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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唐．張萱．虢國夫人游春圖（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 〉摘要

一、唐代文化的淵源

唐代文化有上承南北朝的，為老莊思想，受到外族影響的，則為佛教和胡人習俗，中國儒學受這三種文化壓抑至唐代後期才有復興的機會。[1]

魏晉南北朝造成清談之風原因有，是東漢經學崇尚考據，以及東漢末年政治黑暗，造成社會上的反動思想，一是崇法務實的法家思想，一是率性自然的老莊思想。[2]

清談者可分為三個類型，一是受到東漢末年鄉黨清議影響，不敢議論朝政，以評論人物分析人才為重心；在魏正時代始，何晏、王弼以道家的思想來解釋儒家的典籍，作為清談的主要內容；以後以阮籍、稽康為代表，以行為放蕩、不拘禮節，對當時竄竊者所提倡的禮法加以諷刺。[3]

學者提到，「清談與道教，都與老莊具有不可分割的關係；同時又受到佛教的影響，而漸變其理論和儀式。」[4]

學者提到，魏晉南北朝時的佛教宗派可以分為成實、淨土、三論、律、禪、天台六宗，當時的佛教雖然盛行，到時佛學高僧多著重於佛經翻譯和教義傳播，而沒有對佛經深入研究。[5]

受到胡人影響的社會風氣有三，一是因為胡人君主受佛教觀念影響而好殘殺；二是受胡俗男女地位較平等以及老莊思想的影響，而有淫亂之風；三是胡人入主中原欲宰制漢人，南朝士人重視門第和權位的保持，而有過度的功利主義。[6]

二、唐代的佛化與胡化

唐朝士大夫大多生活放縱、不拘小節，主要原因是受到魏晉以來老莊思想的影響。[7]

從好的方面看，自魏晉以降，思想界脫離儒家的束縛而得到解放，同時又注入胡族的勇敢進取的精神。佛老思想與胡人習俗，經數百年的揉塑混合，乃能下開隋唐的盛世，文治武功，均極輝煌。從壞的方面看，儒學究不失為維持社會政治秩序的較好辦法，儒學既衰，以佛老胡俗形成的政治秩序，始終動盪不安。[8]

三、唐代民族思想的滋長與儒學的復興運動

中唐以後民族思想發達原因，一是受到外族的叛亂與欺凌；二是科舉發達，注重中國文化而輕視胡人文化。[9]

玄宗以後，對異族防範，也轉為歧視異族文化將領由異族擔任變成文人擔任，一是玄宗時意圖開邊，以胡人為延邊節度使；二是安史之亂以後，對武人顧忌，使宦官可以出任監軍；憲宗時，中央嫡系藩鎮的節度使由宦官推薦，以文官擔任；文宗時對投降的回鵠人有所防制。[10]

佛教在中國受到科舉考試與中國人家族觀念的抗拒，在安史之亂以後禪宗盛行，可以說是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妥協。[11]

「事實上自韓以後，儒學與佛學的關係日趨密切，漸至於融合。而韓的弟子如李翱等以及後來的宋儒，也都採韓愈的態度，他們的儒學，雖以兼採佛學，但仍堅不承認受佛學的影響。」[12]

四、宋代中國本位文化的建立及其影響

「宋人提倡文人政治，科舉轉盛，而儒學益尊，科舉制度逐漸成為發展儒家思想學說的工具。加以外患不斷，宋人的民族意識也日益深固。民族意識、儒家思想和科舉制度是構成中國本位文化的三大要素，這些要素都在宋代發展至極致。」[13]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的不同

唐代文化以接受外來文化為主，其文化精神及動態是複雜而進取的。唐代後期的儒學復興運動，只是開始風氣，在當時並沒有多大的作用。到宋，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諸家，已漸趨融合，漸成一統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禮學產生，其文化精神及動態亦轉趨單純與收斂。[14]

出處：

[1]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39。
[2]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0。
[3]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1。
[4]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3。
[5]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7-348。
[6]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449-51。
[7]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53。
[8]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61。
[9]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61-362。
[10]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63-365。
[11]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66。
[12]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71。
[13]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72。
[14] 傅樂成，〈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漢唐史論集》，（台北市：聯經出版，1977），頁380。


上圖：南宋．馬遠．秋江漁隱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文章出處】
《漢唐史論集》
〈〈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 〉摘要〉
網址：
https://liujiaming0408.blogspot.com/2014/11/blog-post_29.html
作者：傅樂成
【作者簡介】
傅樂成（1922年—1984年2月21日），山東聊城人，中國隋唐史專家，台大校長傅斯年之侄子。畢業於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歷史系。1956年赴美國哈佛大學深造。美國耶魯大學研究。曾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中興大學文學院院長。與蕭璠、鄒紀萬、王明蓀、姜公韜、段昌國共編之《中國通史》，廣為史學界知悉之著名著作。其《漢唐史論集》搜集有關兩漢、南北朝、隋唐論述18篇，係傅樂成教授從1951年到1976年25年間學術論文集。書中提出漢時期幾個重要政治與文化觀念問題，如：「兩漢的幾個政治軍團」、「漢代的山東與山西」、「中國民族與外來文化」、「唐代宦官與藩鎮的關係」、「唐代夷夏觀念之演變」、「唐型文化與宋型文化」等。日本史學界評價他「為一不可忽視的史學家」，終年62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