而為了修正這個錯誤，中國更走上了「為富不仁」的局面。
余英時是當代最負盛名的中國歷史學家之一，有著傳統中國知識份子的情懷與堅持，被認為達到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治學最高境界，對全球漢學研究有著極大的影響力。
余英時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離開大陸，赴港就讀新亞書院，後赴美深造，獲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前後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和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他的學術生涯歷經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美國名校，獲頒有人文學諾貝爾獎之稱的美國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其最為人所知的立場，是他始終認為中共不等於中國，長期批判中共政權。在回憶錄中，余英時闡述為何自己沒有如同時代許多中國知青，為了救中國而被共產主義信仰吸引，最後促成中共政權的成立。
透過余英時的學術眼光，我們可更深入理解中共政權的本質。以下是內容摘要：
共產主義的興起是20世紀中國最大的歷史事件，不但決定了整個中國的命運，而且也改變了一切中國人的個體生命，包括我在內。
我是在1946年從農村重回城市後，才知道有共產主義這樣一套理想，並且有人號召青年為這一理想的實現而奮鬥。但由於（對日抗戰）戰後我居住的城市是瀋陽，蘇聯紅軍撤走後不久，蘇軍的姦淫擄掠在整個東北已激起了人民的普遍憤怒，這就使我無法對共產主義發生真正的信仰。
我最早正式接觸共產主義理論是從瀋陽遷回北平以後的11個月期間，和北平的大學生偶有往來，自然而然地開始思考共產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等論題。我自己探索的結果，並沒有讓我完全接受共產主義。我當然反對社會財富由少數資本家壟斷，因此傾向於一種分配公平的體制。但我一開始便認定，「自由」是現代社會和個人所不能或缺的中心價值。
共產主義在中國興起，最主要的動力當然是民族主義，尤其是受到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刺激。而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我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
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現，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另一個影響極大的儒家價值觀，是關於「公」與「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私」是惡，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這又構成清末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理想的一種背景。
中國知識人最初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救亡」的藥方時，主要是出於一種錯覺，他們對於這套理論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由於這套理論中的某些因子初看似乎和他們所熟悉的傳統觀念與價值相近，便毫不遲疑地奉為真理，願意為之獻出生命。這一選擇，可以說是聚九州之鐵而鑄成的大錯。
今天回顧起來，我感覺最痛心的是：中國為這一選擇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但在發現這是大錯之後，竟不得不走回頭路。市場制度、私有財產、階級分化等都回來了，但卻是出於不正當、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敗貪污竟成為這一畸形社會的內在特色。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曾稱這一體制為「權貴資本主義」，因為這其中先富起來的一部份人，不是在法律範圍內靠勤儉起家，而是由於與政治權力有密切關係，獲得種種法外的方便，其中一些人更是化公有為私有。
明代已有的市場機制，被暴力摧毀
這正是令人痛心之所在，因為在遭受暴力革命的摧毀之前，中國早已有一個常態發展的市場機制。根據我以往的研究，至遲在明代後期，這個市場機制已創造了巨大的財富，使中國社會結構和價值意識都發生了變化。以價值而言，「公」與「私」已不是互不相容，勢不兩立，而是彼此相關。
十六世紀以下的中國社會，一直在向新的方向發展，如果不是暴力革命的橫加催破，中國今天也許是一個富而好禮的文明社會，不致走權貴資本主義之路，落得為富不仁的悲慘結局。
【文章出處】
《天下雜誌》665期
〈中國為選擇共產主義，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
2019-01-14
網址：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3708
作者：余英時
整理：辜樹仁
【作者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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