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棄婦吟──讀琦君「橘子紅了」有感

遠在大學時代，我在夏濟安（編按：夏濟安（1916年－1965年2月23日），原名夏澍元，江蘇吳縣（今蘇州市）人，文藝評論家，是文學教授夏志清的兄長）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編按：《文學雜誌》，1950年代後期台灣重要文學雜誌，由台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的吳魯芹、夏濟安二位教授擔任主編，在當時反共動員色彩強烈的戰鬥文學之外，為純文學延保留一絲自由空間，與雷震創辦的政經時事刊物《自由中國》立場相近，均以或隱或顯的自由主義思想為依歸。《文學雜誌》停刊後，夏濟安的學生白先勇於1960年創辦《現代文學》延續其香火）上就讀到琦君的文章了，多為散文，偶爾也有一兩篇小說。後來許多年也常在報章雜誌上看到琦君的作品，當然，那時琦君早已是名重一時的散文家了。看琦君的文章就好像翻閱一本舊相簿，一張張泛了黃的相片都承載著如許沉厚的記憶與懷念，時間是這個世紀的前半段，地點是作者魂牽夢縈的江南。琦君在為逝去的一個時代造像，像一幅幅的影像，都在訴說著基調相同的古老故事：溫馨中透著幽幽的愴痛。1949年的大遷徙、大分裂，使得渡海來台的大陸作家都遭罹了一番《失樂園》的痛楚，思鄉懷舊便很自然地成為他們主要的寫作題材了。林海音寫活了老北京的《城南舊事》，而琦君筆下的杭州，也處處洋溢著「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編按：語出柳永詞〈望海潮．東南形勝〉，描繪北宋時期杭州景象。相傳此詞流播，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桂子，桂花）。

熟讀琦君作品的讀者都會感覺到琦君的母親在她作品中所佔的分量。琦君寫得最感人的幾篇文章幾乎都是寫她母親。可以說母親是琦君最重要的創作源泉。琦君塑造成的母親意像是一位舊社會中相當典型的賢妻良母，充滿了「母心、佛心」──但這並不是琦君文章著力之處，而是琦君寫到她母親因父親納妾，夫妻恩情中斷，而遭受到種種的不幸與委屈，這才是琦君寫得刻骨銘心，令人難以忘懷的片段。看過琦君膾炙人口的名著〈髻〉的讀者，我想沒有人會忘記二媽頭上耀武揚威的髮髻是如何刺痛著琦君母親的心。琦君替她母親鳴不平，為她母親立碑作傳，忠實地記錄下一位菩薩心腸的婦人，在情感上被丈夫拋棄後，是如何默默地承受著非人的痛苦與委屈。當然，琦君母親的故事，只有在從前中國舊社會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中才會發生。多妻制，在中國傳統社會中，一直是家庭的最大亂源。漢朝呂后殘害戚夫人是一個歷史上著名的例子，小說《金瓶梅》西門慶的眾妻妾從頭廝殺到尾，留給我們一幅最生動的中國「封建家庭」浮世繪。李瓶兒（編按：《金瓶梅》筆下人物）與尤二姐（編按：《紅樓夢》筆下人物）都是做小婦的典型悲劇人物，中國家庭權力鬥爭下的犧牲品。難怪「五四」以來，進步青年首先打倒的對象就是中國人行之數千年的「封建家庭」制度，而三妻四妾大男人主義又被列為罪惡之首，不少文學作品對此大加鞭笞，無情揭發。奇怪的是，這些當年轟動一時充滿革命激情的作品，於今事過境遷，卻很少留下深刻印象。我想琦君並無攻擊「封建家庭」罪惡的企圖，她落筆相當含蓄，對她父親似乎不便也不忍深責，甚至對她二媽寫得也算寬容，事實上琦君筆下，她父親是一個很正派的人物──正派人物對自己髮妻不自覺的殘忍，有時更加可怕。琦君用隱而不露的曲筆，卻把中國舊社會「封建家庭」中婦女的痛苦，寫得如此深刻、令人難忘。「哀而不傷，怨而無誹」，中國文學這項傳統法則，恐怕還是有點道理的。

《橘子紅了》是琦君偶爾為之的一篇小說，主題與她多篇散文相同；舊社會中「封建家庭」犧牲者，棄婦的一首輓歌。大伯在外當官娶了做交際花的姨太太，從此伯媽（編按：伯母，大伯的妻子）在鄉下就守了活寡。大伯無子，為了挽回丈夫的心，伯媽擅自為大伯娶了個貧家女秀芬做三姨太，作為產子的工具！這種怪事在中國舊社會時有所聞，在別的國家則匪夷所思！

大伯回到鄉下，並與秀芬圓了房，可是匆匆地又走了，自此後，給伯媽的家信中，只有「秀芬均此」 四個字，於是家裡又添了一個棄婦。期間秀芬與大伯的兄弟六叔之間，卻發生了一段似有似無的愛情，以當時的社會倫理，當然這段愛情必須以悲劇收場。秀芬果然懷孕了，然而伯媽的願望並未達到，大伯沒有回心轉意，倒是交際花二姨太緊張起來，親自下鄉，要把秀芬帶走，以便監控──這種重施王熙鳳對付尤二姐的故伎。秀芬一害怕，胎兒也弄掉了，於是便失去她產子的功用，抑鬱以終。這則古老的故事，琦君著力描寫秀芬這個苦命女以及她與六叔那段淒美的愛情，但據我看這個故事中，伯媽這個三從四德看似平凡的舊式婦人最是特殊，她自己做了槁木死灰的棄婦還不算，又拉了一個年輕的生命跟她陪葬。替丈夫納妾生子，其實出自她自私的動機：希望把丈夫從交際花身邊奪回來。秀芬之死，伯媽要負責任的。然而在琦君筆下，伯媽又是那樣一個「豆腐心腸」 的大好人。其實大伯按傳統標準也沒有不好，三妻四妾是社會容許的。琦君的作品這些「好人」卻往往做了最殘酷最自私的事情來──這才是琦君作品中最驚人的地方。論者往往稱讚琦君的文章充滿愛心，溫馨動人，這些都沒有錯，但我認為遠不止此。往往在不自覺的那一刻，琦君忽然提出了人性善與惡、好與壞、難辨難分，複雜曖昧的難題來了（編按：琦君〈髻〉的末段即有「什麼是永久、什麼值得認真」難辨難分、複雜曖昧的難題），這就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深度，逼使人不得不細細思量了。

據琦君自白，這個故事大多真人真事，只是真的「秀芬」並沒有死，大伯逝世後被逐出家門。幾十年後，大陸經過天翻地覆，有人在杭州街上又遇到了秀芬，她對過去一字不提，只是淡淡地說了一句：「我的墳已經做好了。」我在想，《橘子紅了》這篇小說如果按照真實故事收尾，是不是悲劇性更濃一些。琦君心軟，不忍讓秀芬的苦難拖那樣久了，像秀芬這種苦命人真是生不如死。




【文章出處】
〈棄婦吟──讀琦君「橘子紅了」有感〉
作者：白先勇
【作者簡介】
白先勇，1937年生於廣西南寧，台大文外系畢業，1958年發表第一篇小說〈金大奶奶〉，1960年與陳若曦、歐陽子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雜誌，發表了〈月夢〉、〈玉卿嫂〉、〈畢業〉等小說多篇，畢業後赴美取得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文學創作碩士，獲碩士學位後任教於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部，1994年退休。曾創辦《現代文學》雜誌，著有短篇小說集《寂寞的十七歲》、《台北人》，長篇小說《孽子》，散文集《明星咖啡館》、《驀然回首》、《第六隻手指》。白先勇吸收西洋現代文學寫作技巧，融入到中國傳統表現方式之中，描寫新舊交替時代人物的故事與生活，富於歷史興衰與人世滄桑感，曾被譽為「當代中國極有才氣與成就的短篇小說家」、「當代中國短篇小說家的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