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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林海音


整個文壇都是林海音的平衡木

一個小決定

1962年，《聯合報》副刊（簡稱「聯副」）主編林海音，收到一份不知名新人的小說投稿。她讀畢稿件之後，覺得內容不錯，決定刊登，卻感覺哪裡怪怪的。細讀之後，她才發現，這篇小說的文字非常怪，句型和節奏是前所未見的，比如：「已經退休半年的透西晚上八句鐘來我的屋宇時我和音樂家正靠在燈展下的小方桌玩撲克。」這樣連續三十八字無標點符號的寫法，讓已經擔任主編快十年的林海音非常不習慣，拿起紅筆就要改。以當時主編的權力來說，這樣直接修改不但沒問題，而且是她日常的例行性工作。但她忍不住多讀了兩次，想過幾回，最終還是決定：不改了，這作者這麼寫應該是有用意了，直接刊吧！

相較於林海音這輩子過手的千萬篇稿件，這只是一個很小的決定，如果她自己不說出來，大概誰也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念之間。但從事後看起來，這個決定卻對台灣文學史有重大的意義。

因為那篇直接刊載的稿件，是七等生的第一篇小說〈失業、撲克、炸魷魚〉。

而七等生正是因為他那奇詭的思路和文字風格而成為台灣文學史上的經典的。

如果換了一個敏銳度稍微低一點的編輯，他可能不會刊這篇稿子，或者刊了但把七等生最寶貴的文字風格改掉，那大概就不會有之後在聯副發表的一系列散文「黑眼珠與我」了。這樣一來，七等生那篇經典之作〈我愛黑眼珠〉到底會不會在1967年寫出來，也就很難說了。作為主編的林海音，在這個很小的決定上顯現了她的價值：她真的是有文學閱讀的品味的，而且有足夠寬闊的心態，去理解和接納殊異之物。

所有人的自己人

林海音在戰後文壇地位崇隆，人人都尊稱她為「林先生」（在那個比現在更沙文的年代，這個稱號可不容易），靠的不只是良好的文學品味而已。她還有一項重要的特殊能力，是讓所有人都覺得她是「自己人」。

這種能力，首先來自她得天獨厚的經歷。她1918年出生於日本，三歲時隨家人回台居住，五歲再移居北京，在那裡成長、求學、工作、結婚，直到三十歲才又回到台灣。她的父親林煥文是苗栗頭份地方的客家人，母親黃愛珍則出身於世居板橋的閩南人家族，這使得林海音從小在一個非常多元的語言環境中成長。她跟母親學台語，聽父親的客家話，再加上青年時代的北京經驗，讓她能說一口道地的老北京話，在中文書寫上也沒有任何問題。從年紀上來看，林海音只比陳千武大四歲，比鍾肇政和葉石濤大七歲，但因為她不需面對困擾這些本省籍作家的「日文轉中文」跨語障礙，所以在戰後台灣文壇的地位，遠遠比這些作家都還要高。當鍾肇政、鍾理和這些作家才剛剛把中文書寫磨練到還可以的地步時，林海音已經擔任聯副主編好幾年了，之所以能有這樣快的「進度」，跟她的語言背景剛好符合台灣戰後語言政策的特殊環境有非常大的關係。

由於她的本省人身份，加上台語、客語的能力，讓她在面對本省籍作家時能少一分隔閡、多一分理解。由於她良好的中文能力和文學品味，她也不會被當時主流的外省文壇排斥。這讓林海音成為整個文壇的樞紐，比別人更能左右逢源，而她主編下的「聯副」也就相對有著比較多元的作品風格。

除了語言，她的家世和人際關係也是重要因素。她父親林煥文是日治時代的台灣總督府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是非常早期的台籍殖民地菁英。林煥文在校時，睡在他上下舖有位同學叫做鍾會可，是桃園的客家人，後來也師範畢業、當了老師。而鍾會可，就是鍾肇政的父親。林煥文畢業後，分發到苗栗的新埔公學校教書。他在這裡只教了兩年，但剛好就教到了吳濁流。

這還沒完。林海音的媽媽黃愛珍喜歡打牌，雖然久居北京，但還是習慣跟在北京的台灣人社群往來、吃台灣菜，所以總是跟一群台灣來的太太們一起摸麻將。其中有兩位牌友，就是鹿港詩人洪棄生的太太和媳婦；因為當時，洪棄生的兒子洪炎秋正在北京大學唸書，戰後回到台灣之後，不但是散文家和《國語日報》的社長，後來還選上了立法委員。另外一位老太太也來自板橋，跟黃愛珍一家子更親了，她同樣念北京大學的兒子，後來還成為林海音的證婚人。這個人就是回到台灣之後掀起了一陣「新舊文學論戰」，正式將台灣文學帶入白話文時代的張我軍。

貴圈不但超亂，而且還超小。

有趣的是，林海音不但在本省人之間關係深厚，在外省人之間似乎也很吃得開。她和丈夫夏承楹都長年擔任記者、編輯，夏家是北京的大家族，幾年的共同生活，大概把林海音鍛鍊得更像一個「老北京」了。林海音也曾自承，當別人問到她是哪裡人時，她的直覺往往都是回答「北京人」。

來台之後，這對夫妻先透過洪炎秋的介紹在《國語日報》任職，林海音同時開始大量投稿各式報刊，連續幾年都有百篇左右的文章刊載。相比於其他本省籍寫作者都還在退稿地獄中，林海音的順遂顯然是因為中文寫作方式和當時的文壇主流氣味相投。與同時代外省作家的文字相較，她的功力甚至比大多數作家更好，「比外省更外省」。轉任聯副主編期間，她也曾經寫了一篇描寫本省人生活的小說〈要喝冰水嗎？〉到夏濟安主編的《文學雜誌》上，獲得採用。有趣的是夏濟安寫給她的回信：

「這篇小說描寫本省人的生活，很是生動，竊以為這條路大可走得。我們外省人雖然懷念故鄉，本省人的事情，我們也應該寫。小說家應該有廣大的同情，這一點海音女士是當之無愧⋯⋯」

我們外省人。咳咳，夏濟安顯然下意識地搞錯林海音的出身了。或者也可以說，夏濟安並沒有搞錯：林海音身上本來就交織著來自閩客父母的血緣連帶，以及來自北京的文化影響。如果只讀小說文本，確實很難單從文字就判斷出林海音的出身。

逃出「反共文學」的四條路線

在上述的基礎下，林海音展開了她在戰後台灣文壇的文學事業。她最重要的貢獻，是一體兩面的：她拔擢了大量的新人作家；並且以「聯副」為陣地，將台灣文壇的主流風氣，從八股的「反共文學」、「戰鬥文藝」，帶到比較自由也比較正常的純文學創作狀態裡。有部分的評論者注意到前者，也有部分評論者注意到後者，但很少人發現，這兩件事是緊緊結合在一起的。正是因為林海音拔擢了大量的新人作家，才為文壇灌注了有別於「反共文學」的新活力。

1950年代，國民黨在台灣站穩腳跟之後，開始檢討自己為什麼會被中國共產黨打敗。他們後來得出來的結論是：因為宣傳太差，所以失去民心，才會敗得這麼慘；所以接下來的重點，就是要加強宣傳，讓大家知道國民黨的好。

（⋯⋯有沒有覺得這個劇本很眼熟。偉哉國民黨。）

總之，為了加強宣傳，他們在文學方面推出的政策，就是「反共文學」。反共文學的內涵如同字面所述，基本上就是在講過去共產黨有多壞、未來共產黨一定會被我們打爆的YY小說。這批小說的特徵，通常就是只描寫過去（共產黨好壞）和未來（共產黨會被打爆），但關於現狀完全不敢提（如果共產黨這麼壞又這麼弱，你國民黨現在怎麼會在這裡？），大部份的作品只是為了呼應政策、想從官方拿到獎金和稿費而寫的。在半個多世紀後的現在，除了姜貴的《旋風》和陳紀瀅的《荻村傳》等少數較優秀作品（也就是說，比較不像標準的反共文學）外，大部份的小說都不再有人重讀了。

1954年，當林海音接掌「聯副」的時候，面對的正是反共YY小說的全盛時期，包括《中央日報》、《中華日報》、《全民報》、《公論報》、《經濟日報》的副刊，以及《半月文藝》、《寶島文藝》和《野風》等文學雜誌，都以「反共抗俄」作為優先題材。然而文壇上的有識之士，多半對這種風氣感到不耐，只是當檯面上的刊物、政府所辦的徵文絕大多數都支持這種作品時，不願或不會寫這種作品的作家就完全沒有發表機會。這種反共YY小說也形成了天然的省籍歧視結構：大部份本省籍作家都沒有反共經驗，甚至自己暗地裡就是左翼，不管在意願上或能力上都不可能就這個主題寫贏外省籍作家。

而這一切，在林海音接掌「聯副」之後就有了轉機。林海音反覆說過她的編輯理念，主要的兩個關鍵字就是「文學」和「自由」。她並沒有說她排斥反共文學，但她使用的修辭是「我們只選好作品」和「作家有創作的自由」，實際上的結果就是排除了劣質的反共文學。根據陳芳明和施英美的研究，林海音時期的「聯副」不但大規模提升了文學作品的比例，這些文學作品更是由底下的四條路線組成：

 1.本省籍作家

2.女性作家 

3.現代主義作家

 4.軍中作家

關於四條路線的討論，施英美的碩士論文《《聯合報》副刊時期（1953－1963）的林海音研究》有著一本抵十本的紮實研究，在此不贅述。但值得一提的，是從比較後設的眼光，去思考：「為什麼是這四條路線？」從這個問題裡，我們更可以看到林海音在文壇調和各種勢力的上乘平衡工夫，而這正是為什麼林先生是林先生的原因。

以弱制強的平衡木

這四條路線，其實體現了當時文壇上所有爭議的軸線。林海音的精明之處，在於「扶弱制強」，透過文壇內部重視創意、邊緣、非主流的特質，把處在弱勢中的作家派系扶植起來，既能使讀者「耳目一新」（因為之前太邊緣、太非主流了，所以大家都沒看過），又可以在有限的版面中發揮槓桿效果，與官方文藝政策分庭抗禮。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本省籍作家這條線，林海音巧妙地利用了此一「弱」來減低「聯副」對主流外省文壇的依賴。包括文心、鍾理和、鍾肇政、鄭清文、黃春明、廖清秀等人的作品，都是由林海音首度引入「聯副」這個等級的版面上，其中有許多更是該位作家的第一篇作品。如果考量到這些作家後來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之重要，林海音的「投資報酬率」可以說是高得驚人。而這批本省籍作家為報林海音「知遇之恩」，更是在很多關鍵時刻提供了重要的協助。比如1960年，跟於梨華約好的長篇小說連載沒到，就是鍾肇政的《魯冰花》補上了報紙連載的空窗期──站在鍾肇政的立場，這是大恩惠；但反過來站在林海音的立場，這未始不能說是鍾肇政幫了她這個主編的大忙。

而本省籍作家的日文能力，也為重視引介國際文壇消息的林海音提供了大量的火力支援，比如卡繆在1957年獲得諾貝爾獎的時候，就是靠著本省籍「文友通訊」的同仁施翠峰從日譯本趕工翻譯，才能第一時間刊出《異鄉人》。或者如安部公房的《砂丘之女》在1964年改編成電影後大紅，林海音也是立刻托人買到日文原著，帶給鍾肇政，囑他儘速譯出。因此，在鍾肇政和其他朋友的私下信函中，常常有「最近都在忙翻譯，沒空寫小說」之類的抱怨，但出於感恩、稿費、曝光機會等因素，林海音知道鍾肇政等本省籍作家終究還是會答應的；而對鍾肇政等人來說，這種「工作機會」雖然費神、煩人，但畢竟是一筆收入和作家履歷的累積。各取所需之後，雙方達成了平衡的合作關係，這是將本省籍作家的日文根柢視為「奴化」原罪的其他外省編輯無法動員到的資源。

同理，我們也可以看到：之所以吸納女性作家，不只是因為林海音跟琦君、張秀亞、蘇雪林、謝冰瀅、徐鍾珮、鍾梅音、劉枋、聶華苓、張漱菡、郭良蕙、畢璞等女性作家有社群連帶而已，也是因為在當時的主流文壇上，男性作家壓倒性地佔有多數。與林海音同等級的刊物主編，也僅有林海音一名女性，這些女性作家的稿件提供了剛硬的國家敘事以外的另一種風格。之所以吸納主要由年輕新秀組成的現代主義作家，也是著眼於他們的未來性，以及他們能夠帶來反共文學所無法提供的新美學，因此就有了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說〈小黃兒〉（根據施英美的研究，這可能才是白先勇的第一篇小說，而不是坊間認知的〈金大奶奶〉），也有了歐陽子〈小南的日記〉、陳若曦〈邀晤〉和林懷民的〈兒歌〉（是的，就是那個林懷民──他拿了這筆稿費去報名了舞蹈課）。當然，還有本文一開頭提到的七等生〈失業、撲克、炸魷魚〉。

而軍中作家的引介，更是勢力平衡的關鍵：不願意刊反共文學，但至少要刊有軍方背景的作家，顯示其敬重軍人，忠黨愛國之心無可懷疑，取得某種形式上的「官方認證」。軍人參與寫作這件事情是受到官方鼓勵的，因為這符合反共宣傳的國策。同時，某些軍中作家固然是靠著寫作的才華躍上文壇，但還是肩負著掌握文壇局勢的情報任務，因此如何調和與軍中作家的關係，就變得非常重要。在林海音主持的「聯副」裡，至少就刊出了「軍中三劍客」朱西甯、司馬中原、段彩華的文章，以及張放、公孫嬿、楊念慈、墨人等作家的作品。林海音吸納的是一群意識形態上仍然大致不逾黨國框架，但對於反共文學的單調乏味早有不滿、力求突破的作家，因而在政治上和作品品質上維持了很好的平衡。

綜合以上，你會看到整個文壇都是林海音的平衡木。在她主編的版面裡，本省與外省、男性與女性、寫實主義與現代主義、軍人與民間、前衛與保守都能大致平衡，各有所獲。這當然不是說每個人都滿意林海音的作為，比如「文友通訊」的本省籍作家，有時候還是會抱怨林海音沒有給他們更多的版面。在某次「文友通訊」聚會當中，林海音夫婦受某位作家之邀前來，那位作家卻沒有通知所有人，導致席間有人刻意全場都講日語，要給這兩人難看。（這大概是唯一可以嗆到林海音的方法了，不管講台語還是客語都沒用⋯⋯）但身處複雜的文壇，本來就沒辦法做到讓每一派系每一成員滿意，能夠維持各方面都「不滿意、但可以接受」的局面，並且讓每個派系的作家公開提到林海音，都必須敬稱一聲「林先生」，就已是非常高難度的操作了。

大概也只有在跟林海音相關的場子上，可以看到余光中、彭歌、鍾肇政、鍾理和、黃春明、朱西甯、謝冰瀅、郭良蕙⋯⋯這些人的名字被排在一起了吧。「林先生」恐怕是這些平常互有嫌隙的作家派系中，罕見的公約數。

當然，上述的討論並不是抹煞林海音對這些作家的關愛之情。只是除了關愛以外，她還有許多冷靜、專業的判斷，兩者合一，才成就了這麼優秀的編輯。關於此，林海音自己的理解很實在。當有人稱揚她提拔本土作家的功績時，她的回答是：「他們的作品大量湧進，使我這主編者的形象上更進一步，每天都有充滿鄉土色彩的好作品刊登出來。可以說聯合副刊的面目之所以與眾不同，正是他們給我主編的光彩。」這既是漂亮的場面話，也是不卑不亢的事實陳述，她非常清楚知道自己的榮耀從何而來，自己的分際又該如何拿捏。

林先生早起看書報，林先生早起忙⋯⋯

然而，個人的能力再怎麼樣精巧，面對戒嚴時代龐大的政治壓力，還是很難永遠安然前進的。

1963年4月23日，林海音主編的「聯副」刊出了這麼一首詩：

〈故事〉

作者：風遲

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因為他的無知

以致於迷航海上

船隻漂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

歲月幽幽，一去就是十年的時光

他在島上邂逅了一位美麗的富孀

由於她的嫵媚和謊言，致使他迷惘

她說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壯，然後啟航

而年復一年，所得到的只是免於飢餓的口糧

她曾經表示要與他結成同命鴛鴦

並給他大量的珍珠瑪瑙和寶藏

而他的鬚髮已白，水手老去

他卻始終無知於寶藏就在他自己的故鄉

可惜這故事是如此的殘缺不全

以致我無法告訴你那以後的情況

詩作刊出後，台灣警備總部認為這是在影射蔣介石和國民黨，判了作者三年五個月的徒刑。（真不知道是缺業績、想像力太豐富還是太心虛⋯⋯）事情傳到聯合報，報社方面與林海音溝通之後，林海音迅速辭職，為報社扛了這件事，結束她在「聯副」十年的主編職位。這在文學史上，稱之為「船長事件」。此後大概有十年的時間，各家的報紙副刊都對刊登現代詩作品有所忌憚，或許也間接催生了更多詩刊；而「聯副」則在林海音經營的基礎上，漸漸成為台灣最有影響力的文學副刊，直到1970年代遭遇《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的挑戰為止。

在林海音及其支持者後續的辯解中，我們可以看到林海音保守、中庸的政治性格。就算事過境遷，林海音的辯解焦點還是放在「我秉持的是文學性，並沒有考慮政治」。她的女兒夏祖麗在多年以後採訪該詩作者王鳳池，也花了大量篇幅申說「這首詩並沒有批評政府的意思，這是誤會一場」。然而問題的根源並不是你有沒有考慮政治，也不是這首詩到底是不是為了譏刺蔣介石而作，而是：是又怎麼樣呢？憑什麼政府就可以因此抓人、對報社施壓？

我們不知道林海音心裡面，是否曾經浮起過上述的念頭，但無論如何，在戒嚴時代不可能這麼說、在解嚴之後她也從未這麼說過，現在我們是永遠不會聽到她內心真實的想法了。比照解嚴之後，就盡可能說出政治上受過什麼委屈的其他作家，林海音是更逞強也是更圓滑的，總是輕描淡寫地說「沒事」。但如果真的如表面上那樣的若無其事，夏祖麗所撰寫的《從城南走來：林海音傳》，就不會花不成比例的巨大篇幅來談「船長事件」了吧。

這讓我想到林海音這輩子寫過最著名的句子──不是來自〈爸爸的花兒落了〉，而是來自國立編譯館的小學國語課本第一課：「爸爸早起看書報⋯⋯媽媽早起忙打掃⋯⋯」       

是的，這兩句是她寫的。這兩句寫入課本後，因為有加深學生性別刻板印象之嫌，引起不少批評，後來就把後句修改為「媽媽早起做早操」了。但根據林文月的說法，面對這些批評：「海音姐為此甚為不悅，她說：『這有什麼不好？我們家本來就這樣嘛！我每天早晨掃地；不但掃地，還抹桌呢！』」

從這裡我們看得很清楚：林先生並不是一個具有「進步」或「基進」理念的人，即使和她同時代的人相比，她的觀念有時都還是偏保守的。這也就不意外她在「船長事件」後的態度了。

但也在這樣的細節裡，我們可以看出林海音真正的樣貌。她並不是那種超前於時代的人物。「林先生」更重要的意義，毋寧是在那樣限制重重的時代當中，務實地發揚她有限的文學理想。即使有限、保守，那些理想仍然是優於官方版本和主流風氣的。她能夠在掌握文壇重要的權力和資源之後，仍不改其志，繼續朝著那現在看來有限保守的理想前進，完成她在文學史上的階段性貢獻──巨大的階段性貢獻，看看她把多少本來沒機會的作家送進了主流文壇──不曾腐化、墮落，光是這一份品質，就值得後人念想了。

在戰後一片荒蕪、極端不公平的文壇裡，林先生確實是早起，並且勤於打理那一方書報版面的。


上圖：林海音


【文章出處】
《想想副刊》
〈【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整個文壇都是林海音的平衡木〉
2016-07-04
網址：
https://www.thinkingtaiwan.com/content/5582
作者：朱宥勳
【作者簡介】
朱宥勳（1988年1月4日－），臺灣桃園人，小說家、文化評論者、專欄作家，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學士（主修社會學、歷史）、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碩士。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等。曾任《建中青年》主編。2010年起開始出版小說集《誤遞》與《堊觀》，2011年與黃崇凱合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目前任月刊《秘密讀者》的編輯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