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香港新亞書院畢業生名錄
傳承新亞書院人文精神 中大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余英時是我們的守節者，傳道人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像我這樣經歷過八九年，一九年來到香港的人，余先生（余英時）在我心目中，是我們的守節者，傳道人。」何曉清以流利的廣東話說。
她指余英時是人生導師，情誼深厚，但她坦言，不是出於師生或認識一位知名學者的因由，才對余英時的言行身教特別深刻，「余先生啟發我的不只是他的寫作和學術，同樣重要的是他的生命。他是用生命活出他的價值。我經常強調，余先生的人文關懷是普世的，屬於每一個人與他有心靈密碼的人。」
余英時的鄉愁 出走的家園
去年九月，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的何曉清以「出走的家園──讀余英時先生」為題在中大舉行講座。那是余英時與世長辭一個多月後。對於賢師離世，她感到莫大的傷痛，更親赴余英時於普林斯頓之墓園拜祭悼念。
何曉清認為，余英時的一生有多次「出走」，但他一直都在守著一個「家園」。
她解釋，余英時第一次出走，乃童年從城市出走到潛山故鄉山水間，避過戰亂，亦不屬國、共兩黨；第二次出走是余英時於北上的火車故障時，下決心留在香港；第三次是新亞書院推薦他為哈燕社訪問學人，卻只能以無國籍人士自我放逐。
「他出走後，為了我們這羣生活在別處的知識人，重建了家園，是一個精神家園。」
她所指的是八十年代中國自我放逐與流亡知識人。「他真的是從日常生活中關心我們，幫助大家安身立命。自我放逐與流亡知識人離鄉別井的彷徨、掙扎，家國兩難，生死去留，有些痛是能講到給人聽，更多的時候是無語。這種出走、流亡的痛，是講不到的。但余先生都很明白。他雖然早已離開那片土地，卻完全明白一代又一代人的掙扎。」因為懂得，所以慈悲。在何曉清眼中，余英時才是最有鄉愁的人，「余先生說他沒有鄉愁，但其實他的鄉愁是最深沉的。 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行動勝於說話）。」
對於異鄉人，這樣一個精神家園，便是心安處。「在這樣的歷史環境裏，我們如何和時代自處？我常常都想起余先生，他會怎樣想，如何抉擇？」何曉清形容，余英時不只是老師，更像好朋友，「你知道他會在這裏支持你，明白你做的決定。這不是偶像崇拜，而是我們的身份認同、價值，他和我們同行。」
無論史學研究、海外生活，甚至任教中大，對何曉清來說，余英時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她總是強調，他對自己的影響並非劃分哪個人生階段，而是全面立體。「他不只是教我如何做學問、研究計劃，更重要是教我如何去做一個人。『時窮節乃現』，余先生是守住了知識人的節，他既守現代民主自由的理念，同樣地實踐傳統的士大夫精神，為生民立命。」
回到新亞書院 何曉清與學生同行
余英時與新亞書院緣份，始於一九五〇年，到了七十年代更出任新亞學院校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夏天溫熱的風吹過新亞圓形廣場，畢業生紀念牌第一個刻上的正是余英時的名字，紀念這位首屆新亞畢業生。
何曉清追溯先賢之路：「當年錢穆先生等新亞先賢避秦而來，希望改變『亡國亡天下』這種既失國家又失文化的宿命。」昔日桂林街上辦學，手空空無一物，慢慢成為山上幽靜的書院，作育人才，「這個校園對我來說，不只是一份工作。」如今換她來，繼續守該守的道。
四年前，何曉清申請應徵中大歷史系副教授，由余英時為她撰寫推薦信。一九年終於來港授課，那時我城盡是煙硝烽火。出發赴港的前一天，她探訪余宅，對此行憂心忡忡，當時余英時留給她兩句說話：
「你要好好做一個學者，做學問。好好去教你的學生。」
看似簡單的話語，卻承載很大的重量。何曉清一直把囑咐牢記於心。「我一路走來，荊棘滿途，總會記住余先生跟我說的這兩句話，」她以哽咽的聲線續道：「要好好做一個學者，要好好地守住我的同學。」噙着淚的雙眼，卻不掩倔強。
她過往在哈佛教授關於一九八九年天安門運動及其影響的課程。多年來，每一年香港都為她在黑暗中亮起燭光。如今她來到這裏，也想守護這裏的學生。
「如果學生出什麼事，我如何面對他們的父母？我心痛學生，我們共同經歷歷史，同時我覺得有責任讓同學們瞭解歷史，從歷史中思考當下。那時不是說想起要守什麼道或價值，更多的是基於原則底線的本能反應。我從余英時身上學習到，不一定要跟從主流，但要保持良善與公心，無論是處於權力的邊緣，還是面對後真相時代的民粹、民族主義。我時常提醒同學：不能成為自己反對的人。」因此就算有不同意見，她也會和學生分享。
如今，她依然與學生同行，「希望大家可以守住我們的校園，我們的community，深耕細作。我總是覺得，中大是一個很可愛很特別的地方。」她最初來中大任教時，被安排到較近辦公室的班房授課，但她主動提出，想到新亞去。「於是就改了在新亞上課。每一日下課後，同學們會與我一起行落山。三年來我們一齊在山城同行。雖然他們笑我走路很快。」這些山上同行，課後一起吃飯聊天，逛書店，看紀錄片，每個微細日常都是師生彼此陪伴的力量。「我們有大家。外面的世界改變不了，但我們可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力所能及，盡力而為。」
早前她有位學生離港，她到機場送別時，學生的父親向她道謝，感激她照顧他兒子，她卻認為：「其實他們（學生）都在照顧我，不然怎叫同行？因為他們，我還有希望。我守護佢哋，佢哋都守護我。」這種深厚的師生情誼，早已遠超於一份高薪厚職。
沒有余英時的時代 人文主義的薪傳
好好做一個學者，好好教學生。何曉清牢牢謹記，余英時之所以重視人文精神，因為教好下一代，正是靠人文精神，從此由一代人影響整個社會的進程。
她認為，大家很熟悉余英時的思想史研究，但除了intellectual history（思想史），同樣不可或缺的是history of intellectuals（知識人史）。讀余英時的生命故事，正正是和他的對話。「余先生曾經在書信中跟我提到，他寫回憶錄『不是寫自己，而是寫我親眼見到中國和世界的變遷』。我們可以去和古人對話，讀他們的書，就不會覺得孤單。如今我們也可以通過余先生的文字，與他對話。從這個意義上說，余先生從未離開。」
顧思齊曾為余英時《重尋胡適歷程》撰寫之書評中，如此推崇：「我們應當慶幸，在沒有胡適的時代，至少還有余英時。」
如今余英時已逝，到了「沒有余英時的時代」。
何曉清表示：「一個時代的終結，是因為產生余英時先生的土壤沒有了。沒有了免於階級鬥爭的潛山山水，沒有了讓第三勢力流亡知識人『無所顧忌地追尋自己的精神價值』的自由。但薪火總是會相傳，生生不息的。好似我在〈出走的家園〉講座那一晚，看到同事、校友，同學，公眾，坐滿整個演講廳，我覺得那就是幾代人共同的歷史傳承。每一個人都可以守護，守節守道。種子播下了，總有一天會看到開花。」
上圖：香港新亞書院圓形廣場歷屆畢業生姓名中的余英時
【余英時簡介】
余英時（1930年1月22日－2021年8月1日），天津人，祖籍安徽潛山，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哲學會院士，余氏兒時接受中國傳統私塾教育，1949年就讀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同年肄業轉赴香港，1950年起入讀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師從國學大師錢穆，留學美國哈佛大學師從當代漢學泰斗楊聯陞教授，引領思想史研究數十年，他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在美國，歷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哈佛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校長兼香港中文大學副校長、美國耶魯大學歷史講座教授，現為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並曾於1991年至1992年任美國康乃爾大學第一任胡適講座訪問教授。曾獲得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人文諾貝爾獎）、首屆唐獎「漢學獎」得主。余氏的研究範圍縱橫三千年中國思想史，並堅守傳統知識份子一種「單純的倔強」。他自稱對政治僅只「遙遠的興趣」，但時常發文評論時政、文化，積極聲援兩岸民主運動及中國人權，包括香港、台灣的公民抗命，他認為中國共產黨將「很快」垮台。唐獎的頒獎理由形容余氏「深入探究中國歷史、思想、政治與文化，以現代知識人的身份從事中國思想傳統的詮釋工作，闡發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論述宏闊、見解深刻，學界久已推為海內外治中國思想、文化史之泰斗。余英時桃李滿天下，於美任教期間，培養出許多史學研究人才，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黃進興、陳弱水、康樂、王汎森、林富士，以及四川大學的羅志田等人。
【文章出處】
《明周文化》
〈傳承新亞書院人文精神 中大歷史系副教授何曉清：余英時是我們的守節者，傳道人〉
2022-07-27
網址：
https://www.mpweekly.com/culture/%E4%BD%99%E8%8B%B1%E6%99%82-%E4%BD%95%E6%9B%89%E6%B8%85-%E6%96%B0%E4%BA%9E%E6%9B%B8%E9%99%A2-208414
受訪者：何曉清
編者：黃靜美智子
【受訪者簡介】
何曉清，女，英語：Rowena He Xiaoqing，華裔歷史學者，出生於廣東，在廣東成長求學，華南師範大學歷史系畢業，90年代末移民加拿大，取得多倫多大學碩士、博士，哈佛大學博士後，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學開設六四天安門歷史與記憶研討課的華裔學者。何曉清研究教學環繞近、當代中國歷史，包括六四事件（八九民運）、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權等議題，2010年起在哈佛大學連續5年在哈佛大學為新生開設「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課程，連三年獲該校傑出教學證書。獲得許多海外學者及媒體讚譽，但也成為海外「愛國」青年的抨擊對象。哈佛商業評論現任主編、時代雜誌前任副編輯Ignatius形容她為「美國最有勇氣的學者之一」。
【編者簡介】
黃靜美智子，信報副刊記者，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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