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上圖：鍾理和


鍾理和不再只是他自己了

對面的手掌

自右胸飯匙骨以下，數七根肋骨。這七根肋骨全部都拿掉了，所以整個右胸看起來是坍陷進去的。前胸與後背，基本上是黏成一團的，旁人拿兩隻手掌一合，是可以感受到對面的手掌的，「像飛獸般的翅膜一般，隨著身子的搖動不住扇著」。

這不是鍾理和描述自己病況的文字，而是他未寫完的日記體小說〈手術臺之前〉裡的病患角色。因為患有嚴重的肺結核，這名角色進行了名之為「胸廓整型術」的手術。以當時的技術，那是一定要截斷幾根肋骨的。而如果只從數字來看，鍾理和本人並沒有小說裡的病友這麼慘。

──因為他「只」截斷了六根。

但是，這已經是最能幫助我們想像鍾理和術後情況的一段文字了。不管是在公開發表的作品，還是目前已經出版的日記和信件中，鍾理和很少明確地寫出病後的身體細節，我們僅能側面看到各種各樣孱弱的跡象：吐血，消化器官失能，頭痛，失眠，精神耗弱，稍微勞累便連續數日臥床⋯⋯
 
如果要提到台灣文學史上命運最多舛、最懷才不遇的作家，鍾理和必然是名列前茅的。特別是在他生命中最後十年的這場肺病，更是將他從一個貧困但仍有希望的文學創作者，打入幾乎無可逆轉的悲慘局面中。在各種身外條件已然不利的情況下，連肉體都崩然倒下了。1949年，鍾理和因肺病入松山療養院。1950年5月，幾經掙扎之後，鍾理和終於決定接受手術，並於6月完成第二次手術，此後直到1960年肺疾復發逝世之間，健康一直都是最困擾他的因素，他也多次告訴同樣體弱的長子鍾鐵民說：健康是最重要的，頭腦、財富什麼的都是其次。

然而以當時的標準來說，手術多少還是可以算是「成功」的吧。手術前兩天，鍾理和寫了一篇超級長的日記，除了前面幾行是寫給哥哥里虎、兒子鐵民之外，其餘部分都是留給妻子鍾台妹的一封遺書：「我雖然有需要給你寫這封信，卻也希望寫了最好不要落到你的手裡，成為公開的，仍舊由我自己去處理它⋯⋯好像根本沒有這回事。」。手術當日，他在日記上面寫下了：「由今天起，必須擱下日記。此後，何時能夠重續，或者竟致永無再續？」

很顯然地，他所擔憂的死亡，並沒有在那個時刻降臨。手術完成後，他安心靜養了幾個月，連日記都沒有寫。直到1950年的10月14日，才重新記了一筆。乍看之下，筆調是十分樂觀的：

痰有顯著的變化⋯⋯開刀的功效似乎到了最近才顯明的表現出來。看來自己不但居然沒有死掉，而且似乎還再一次獲得了生命⋯⋯這是我的新生！

但我們如果稍微端詳一下日期，就會發現這則日記距離上一則已經半年、距離下一則又隔了兩個月，很突兀地插在那裡。若說是因為新生的喜悅，那為何偏偏是這一天，不早也不晚？再往下讀，我們才會發現更關鍵的、沒頭沒尾的三個字：

和鳴死。

新生與新死

「和鳴」指的是鍾理和同父異母的弟弟鍾和鳴。

八歲的時候，鍾理和、鍾和鳴和其他兩個兄弟，一起進入了鹽埔公學校。畢業之後，其他三個人都升入了中學，只有鍾理和沒有，這件事對他的打擊很大。在這幾個兄弟當中，鍾和鳴對鍾理和的影響特別深。少年時期，有次鍾理和拿了自己私下寫的文章給他看，正在就讀高雄中學的鍾和鳴突然對他說：「也許你可以寫小說。」接下來的幾年間，鍾和鳴從台北、東京寄了不少日譯的文學作品和文藝理論的書給他，確立了他往文學之路邁進的想法。

及至成年，鍾理和為了婚姻之事偕鍾台妹私奔北平的期間，他也時時關注著這位弟弟的消息。鍾和鳴後來踏上了完全不一樣的道路：他去唸了日本的明治大學，在1940年代潛入中國，參與抗日活動。兩人杳不相見，但鍾理和還是一直掛念著他。在1945年9月的日記當中，就抄錄了一則來自廣播的訊息，及他的感想：「發廣播信箱。重慶台灣革命同志會鍾和鳴。⋯⋯與人以一種隔世之慨。」

而當鍾理和回到台灣，在屏東那邊找到一份工作（編按：屏東內埔初中代用國文教師），卻又因肺結核住院的期間，鍾和鳴也回到台灣了。──他因為對國民黨失望，憤而加入了中共的地下黨組織，並且以其基隆中學校長的身份，成立了「基隆中學支部」。這個組織發行了一份叫做《光明報》的刊物，主其事者就是日本時代的作家呂赫若。他們的組織在二二八後，隨著台灣人對國民黨不滿的情緒逐漸擴大，但終究因為形跡走漏，被情治機關逮捕。

這一切，當然是其時在松山療養院治病、並且正在構思他畢生最重要作品《笠山農場》的鍾理和不知道的。

1950年10月14日，也就是鍾理和在日記裡寫下「這是我的新生！」的這天，鍾和鳴被槍決，成為同案中少數被槍殺的本省人。

這一則突發的日記，要記的不只是鍾理和新生，也是鍾和鳴的新死。

對此有所理解之後，就會更知道為什麼鍾理和生命最後十年的日記、信函中，時時閃現出鍾和鳴的影子。在寫給廖清秀的信函當中，鍾理和提到有位兄弟鼓勵他寫作的事，但隱去了這位兄弟的名字。而在1958年2月22日的日記當中，鍾理和抄錄了《梵谷傳》當中的句子，並且也加上了一句感想：

第二封信是西奧（梵谷的兄弟）寄來的：

「素描畫得很好，我將盡全力賣掉它們。附上去阿姆斯特丹的路費二十法郎。祝你成功，老孩子。」──抄自史東著《梵谷傳》

啊啊！和鳴！你在那裡？

特別值得注意的，就是首句裡的括弧「（梵谷的兄弟）」。作為窮愁潦倒的文學創作者，看到西奧如此支持兄弟的藝術創作，鍾理和心裏轉過的情緒是什麼，並不難想見。但換個角度說，也許正是鍾和鳴的死，才更加堅定了鍾理和要把餘下來的「新生」全力投入文學創作的心志吧。在那之後，無論鍾理和遭遇多少困頓，多少次萌生放棄甚至自殺的念頭，他終究還是撐下來了，撐到再也沒也辦法提筆的那一天為止。

其實是高級酸民

在2016年的今天，鍾理和最被人記住的作品，就是在住院期間構思、隨後寫成的長篇《笠山農場》，以及短篇〈故鄉〉的四連作。知道他生平有多悲慘的人──生病，貧窮，婚姻被鄰里抵制，兒女早夭或也患病，投稿極不順遂──，再讀他的作品，恐怕都會對其生平與其作品的反差有深刻的印象：「你的人生如此悲慘，你的作品竟然如此平和，這是怎麼辦到的？」因此，有些評論者曾以「鄉土文學的聖者」的封號來稱呼鍾理和，畢竟這樣不帶一絲火氣的寫法，在常人都很困難了，更何況是如此境遇。

但事實上，最早的鍾理和並不是一名「聖者」──他根本是一個高級酸民。

這可以從他旅居北平時，曾經出版過的小說集《夾竹桃》中看得出來。這本書中最長的本篇〈夾竹桃〉，講的就是大雜院裡，北平中下階層的生活，鍾理和酸起他們的愚昧與無知時，可是從來沒在手下留情的。當他閱讀他人作品時，嗆起來也是很直接的。比如在北平的《平津晚報》上讀到一篇〈劉和的苦衷〉時，他的評語只有一句：「哎呀這也是藝術麼？」而讀到林語堂的書時，他「深深地覺得林語堂便是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似乎常有錯覺，當看到人家上吊的時候，便以為那是在盪鞦韆。」

而在北平居住的那段時間，他對中國人、台灣人、日本人在戰後初期的各種醜態，更是無一不酸。他把這一切稱之為：「搖身一變的時代與搖身一變的人們。什麼都是搖身一變，都在搖身一變。只差變得像與不像而已。有的變得唯妙唯肖，比真物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可惜都與孫猴子相彷彿，一條尾巴雖變成了一柱桅杆，然而卻因不能挪在前邊而露出了馬腳。」他也批評當時中國人對台灣人的理解，是「山海經式的理解」，流傳著很多關於台灣的都市傳說，比如報上的某篇文章就說：「台灣溫度總在九十五度以上」，而且地震頻繁，所以「使一般土人在定期會時常說：『我在上午地震後必去看你。』」然後說：「中國有大批大部份是屬於『客家』的遊牧民族⋯⋯而『這群人是以吃人肉為快事的』。」

然後鍾理和就把它們通通抄在日記裡嘲笑了。

不唯如此，他在政治的意見上，有時也頗為強烈，顯露出一種政治不正確但十分直率的尖刻。比如談到魯迅想以文學救中國，他以一種冷笑的筆調說：「印在紙上的冷冷的字究竟是無用的⋯⋯我相信只有去掉那一小部分或者是大部份的人，另一部份的人才能得救，才有法子活下去。而欲去掉那一部份的人，大概除開殺頭以外，是沒有更好的辦法的。」如果活在2016年，他應該也會是那種看了《金牌特務》會覺得很紓壓的人吧。

與其說鍾理和是個「聖者」，不如說他是在人生經歷的煎迫下，才慢慢收斂的。他那薄得只剩下一張紙的身心，已不允許他再這樣嬉笑怒罵地過日子了吧。

神隱的《笠山農場》

1955年底，鍾理和手術後五年，《笠山農場》完成了。

在這短短的五年間，他的健康狀況起起伏伏，經濟狀況極差，生病前的教師職位丟了，且再也回不去，他又沒辦法進行任何稍微粗重一些的勞動，全家的開支還是落在鍾台妹一人身上。為了減輕壓力，他曾經到到美濃鎮公所工作，但不出幾個月就體力不支，再次辭職。他持續寫稿，但幾乎都沒能找到地方發表──不但他的寫作風格無人賞識，更嚴重的是，由於居處偏僻、資訊閉塞，他連台灣當時到底有哪些報刊雜誌可以投稿都不知道。1954年，他的次子死於營養不良。他將自己的悲痛化為文字，寫了〈野茫茫〉，投稿到高雄的一家刊物《野風》。

簡直就像命運所開的拙劣玩笑：這次的投稿，錄取了。

但這還不是最難笑的部分。這篇七、八千字的文章刊出後，他收到了《野風》的稿費，是一張二十元的支票。他必須坐一趟車，到高雄市區把它兌出來。

而來回的車費，是三十多元。

就在這樣的顛簸生活中，《笠山農場》完成了。從日記的記載看來，鍾理和應該是首先寄給了當時銷量最大的雜誌之一《自由談》，但在隔年三月被退稿，該刊的編輯建議他可以投稿去「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這是當時最有錢的官方文藝單位，每年都辦理各種獎項。於是就在1956年年底，《笠山農場》獲得了這個委員會所辦的「國父誕辰紀念獎金」第二名，獎金一萬元。這屆的首獎從缺，所以他是實際上的第一名。不過這並沒有什麼好可惜的，因為這個委員會辦過19次各種類型的小說獎，其中有15次首獎從缺。

你們真的有編這筆預算嗎。

而《笠山農場》打敗的可不是等閒人物。在它後面並列第三名的，一是反共文學時代非常熱門的小說，王藍的《藍與黑》。另一則是彭歌的代表作《落月》──彭歌正是建議鍾理和把稿子投來比賽的《自由談》主編之一。在這之後，彭歌下一篇留名文學史的文章，就要等到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了，他當時寫了一篇〈不談人性，何有文學〉，支持官方立場，攻擊鄉土作家，與余光中通力合作把對手通通說成共產黨。不過在當時，他仍然是文壇上熾手可熱的人物。

得獎之後，鍾理和開心了一陣子，終於有興致在日記裡開玩笑了。隔年三月底，周圍幾十里的人都知道他得獎了，但是沒有人知道「文藝獎」是什麼，只是羨慕他好運氣。有位婦人還對他說：「我每一次都買一、二張，已經買了好幾年，就沒有得一次彩，連十塊錢都沒有得過。你真是好運！」但對鍾理和來說，真正的好運不只是那一萬塊而已，而是由於得獎，開始有其他本省籍寫作者知道他，開始跟他聯絡。於是陸陸續續，同樣得過中華文藝獎的小說家廖清秀來信了，接著，鍾肇政也來信了，《文友通訊》的網路次第形成。回到美濃這麼多年後，鍾理和終於有「文友」可以往來了。於是在信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到他近乎貪婪地跟廖清秀、鍾肇政、文心、陳火泉等人索要作品，也把自己新寫舊寫的作品交換過去，彼此討論。

但這份開心無法維持太久，鍾理和很快地發現，《笠山農場》的得獎也無法改變他的壞運氣。照理來說，得獎作品應該會由主辦單位安排發表，甚至出版為單行本。但就在這屆比賽過後，「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忽然解散了。發表、出版當然是無望的了，但更糟的是：負責這個委員會的公務員開始裝死，不願意把稿件找出來還給他。由於《笠山農場》篇幅較長，鍾理和大概是沒有力氣重抄一遍，所以投稿當時，就把唯一一份稿子寄出去了（那可是1950年代，不可能有電腦存檔的），現在命根扣在對方手上，想要轉投給其他雜誌、出版社也都沒有辦法。

鍾理和寄信給文獎會、國民黨負責文藝政策的單位問了幾次，都是石沈大海。眼看彭歌、王藍的作品都陸續出版，名次更高的《笠山農場》卻還在文獎會的某個檔案櫃裡──甚至，搞不好可能早就丟了──，鍾理和的焦急可想而知。他密集地寫信給廖清秀，與之商討索回稿件的對策。廖清秀建議他找張道藩，張不但是立法委員和國民黨有力人士，自己本身也是作家，比較可能理解寫作者的處境。結果張道藩的第一封回信的大意就是：原稿在文獎會那裡，文獎會停辦了，所以沒辦法拿出來。

⋯⋯廢話，人家現在不就是要你解決這個狀況嗎，你把狀況再講一次是腦袋有什麼問題。

這段反反覆覆的過程，折磨了兩年之後，終於還是廖清秀的另一主意奏效。他建議鍾理和再次寫信給張道藩，但這次是先禮後兵：第一封信低姿態哀求，說自己等著這篇小說換稿費救貧；如果再無消息，就寫第二封責備張道藩「有什麼理由扣押未付稿費的別人的東西」。鍾理和最後採取的是折衷辦法，亦即一邊訴苦、一邊暗示這篇稿費尚未領取。

信寄過去，七、八天後，原稿回來了。還附上了一封信，上面寫了「道藩先生非常同情您的遭遇」之類的內容。

嗯哼。

他把一切搞得一團糟⋯⋯

然而這時，已是1958年了。我們現在知道，這是鍾理和生命最後的兩年了。

在這段倒數計時的歲月裡，懷才不遇的憂傷還是纏著鍾理和不放。他不斷地把《笠山農場》寄出，不管是雜誌發表還是單行本出版，所有機會能試就試。每一次投稿失敗，他就再拿起筆來修稿。改動順序，修整文字，重抄整理⋯⋯然後再被退稿。

1959年底，鍾理和最後一點信心似乎也被消磨殆盡了。他頗有點自暴自棄地，在寫給鍾肇政的信函上抱怨：「我時時都覺得四十五年度我的《笠山農場》，把當今二個最走紅的大作家壓在下面是很不好的，我以為應該由他們中的哪一個得第二獎，『笠』篇得第三獎，雖然我並不懷疑他們的器量狹小，但假使是這樣，那對於我們每個人都是好的⋯⋯我沒有料到我踏進文壇的第一步便把事情搞錯了呢！」

然而，這段時間至少開始有一些文章發表了。透過鍾肇政轉寄林海音的模式，鍾理和陸續在「聯副」上發表作品，兩年下來大概有將近二十篇。即使偶爾被編輯刪改得面目全非，但總是有作品刊出來，並且拿得到正常稿費了。1959年中，〈草坡上〉發表之後，收到了一名讀者的來信。鍾理和大受感動，但又不禁哀傷，在日記裡自比為「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的和氏：

 「雖然終於得到慧眼賞識，但畢竟兩條足已經刖了⋯⋯」

而這名寫了一封讓鍾理和感動的信的讀者，正是快要以〈麵攤〉、〈淒慘的無言的嘴〉等作躍上文壇的陳映真。

但是，鍾理和已經來不及知道這雙「慧眼」的份量了。1960年，鍾肇政開始於「聯副」連載《魯冰花》，為本省籍作家首開紀錄，同時也寫信催鍾理和也投一篇長稿過來。這正是我在〈因為鍾肇政不只想到他自己〉 一文當中提過的，鍾肇政希望能幫鍾理和一把，讓他一起來「把這個陣地佔領下來」。

於是，鍾理和發奮寫了一部新長篇《雨》。寫完之後，鍾理和自己照例覺得很不滿意，又拖著病體修改了一陣。1960年7月21日，他寫信給鍾肇政說：「（肺部）病巢有蠢蠢欲動的跡象⋯⋯不過這二日此種跡象好像又告斂跡⋯⋯如果精神爽快，則明後日諒可進行〈雨〉的改作工作。」

鍾理和沒有爽約。他確實一直在進行〈雨〉的改作工作。1960年8月3日，鍾理和肺疾復發，病況十分危急。當夜大雨，家人無法外出尋醫。直到隔日清晨，他的兒子鍾鐵民要出門的時候，卻又剛好足疾發作，癱瘓而不能行──這是在鍾理和剛得肺病，住在松山療養院時，年幼的鐵民跌傷被尖利的石頭擊中脊椎所留下的後遺症。鍾鐵民急得捶打自己的雙腿，直到皮膚潰爛。

就在那一日夜，鍾理和告訴鍾鐵民：你得趕快好起來，我們兩個都這樣子，遲早會拖垮你的母親。

說完這句話後的幾個小時，鍾理和停止了他那艱難的呼吸。

好一陣子過後，當鍾肇政千辛萬苦奔赴美濃，到鍾理和靈前上香時，才看到了鍾理和最後趕寫的〈雨〉的原稿。從此之後，鍾肇政一輩子都不能原諒自己。每當提到鍾理和的時候，他總是自問：如果當時我不催他稿子的話⋯⋯

因為在稿紙的行間，沾染的全都是血痕。

但是所有人都愛他

然而，鍾理和的影響力，卻在他去世後才真正開始擴大。

鍾理和生前最念茲在茲的，就是沒有任何著作出版這件事。（其實他有在北平的《夾竹桃》，但在當時的台灣幾乎不可能讀到）為了完成他的遺願，鍾肇政、林海音四處奔走籌款，將《雨》的單行本編印出來，終於在他的百日祭時供在靈前。也由於鍾理和在「聯副」發表的那些文章，為他累積了一些讀者，《雨》很快就賣完，反而賺回了一些結餘款，於是林海音再用這筆錢，把命運多舛的《笠山農場》也印了出來。

如果扣除自費出版，這本《雨》就是戰後本省籍小說家當中，第一本個人小說集了。

而到了1983年，更在眾人的集資之下，於鍾理和最後十年生活的故居，建立了「鍾理和紀念館」。這是第一個本省籍作家的紀念館，但在鍾肇政等人的構想裡，它的功能不僅僅是紀念鍾理和一人而已，它更是台灣文學的重要堡壘：一個收集、典藏、研究台灣作家的館舍。從中，我們可以看到「鍾理和」這個名字，在這些本省籍作家心目中的份量和意義。不管是之後標舉「鄉土文學」的年代，還是「台灣文學」終於能躍上檯面的年代，「鍾理和」都是一個最有號召力，最能體現台灣作家所面對過的困境、所付出的努力的象徵。

因此，如果有哪一個作家的紀念館舍，足堪成為台灣文學的第一座堡壘，毫無疑問地：那個人就是鍾理和。

在鍾理和最灰心的一段日子裡，他曾經在一封信上，這樣對鍾肇政訴苦：「我個人在這裡獨往獨來，不為人理解和接受，沒有朋友、刊物、文會⋯⋯。我常常會忽然懷疑自己到底在做什麼？」他最感到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身旁沒有文友，沒有人理解他的寫作。即便後來有了《文友通訊》，但病弱的他，一次也沒有參加過大家的聚會。唯一一次見到活生生的文友，就是廖清秀來美濃找他玩，他高興得花錢僱車接送、還殺了一隻雞款待，跟廖清秀聊天聊了一整夜。那樣的興奮，似乎讓他暫時地忘了貧困、也忘了身上的病。

現在，整個台灣文學史都在陪著你了。你不再只是你自己而已了。


上圖：鍾理和


【文章出處】
《想想副刊》
〈【沒在寫小說的時候】鍾理和不再只是他自己了〉
2016-07-16
網址：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603
作者：朱宥勳
【作者簡介】
朱宥勳（1988年1月4日－），臺灣桃園人，小說家、文化評論者、專欄作家，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學士（主修社會學、歷史）、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等。曾任《建中青年》主編。2010年起開始出版小說集《誤遞》與《堊觀》，2011年與黃崇凱合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目前任月刊《秘密讀者》的編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