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賴和
賴和隨筆及獄中日記
謝謝賴董事長的介紹和邀請,事實上賴和先生的兒子都在現場,一個是賴董的父親賴燊先生,一個是拿照相機這位賴洝先生。我回到台灣以後才發現賴和先生原來和我很接近,原因是我有很多朋友在研究賴和。研究台灣文學的人一定都是從賴和開始講起,最主要的原因是,賴和是使台灣文學提升到成熟境界的開創者。今天要我來談賴和的散文,也就是隨筆;也許是因為我最近寫了很多散文,那麼就認為寫散文的人,應該知道怎樣去評價賴和先生的作品吧!
我在很多學校開台灣文學史的課,像是靜宜、中興、政治。每次談新文學的時候,第一章就是談賴和先生。跟他同時代的人非常多,特別是彰化這個地區。現在在座有很多彰化的學生。彰化在日據時期是很重要的,不管是政治運動也好、文化運動也好,都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
事實上我對台灣文學的認識是相當晚的,我在出國前才發現台灣文學的存在。因此在海外時便讀了相當多的賴和作品。我帶來了一本《賴和先生全集》。我第一次就是讀這本書。第一次讀他的散文時,就有一種很錯愕的感覺,他表達的形式和我們完全不一樣,為什麼不一樣?主要原因正是在於他所使用的文字中,裡面有日文、有福佬話,還有北京話。在這樣的三種語言混合的時候,如果我們今天要表達時,就會變得很複雜,因為跟我們現在的表達方式不一樣!在我們要談他的作品之前,當然要先瞭解他的生平。
一、引言──日據時期的醫生身份
賴和先生是一個醫生。日據時期的醫生一直在政治運動與文化運動都扮演領導者的角色,這是大家公認的一個事實。那麼,殖民地醫生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我想大概可以這樣說:日本人在台灣建立醫學校,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制度。我們都知道1895年日本派軍隊佔領台灣的時候,遭到台灣民眾的抗拒,抵抗運動從南到北都有;當然也有些地方是開門迎接的;很多日本人不是戰死,就是病死。他們發現台灣並不適合他們居住,就像漢人初來台灣時,認為台灣是瘴厲之地一樣。因此他們先是成立台灣人的醫學養成所,大概小學畢業就可以參加。
日本人成立醫學校的目的,並非治療台灣人,而是日本的醫生都不敢來,可是他們又必須要改變台灣的環境,因此才設立。賴和正是在這種日制教育體制下成為醫生。做為日本統治底下的醫生,他的角色是非常矛盾的,因為在清朝統治時沒有所謂的現代化,它是很封建、很迷信的,在衛生方面也確確實實很不進步。而日本人來到台灣,就是要讓台灣現代化。但是他們並不是想照顧台灣人,而是想改變我們的體質,讓日本人不再容易生病,以後他們便可長驅直入,剝削台灣的資源。因此,受到日本人訓練下的醫師角色,他的立場到底要站在哪?他一方面受日本現代化的好處,一方面在社會地位裡又很高,所以有很多醫師因膽怯而無法拋去自己的名利,轉向投靠日本人。賴和先生不一樣,他雖然因日本人的訓練,成為一個現代化的醫生,可是他從來沒忘記自己的立場是台灣人。他接受現代化的洗禮,卻也沒失去台灣人的精神。
我們都知道,一個文化的主體,往往是透過行動、抵抗來表現,就像是一個弱者遇到暴力的時候,他如果不抵抗的話,就等於是放棄做人的權力。賴和先生清楚現代化的背後就是殖民體制,因此他在行動上、思想上產生抵抗精神。在這一點上,他可說是替日據時期台灣的知識份子立下典範。
賴和的自傳體散文
如果你很清楚他的散文的話,你應該會很清楚的發現,他寫的多是自傳體的散文。自傳體就是寫自己的故事。他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散文叫〈阿四〉,裡面是描寫他怎樣從一個醫生,慢慢介入到政治運動,再介入文化運動的情形。這篇稿子好像還沒寫完,我也沒看過原稿,因為他只寫到他介入政治以後就結束了。就算我們不能窺見全貌,但卻也能見出他了不起的地方。本文雖以第三人稱陳述,事實上就是在說他自己。這在當時已是非常了不起的寫法,因為中國傳統的散文,大部分都是從「我」寫起,而這種寫法就技巧來說,有過濾的作用,英文叫「非個人化的」。也就是說,作者把很多情緒過濾掉,不致過於激情的表達。從這篇文章中,我們便可看出賴和的多重身份了。
很多人說賴和是「台灣新文學之父」,那是因為他在文學上的創作,以及在《民報》擔任編輯時的貢獻,後人因而對他的尊稱。在他過世後,彰化的人尊稱他為「彰化媽祖」,這是因為他照顧了彰化地區很多的窮苦百姓。他還有一個稱呼,叫「台灣的魯迅」;這一個就值得我們注意了。
魯迅是中國三○年代相當偉大的作家。他曾領導中國作家抵抗軍閥、國民黨政權,並且提拔過很多新一代的中國作家。他和賴和的身份背景相當接近;當然就輩份而言,賴和是晚輩。魯迅最早也是當醫生,但後來卻放棄,最主要的關鍵是,1905年的日俄戰爭。日本和蘇俄打仗,戰場竟然在中國的東北。當時的魯迅正在仙台讀書,他剛好看見一個影片,宣揚日本人英勇戰爭的情形。有一個鏡頭是日本人正在處決間諜,而這個間諜是個中國人,你看,日本和蘇俄的戰爭,結果扮演間諜的卻是中國人。當時日本人還找來很多中國人來看,希望殺雞儆猴;你們知道那群人的表情怎樣嗎?是漠然的、冷漠的,當他們看完間諜被槍決之後便走開了,這時的魯迅是非常震驚的,他認為自己做醫生是要救中國人,可是如果心已經死了的話,那救了又有什麼用?中國人需要的是改造。因此他決定放棄醫學,跑到東京當文學家,希望能喚起人心。因此每次我演講時若提到魯迅,我就會說中國失去了一個偉大的醫生,可是卻得到一個偉大的作家。
常常我們會講賴和先生是「台灣的魯迅」,就是因為兩者之間相當類似,像魯迅的文學表現方式,是不斷的批判現實、諷刺現實,賴和亦是。但是把賴和先生比喻成「台灣的魯迅」格局並不大,我覺得以後應該說魯迅是「中國的賴和」才對,因為賴和比魯迅的格局還大。賴和的人生是相當辛苦的,像在〈無聊的回憶〉寫他的家族歷史;〈我的祖父〉中祖先清苦的出身。雖然生活那麼的苦,但他卻從未放棄醫生的角色。後來他開業了,並參與政治跟文學運動,持續地照顧彰化地區貧苦的百姓。所以台灣不但出現一個偉大的醫生,同時擁有一個偉大的作家;這不是比魯迅的格局還大嗎?所以我們應該說魯迅是「中國的賴和」。我曾經和一個大陸的留學生聊天,他認為台灣是沒有文學作家,那我就問他,你們大陸有什麼?他說有魯迅,我又問他,知道台灣的賴和嗎?他說不知道,我告訴他,當你真正地瞭解台灣文學時,再來說台灣的文學,因為你不瞭解賴和,你就不瞭解台灣。我會這麼驕傲的說,是因為賴和先生留給我們的,是那麼豐碩的文學立場、人格及精神。
今天,我要和大家再來談談賴和的自傳體散文。首先來說為什麼要用『自傳體』這個詞?我們都知道,日據時期殖民地的文化教育,基本上都是要把我們的文化改造成日本文化,讓我們失去自己的記憶。我們都知道,殖民地常有兩種特徵,一個是失憶症,就是沒有自己的文化歷史;一個是失語症,就是沒有自己的母語,這是殖民地最強烈的兩個特色。如果你去檢驗有被殖民經驗的國家,一定會有這兩個特徵。他們自己的歷史,不容許在教育體制內存在;同樣的,母語也不能在學校或公家機關裡使用。
我們以這樣的標準,來看我們戰後台灣的歷史與文學教育。事實上,國民政府來台接收,所實行的就是日本人的那一套殖民統治,如果1987年沒有解嚴的話,日據時代的殖民統治仍會延續。當然這並非今天的主題,如果你們對殖民體制有興趣,我們待會可以再談。
我要說的是,當一個社會淪為殖民地時,他就不能有自己的歷史和語言;而賴和先生在殖民統治的年代寫出自傳體的散文,是有其相當重要的意義。日據時期的教育是使用日本的歷史、是日本的強勢文化傳統,台灣作為一個弱勢者,不能有自己的歷史語言;所以賴和先生寫自傳體散文,正強調了個人的歷史是不能被遺忘的。他以個人歷史記憶的書寫,來抵抗國家機器的文化支配。我們看全世界的殖民地社會的知識份子,只要有抵抗精神,這種自傳體的文學就會出現的更多。而在二O年代到三O年代,賴和先生恰恰好就為我們保留了這種自傳體的書寫,他不會因為自己的出身寒微,或是身為一個殖民地的知識份子,便失去了自己的發言權,他一直在寫自己的東西,來抵抗這種失憶症及失語症的政治支配,既然我們都知道他的自傳體散文在殖民地社會有其重要的意義,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他的散文到底在寫些什麼。
二、賴和的散文美學─散文的象徵與隱喻
剛剛我們已經講過了,他是一個知識份子,是個醫生,是政治領導者,也是文學運動者,賴和先生結合了這些身份來從事創作。我在大綱裡有提到,他的散文所表現的象徵跟隱喻是非常傑出的。我們都知道,如果一篇文章以平鋪直敘的方式寫出來,那麼文章只是文章,像報導文學。可是利用象徵的手法,他能使文學出現多重的意義,他會膨脹會放大,讓思考脫離現實主義的報導方式。因為報導的方式就好像鏡子、鏡頭一樣,拍下來一張照片就是那個樣子,但是象徵手法不是如此,你讀了以後會產生想像,產生更高層次的意義,因此我們在談台灣的散文時,賴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如果我們對台灣的歷史稍微了解,我們應該知道1921年是台灣新文學運動的起點,賴和在1925年就開始寫散文,距離我們的新文學運動出發點才四年而已,可是你就可以看出來他寫的文章就很了不起。
現在我們要談他的象徵手法跟隱喻,隱喻就是暗示,就是以另外一種意義來指稱一種事實,在這裡就有一篇文章我個人覺得非常重要,那就是〈前進〉,我常常在上課的時候,一定要提到的散文。〈前進〉是1928年他所寫的一篇散文,如果你了解台灣的歷史,會知道這篇散文在那個時代有非常的重要性。
台灣的政治運動發展到1927年,然後就發生分裂,剛才講的1921年是台灣新文學的起點,主要的原因是1921年台灣的文化學會成立,那時候有很多台灣知識份子一方面參加政治運動,一方面也開始去從事文學創作,可是這樣的一個文化運動到1927年的時候,就宣告分裂成左派右派,賴和先生他這一輩子很少贊成分裂的,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政治運動或是文學運動,他一直認為台灣的群眾沒有分裂的本錢,因為日本的殖民體制是那麼的龐大,我們的任何一個分裂都會使我們的力量分散。可是當時的左、右派的知識份子都堅持自己的路線,於是只好分裂。
如果你們也熟悉台灣的歷史的話,當時有一個很重要的報紙,叫做《台灣民報》,也就是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報,到1927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了以後,這時候我們可以發現,這個《台灣民報》不再變成台灣文化協會的機關報。那時候台灣文化協會的發起人是誰?是霧峰的林獻堂先生,可是台灣文化協會分裂了以後,台灣文化協會就落到左派的青年那裡,在1927年的時候,台灣文化協會改稱『左青文化協會』,那麼你在一般書刊上它叫做『新文協』,就是新的文化協會,只要你看到這三個字,就是分裂以後的文化協會,也就是『左青』了,那這些粗淺的右派的一群人就退出去了,去組另外一個政黨,叫做『台灣民眾黨』,所以《台灣民報》的機關報就隨著台灣民眾黨的成立而分出去了,而台灣文化協會本身就沒有機關報了。因此新的左青文化協會他們只有自己再創辦一個刊物,叫做《台灣大眾時報》。分了這兩個刊物之後,賴和先生看了很痛心,他覺得說大家的想法都是為了要抵抗日本統治的,只因為路線上的不同而爭論。
再看另一篇散文叫做〈赴會〉,意思就是說他去參加一場會議,看見那這個時候知識份子跟社會現實脫離的現狀,他表示很痛心,他在〈赴會〉裡也寫的很清楚。我們再回到〈前進〉這篇散文,他就是看到兩邊分裂以後有感而發,所以就寫了篇散文〈前進〉發表在新文協的機關報《台灣大眾時報》上面。從〈前進〉這篇文章,你就可知道他真得很會寫散文,其實你讀他的小說就像讀散文一樣。那我們來看看他的散文怎麼寫,我就唸一段讓各位知道,他說:「在一個晚上,是黑暗的晚上,暗黑的氣氛濃濃密密把空間充塞著,不讓星星的光明,漏射到地上;那黑暗雖在幾百層地底,也是經驗不到,是未曾有過駭人的黑暗。」他只有講黑暗這兩個字而已,可是他用將近五、六十個字來形容,這種黑暗是到了幾百層的地底下也感受不到的,是沒有人經驗過可怕的黑暗。他在講什麼?為什麼只有兩個字的黑暗卻要用那麼多的字句來說明,很簡單,他所講的正是那個時代,那種黑暗是把你埋在幾百層的地底下還要黑暗。這在修辭學上叫做誇張的修飾,其實這並不誇張,他恰如其份地形容當時他所處的年代。
他又說:「在這被黑暗所充塞的地上,有兩個被時代母親所遺棄的孩童。他們兩個來歷有些不明,不曉得是追慕不返母親的慈愛,自己走出家來,或是不受後母的教訓,被逐的前人之子。」到底是得不到母親的愛讓他離家出走,還是被後母欺負,被趕出來的嗎?『被時代所遺棄的兩個孩子』,這就代表了台灣的老百姓,而當時的老百姓分成兩派,所以兩個孩子就是影射。
「他們兩個不知立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什麼是方向,不知道立的地面是否穩固,也不知道立的四周是否危險,因為一片黑暗,眼睛已失了作用。」你看,他說兩個被時代所遺棄的孩子,其實就是被歷史所遺棄,就是在指台灣;而這兩個兄弟離家出走,他們不知道自己站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走到什麼方向,因為他們已經遺忘了一切,內心不免懷抱著驚恐,也不須求任何的安慰,只有一種知覺支配著他們,就是『前進』兩個字。
他很會釀造氣氛,如果你有創作經驗的話就知道,在寫一篇散文時,中間是最好寫的,常常第一段話寫不出來,下面你就寫不下去;我自己就是這樣,如果第一段寫不出來,就會卡在那裡。我在幫《中國時報》寫稿時,每個禮拜都要交一篇,他們到禮拜天就來催稿,他們問我星期一能不能交稿,我說可以,他又問我寫到哪了,我回答,一個字都沒寫,他就覺得很奇怪,一字都沒寫禮拜一怎能交稿?我說:其實我已經知道中間怎麼寫,只是開頭不知如何下筆,就像是防波堤的缺口,一旦找到就會決堤,便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散文最重要的,是如何下筆,就是放;如何結尾,就是收。一旦你破題之後,中間的過程就很好發揮。可是你要用哪一句話結尾,這又是非常高超的技巧。
而當我在讀〈前進〉時,我就發現賴和真的很了不起,他先描寫時代的黑暗,他們不知道方向,只有一直往前進。兩個人本來是手牽手的,不知道什麼時候,一個就走在前面。在日據時期,如果你是左派知識份子,就是社會主義者,不過當時他們不這麼稱呼,他們叫做「進步份子」,左派被人家說進步,你就會很光榮;如果被人家說右派的話,好像說有點落伍,可是既然左右分裂,走在前面那個大概就是左派,因為他走的比較快,因為是進步份子嘛!
可是那個弟弟就落在後面,你看他寫到最後的時候,他怎麼講,他先講走前面的那個,「他不自禁的踊躍的走向前去,忘記他的伴侶,走過了一段路程,想因為腳有些疲軟,也因為地面的崎嶇,忽然的顛蹶起來,險些兒跌倒。此刻,他才感覺自己是在孤獨地前進」,因為左派一直往前衝,他說他是走在最前面的,可是你看地面是崎嶇不平,所以他才會差點跌倒,就在他跌倒的那一剎那,他覺得他是孤獨的,「失了以前互相扶倚的伴侶,愴惶回顧,看見映在地上自己的影,以為是他的同伴跟在後頭,他就發出歡喜的呼喊,趕快,光明已在前頭了,跟來!趕快!」
你看左右力量分裂以後,你一直往前衝,可是那個時代不容許你往前衝,所以他說地面有點崎嶇讓人快要跌倒了,這時候他才感覺到孤獨的存在,事實上就是台灣人在那個時代的抵抗運動分裂以後,任何一個單獨的團體都不足以抵抗日本的支配力量,所以他才會有孤獨感。可是他不這樣講,他用文學的筆調寫出來,所以他看到自己的影子,以為他同伴在後面,所以說趕快要上來,然後失了伴侶的他,孤獨的在黑暗中繼續向前進,向著那不知何處的道上,這一篇文章是寫給《台灣大眾時報》。
左派如果走太快呢,那個時代我們叫他『盲進者』、或者叫『激進主義者』。事實上他是告訴《台灣大眾時報》這些人,對,你們奪走了領導權,你們好像認為是搶在前面走,但是你知道嗎,你有多孤獨,你要到達那個目的地,你也不知道。他寫這一篇文章,就是希望他們能再團結在一起。賴和先生全部都用象徵的手法,兄弟兩人在影射誰,影射左派的文化協會跟右派的台灣民眾黨。
他後來有很多散文、小說,也有發表在《台灣民報》,後來叫《台灣新民報》,都發表在這兩個刊物上,他在看到人家在分裂的時候,他自己不要分裂,所以他兩個刊物都投稿。你看1928年寫〈前進〉,1930年寫了一首詩〈南國哀歌〉,就是給《台灣民報》,當然那一首詩被查禁,所以下半部在當時沒有看到,等到戰後1980年,在編這一本書的時候,他的全稿才重見天日。
強烈的批判性格
賴和不只在批判日本人,他也在反省人的性格。所以在〈隨筆〉裡寫他和幾個朋友相約到一個朋友的墓上祭拜,在那裡,他突然看見一個墓碑,上面寫的碑文讓他嚇了一跳,一般人都是寫顯妣顯考,它卻寫著「受勢壓李公」,什麼叫受勢壓,就是受到勢力壓迫的人,可見他在世時受到勢力的壓迫,家人才會這樣寫。賴和看到之後內心有很大的感觸,他說:「覺得我們島人,真有一個被評定的共通性,受到強權者的凌辱,總不忍摒棄這弱小的生命,正正堂堂,和他對抗,所謂文人者,藉了文字,發表一點牢騷,就已滿足,一般的人士,不能藉文字來洩憤,只在暗地裡詛咒,也就舒暢,天大的怨憤,海樣的冤恨,是這樣容易消亡。」你看他就是在批評台灣人。這種情況在小孩子身上最常見嘛!被人欺負又不敢吭聲,就會寫×××是王八蛋、烏龜,這樣就感到滿足,不敢去抗議。那像我們文人只會寫文章去反抗國民政府、反抗不公義的事情,就以為我做了很了不起的任務。賴和在告訴我們什麼?他認為文字和詛咒是產生不了力量的,必需要訴諸於行動。
他在〈隨筆〉只寫了短短的幾句話,卻把台灣人的特性刻畫出來。我覺得這是相當了不起的寫法。這在散文美學上來講,什麼叫美學,就是審美的觀念,那麼美是什麼?是不是把一個美麗的女孩子形容得像一朵豔麗的花朵,才叫做美;或者是把真實的情況描繪出來才叫做美?美學並不是選擇漂亮的東西來形容才叫做美,而是一個文學作品把真正的文學精神刻畫出來才是美。
每年美國新聞界的普立茲獎,其中一個是攝影獎,他不是去拍世界小姐,他拍的是在戰爭中的人們逃難時那驚慌的臉孔,那個和拍全家福的照片是不一樣的,在攝影師指示下很笨拙的笑著拍下照片,那不是真的;可是在戰爭期間所拍下的照片,是人類最真實一面的呈現。有一張著名普立茲得獎的作品,是歐洲移民到美國紐約以後,一個愛爾蘭的母親抱著小孩坐在碼頭,她望著對岸海洋的原鄉,她的眼神很空洞、茫然,因為她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回故鄉,未來的方向又在哪裡。他將整個失落、空洞、虛無的表情拍攝下來,而這是美的東西嗎?它不美,但當它被照相機凝固住,抓住那一剎那的神情時,它就是美。
因此我們把文字當作相機的時候,我們回顧歷史,賴和先生同樣地也在那一個剎那抓住了台灣人的心情和表情。他從一個墓碑──「受勢壓李公」這五個字,他就抓住了台灣人的心情,而這就是賴和的美學。
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我在大綱上寫著「傳統與現代的結合」,殖民地的知識份子常常有一個很大的困擾,就是他不知道要用什麼語言來表達心情,像賴和是講福佬話,可是他所受的教育則完全是日式化的,當他寫文章時,他一直堅持以漢文來寫作,然而日文卻已經滲透到他的思考裡去了。1925年,日本人統治台灣已經三十年以上了,所以他要寫出像中國白話文一樣的水準是不太可能的,在他的文字裡滲透了很多日語、福佬話和半生不熟的北京話。當我們在品味他的文字時就會覺得生澀,但他引人的地方,正是把這三種不同的語言混和在一起。
我想現在年輕人講話大概也是這樣,你們都不知道你們現在的語言是典型的殖民地語言。最典型的「作秀」、「酷」是英語,又像「運將」是日本話,它在無形中混合於我們的語言中,就連新世代也是一樣。因為我們的語言不斷地被外來語所侵蝕,而這樣的情況在日據時代更清楚,就像我剛才解釋的失語症,你的母語已經不能使用了,因此只要是能使用的語言就把他放進去。所以當賴和要表現他的思想時,他會用日語、福佬話。你看他的作品,像是〈前進〉這篇文章,都不是典型的北京話,但讀起卻又不失象徵、暗喻、隱喻的技巧,所以我說他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
台灣人主體性的追求
再來談的是台灣主體性的問題。你的語言是這麼的混淆,你怎麼呈現自己的主體?所謂主體,就是我自己的觀點,自己的價值觀念,自己的人生觀。我就讀了一篇〈高木友枝先生〉,高木友枝是他醫學校的校長,是個日本人,而他也知道在日本人眼中,日本學生和台灣學生的待遇是不一樣的,像他有時會寫,某一個老師說一句話時他就會受傷,為什麼?原來種族的區別會那麼的大,而在這樣的區別裡他如何看待他的校長,所以當校長講到一些較偏袒台灣的話時,他就會把他記錄下來,因為他發現在殖民地社會裡,那麼多的日本老師、指導者,有哪些人是比較照顧台灣人的利益。他會寫高木友枝,正是因為他比較站在台灣人的立場,但是他也瞭解高木並非完全為台灣人。我們都知道,作為一個殖民地的知識份子,不是只會反抗,不跟日本人往來,在私底下仍和日本人有感情上的往來,可是他沒忘記自己的主體在哪?所以在這篇文章裡,他會懷念這個照顧台灣學生的師長,可是他不用「好偉大喔!」這種稱讚的語言,他只是記錄下他覺得值得記下的,所以他的語氣就很保留,這種情形在他的散文就常見到。
三、〈獄中日記〉的時代心情
今天我主要想談的是他的獄中日記,這應該算是日據時代第一個公布日記的台灣作家,當然後來有很多作家都公布了。當然他在寫這篇日記時,並不知道他的日記會被公布。有些日記,一看就知道是假的,什麼是假的,日記怎麼會有真假之分?舉個例子來說,商務就出版胡適他的留學日記。這套日記,胡適在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時,在校慶時將它拿出來展覽。自從他展覽之後,我就不相信他的日記了。你的日記若是要拿給人家看,有很多東西你會寫嗎?一定會隱藏起來!我寫日記都怕我母親看,所以都要用一些代號、暗號來寫,不過經過了三十年,那些代號我都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了,那些都是女性的名字,很抱歉!可是那是最真的,因為我就是怕人家看,那是很私密的事情!後來雷震被逮捕,胡適便去見蔣中正力爭,這段話我都不相信,因為他在寫日記的時候就知道會被展覽、會出版。我手上就有一套他的日記,我常拿史實來和他的日記對照,就會發現他哪裡作假,因為你拿當時的報紙就可以知道,胡適並不是很真誠的在寫日記。你從這樣的觀點來看獄中日記,便可知道他的真實性在哪。
戰爭陰影下的台灣知識份子
獄中日記的背景是1941年的冬天,也就是日本偷襲珍珠港的那一年。日本原來是對華戰爭,後來轉為世界戰爭,而台灣因為殖民地的關係而被迫加入侵略的戰役,也就是所謂的太平洋戰爭。什麼是太平洋戰爭,就是日本為了斷掉美國這個強勢國家,派遣軍隊偷襲珍珠港,沒想到美國的報復能力那麼強,和日本在太平洋開戰,因此稱為太平洋戰爭。戰爭一爆發,所有曾反抗日本的人都成了嫌疑犯,一個個都被逮捕;而賴和先生就是在沒有任何理由的情形下被捕。
心境轉為黯淡悲觀的描述
他日記的一開始就描寫警察來家裡逮捕他的情形。入獄之後,他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才會出來;在這裡,最人性化的賴和出來了。當你知道你的日記會被公布出來的時候,你的人格會寫得很完整,所以在讀胡適日記時,你會看到完美無缺的人格。當我們去塑造一個偉大的文學家時,都會說他的人格有多崇高、多勇敢,賴和先生的確是很勇敢的人,可是他的內心還有另外一面,是一個的平凡的人,他會慌張、會緊張、會恐慌,尤其在戰爭期間他莫名其妙被逮捕,什麼時候會放出來不知道。
在我看過賴和所有的作品之後,發現他晚年卻呈現悲觀,像〈一個同志的批信〉,我們不知道他悲觀的理由在哪裡。可是當我看獄中日記的時喉,我很訝異的發現了幾個事實;我覺得他是一個相當有感情的人,當我們說他是『台灣新文學之父』的時候,好像是東方不敗一樣,是很堅強的,怎樣都不會垮掉的人一樣。不是的,這樣是把他神格化了,一個偉大作家被神格化之後,他就不是他本人了,魯迅說過,一個作家如果被過份崇拜以後,他就會變成一顆化石、一個傀儡了,因為他不能再發言。獄中日記裡的賴和,拉回現實還是一個人,不是神。他在日記裡寫他最掛念的,第一個就是我什麼時候會被釋放出來。
你看,他的句子都寫的很短,可是我卻覺得時間好慢!我們要知道,一個自由自在的時間觀念,和一個被逮捕的人的時間觀念是不一樣的。像我們在這裡演講,因為我講的不好聽,所以你會覺得時間很長,可是如果我講一大堆笑話,你就會覺得怎麼時間一下子就過去了,這就是人受到拘束時對時間的感覺,跟釋放時的感覺是不一樣的。我們在這裡講快樂,時間一下就過去了,可是當你被關在一個這麼狹小的空間時,時間仍是一分一秒在過,那種難受,他在日記中就寫了。他寫日光投射進來,幾點幾分的時候光線到哪裡,到五點的時候光線全都消失掉了,因為那時候是冬天。我在讀的時候,總覺得怎麼時間過得這麼慢;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我們講時間過的好慢,等的很不耐煩,這很抽象的,可是賴和用光線照在鐵窗上,差不多十二分鐘就消失一格,他就在那裡算時間,因為他關在裡面是那麼的難受。這跟我早期所看的〈一桿秤仔〉和〈鬥鬧熱〉的小說,那種節奏明快的寫法就完全不一樣。醫生是相當科學的,所以他在算時間也很科學的,而我看這篇文章時就好像跟他一起坐牢。你想,平常人哪有「閒工」去數,可是坐牢的人就有,那是因為他的時間空了,感覺也空了。
親情與深情的寫照
第二個,就是我好想念我的家人!他想到家裡還欠人家一筆帳,他想到在日本留學的兒子──就是賴燊先生,他說他想到就會心痛,這是相當人性的,跟一個戰鬥的賴和先生是完全不一樣的形象,那是一個真情流露的平凡男人。
另一個更讓我訝異的是,他讀佛經。在這若有佛教徒或基督教徒,我如果有侵犯的地方請原諒!我覺得有苦難才會有宗教,所以你才會訴諸於不知名的神祇,尋找依賴。身為醫生的賴和,在這個時候我覺得他已經有虛無的傾向,他的身體已經出現了變化。他關了五十天,過了一個年,他的日記只寫了三十九天,因為身體衰弱就沒有繼續寫了,但他把心裡的變化描繪出來。每次只要看見有人被釋放出去,他的內心就開始憂愁,然後他就開始讀佛經。我第一次看的時候也嚇一跳,因為受科學訓練的醫生,開始讀佛經,開始追尋不知名的力量。因為苦難是那麼的大,要訴諸宗教尋求心靈的解脫。
社會環境的反映
這裡的散文寫的相當的好,像:「細雨下的一個晚上,細雨也洗走我的希望。」細雨洗去了他的希望,為什麼,因為第二天又沒有釋放,沒有判刑,沒有理由,就這樣被人關起來。他的日記反映出,統治者需要你的時候就叫你寫東西,要壓制你的時候就把你關起來,這是知識份子的悲哀,而這樣的悲哀他並沒有講出來,他用日記來呈現。
所以我看這些日記時,他並沒有說他的意志有多堅強,他沒有掩飾他的憂鬱、猜疑,還有絕望。他有時候也會有議論出來,在第十二天的日記寫道:「當國家非常時,尤其是關於國家民族盛衰的時候,生為其國民者,其存在不能有利於國家民族,已無有其生存的理由。況被認為有阻礙或有害之可虞,則竟無有生存餘地。但國家總不忍拒奪其生,只為拘束而監視之,已可謂真寬大,僕之處此,又何敢怨。」這是反諷的語言;國家在興盛的時候,他不管你,可是當國家在生死邊緣的時候,這些他不能利用的人,便將他們逮捕,何況這些人還被視為妨礙國家生存,所以今天被逮捕、被監視已經是很寬大了!他講這樣的話是很反諷的。他被關的時候四十八歲,我今年的年齡已經超過他了;我想賴董應該知道我今年多少歲,因為我們的歲數是差不多的,現在談到年齡,自尊心都會很脆弱。
人性化的書寫
讀賴和的東西時,會發現到很多歷史,包括他早年的抗日經驗,譬如1923年發生的治警事件,他裡面就有檢討。他會提到他當時參加的活動:甚至在太平洋戰爭爆發時的皇民奉公會,當時的醫生也被迫加入奉公團,那時候家人通知他要加入,他也就很無奈的加入。今天可能有人會說,你看連賴和先生都加入了皇民奉公團;可是這是很人性的描寫,他不會寫自己是「打死不退的台灣人」。
現在我們處在一個太平盛世的時候,我們就開始審判在戰爭期間,特別是被逮捕的知識份子──為什麼那麼沒有用呢?為什麼去參加什麼奉公會呢?這是因為你們不知道當時的歷史處境是什麼。我也是讀了賴和的日記,才開始重讀台灣的文學,我才知道要為人家設身處地的著想。我們要能這樣問自己,當你處在那樣的環境時,你會有怎樣的表現;不要講說我的台灣意識有多強,他的意識有多弱,我們已經超過太久了。我們在評斷歷史人物的時候,應該去想他的處境是怎樣。而我也曾經審判過所謂的皇民文學。我現在正在寫台灣文學史,常常讓我覺得最頭疼的就是皇民化文學,它是1940年一直到1945年,日本發動台灣作家必須配合戰爭的政策來寫文學作品,不過賴和先生當時已經停筆了。我們要知道戰爭爆發以後,幾乎所有的文學活動都失去空間,何況他寫這些日記是在監獄裡面,自然看不出他早期寫〈鬥鬧熱〉的感覺。
從賴和的散文裡,尤其是他的〈獄中日記〉,文學技巧是相當的成熟,這是他1941年年底,到1942年年初寫出來的東西。他是1943年去世,而這便成為我們認識他晚年心情非常重要的史料。
我記得1943年他要去世之前,台灣另一個重要的文學家楊雲萍去看他,賴和告訴他,我們都沒有用了,我們這一群人寫了這麼多文章,沒有人會記得的。楊雲萍跟他說,不會的,你的文章,三十年後、五十年後,就會有人肯定你的。楊雲萍講這句話是「青菜講講」(編按:隨便講講)的,只是安慰病人,可是在三十年後,台灣文壇開始去為賴和作平反的工作;五十年後,林瑞明先生為賴和寫研究,林老師是從八○年代末開始研究賴和的,到目前為止研究的最好的就是他的《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這本書。
我要說的是,因為時間的變化還有他身體的影響,使他的精神沒有辦法像年輕時代那麼的堅強,可是因為時代的變化使他在每一個階段,非常忠實地表現出他的心情。我們在看文章的時候,我們不要期待說這個文學家是個抵抗者,所以就必須抵抗。當我們把他抵抗的精神到每一個時代的脈絡去檢驗時,我們會發現,賴和終其一生都沒有放棄抵抗的精神,只是他沒有像年輕時代反映的那麼強烈而已。而他早期的文字是很雕琢的,到了晚年以後,文字又非常的樸素。
我最近在靜宜大學開了一課「台灣小說選讀」,第一節就是上〈鬥鬧熱〉,他的文字之好,就算是1998年的小說選我也會放進去,他小說開頭的設計,和寫一篇散文沒有兩樣。他一開頭是寫彰化鬥鬧熱的情景,他第一句話怎麼寫呢,「拭過似的,萬里碧澄的天空」,他就把我們的眼睛帶到天空上去,在天空中有著一縷兩縷的白雲,看到這,就會覺得分外的幽雅。
他又說,「一顆銀亮亮的月球」,他不寫月亮,因為他在修辭上不要重複,所以寫月球,而且又帶動底下的句子,他說:「由深藍色的山頭,不聲不響的,滾到了天半」,因為是球嘛,所以才會「滾」;他不是亂寫的,都是設計過的。
「把她清冷冷的光輝,包圍住這人世間,市街上照著薄薄的寒煙,店鋪下簷前的天燈,和電柱上的路燈,通融化在月光裡,寒星似的一點點閃爍著。在冷靜的街尾,悠揚的幾聲洞蕭,由著裊裊的晚風,傳播到廣大空間去」,你看,這就像是一個鏡頭,由遠處拉近,鋪成出一個寧靜的景象。好了,他又將鏡頭拉到街腳,一群人正在議論著。他在寫這篇小說是沒有看過電影的,他不像我們太熟悉現代的攝影技巧,現代人在寫小說時會有意無意將它帶進去;可是在賴和那個時代,電影才剛出來沒多久,而且是,鏡頭是平面的,哪有先抓天空,然後再慢慢拉到主題,帶動了整個氣氛。這是我覺得他最雕琢的時期。晚年以後,他不再刻畫了,他要寫的是他的感覺,不是去訴諸於美麗的文字,而是真實的感情。
賴和的散文成就
我在講綱上對賴和先生的散文作了幾個總結,我想他散文最大的成就是,將台灣的散文推到了一個成熟的境界。他「台灣新文學之父」的稱謂不是浪得虛名的,他每層面都照顧到了。你看〈前進〉這篇,就算擺在戒嚴時期,也是一篇相當傑出的散文,因為都是黑暗的時代。所以我們說文學可以跨越時代就是這個意思,當同樣的情境發生的時候,我們文章放在時間脈絡裡,還是一篇好的作品。再來說他的小說,謝春木和張我軍的小說都只剩下史料上的價值,就像胡適的白話詩一樣,他的目的在推動白話文運動;等到白話文一流通,他的詩就不重要了。可是,賴和先生的作品,不僅具有史料的價值,同時也具有藝術的價值。他的詩更了不起,像〈南國哀歌〉,他是先寫結尾,那是現代小說的寫法,這是很了不起的,他的才氣就在這裡,他也把新詩帶入了成熟的境界。
他不只將台灣文學帶入成熟的境界,你看楊守愚怎麼說他,很多編輯看見不好的稿子就都把它丟到字紙簍,可是賴和先生即使拿到不好的作品,也會不厭其煩的修正它,由此足見賴和先生是多麼努力地培養下一代的作家。因此賴和先生在文壇上的貢獻,不僅止於文學的創作,他在《台灣民報》的付出,也是值得我們去尊崇的,所以,認識賴和以後,就能了解彰化地區的文化資產,也更能體會台灣文學的精神。因此賴和的散文,不但將台灣散文提升到成熟的境界以外,抵抗精神的塑造和人文合一的風格,也是令我們至今備受推崇的原因。
上圖:賴和
【文章出處】
〈賴和隨筆及獄中日記〉
(編按:部分口語化文字及段落略作調整)
2019-01-30
網址:
http://cls.lib.ntu.edu.tw/laihe/C1/c12_011bg.htm
作者:陳芳明
【作者簡介】
陳芳明(1947年6月10日-),台灣高雄左營人,筆名施敏輝,作家,當代台灣文學的研究學者,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教授。陳芳明在1988年以前流亡海外多年,在美國時曾經是台灣獨立運動的重要推手。曾投身政治,任民進黨文宣部主任,曾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任教。在文學上與曾經有所批判的余光中、洛夫修好,並在政大台文所所長任內舉辦余光中研討會。因不滿民進黨籍總統陳水扁執政後期的表現,表示「我不會因為我是『綠色』(泛綠)支持者,就看不到綠色的缺點!」持續以「台灣獨立」意識進行社會反省批判。
- May 08 Sat 2021 22:30
▲陳芳明:賴和隨筆及獄中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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