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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楊牧


台灣文學家楊牧（1940-2020）3月13日因病辭世。本名王靖獻，成長於花蓮，柏克萊加州大學比較文學博士。兼擅詩歌、散文、翻譯、評論。早年筆名葉珊，受浪漫主義詩人影響；後易筆名為楊牧，文風隨之改變。除前後任教於海內外多所大學，1976年與葉步榮、瘂弦、沈燕士創辦洪範書店，成為台灣不可或缺純文學風景。詩文曾被多國外譯，獲國家文藝獎、紐曼華語文學獎、蟬獎等。評審頒給國家文藝獎時，稱楊牧「不追逐流行，不依附權力」，這平均律一般，楊牧自稱「沒有遺憾，也沒有特別令我覺得驚奇或者厭煩」的寫作長路，成就了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楊牧學」，今日藉由詩人、學者唐捐帶領，一窺楊牧文學世界。

漢語台灣楊牧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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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在漢語現代詩史上，具有多重的「非典型」特質；但也因此展現了更強大的鎔鑄力與創造性，自成一種範式。首先，他不是典型的現代主義者。當1950、1960年代的前衛詩人競逐「波特萊爾以降」的新潮，他先是著迷於濟慈與李商隱，繼而深入中西文學源頭，張揚詩騷傳統與希臘精神。此外，他雖關注現實，具有顯著的介入精神，但也始終耽美，偏愛「抽象疏離」的方法，看重知識背景與文化傳統，有別於典型的本土詩人。

我們綜覽楊牧的文學實踐，感覺他在建構一套方案，頗有四面開展的氣魄。

追求現代感，進入世界視域，彰顯台灣意識，對文化傳統予以創造性轉化。

在國家文藝獎的獲獎講辭裡（2004），楊牧指出，台灣文學早已不是中國文學的附庸或邊緣。進而宣稱：「我們使用漢文字，精確地，創作台灣文學。」這十六個字有三層意思：明確以台灣為文學事業之原點與歸穴是，篤定以漢文字（及其根基與脈絡）為路徑；而為了更精準地扣觸事物或現實的核心，並展現「我們」的特質，必須反覆探索文學技藝，兼顧現代性與文化積澱，廣泛而深入地從域外吸納精華。

在柏克萊時期，楊牧既投入中西古典的比較研究，又親受之反戰與保釣風潮之洗禮，培養出退而沉潛知識、進而介入現實的精神。1975年起，他在〈人間副刊〉撰寫專欄「結廬隨筆」，對文化議題發言；1984年起，又在〈聯副〉撰寫「交流道」，更明快地展現他對公義、真理、文明的探求。這些論說文字，既有批評當下時空的雜文性格，亦頗具講究修辭與風格的美文意識。這裡我們看到，楊牧若即若離的方法，以及「為事而作」卻不縛於事的立場。隨筆固然，幾篇以現實關懷著稱的詩篇更是如此。

美麗島事件的發生，以及隨後而來的逮捕與審判，對他產生極大的衝擊。1980年初，他先是參與旅美文化人的連署，要求國民黨公開司法審判。不久，驚聞失控國家暴力，他寫下〈悲歌為林義雄作〉。1981年的大陸之旅，或許加速了中華意識的幻滅。早先在1979年，通過對台灣古典詩的綜貫考索，他已在追問「台灣詩人的本土意識」如何波折匯聚，終於在20世紀初成長。到了1983年，乃在「三百年家國」的闡釋框架下，考量「我們的」歷史、地理與文化，提出「現代詩的台灣源流」之說。

無可諱言，不論對於保釣、黨外運動或鄉土文學論戰，楊牧看來都不曾站在最為果敢、熱情、進步的一端。即使在本土意識豁然的1980年代前葉，執筆介入現實之際，他依然貫注極多心力在書齋裡的學術，案頭上的文章，敏而好古如僧院裡的修士，耽美如狼，抽象哲思與日俱增。這便涉及一種自我認知，文的優位性，彷若王者之師向四方經營的志意，超乎一時一地的詩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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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用古，自起步期即云然，但在中期以後更為深邃繁複。《有人》面對美麗島事件後的台灣變局，但參照了「新樂府」的文體（不拘於傳世樂府的格式，但存其反映現實的古意）。楊牧將這種精神貫注於當下，既有〈行路難〉之類舊題新寫的作品，亦有〈班吉夏山谷〉這類僅取其遇事而發的諷諭精神，目光遠移至戰亂的弱邦危國。但說真的，這樣東翻西轉不免仍有「為文而作」的意味；一旦破除掉典雅外殼與高古之氣，遂有〈有人問我公理與正義的問題〉。這篇與前面提過的那首悲歌，或許才是新樂府。

晚期楊牧（特別是指新世紀以後）早已拋開前驅與朋輩，儼然為詩界大宗師，影響力極為深廣。他厭惡把飛彈當成指南針的國度，但似乎也並不急著為新興民族代言；他關注年輕世代的精神動向，但不十分熱衷於以詩文回應眼前的課題。在最後幾部詩集裡，他更加著迷於形而上思維，織字如錦，艱澀而華麗；特別是收關階段的《長短歌行》，居然與陶淵明、韓愈展開較大規模的對話，而又拉回希臘與但丁。這樣的擬古之作，對傳統詩學稍陌生的讀者恐怕是不易進入的。如果我猜想無誤，他正透過這批組詩實踐一套詩學理念，不顧過去的「當代」未必足以到達未來，拋卻漢語文化根基也不是完善可行的台灣方案。

事實上，在1983年那篇文章裡，楊牧曾提出「以中國為文化索引」的講法，這一點可能係將當時杜維明剛提出的「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a）移借到詩學上來，從而打開了中國的封閉意義（按杜與楊牧同年，為東海前後期同學，皆師從徐復觀）。2004年那篇演講稿再申此義（但已將中國置換為漢語），可見他對於「傳統中國」所滋養的漢語詩學之戀慕，並無太多改變。所差異者，台灣已從風土之懷舊（nostalgia）上昇為一種沛然自信的意識，足以折射並改寫漢語文學的意義，創造獨特的價值與美感。

先天語言上無法說流利北京話的南方人，在寫作上須有更多「轉換加工」；楊牧以為，這正是大好的契機。我們從來不以土俗純正的北京話為理想的版本，台灣漢語歷經多次打開、吸納與重組，早已自成一格。中國當代詩經常採用翻譯腔較重的漢語，楊牧則掌握多重筆路，有時精純如回到漢文化的最上游，有時橫恣放縱好像最前衛的抽象畫。但丁為義大利文學奠基，實有賴拉丁古典的素養；莎士比亞為「本土化」的英文拍板定案，其憑藉是對古英文的改造與創新。楊牧之於台灣漢語，擁有一種彷若里爾克之於德語的大企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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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三十歲前後寫過一篇小文章，以濟慈為「青年氣概」的化身，而以葉慈代表「老年的真理」，大藝術家能夠兼有兩者。葉珊散文集裡有「給濟慈的信」十五篇，這個時期他吸納的是浪漫主義的風華，且從中培育出一種目光與心靈，浸入山水自然、抒情精神與古代世界。稍後他還翻譯了西班牙詩人洛爾伽的作品，著迷於安達路西亞之子的民謠、敘述與風土。對於某些人而言，鄉土性與浪漫抒情似乎不甚相容，但楊牧從歐洲文學中得到的啟迪並非如此。

柏克萊時期，他開始學習希臘文，進而參照行吟詩人的口頭創作傳統，以詩經為對象撰成博士論文。這種跨文化視野，使他的古典學術既得神髓又不局促於套式，足以擴充我們對漢文學的認知。他在文學創作上也採取了相同的策略，比方說：中國詩本有代言、擬託之體，又有豐富的史傳傳統和小說戲曲；但莎士比亞用無韻體寫戲劇獨白，更合於現代詩的話語形態。楊牧乃改造後者的體式去喚醒前者的資源，成就了〈季子掛劍〉、〈鄭玄寤夢〉等名篇。

從葉珊一變為楊牧，他逐漸以葉慈為重要範式，在張揚血氣性情之餘，更留心於知識、歷史、哲學的支援，探索一種更大（但未必是長）的詩。葉慈的詩藝隨時間而增長，本即足以垂範，其文化位置亦極具啟發性。蓋身為愛爾蘭詩人而投入英詩傳統主流，有時比「盎格魯之地」的作者更加出神入化；遠溯及拜占庭的輝煌，近取諸喀爾特（Celt）文化的邊緣感與神話詼詭；既有強大的地方精神，復能承繼並擴充跨國性的文化源流。何況葉慈還是愛爾蘭獨立運動堅定的支持者，他的創作能使民族精神定音顯影。

直到晚期，楊牧猶孜孜矻矻於譯事，且其對象更偏向於現代以前的文本。例如《甲溫與綠騎俠傳奇》乃是中世紀末具古英詩風格的傳奇敘事詩，又隱含喀爾特鄉土傳統。這本譯作於2016年在台灣出版，以其「不現代」且譯筆亦較雅奧，願意問津者恐不在多。事實上，當他譯出葉慈詩集之際，已有學者批評他置入過多漢語文言成分的現象。而在楊牧看來，充分調配文白才能把漢語發揮到極致而足以對應乃至活化原來的文本。故在翻譯《失樂時》時，他即刻意發揚「漢賦的現代性以及類書般的修辭風格」，以為這樣才能企及「精確」的理想。

對世界文學橫跨古今的理解，使楊牧成為最博學的詩人，能參與峰頂上的跨文化對談。以這種視野為支援的本土意識便是極富創造力的，緣此而立的漢語文化觀也能滌除舊味而充滿生機。在他看來，盡量放大集水區，才能充實每個片刻的現代感。我們以為他像文化界的主教，眾城邦披靡於其音聲與道理；但他忽如遠征的騎士，經常在人跡罕至之地（來日的沃土），耽思傍訊，孤獨向前。


上圖：楊牧於2009年擔任林榮三文學獎新詩獎決審時留影


【文章出處】
《自由時報副刊》
〈漢語台灣楊牧詩〉
2020-03-18
網址：
https://ent.ltn.com.tw/news/paper/1359449
作者：唐捐
【作者簡介】
唐捐（1968年12月－），本名劉正忠，出生於臺灣嘉義大埔，詩人、散文家及文學評論者。畢業於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獲得博士，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