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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13）──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公元２９０年晉武帝司馬炎去世。他是晉朝的第一個皇帝，２５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奐向他禪位，有如２２０年曹丕之迫漢獻帝稱：「率我唐典，敬遜爾位。」其邏輯是有德者君臨天下，唐堯虞舜都以此「歷數有在」有規律行事。而實際上曹丕確比漢獻帝強，而司馬炎更比１５歲的曹奐強。可是這些篡位者沒有看到的是，他們自己是世代權臣手執兵符，當然聲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傳之子孫，又變成了宮殿中的傀儡。皇帝原來是文官集團的首腦，他以天命統御群臣，開口則為聖旨。如果做得好，經過他的指示，則不合理的事體亦公認為合理，受不公平處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頌「皇恩浩蕩」。因之下層機構統計不實，行政乘違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飾。只是公元３世紀之末至４世紀之初，中國有很多大問題沒有解決，已經掩飾不起來。天子的聖旨，也很少被人認真算數。況且與外間隔絕，廢立出諸權臣，其不能有所作為，也是勢所必然的。

可是司馬炎在位２５年，好像已突破這種環境。公元２８０年「王睿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闇然收」，就此結束了過去三國鼎立，而重創天下一統的局面。並且他又於公元２７７年大封宗室子侄為王公，郡公，郡侯，縣王，「更制戶邑，皆中尉領兵」，也就是管理境內的民政財政和軍政。全國３９郡之外，另有２１「國」，盆置於今日之山東，山西，河北，河南及遼寧，以拱衛京師，同時又有一部分親王參與朝政，如此也不會被權臣宰割了。

偏偏在２９０年繼位者為惠帝司馬衷。他在歷史上最有名的事跡，乃是臣下報告他，百姓餓死，他就反問：「何以不食肉糜？」我們聽過法國大革命時皇后MarieAntoi-nette聞及百姓沒有麵包吃曾叫他們吃糕餅的故事，對於此類傳聞，不能認真。只是司馬衷在晉室皇位極端艱難之際，庸懦無能，必然屬實。否則也不會有如此的傳聞編派到他頭上，並且記入信史了。

法國革命時皇后以貌美而輕率稱，司馬衷的賈後，則以醜陋著名。據說她又矮又黑。其實這也與以後的事體無關，只是內外多故的時候，歷史紀錄不針對重點發揮，而加入這些不干大局的細節，更容易滲入帶偏見的資料。

據說賈后缺乏母教，不守婦道，行動淫虐，因干政與皇太后楊氏衝突。太后之父楊駿則為「太傅，大都督，假黃越，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於是賈後也組織一個與她自己接近的集團。因為她父親賈充也是權臣。她不僅把族兄從舅拉過來，也籠絡了皇室司馬家的一部分親王，如汝南王司馬亮，此人曾被司馬炎封為「宗師」，有率領宗室子弟的威望。又因為他們聯絡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謂「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團。這權力鬥爭的重點始終沒有在傳統的史料裡說得清楚，我們翻閱《晉書》帝紀，列傳，食貨志，職官志，感覺到晉朝始終不是一個正規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軍政府的姿態企圖創立一種民政制度，組織未遂，即變生肘腋。譬如劉毅傳裡說及劉把武帝司馬炎比喻為漢之桓靈。他說：「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可見晉的財政始終未上軌道，否則開國之君，四海為家，當不致賣官鬻爵。而且武帝紀內說及「賈充凶豎」，「楊駿豺狼」，更可以窺見其朝廷並沒有設官分職好好擺佈，權臣仍是虎視鷹眈，後一代太后與皇后的衝突，也非僅出自宮闈。我們一般的觀念，晉朝已樹立一種「封建制度」，現在看來，其中一半是紙上具文。劉頌傳裡評當初設計即說：「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也。」而職官志針對公元２７７年令諸王之國（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任）的時候說：「而諸公皆戀京師，涕泣而去。」地理志則與之相衝突的說：「王不之國，官於京師。」這時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謂「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領耕地佃戶都按品級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師附近的地產亦然。這些條例無全部奉行的跡象，只是在這草創期間諸事不定的季節，朝廷一有變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僅財產與名望受影響，而當日習慣，政爭失敗，則被判以極惡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險，凡此都是構成賈後之禍及八王之禍的原因。

公元２９１年的衝突，賈後勝利。楊駿以造反被討，死於馬廄，太后被廢。但是不旋踵間，後又與汝南王衝突，乃指使楚王司馬瑋殺之，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矯詔罪被誅，太后也被弒。又近十年，公元３００年，賈後殺太子，趙王倫起兵反，誅後，並且廢司馬衷而稱帝。至此則有淮南王允討趙王倫不克身死。繼之又引起齊王同，成都王穎和河間王遇的聯合軍事行動。他們的復辟成功，趙王被賜死。３０２年齊王同又有擅權模樣，由河間王遇指使長沙王義殺之。以後戰事由洛陽波及長安，成都王穎自縊死，河間王遇為南陽王模所殺，長沙王義為東海王越所殺，東海王越則為討喝人石勒時戰死。自賈後參政起，至惠帝３０６年中毒身故，前後１６年，戰事波及今日之山東，河北，河南，陝西，各王動員時，有稱二十萬者，有稱七萬者。每次戰役死者以萬計，其詳細經過，無法綜合梗概敘述。而五胡十六國開始於此時。３０４年匈奴之劉淵初從成都王司馬穎起兵，不久就自稱漢王。一時從他的，「二旬之間，余已五萬」。至３１１年他的族子劉曜陷洛陽「害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萬餘人」。

這些史跡已經不能以短時間片面的解釋，也不能以歷史舞台人物的賢愚不肖去概括全部經過。有如五胡十六國的「蠻酋」，如劉淵，「幼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萬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劉曜則「善屬文，工草隸」。又立太學及小學，「選朝賢宿儒明經實學以教之。」石勒令僚屬「典胡人出內，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華族」。石季龍「頗慕經學，遣國子博士詣洛陽寫石經」。慕容光對「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苻堅「起明堂」，「親耕藉田，妻苟氏親蠶於近郊。」又「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賴其利」。並且他們討論國計民生時都以經史詩書作註腳，就算全部由文臣綴飾而成，也不能算是「亂華」，反而表現他們想利用傳統辦法，收拾殘局，可惜後來也都統統失敗。

我們從長時期大眼光看來，秦漢的大帝國（從大歷史的觀點看來也可稱為「第一帝國」）在公元２２０年後已無可改組修正，只能重起爐灶的再造。問題不僅在朝廷的高層機構，而在民間的低層機構。過去以小自耕農作基礎而組成的農村經濟，適合於官僚機構的統治，因為彼此都是簡單而雷同，不致偏畸繁複。一到人文進步，郡縣的官僚即無從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財產權，以保持社會秩序，或是以道德名義法外抑制豪強。地產歸並之後最重要的問題尚不是所謂「剝削」，而是產生「流民」，一遇饑荒，更無法賑濟。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強兼併之法」，重申「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只是這時中原鼎沸，已無法恢復原狀，魏蜀吳三國之首創者曹操，劉備，孫堅，都以在揚州淮泗下邳一帶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邊際，還沒有被災荒損害至大的地方吸收過剩人口，投入戰鬥，這樣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晉書》食貨志裡所說「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嬴蒲」，也就是說驅饑民作戰，他們只能采樹上桑實捉田里蜃蛤之類果腹。即使有眼光的軍事領袖，其補救的辦法，也不過是「屯田」，也就是「出戰入耕」，談不上規復民間經濟，使吏治和稅收都上軌道。三國紛爭的期間，很多軍事首領的家屬也隨軍進出，可見得全國流動性之大。劉備之至當陽，「今雖擁大眾，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難民，混入行列。司馬懿對曹操說：「荊楚輕脫，易動難安」，則指出中樞地帶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這種情形至晉朝未止，有如３世紀之末關西饑民「流移就谷」，自漢中而入蜀，他們設柵作壁，推戴巴人李特為主，就屢敗「八王」之一的河間王遇所指揮的部隊。

這時候晉武帝司馬炎以裴秀原來的設計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釋。中國商周之間的封建，西歐中世紀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並不是由中央政府設計，全盤指令下屬照辦。而是低層機構裡的農業社會，已漸具以各地方為主，自給自足的平衡趨勢，此時高級權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針，賦與上層組織，則彼此各得其所，其軍備之限制，也容易做到，並無對一個極端流動的社會強迫其固定的道理。晉朝甫行封建，就將各王調來調去，又給他們以不同的頭銜，加派軍事任務。八王之亂時稱「帶甲百萬」。其虛實不論，我們也可以想像其封建無實，各地流民甚多，諸王也適逢其會，只要他們予以口實與組織，就不怕沒有參加廝殺的人員了。

我們再看賈後之亂和八王之亂時的天災：賈後於公元２９１年專政。２９４年，大饑。２９５年，荊揚兗豫青徐大水。２９６年，關中饑，大疫，荊揚二州大水。２９７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關中饑。２９８年，荊豫作揚冀大水。３０１年郡國十二旱六蝗。３０２年兗豫徐冀四州大水。３０９年全國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最後一段有誇大的趨向）。這種紀錄即在多災多難的中國，也不平常。

至於「五胡」，則「關中百餘萬，戎狄居半」，已開始於馬援時，即東漢初年。匈奴則「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依阻塞下，委質柔服」。也難怪他們不在動亂之中乘要投入了。

所以從這些跡象看來，「賈家種妒而少子，醜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歷史問題，僅僅提醒我們，當時人的眼光被他們的時代所拘束，才在這些細節上做文章。今日我們檢討長期分裂的悲劇，在展開視野之餘，必須創設新的理論，才能將這段歷史，和以後隋唐宋的第二大帝國銜接。

【文章出處】
《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時報出版）
〈長期分裂時的悲劇〉
1989-10
作者：黃仁宇
【作者簡介】
黃仁宇（英語：Ray Huang，1918年6月25日－2000年1月8日），生於中國湖南長沙寧鄉，華裔美籍歷史學家。其父黃震白曾為同盟會基本成員，1936年考入位於天津南開大學電機工程系，因抗日戰爭爆發後輟學，進入國民政府成都中央軍校，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內戰期間擔任國軍第十四師軍官少尉排長及代理連長，後任東北保安司令長官少校參謀，抗戰勝利後考取留學資格，後赴美求學並獲取密西根大學歷史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明代的漕運》），成為學者余英時於密西根所指導的唯一博士生。黃仁宇為明史專家，曾先後在南伊利諾大學和紐約州立大學任教，曾任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副教授及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即今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倡導「大歷史觀」而為世人所知。所著《萬曆十五年》蜚聲國際，及《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中國大歷史》等暢銷作品，成為學界異數。2000年1月8日，在前往一場電影開場前因心臟病發，病逝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