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引自網路）
古文比較簡潔？
前言：最近國文課綱的文言文比例引起很大的爭議，網路上也有很多學文言文的價值何在的爭論。我對這個議題的掌握並不全面，因此無法作一個全面的討論。但看到文言文和白話文的論戰中，有人舉出古文比較「簡潔」的觀點，引發我一些寫作的動機。
其實不是古文比較簡潔，而是古文「語詞」比較簡單──因為總體語詞量少，所以常一字（詞）多用。例如「氣」一字，可以用來指造成流動的風的東西、也可以用來指萬事萬物的基本元素、也用來指一個人的心理狀態、和外觀形貌、還有人對周遭的感受。當然，可以辯護說：這些都是最根本相同的東西（就是氣）造成的，但是這個主張如何得到保證，這是一個問題，不能被理所當然地接受。古文語詞因為總體詞量少以致一字多用的現象會產生一些特色：
（１）提供一個非常寬廣的詮釋空間。各種南轅北轍、甚至互相對立和矛盾的詮釋都可能被合理地提出來。
（２）容易自圓其說。因為語詞量少，所以一個人可以很輕易地在一套少量語詞的思想系統內形成一套一致融貫的詮釋。（但可能不具對外的說服力，用我自己的術語來說，叫不具「跨脈絡的可投射性」。）
（３）容易形成深度甚至深奧感。由於（１）和（２），會讓人相信古人非常有智慧，因為不管後人再怎麼詮釋，總是有新的詮釋可以被提出來。例如，就哲學而言，我們可以用卡繆式的存在主義、海德格哲學、馬克思主義（辯證法）、解構主義、後現代主義……來詮釋道家哲學（這是台灣思想史的事實）。結果，老子或莊子哲學的內蘊深不見底啊！未來不管西方哲學如何發展，恐怕都會被老子或莊子哲學涵蓋一些學派──只要它們對於當時的社會現狀採取一些較否定的態度。（但，這可能是由於人類認知與概念的聯想而產生的。）
這三個特色有缺點也有優點，但我現在先不談這些。我想談「古文」──古人的文言文文章──究竟簡不簡潔。要談這一點要取材，我想推殷海光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所以我從裏面取材。特别是，殷海光想討論清末以來中國的思想與社會發展，從第六章起討論清末至民國的「長久爭論」，即「中體西用派」對抗「全盤西化派」。他長篇地引用了相關文獻（當然以文言文寫成），保存了很棒的記錄。他認為「近代中國的中西文化論戰的首次交綏，是從恭親王奕訢和大學士倭仁的論辯開始的。」當然，奕訢算不得是西化派，但是連奕訢這種中體西用的保守主義者，都會有更保守（祖宗之法不可變易）的復古主義者倭仁出來反對，改革之難可見一般。但是，我選擇這些材料不是因為它們的文化意義，而是因為倭仁的奏文實在算得上一篇不錯的文言文論文，而且奕訢也回一篇長篇答覆。
本文的核心問題是，他們的文章「簡潔」嗎？要談這一點，不能不引用一些內文，但我實在不想全文打字，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行參閱《中國文化的展望》（台大版）頁224－229。
事情起於奕訢奏請清帝（光緒，但慈禧太后垂簾聽政），想增設天文算學館，並設洋教習（聘請外國學者來教），而且不設漢教習（漢人的陪同教師）。儘管大清國的洋務已經推行十數年，倭仁仍然反對，他這麼說：
「大學士倭仁奏：……數為六藝之一，誠如聖諭，為儒者所當知，非歧途可比。惟以奴才所見，天文算學，為益甚微。西人教習正途，所損甚大。有不可不深思而慮及之者。請為我皇上陳之。竊聞立國之首尚禮儀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今永一藝之末，而又奉夷人為師，無論夷人詭譎，未必傳其精巧，即使教者誠教，學者誠學，所成就者不過術數之士。古今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無才。如以天文算學必須講習，博采旁求，必有精其術者。何必夷人？何必師事夷人？具夷人吾仇也。咸豐十年，稱兵犯順……（一大串講被入侵）所恃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者維持人心。今復舉聰明雋秀，國家所培養而儲以有用者，變而從夷，正義為之不伸，邪氣因而彌熾。數年之後，不盡驅中國之眾咸歸於夷不止。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製文集，諭大學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國，千百年後，中國必受其累。仰見聖慮深遠。雖用其法，實惡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
這篇文字加標點符號約620字左右。我們可以用白話文來重建倭仁的論證，大概只需1/3字數：
為什麼我反對建立天文算學館並聘洋人為師？理由是：
（１）天文算學不過是術數，對國家無益。因為國家的首要目標是追求禮儀。
（２）就算要教天文算學，也不該聘洋人為師。因為：首先，洋人詭詐，不會教我們精巧的內容；二來，就算洋人誠心願教，學者也學得好，不過培養出一群術數之士。第三，就算要教天文算學，天下那麼大，人那麼多，不愁找不到人才。第四，洋人是我們的大仇人。他們侵略欺壓我們。
（３）如果我們真的聘洋人教天文算學，數年之後，中國大眾都會被洋人吸引。
（４）回想聖祖康熙皇帝的遠見，洋人可惡啊。我們應該遵從聖訓，不要引狼入室。
所以，萬萬不可用洋人為師，最好也不必設天文算學館。
奕訢回了一篇奏文，點名反駁倭仁，近1700字，幾達三倍長，我就不引用文句了。這篇扯了很多題外話，如表達自己如何盡忠職守之詞（臣等不敢復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胡銓欲蹈東海而死），自己如何和洋人周旋（中外交流事務，萬分棘手），如何用心良苦（凡此苦心孤詣，無非欲圖自強），如何和曾國藩、李鴻章等人推動洋務的歷史，然後才開始反駁倭仁的論述，指出不會有倭仁擔心的問題等等。坦白說，這個論辯很精彩，辯駁很到位，奕訢逐點反駁，合情合理。我不知能不能在中國歷史上找到其它的例子？但是「簡潔」嗎？
倭仁的奏文比較簡短，讀來也簡潔，也有理據，但是它之所以「讀來簡潔」是因為他的理由都是建立在「獨斷」之上，他用來下判斷（結論）的理由其實都需要進一步的理由，但是倭仁把那些「理由」（立國之首……在人心不在技藝、古今未聞有恃術數而能起衰振弱者也等）當成天經地義、不需進一步說明、也不需進一步被其它理由支持的自明之理。況且，因為倭仁反對的政策是恭親王奕訢提出的，所以倭仁不敢用「人身攻擊」的方式來攻擊奕訢。如果倭仁的奏文反對的對象是另一位和他平等的大學士，大概倭仁會和奕訢一樣加上很多「訴諸情感」的文句吧？假設如此，倭仁可能也會用二倍的文字來寫他的奏文。奕訢的反駁雖然逐點到位，但是他拉哩拉雜地說了太多不相干或者相干甚微、或者大家都已經知道的東西，不管從什麼角度看，他的奏文都很難說是「簡潔」。
除了常訴諸情感之外，古文論文的另一個麻煩就是常常「用典」，也把「權威」（聖諭）和「典故」（賈誼、胡銓）當成論爭的理由。如果後人想透徹理解全文，理解其微言大義，勢必追溯其典故──這正是中國傳統學習要求士人要具備的技能──對現代人來說，一來是一種學習負擔，二來是把人鎖進故紙堆內。先不管第二點，第一點的「學習負擔」就很難讓一篇古文「簡潔」得起來：如果你的文章有太多「微言大義」、太多典故，對初學者來說，要再看更多文獻來理解它們，那對他而言，字數少不過是表面而已。他得去找出隱藏的數倍文字，這樣有還能簡潔嗎？當然，對於那些熟悉典故的人，他們還是會覺得「很簡潔」，因為他們認為作者不必花篇幅去說明那些典故，他們自己也不必去查閱典故。問題是，那些典故對於說理和論證有沒有必要？而且用典故當理由取代用實際的經驗、事實與證據當理由，對於實際發生的事和決策有什麼好處？或者有什麼壞處？
回到學生的學習。假定以這種典型的古文當成現代學生學習如何作論文的範本，先不談究竟對他們的學習各方面有沒有好處（在考慮好處的同時，是不是也該考慮一下可能的壞處或副作用？），光談「簡潔」：它們能讓學生學到簡潔嗎？它們真能被當成學習如何簡潔地作論文的範本嗎？再深入想，「簡潔」是文章寫作的核心目的嗎？
（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臉書．陳瑞麟的科哲絮語》
〈古文比較簡潔？〉
2017-08-24
網址：
https://m.facebook.com/POS.RueyLin/posts/787360664777830/
作者：陳瑞麟
【作者簡介】
陳瑞麟，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碩士，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15歲即喪失聽力，但他不畏身障之苦，從機械系轉跑道研究「科學哲學」反思社會。歷任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曾任《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主編、國內外期刊編委、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領域為科學哲學、自然哲學與科學史、科技與社會研究，也探索台灣思想史。
留言列表
網站導覽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