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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從風格分析的角度檢驗王羲之傳世書法墨本

論文摘要

王羲之是中國書法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書家。但時至今日，其書法真跡已無存世，只能靠後代的摹本、臨本或刻帖來瞭解其書法風貌。不過，這些資料是否可靠，卻也有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本文從藝術史研究的風格分析角度切入，藉由與近世出土的簡牘殘紙等可靠書跡的比較，確認所謂王羲之書風確有可能來自他的創造。並且，藉由晉、唐書法差異的比較，對傳世王羲之諸書法「墨本」加以檢驗，挑選出最可能從真跡響拓而來的第一等資料。

壹、前言

以中國書法發展史的角度來看，影響中國書法發展最大的書家當首推王羲之父子。自唐初太宗提倡王字後，中國書法千餘年的發展，無不是在崇拜二王書風及反對二王典範的兩極之間震盪。

王羲之書法真跡據信已無存世者；不過，相傳唐人臨寫、響拓的「墨本」仍有遺留，尤其後代的刻帖更為數眾多。不過，刻帖必須經過鉤摹、上石、刊刻諸過程，失真較多；並且許多刻帖經歷代輾轉相摹，走失更甚。因此，傳世所謂唐人臨寫或響拓的「墨本」，更是值得寶重，成為了解右軍書法的最佳途徑。「墨本」之中，臨寫必然滲入後人筆法；相較之下，唐代鉤摩極精的響拓「摹本」，尤為目前最能夠探討右軍書風的第一手資料。

但是，傳世之王羲之「墨本」是否可靠，甚至世傳之所謂王字風格是否真是右軍的創造？卻有學者提出質疑。

本文擬從藝術史研究的風格分析角度切入，藉由與近世出土的簡牘殘紙等可靠書跡的比較，確認所謂王羲之書風是否確係來自他的創造？如果成立，並進一步分析晉、唐書法的差異，從而對傳世王羲之諸書法「墨本」加以檢驗，挑選出最可能從真跡響拓而來的第一等資料，俾有益於還原書法史之真相。


上圖：王羲之像

貳、風格分析與書法鑑定

風格分析是研究藝術史發展的一個有力方法。一種風格的形成與時代、地域及個人都有相當大的關係，藝術史學家沃夫林（Heinrich,Wölffin）將之分為時代風格、民族風格與個人風格。三者之中，時代風格與民族風格是與固有因素的傳承有關；也就是說，一個藝術家的創作風格不可能完全脫離時代的制約。至於個人風格，則屬於藝術家的個人創見；對於一位劃時代的「大師」，是有可能開拓出新的境界，而為後人所仿傚的。結合三者，我們可以這樣說：即使是一位劃時代的「大師」，他的創作也不可能完全脫離時代及民族的制約；在時代的制約下，他開拓出新的境界，這個新境界將成為另一個固有因素，為其後的藝術家所傳承，形成新的時代風格與民族風格。藝術史正是在這樣的一個傳承與創新的交替中逐步發展的。

基於這藝術發展的特性，如果能充分研究風格演進的軌跡，將有助於作品的斷代，甚至作為真偽判斷的依據。不過，研究風格的發展，所取樣標本的真偽是絕對的因素，稍有差池將導致全盤的錯誤。

這種風格分析的方法是否適合於中國書法的研究呢？從整個書法的發展史來觀察，篆、隸、楷書的主體演進序列脈絡清晰；即使是後人書寫前期字體，如「秦篆」與「清篆」，「漢隸」、「唐隸」與「清隸」，也確實有顯著的不同。不過，中國書法學習注重臨摹前人作品，尤其唐太宗之後二王書法成為典範，是否會影響風格分析的應用呢？當然是可能的。不過，不同時代的人，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藝術承傳基礎上也有不同的積累，絕對會產生差異的；只是，就中國書法的研究而言，需要更加細緻的體察而已。

當然，風格分析的方法也有其限制。其一，年代越早，足供研究的可信標本越少，所能分析出來的風格演變當更粗略。其二，時代相當，所承傳的文化積累相近，其差異也就愈小；尤其，許多「大師」的風格在當時已為多數人所仿傚，其可以判別的差距有些是相當細微的。其三，一個新風格誕生後，絕不會立即被所有人接受而產生全面的影響，舊有風格必當持續一段不算短的時間而並存著。因此，風格分析的方法對較大的一個階段的斷代絕對有其可信度，即使在學習模式最為特殊的中國書法亦然。但是，若要針對個別作家作品的鑑定，則有其限制，尤其年代越古難度越高。

基於以上這些限制，本文目標第一在判斷傳統所認定的王羲之風格是否可能存在於東晉時期，還是如部分學者所認為的只是「梁陳以後體」。其次則是對傳世「墨本」加以鑑別，希望能區分出何者為唐代以前的右軍風格作品，何者為唐代或更後時期的臨本。


上圖：王羲之像

參、學者對傳世王羲之書法的質疑

一、相關學者質疑的說法

對於王羲之書法，尤其是〈蘭亭序〉的真偽問題，曾引起多次的爭辯。

唐代李白詩句：「蘭亭雄筆安足誇！」「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可能是對當時一意以羲之為典範，喪失自我風格的不滿的表白。不過也有學者認為是「點破了王右軍書多偽跡」（註：1）的證據。

清乾隆時期阮元的「南北書派論」及「北碑南帖論」提出後，引發了書法發展史的一次巨大變革，糾正了唐、宋，尤其是元、明以來學書必晉、必羲之的偏執。這種風氣，加上對與王羲之年代相當的大量碑版的認識，部分學者對王羲之書法提出了質疑的看法。大致說來，對王羲之書法，尤其是〈蘭亭序〉的真偽問題的論辯，曾有以下幾個階段或高峰期：

(一) 清代學者對王羲之書法的質疑

1. 趙魏先生（清乾隆年間）的看法

其說見汪中跋自藏〈定武蘭亭〉（註：2）：

吾友趙文學魏、江編修德量，皆深於金石之學。文學語編修云：「南北朝至初唐，碑刻之存於世者往往有隸書遺意。至開元以後始存乎今體。右軍雖變隸書，不應古法盡亡。今行世諸刻，若非唐人臨本，則傳摹失真也。」

2. 李文田先生（清末）的看法

李文田先生不但從書法的觀點對右軍書法質疑，也針對〈蘭亭序〉內文與南朝梁劉孝標注《世說新語》所引的〈臨河序〉不同提出看法。其有關書法風格部分的質疑如下（註：3）：

……第鄙意以為：「定武石刻」未必晉人書，以今所見晉碑，皆未能有此一種筆意；此南朝梁陳以後之跡也。……且古稱右軍善書，曰「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曰「銀鉤鐵畫」，故世無右軍書則已，茍或有之，必其與〈爨寶子〉、〈爨龍顏〉相近而後可。以東晉前書，與漢魏隸書相似。時代為之，不得作梁陳以後體也。然則〈定武〉雖佳，蓋足以與昭陵諸碑伯仲而已，隋唐間之佳書，不必右軍筆也。……

(二) 民初學者對王羲之書法的質疑（註：4）

1. 姚華先生跋〈廣武將軍張產碑〉

於爨寶子見古隸之結局，於張產碑見今隸（註：指楷書）之開宗，古今書法變遷，關鍵於此。覃溪號精鑒，曾不之睹，而畢生俯首〈蘭亭〉，何耶？

2. 繆荃孫先生《藝風堂考藏金石目》

正書始於齊梁之間，吳時未嘗有此。法帖中鍾繇、索靖，皆唐人偽造，何足信哉！

3. 楊守敬先生《楷法溯源》

集帖所載鍾王楷書，皆唐以後撫拓，無分隸遺意，不足為據。

4. 張伯英先生跋〈爨龍顏碑〉

今隸起於漢魏之間，而魏晉碑碣，純為分書法帖，鍾王楷則難可憑信，正書鼻祖當屬此碑。

(三) 1965 年郭沫若的〈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之後

此文發表於《文物》1965 年6 期，在清末李文田先生的論證基礎下，以南京地區新出土的與王羲之有密切關係的王興之、謝鯤等人的墓誌的書法進一步否定王羲之書〈蘭亭序〉的可能性。此文一出，再次引起了學術界熱烈的討論，多數贊成郭沫若先生的意見，也有持相反的看法。從當時的論辯人數及所持觀點來看，支持〈蘭亭序〉為偽的看法明顯佔了上風。但是，從全盤否定王羲之書跡到根據出土兩晉文書尺牘而予以部份的肯定，似乎又出現了一些轉折！


上圖：王羲之像

二、「質疑觀點」的價值、侷限性及未來可能的開展

總結歷來學者對王羲之書法質疑的觀點，以書法風格問題切入者，即以類今所謂「風格分析」的方法，認為世傳所謂王羲之諸帖，皆與當時南、北碑誌書法不同而提出否定。這種批判態度是相當科學而可取的；不過，由於當時所能根據的均為碑刻，是否與平常書寫字體必然一致呢？受限於當時資料，制約了分析的全面性，殊為可惜！

民國初年，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就已經出土了不少的漢、晉木簡。其後，戰國帛書、竹簡的相繼出土，都為研究古代書法發展開闢了新的契機。出土相當於王羲之活動年代前後的晉代簡牘殘紙以樓蘭地區的資料最為豐富，隸、楷、行、草諸體皆備，與碑刻相較顯然呈現了更多元的面貌。這是一個時代轉捩點的必然現象；古文獻載當時書家多兼善數體，正是這種現象的反映。比較晉代簡牘殘紙與傳世所謂王羲之諸帖，對王羲之書法的探討又有了一線生機。

1996 年，長沙走馬樓十餘萬枚三國時期吳簡的發現（註：5），又為探討當時的書法風格帶來了更多的資料。雖然，這些年代均較王羲之為早，僅能作為「前王羲之時期」的研究資料。不過，在與北地的樓蘭簡牘殘紙比較之後，可以肯定當時南、北兩地書法風格的差異不大，佐證以樓蘭簡牘殘紙對比於東晉書法發展比較的可行性。


上圖：王羲之像

肆、從出土簡牘看「前王羲之時期」的書法字體發展

與研究王羲之書法有關的字體當是隸、章草、楷、行、草諸體，它們是如何演變的？各階段的特徵如何？都對研究王羲之的書風有極重要的參考價值。以下就以出土的漢、晉簡牘殘紙為依據，對此一進展過程作一初步的考察：

一、漢代「草體」的發展─「楷書」及「草書」的誕生

草書與草體是兩個相關但又不盡相同的概念。草體相對正體而言，是正體字的潦草快寫。……草體字出於實用需要，沒有嚴格的規範，書寫隨意，點畫和結體因人而異，因時而異，變化的彈性範圍很大，根據不同的潦草程度可以分為若干等級，以今草為例，就有行楷、行書、行草、草書和狂草的區別，而一般說來，人們習慣把草體分為行書和草書兩大類。草體是種概念，行書和草書為屬概念，草書只是草體中比較簡約便易的部分。（註：6）

基於以上「草體」之概念及本文探討解說之方便，擬將通行於漢隸時代的草體分為「隸行」和「隸草（註：7）」兩類。可以肯定的是，「隸草」是由「隸行」進一步損簡而來，其中必然有一段比較曖昧模糊的發展過程，所以要以二分法截然劃分是不可能辦得到的。

從對出土的漢代簡牘的普遍觀察，筆者以為漢代草體後來分兩路發展，一為從「隸行」到後來的正體字「楷書」，另一則為「隸草」到「今草」的演變：

(一) 從「隸行」到「楷書」

先秦時代的草體相當幼稚，潦草程度不大，沒有再加區分的可能和必要。秦始皇時把它叫做隸書，隸書就是當時的草體。（註：8）

筆者同意以上的看法。從出土書跡來看，先秦時代並沒有發展出比較嚴格定義的「草書」，而只是省易其結體、運筆，就形成了後來所謂「隸書」的早期形式（註：9），即部分學者所稱的「古隸」。可能由於毛筆形式的改變（註：10），早期運筆向右順勢開展送出的尖狀收尾逐漸加重，就形成了所謂「隸書」或「分書」的捺筆特徵─「雁尾」；同時，由於對捺筆的誇張，字形也明顯向左右舒展，成就了「隸書」的另一特色（註：11）。

同樣的，從「隸書」到「楷書」，其中介也是經由草體當中的「隸行」來達成轉化。「隸行」的發展應是銜接先秦的草體「古隸」一路下來，而與當時的正體字──「隸書」相輔相成並行發展。以出土漢簡來看，真正的「隸書」（分書）作品不多，其「最典型並且量最多的是〈倉頡篇〉和〈急就篇〉」，「具有字帖作用」（註：12）。可見，實用上對草體的需求是一直存在的。

與「隸書」相應的草體─「隸行」，在早期自然會受到「隸書」的影響而有較多較重的捺筆。不過，後來由於書寫速度的需求，捺筆越用越少；並且，為了接續下一筆劃的起筆，遂順勢一頓而收，於是楷法的橫畫收尾就逐漸形成了。東漢和帝時期（89-105A.D.）的〈永元兵物簿〉（註：13）當中，捺筆使用已經不多，並且已經出現許多相當類似楷書的橫畫了。到了西晉泰始五年（269A.D.）的紀年簡（註：14），雖然還保留了少許的隸書筆意，但就橫畫及字形、結構等特徵來看，都已經具備了楷書的規模。並且，我們還可以發現此一類型的字體竟然不容易找到與「隸書」或「楷書」的捺筆相近的筆畫。

(二) 從「隸草」到「草書」

「隸草」也是從「隸行」發展而來，其特徵是除了書寫更快，更潦草之外，還出現了有一定規則的損簡筆劃及更動筆順的現象。

西漢元帝永光元年（43B.C.）〈觻得守左尉過所〉簡（註：15），從筆劃的損簡及連屬運筆方式來看，都已經粗具草書規模。相傳元帝時史游作草，年代與此相當，或非空穴來風。新莽天鳳三年的〈王駿幕府檔案〉簡（註：16），用筆規範精練，偶飾波磔，應即是所謂的「章草」作品。同屬新莽時期的還有〈致尉曹吏書〉簡（註：17），無論點畫、結體或章法，都與傳為陸機的〈平復帖〉若合一契。新莽時期的「隸草」簡牘還有〈劾守塞尉黨狀〉、〈致丘君書〉、〈爰書誤死馬駒冊〉（註：18）等，顯見當時已經相當普遍。

到了樓蘭出土的晉簡，我們可以看到草書都已經沒有了「章草」特徵的捺筆。草書簡當中，有一件習字簡有泰始四年（268A.D.）的年號（註：19）；所以，可以肯定西晉初年「今草」也已經誕生了。


上圖：王羲之像

二、西晉時期「行楷」及「草書」的特徵

前面所舉有紀年的〈泰始五年簡〉及〈泰始四年簡〉，其年代早於王羲之出生約四十年，是相當有價值的研究標本。

(一) 行楷

目前出土的晉簡中還沒有見到能明確地歸為「楷書」或「行書」的作品。〈泰始五年簡〉以現今的標準來看，可以被視作「行楷」。今以〈泰始五年簡〉並相近的其它數簡觀察（註：20），此時行楷的特徵有如下數點：

1. 用筆單純，較少後來的明顯提按動作。

2. 相當於成熟楷書左豎畫的筆畫，此時多仍如隸書向左挑出。

3. 永字八法中的「趯」（帶鉤的筆畫）法還很少見到。成熟楷書中豎畫帶左鉤者，此時仍然使用隸書向左挑出的作法。至於橫或斜畫帶上鉤者，或略如隸書的雁尾，或直接收筆結束。

4. 永字八法中的「磔」法（捺筆）也還沒有出現；或以橫畫代之，或斜下直接收筆。

5. 橫豎畫轉折處的折筆多圓轉折下，少見提筆再按的寫法。

(二) 草書

從〈泰始四年簡〉並與其相近的其它數簡觀察（註：21），此時草書的特徵除用筆較為單純，提按頓挫的變化及點畫形態不如後來豐富外，大致都已經發展成熟。


上圖：萬歲通天帖（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上圖：萬歲通天帖（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上圖：萬歲通天帖（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上圖：萬歲通天帖（局部）（遼寧省博物館藏）

伍、唐摹《萬歲通天帖》的價值

一、《萬歲通天帖》的來歷

唐摹與王羲之有關的字帖，其來歷最為確鑿者當屬此帖。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卷六載竇蒙注其兄竇臮的〈述書賦〉云（註：22）：

則天皇后沛國武氏，士彠女。臨朝稱尊號曰大周金輪皇帝。時鳳閣侍郎石泉王公方慶，即晉朝丞相導十世孫。有累代祖父書跡，保傳於家，凡二十八人，輯成一十一卷。后墨制問方慶，方慶因而獻焉。后不欲奪志，遂盡模寫留內，其本加寶飾錦繢，歸還王氏，人到于今稱之。右史崔融撰〈王氏寶章集序〉，具紀其事。

《法書要錄》卷四又載〈唐朝敘書錄〉（註：23）：

神功元年五月，上謂鳳閣侍郎王方慶曰：「卿家多書，合有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再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貞觀十二年，太宗購求，先臣並以進訖，唯有一卷見在。今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綽、六代祖仲寶、五帶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已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並進。上御武成殿示群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敘其事，復以集賜方慶，當時舉朝以為榮也。」

《萬歲通天帖》現藏遼寧省博物館，存七人十帖，卷尾有「萬歲通天二年四月三日銀青光祿大夫行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上柱國琅邪縣開國男臣王方慶進」的原跡簽名。按「神功元年」即「萬歲通天二年」（註：24），可見這正是當年武則天命人摹寫留內的本子。

王方慶為羲之從伯王導之後，家傳書跡的可信度當然很高。此帖又是「留內」的摹本，摹拓精工當亦不在話下。因此，欲探討王羲之及其後的王家諸代的書法風格，這是絕對不可不探討的重要資料。


上圖：萬歲通天帖第一帖．姨母帖（遼寧省博物館藏）

二、〈姨母帖〉的可信度

王羲之〈姨母帖〉（註：25）為唐摹《萬歲通天帖》的第一帖，其書法風格樸厚而多隸意，較少遒美俊逸之姿，故有論者認為是右軍早期書法面目。〈姨母帖〉是否合於當時的書法風格，是我們探討王羲之書風首先必須加以驗證的。

〈姨母帖〉的字體介於楷、行之間，與〈泰始五年簡〉及樓蘭出土的〈九月十一日〉殘紙（註：26）等都有許相通之處（圖1）：



1. 用筆單純，較少提按動作，以致筆畫均勻，粗細反差不大，確實與當時的用筆相通。以起頭的「十一月十三日」幾字來看，樓蘭〈九月十一日〉殘紙的「九月十一日」極為近似。

2. 趯鉤雖已有數字略見其雛形，但有些如「摧」字的手部的豎劃，「剝」字的右側刀旁，以及第二個「羲」字的戈處上挑等，都還保留著西晉簡牘常見的如隸書向左挑出的作法，或以直接收筆來結束。

3. 永字八法中的「磔」法還沒有出現，如「之」、「哀」、「遘」等字的捺筆以橫出或斜下直接收筆，完全與晉簡所見相同。

4. 橫豎畫轉折處的折筆均圓轉直接折下，未見提筆再重按的寫法，也與晉簡完全相同。

5. 部分有草書結體或用筆的字，如「頓」、「首」、「奈」、「何」、「慘」等字，也都用筆拙樸，一派晉代風貌。

從上述這些特徵來看，〈姨母帖〉是完全符合晉代的時代風格的。再加上帖上署名、出處可信、摹拓精工、流傳有緒等諸多要素，絕對可以相信它所根據的母本是右軍真蹟。


上圖：王羲之．初月帖（萬歲通天帖第二帖）（遼寧省博物館藏）

三、〈初月帖〉的探討

〈姨母帖〉既然可靠，那麼出處相同的〈初月帖〉（註：27）顯然也有其可信度了！

〈初月帖〉是草書，其筆法似乎比多數的樓蘭西晉簡牘成熟些；不過，樓蘭也有件〈雖未談〉的晉代殘紙（註：28）可以相比較，確有許多共通之處。如第二行的「報」字與〈雖未談〉殘紙第五行的「服」字，從左邊最後帶筆以迄右邊全部完成的結體、用筆等，都極為相似。如第三行的「行」字右半的轉折及下撇，也與〈雖未談〉殘紙第六行的兩個「聞」字的最後一筆寫法類似。（圖2）



所以，〈初月帖〉的基礎也是合於當時的時代風格的。不過，〈初月帖〉也已經在時代風格之外出現了許多超越的因素，如字形在欹側間講求平衡，布局注重參差錯落的韻致，運筆更講究有疾澀遲速的變化等。這些追求，在〈姨母帖〉已可見其端倪，而〈初月帖〉則更成熟了。王羲之之所以為王羲之，必然在於個人風格有突出之處，並能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初月帖〉的成就，已經可以證明他足以作為一代大師的典範地位了。

四、王徽之〈新月帖〉及王獻之〈廿九日帖〉的參考價值

《萬歲通天帖》中〈姨母帖〉及〈初月帖〉的值得信賴，足以證明王方慶所進呈的其它王家歷代書蹟也絕對是可靠的。這之中最值得注意的有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新月帖〉（註：29）及第七子王獻之的〈廿九日帖〉（註：30），都是以楷書為主的作品，可以作為瞭解王羲之成熟後的楷書風貌的參考。另外，南齊王僧虔的〈王琰帖〉（註：31）也是可貴的資料，可以看出從東晉到唐代之間楷書轉變的軌跡。

文獻載王獻之以草書另闢蹊徑，其楷書則未聞有任何超越之處。因此，〈廿九日帖〉應可反映王羲之的部分楷書風貌。徽之〈新月帖〉的楷書部分與獻之〈廿九日帖〉無論在用筆、結體，也都如出一轍，更可說明這種推斷應不致有太大問題。

比較此二帖的楷書與樓蘭西晉簡牘的差異，確實有著明顯的開展：

1. 用筆的提按頓挫已經受到重視。例如橫畫，首尾較粗，中間較細，一筆之中蘊含了更多的姿態變化。

2. 豎畫的寫法已經定型，「懸針」、「垂露」的收筆形式都與唐楷無異。

3. 趯法、磔法也已發展成熟，完全不同於西晉簡牘的表現方式。

4. 橫豎畫轉折處已多提筆重按，形成肩部略為向上拱起的姿態。

從以上幾點來看，所謂「永字八法」已經發展完成；徽之和獻之的楷書是更接近於唐楷而與西晉簡牘有了較大的差異。不過，徽、獻之的楷書趨扁形，行筆較自然，比較唐楷的長體、刻劃等，仍然是有風格上區別的。

陸、唐代行草的特徵

王羲之傳世「墨本」以行、草書體為主。要檢驗諸帖的可信度，有必要對具關鍵地位的唐代行、草風格加以瞭解，並與羲之的〈初月帖〉比較，藉以有效地區別其間的主要差異。

一、敦煌藏經洞唐臨王帖與〈初月帖〉的比較

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唐人所臨〈瞻近帖〉、〈龍保帖〉、〈旃罽帖〉應該是最好的比較資料。其一，臨本時代明確，無後代偽仿之虞；其二，三帖均臨自羲之名帖，非為強調個人風格之作。因此，晉、唐「時代風格」的差異，很容易在這三帖臨本中自然流露。詳加考察，筆者以為它們之間的主要差異有如下數端：

1.〈初月帖〉起筆藏鋒蘊藉，精氣內涵。唐臨本則起筆草率，露鋒較多。

2.〈初月帖〉行筆多中鋒，以按為主，以提為輔，故筆畫沉著。唐臨本以提為主，時見側鋒，顯得比較單薄。

3.〈初月帖〉的不同點畫相連之處多重新起筆，所以輕重變化較大，頓挫之跡較多。唐臨本對此則往往一折而過，缺乏疾澀遲速的強烈對比。

4.〈初月帖〉筆畫相連之游絲係自然形成於中鋒提按行走之間，沉著有力且富於變化。唐臨本則多運指掠過，常見柔弱之筆。


上圖：懷素．苦筍帖（上海博物館藏）

二、懷素傳世墨蹟

(一) 〈苦筍帖〉的書法特徵

〈苦筍帖〉（註：32）是目前最無爭議的懷素傳世墨蹟，瀟灑超逸，無狂怪習氣，為法二王書風之作。與〈初月帖〉相較，其最大差異在不同點畫相連之處多未重新起筆，往往一折而過，故其輕重變化也較少些。另外，字與字間的連屬較多，整體氣質更為瀟灑而意氣風發。不過，由於懷素是公認大家，此帖並無「敦煌唐臨王帖」的起筆草率、缺乏疾澀變化，以及游絲柔弱的缺點。整體而言，懷素此帖較〈初月帖〉有更大的發展。

值得注意的是此帖與王獻之之間的關聯。唐張懷瓘在《六體書論》及《書斷》二書中，評王獻之的書風：

子敬不能純一，或行草雜揉，便者則神會之間，其鋒不可當也，宏逸遒健，過於家尊。（註：33）

若逸氣縱橫，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雖諸家之法悉殊，而子敬最為遒拔。

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執行草之權；父之靈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獨絕也。（註：34）

另外，唐太宗雖然不喜獻之，對其多有批評，但亦透露了一些他的字形特徵：

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蹤拘束，若嚴家之餓隸。（註：35）

從張懷瓘所說的「宏逸遒健」、「逸氣縱橫」、「神俊」等氣質特徵，以及唐太宗的「字勢疏瘦」、「筆蹤拘束」等字形風貌來看，傳世的獻之墨蹟〈鴨頭丸帖〉（註：36）值得注意。獻之書法面貌由於可以比對的墨蹟資料太少而難以深入探討，不過〈鴨頭丸帖〉的書法是合於張懷瓘及唐太宗的描述的。並且，此帖的書法水平絕對可以進入「大家」之林，所以它是獻之真蹟的可能性是相當高的。

比較〈苦筍帖〉與〈鴨頭丸帖〉，筆法特徵相當接近。至於結體及布局，則以〈苦筍帖〉的變化較大，無所謂「筆蹤拘束」之病。可能，懷素此帖已兼二王之所長，跨入了另外一個新的境界。

所以，前面所比較的〈苦筍帖〉與〈初月帖〉的差異，可能也正是二王之間的差異。如此一來，王羲之的用筆特質──「不同點畫相連之處重新起筆」、「輕重變化較大」等，又可以縮短其年代判斷的範圍了。

(二) 〈論書帖〉的書法特徵

〈論書帖〉（註：37）是否懷素真蹟的爭議較多（註：38）。不過，字字規法二王，並且其年代絕對不會在唐代之前；所以，以之作為與羲之書風比較的標本還是有相當價值的。

此帖書法水平雖遠不及〈苦筍帖〉，但深具唐代法度，且其結體、用筆等都在「敦煌唐臨王帖」，甚至相傳為孫過庭所書的〈書譜序〉之上。與〈初月帖〉相較，其特徵差異與〈苦筍帖〉大致相同。


上圖：唐．孫過庭．書譜序（局部）（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三、孫過庭〈書譜序〉

唐張懷瓘《書斷》卷下稱孫過庭「博雅有文章，草書憲章二王，工於用筆，俊拔剛斷，尚異好奇。（註：39）」

傳世的孫過庭墨蹟〈書譜序〉（註：40），一般均認定為其真蹟。宋代米芾《書史》評此帖，認為「甚有右軍法，……凡唐草得二王法，無出其右。（註：41）」的確，此帖書法對王羲之的「不同點畫相連之處重新起筆」及「輕重變化較大」等特徵的體認確實較深，並且刻意表現。不過，起筆輕率露鋒，游絲柔弱飄浮，運筆急促輕滑，似乎水平並不甚高。從此帖我們可以看到王羲之書法的特點，也可以看到唐代一般書家的毛病。

柒、王羲之傳世書法墨本的檢驗

從以上對〈姨母帖〉、〈初月帖〉的探討，並瞭解唐代行草書法的一般特徵之後，筆者以為王羲之作品的特點有如下幾大要項：

1. 起筆藏鋒蘊藉，精氣內涵。

2. 行筆以按為主，以提為輔，筆畫沉著。

3. 不同點畫相連之處多重新起筆，所以輕重變化較大，頓挫之跡較多。

4. 筆畫相連之游絲沉著有力且富於變化。

5. 字形在欹側間講求平衡，布局注重參差錯落的韻致，運筆講究疾澀遲速的變化。

下面我們就以這些標準試著對王羲之傳世書法墨本來作分析；並且，隨著分析樣本的增加，也適時開展新的認知而逐步拓展下去：


上圖：行穰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

一、行穰帖

紙本，縱24.4 厘米；二行，十五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藏（註：42）。

此帖筆畫厚實，不顯鋒棱，與〈姨母帖〉有相近之處。與樓蘭晉簡如〈豐量〉、〈從胡當散〉、〈當告部曲〉（註：43）等也可比較。另外，第一行末的「人還」二字、第二行的「不」字，與〈初月帖〉第三行的「人不」二字、第五行的「遠」字、第七行的「不」字，無論用筆、結體都極為近似。（圖3）



因此，此帖應該也是可以信賴的；其年代可能介於〈姨母帖〉與〈初月帖〉之間，算是比較早期的作品。

二、頻有哀禍‧孔侍中帖


上圖：頻有哀禍帖（日本東京前田育德會藏）

(一) 〈頻有哀禍帖〉

紙本，縱26.9 厘米；三行，二十字；日本東京前田育德會藏（註：44）。

此帖完全能夠符合筆者所分析的王羲之行草特徵。與〈初月帖〉比較，〈頻有哀禍帖〉第二行「勝」字的右下部與〈初月帖〉第六行「悴」字的右邊在用筆特徵上頗為相似（圖4）。所以此帖也應該可以認定是羲之的作品。



不過，此帖較〈初月帖〉又有進一步的發展，如用筆的輕重起伏變化及布局的參差錯落韻致等，都明顯較優。另外，我們還可以看到一些新的特徵：

1.〈初月帖〉結體圓轉「外拓」，此帖則多「內擫」之姿，顯得更為挺拔。

2.〈初月帖〉一筆之中的變化較小，有如棍棒。此帖則講求筆畫之中的微妙變化，具俯仰向背之姿。

3. 細筆的運用與強調，使得布局的虛實變化更為豐富；如第二行的「不」字及第三行的「省」字。


上圖：孔侍中帖（日本東京前田育德會藏）

(二) 〈孔侍中帖〉

紙本；六行，四十二字（註：45）；與前述〈頻有哀禍帖〉並為一紙。

〈孔侍中帖〉後半「憂懸……羲之報」的書法特徵與〈頻有哀禍帖〉同一風貌，所以應該也是可以信賴的作品。帖之前半，有許多接近楷書用筆的字，可以作為瞭解羲之楷書特徵的橋樑。

〈頻有哀禍帖〉此卷與下述的〈喪亂帖〉卷都有日本神武天皇的「延歷敕定」朱文御璽，一般均肯定為可以信賴的唐代摹本。


上圖：喪亂帖（日本宮內廳藏）

三、喪亂．二謝．得示帖

紙本，縱28.7 厘米。〈喪亂帖〉八行，六十二字；〈二謝帖〉五行，三十六字；〈得示帖〉四行，三十二字。三帖同摹於一紙，目前收藏於日本皇室（註：46）。


上圖：二謝帖（日本宮內廳藏）

上圖：得示帖（日本宮內廳藏）

此三帖同摹於一紙，書法風格也相似。〈喪亂帖〉的「感」、「羲之」等字，與〈頻有哀禍帖〉卷的同字極為類似。〈得示帖〉的「不欲」與〈頻有哀禍帖〉的「不能」，其「不」字結體，以及與下一字的游絲牽引之跡，完全可以相信是同一人的手筆。（圖5）



三帖的「內擫」姿態及細筆的運用與強調，比較〈頻有哀禍帖〉卷又更進一步，而且更為巧妙，其書寫年代可能又更晚些。另外，在〈喪亂帖〉卷中我們可以看到很多較前更為細膩的「不同點畫相連處重新起筆」特徵，如「奈何」、「獲」、「不知」、「想邵」、「當試」、「猶」、「吾亦劣」等字的轉換之跡。其中〈得示帖〉的「猶」字的第一、二筆間的從撇到豎筆的轉換當中，出現了一個多餘的三角點（圖6），是換筆重新起勢的痕跡，更是妙不可言。這種細膩而獨特的換筆動作，在傳世歷代各名家書跡中皆未見到。



19 世紀義大利的莫雷利（ Morelli,Giovanni）是第一位將鑒定學加以正規化和合理化的學者，他以醫生和比較解剖學專家的背景，主張對作品中人像的細節進行詳細的檢查。他認為這些細節更少需要藝術家的力氣和思想，因而最少為藝術家所自覺，自然也更能反映出藝術家的個人特徵。筆者認為這種觀點也能應用於書法的鑒定上，也就是說每位書法家都多少有其獨特而非自覺控制的行筆方式，如果能分辨出這些細部特徵，當有助於對書跡作者的鑑別。

如上所述在兩筆轉換當中出現的多餘三角點，目前僅發現在相傳為王羲之墨跡的「摹本」上，而在臨本或其他書家的作品上都未發現，應是王羲之運筆的獨特手法，並可作為鑒定的重要參考要素。


上圖：王羲之．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四、平安．何如．奉橘帖

此三帖亦同摹於一紙，目前收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紙本，縱24.7 厘米。〈平安帖〉四行，二十七字；〈何如帖〉三行，二十七字；〈奉橘帖〉二行，十二字（註：47）。

三帖中，〈平安帖〉與前述的〈二謝帖〉風格相當，用筆也完全相同。

〈何如帖〉及〈奉橘帖〉的文意可連屬，字形亦相同，可能為一帖。此二帖全以細筆行楷來寫，與前述諸帖的作風不同；不過，觀察其運筆使轉，游絲牽連的細膩變化，與它帖之細筆字完全同調。

所以，〈平安帖〉卷的三帖也完全可以認定是羲之手筆，其書寫年代與〈二謝帖〉大致相當。


上圖：王羲之．遠宦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五、遠宦帖

紙本，縱24.8 厘米；六行，五十三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註：48）。

此帖純以草書書寫，被唐太宗收入《十七帖》中作為學習草書的範本。敦煌藏經洞發現的唐人所臨的〈瞻近帖〉、〈龍保帖〉、〈旃罽帖〉也都在《十七帖》中，足見其影響之大。

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遠宦帖〉摹本，其結體及運筆使轉、游絲牽連等也都與前述諸帖相通，應有其可信度。其中，第五行最末的「安」字也出現了如〈得示帖〉「猶」字的轉換筆的三角點（圖6），更是王羲之的獨特作法。不過，此摹本似乎有較多不自然之處，可能係摹手較差，或是由摹本再摹所致。


上圖：妹至帖（日本私人藏）

六、妹至帖

紙本，二行，十七字（註：49）；日本中村富次郎收藏。

此帖藏中村富次郎家，1973 年經東京國立博物館小松茂新等專家以之與〈喪亂帖〉、〈孔侍中帖〉等比較，根據紙質、筆勢等特點，斷定為唐摹的王羲之書蹟（註：50）。

〈妹至帖〉並無名款，歷代也無著錄，不過從書法特徵來看，確有可能是王羲之的作品。此帖用筆圓轉外拓，較近於〈行穰帖〉，而細膩的的結體及細字的使用，又有〈二謝帖〉的風貌。因此，年代可能在二者之間。


上圖：王羲之．快雪時晴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七、快雪時晴帖

麻紙本，縱23 厘米；四行，二十八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註：51）。

此帖甚為著名，為乾隆「三希」之一。不過，結體雖有羲之風貌，但用筆及行筆的變化等，卻頗不相類。尤其，首行「頓首」的最末連續轉折頗有不知所云之感，而次行的「果為」的連屬游絲過於鈍拙，顯然都有極大問題。細觀墨色變化，此帖似非「雙鉤填廓」本，而較近於用筆直書；可能，它是一件不錯的臨本，也可能是覆於真蹟或摹本之上的鉤臨之本。


上圖：寒切帖（天津藝術博物院藏）

八、寒切帖

麻紙本，縱26 厘米；五行，五十一字；天津市藝術博物院藏（註：52）。

此帖結體近於〈遠宦帖〉，有羲之風貌。不過，起筆露鋒，行筆、收筆皆不自然，且墨色單一而無遲速變化，可能是摹自刻帖的本子，與原跡有較大的差距。


上圖：游目帖（日本二玄社復原圖）

九、游目帖

紙本，十一行，一百又二字；二次大戰時毀於火（註：53）。

此墨本書法起筆無力，行筆單調，應該是唐或以後的臨本。〈游目帖〉亦《十七帖》中的一帖，但此墨蹟本與《十七帖》刻本的差異頗大，也可證明絕非其祖本。


上圖：七月．都下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十、七月．都下帖

紙本，縱27.7 厘米；五行，四十五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註：54）。

此墨本書法流逸，但起筆及用筆、轉折等都與王書特徵不同，當也是唐或以後的臨本。


上圖：上虞帖（上海博物館藏）

十一、上虞帖

麻紙本，縱23 厘米；七行，五十八字；上海市博物館藏（註：55）。

此墨本在1970 年左右為上海博物館所發現，據稱其為「北宋內府舊藏，至今尚保存原裝。」「除宋徽宗的題簽和印之外，在帖的前後上角尚有墨印半印，……是南唐的『集賢院御書印』，上述的『政和』印，正壓在此墨印之上，帖的後下角，並有南唐的『內合同印』朱文大印。」（註：56）顯然是頗有來歷的古本。

不過，此本書法不但看不出王羲之的特徵，而且結體不穩，用筆怯弱，顯然大有問題。此帖也刻於《淳化閣帖》，但刻本書法似較此為佳。


上圖：此事帖

十二、此事帖

紙本，三行，二十字；曾藏張伯英處（註：57）。

此本據幅內所鈐印章及觀款，自宋以降流傳有緒，張伯英先生並認為是王羲之真蹟。不過，筆者認為此本字形惡劣，行筆流滑，可能是拙劣的臨本甚或是偽托者。


上圖：王羲之．大道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十三、大道帖

紙本，縱27.7 厘米；二行，十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註：58）。

筆畫連綿的所謂「一筆書」，在其它羲之書法中未見。此帖書法不差，用筆也與〈行穰帖〉有接近之處；不過，行筆較為粗略，缺少王羲之特有的細膩變化。清代孫承澤認為是米芾所臨，或有可能。


上圖：神龍本蘭亭集序（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十四、神龍本蘭亭帖

麻紙本，縱24.5 厘米；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北京故宮博物院藏（註：59）。

〈神龍本蘭亭帖〉據信是鉤摹自右軍〈蘭亭序〉真蹟的，其「毫鋩轉折，纖維備盡，下真蹟一等（註：60）」。近世啟功先生（註：61）、馬國權先生（註：62）、郭沫若先生（註：63）等都同意這個看法。

〈蘭亭序〉是右軍最著名的書蹟，對後世影響也最大，有「天下第一行書」之稱。不過，乾隆年間金石考據之學的大發展，有學者開始懷疑右軍書蹟，尤其是〈蘭亭序〉的真偽問題！這個爭辯一直到今天都還無法取得一致的結論。

以筆者前面認為可以信賴的王羲之書法作品的風格來檢視〈蘭亭序〉，確實問題頗大，全然不似一人手筆。不過，也不是沒有共通之處；如前面指出的王羲之獨特用筆──在點畫轉折之間換筆重新起勢的多餘三角點，在〈神龍本蘭亭帖〉中第十一行的「娛」、「可」二字也有發現（圖6）。這種特徵筆者目前沒有在任何其他書家的墨蹟中發現，即使是最可能的作偽者──智永的〈正草千字文〉墨蹟，最忠實的羲之傳人──孫過庭的〈書譜序〉墨蹟，也都沒有看到這種筆法。因此，絕不宜冒然否定〈蘭亭序〉為羲之作品的可能性。

郭沫若先生認為〈蘭亭序〉是智永所依托（註：64），史樹青先生更伸其意旨把蘭亭中若干字與智永〈正草千字文〉的相同字作了比較（註：65），而熊秉明先生也承認智永臨寫的可能（註：66）。確實，兩者相近之處是可以考慮出自同一人手筆的可能。但是，孰因孰果？假定〈蘭亭序〉確是右軍真蹟，而智永又肯定收藏過；那麼，由於極度的喜愛，遂以蘭亭此帖為畢生模仿的對象，以至於筆法及結體酷似，這種可能性不是沒有的。並且，〈正草千字文〉與〈蘭亭序〉之間還是有一些差異存在！

因此，主要的關鍵還是在於王羲之是否能夠寫出這類風格的字來。〈蘭亭序〉結體緊密，筆畫之間相互揖讓轉曲之處頗多，與羲之其它可信賴的行楷書蹟的疏朗結體有異。不過，值得信賴的《萬歲通天帖》中的王徽之〈新月帖〉及王獻之〈廿九日帖〉應該加以注意。兩帖都以行楷為主，其結體用筆與〈蘭亭序〉有相近之處；是否王羲之確有此一類型之書法，抑或兩人都受到了〈蘭亭序〉的影響，不是沒有可能的。如前所述，文獻記載未聞王獻之楷書有任何超越右軍之處，且與徽之面貌又如此相近；所以此二帖應可反映王羲之的部分楷書風貌。果如此，唐太宗所得到的〈蘭亭序〉是王羲之真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從王羲之其它諸帖觀察，都是用心之作，因此藏頭護尾、欹側平衡、參差錯落、疾澀遲速等，極盡美化之能事。〈蘭亭序〉或正如史傳，是無意之草稿，是醉後之神筆，故而起筆率意出鋒、字形歪斜、結體曲折盤繞，沒有參差錯落的布局，較少疾澀遲速的變化。所以，要評斷王羲之〈蘭亭序〉為偽蹟，除非有更確鑿無疑的證據，否則還是不宜妄加否定！


上圖：神龍本蘭亭集序（局部）（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捌、結語

透過「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的雙重思考與分析，王羲之書風存在於東晉時期是可以確定了。並且，透過王羲之筆法及結體、布局上的改革，開啟了後世書法的新風貌。王羲之所以成為萬世所尊的「書聖」，絕不僅只是唐太宗個人的喜好及推崇所致，他確實在書法的發展中開闢了新的道路，並且取得了飛躍的進展。

王羲之的書法風貌及特點，筆者在探討中已經逐一述及。為求整體性，綜合整理如下：

1. 起筆藏鋒蘊藉，精氣內涵。

2. 行筆以按為主，以提為輔，筆畫沉著並講求變化。

3. 不同點畫相連之處多重新起筆，所以輕重變化較大，頓挫之跡較多。

4. 筆畫相連之游絲沉著有力且富於轉折；部分游絲中間出現換筆重新起勢的多餘三角點，是其他書家尚未有發現的特點。

5. 字形在欹側間講求平衡，並注重上下字之間的揖讓效果。

6. 布局參差錯落，往往見粗筆及細筆字的穿插效果，但皆自然而富韻律感。

7. 行筆雍容大度，從容不迫；而運筆則講究疾澀遲速的變化，絕不板滯。

相傳王羲之所撰的《書論》，迄今書界都認為有可信之處，而其說法也確實能夠傳達出筆者所探討得到的王羲之書法特徵，如（註：67）：

夫書字貴平正安穩。先須用筆，有偃有仰，有欹有側有斜，或小或大，或長或短。

欲書先構筋力，然後裝束，必注意詳雅起發，綿密疏闊相間。

每作一點，必須懸手作之。或作一波，抑而後曳。

每作一字，須用數種意。……

作一字，橫豎相向；作一行，明媚相成。

第一須存筋藏鋒，滅跡隱端。用尖筆須落鋒混成，無使毫露浮怯，舉新筆爽爽若神，即不求於點畫瑕玷也。

若作一紙之書，須字字意別，勿使相同。

凡書貴乎沉靜，令意在筆前，字居心後，未作之始，結思成矣。

藉由以上探討出來的王羲之書法特徵，筆者對其傳世諸墨本已經有了初步的看法。大致說來，從可靠書蹟響拓而來且鉤摹精工的第一等資料有〈姨母帖〉、〈行穰帖〉、〈妹至帖〉、〈初月帖〉、〈頻有哀禍帖〉、〈孔侍中帖〉、〈喪亂帖〉、〈二謝帖〉、〈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原跡可靠但鉤摹略遜的有〈遠宦帖〉。至於著名的〈快雪時晴帖〉則可能是不錯的臨本，也還能傳達出原跡的部分
風貌。

其它如〈游目帖〉、〈七月帖〉、〈都下帖〉、〈上虞帖〉、〈大道帖〉等，則應該是唐代或更後的臨本，甚或有偽托的可能，都與羲之風貌有了較大的距離。至於〈此事帖〉，可能是拙劣的臨本，書法無足取者。

對於〈蘭亭序〉，筆者認為書法風格雖與它帖不盡相類，但其真本為王書真蹟的可能性還是相當大的。至少在目前沒有確鑿足供否定的資料之前，不宜妄下定論。


上圖：平安何如奉橘三帖（台北故宮博物院藏）

註釋

1 郭沫若：〈新疆出土的晉人寫本《三國志》殘卷〉，《蘭亭論辨》，臺北：華正書局，1988 年，頁6。

2 轉引自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蘭亭論辨》，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頁19。）

3 亦跋汪中藏〈定武蘭亭〉拓本，並自謂「予跋足以助趙文學之論」（轉引自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

4 轉引自于碩：〈〈蘭亭序〉並非鐵案〉，于碩：〈揭開〈蘭亭序帖〉迷信的外衣〉（《蘭亭論辨》，臺北：華正書局，1988 年。）

5 宋少華：〈大音希聲──淺談對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初步認識〉，《中國書法》1998 年1 期，頁7-10。

6 沃興華：〈早期草體書法史略〉，《中國書法全集5──秦漢簡牘帛書一》，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年，頁42。

7 一般稱隸書時代的草書為「章草」，其名稱之由來有多種可能：「1.因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有此體，故名。2.杜度善草，漢章帝詔使草書上事，因章奏所用而得名。3.因漢章帝所好，故名。4. 因漢章帝所創，故名。5.因此體損簡隸體，存字梗概，結構章明，故名。6.近代學者多以為與「章楷」、「章程書」之「章」字同義。」（梁披雲主編：《中國書法大辭典》，香港：書譜出版社，1984年，頁31。）是所有隸書時代的草書都稱「章草」，還是另有較為嚴格的定義，目前難有共識。為求學術上的嚴謹，此處暫稱開展於隸書時代，其字形與隸書有密切關係且有較多的損簡筆畫的書體為「隸草」。

8 同註6。

9 如雲夢睡虎地秦簡、臨沂銀雀山漢簡、長沙馬王堆漢簡等的字體。

10 目前出土的早期毛筆實物有戰國楚筆和西北地區的西漢筆。戰國楚筆的最重要特徵是將筆毛圍在筆桿四周，中間空虛，鋒毛較長。西漢筆則將筆毛夾塞在筆管中間，內部充實，並以硬毫為柱，外以副毫輔之。戰國楚筆鋒長中空，只能用前端極小的筆尖作字，所以自然形成了起筆稍粗，收筆處特尖的的形式。西漢筆鋒短充實，可以提按頓挫，使筆畫的輕重粗細變化容易控制。

11 從紀年簡牘來看，漢武帝大始三年簡已有極重的捺筆，並且字形左右舒展，可以說已經大致發展完成。至宣帝時期的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等年代的簡牘，則可以說已經是完全成熟的形式了。

12 沃興華：〈西北漢簡書法研究〉，《中國書法全集5──秦漢簡牘帛書一》，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 年，頁27。

13 沃興華主編：《中國書法全集5──秦漢簡牘帛書一》，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7 年，作品23。

14 《中國法書選10──木簡．竹簡．帛書》，日本東京： 二玄社，1990 年，樓蘭晉簡34。

15 同註13，作品22。

16 同註13，作品49。

17 同註13，作品25。

18 同註13，作品26、34、45。

19 同註14，樓蘭晉簡47。

20 同註14，樓蘭晉簡24、34、35、48。

21 同註14，樓蘭晉簡18-23、36-45。

22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年，頁199。

23 同前註，頁164、165。

24 「萬歲通天二年」九月改元為「神功元年」。（《中國歷史紀年表》，臺北：華世出版社，1978 年，頁89。）

25《中國法書選12──王羲之尺牘集（上)）》，日本東京：二玄社，1990 年，頁2-3。

26 張啟亞主編：《中國書法藝術──魏晉南北朝》，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年，頁128，圖版122。

27 同註25，頁30-31。

28 同註26，頁127，圖版122。

29《中國歷代書法墨蹟大觀──魏晉隋》，上海：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1987 年，頁76。

30 同前註，頁65。

31 同前註，頁78。

32 朱仲岳編：《唐名家墨跡大觀》，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2 年，頁111。

33《歷代書法論文選（上)）》，臺北：華正書局，1988年，頁194。

34 唐‧張彥遠：《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1984 年，頁236、156。

35 同註33，1988 年，頁109。

36 同註29，頁66。

37 同註32，頁135-137。

38 徐邦達：〈僧懷素《論書帖》辨偽〉，《書譜》52期，1983 年6 期，頁14-17。

39 同註33，頁185。

40《故宮法書第二輯──唐孫虔禮書譜序》，臺北：故宮博物院，1983 年。

41 轉引自《故宮法書第二輯──唐孫虔禮書譜序》（臺北：故宮博物院，1983 年，頁30。）

42 劉濤主編：《中國書法全集18──三國兩晉南北朝王羲之王獻之一》，北京：榮寶齋出版社，1991年，作品16。

43 同註14，樓蘭晉簡41、42、44。

44 同註42，作品18。

45 同註42，作品19。

46 同註42，作品20-22。

47 同註42，作品13-15。

48 同註42，作品12。

49 同註42，作品23。

50 書譜社編：《王羲之墨跡集》，香港：書譜出版社，頁53。

51 同註42，作品9。

52 同註42，作品8。

53 同註42，作品17。

54 同註42，作品10、11。

55 同註42，作品7。

56 謝稚柳：〈晉．王羲之《上虞帖》〉，《王羲之墨跡集》，香港：書譜出版社，頁2。

57 同註42，作品30。

58 同註42，作品24。

59 同註42，作品1。

60 元代郭天錫的跋語。

61 啟功：〈談神龍本蘭亭帖〉，《書法藝術欣賞》，臺北：莊嚴出版社，1979 年，頁120-125。

62 馬國權：〈王羲之《蘭亭序》〉，《書法藝術欣賞》，臺北：莊嚴出版社，1979 年，頁118。

63 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蘭亭論辨》，臺北：華正書局，1988 年，頁34-35。

64 郭沫若：〈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蘭亭論辨》，臺北：華正書局，1988 年，頁26-27。

65 史樹青：〈從《蕭翼賺蘭亭圖》談到《蘭亭序》〉，《蘭亭論辨》，臺北：華正書局，1988 年，頁149。

66 熊秉明：〈關於蘭亭序真偽問題的一個假定〉，《書譜》33 期，1980 年4 期，頁62-66。

67 同註33，頁261。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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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少華（1998）：〈大音希聲──淺談對長沙走馬樓三國吳簡的初步認識〉，《中國書法》1：7-10。

3. 沈尹默等（1979）：《書法藝術欣賞》，臺北：莊嚴出版社。

4. 沃興華主編（1997）：《中國書法全集5──秦漢簡牘帛書一》，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5. 故宮博物院（1983）：《故宮法書第二輯──唐孫虔禮書譜序》，臺北：故宮博物院。

6. 書譜社編：《王羲之墨跡集》，香港：書譜出版社，頁53。

7. 張彥遠（唐代）：《法書要錄》，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8. 張啟亞主編（1996）：《中國書法藝術──魏晉南北朝》，北京：文物出版社。

9. 梁披雲主編（1984）：《中國書法大辭典》，香港：書譜出版社。

10. 郭沫若等（1988）：《蘭亭論辨》，臺北：華正書局。

11. 華正人編（1988）：《歷代書法論文選（上）》，臺北：華正書局。

12. 新華書店（1987）：《中國歷代書法墨蹟大觀──魏晉隋》，上海：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13. 劉濤主編（1991）：《中國書法全集18──三國兩晉南北朝 王羲之 王獻之一》，北京：榮寶齋出版社。

【文章出處】
〈從風格分析的角度檢驗王羲之傳世書法墨本〉
網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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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呂琪昌
【作者簡介】
呂琪昌，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博士，國立台灣藝術大學工藝設計系教授。研究領域為工藝史、陶瓷工藝、圖學、書法、工藝設計與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