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不死，只是逐漸老去
文言文在新課綱應該保有多少比例？這個問題的另一個提法，其實就是：文言文在台灣中學校園還有存活的必要嗎？
文言文的「有用」「無用」論
眼下台灣民粹慣從有用無用的觀點檢視事物存在的價值。學科安排的考量，沒敢說出口的潛台詞，其實就是「這對升學有用嗎？」「這對將來的出路有用嗎？」功利的照妖鏡一旦戴上，該死該活可以當下立判。文言文如果是古人的語言，等於是死人的語言，哪裡還需要放進中學課程？
文言文誠然是古人的語言，古人也的確都已作古，但文言文並不等於已死的語言。文言文更為精準的定義，其實是古人慣用的書面語言，與口頭語言脫勾之後，形成固定的文法，一旦寫定，而且得以保存，不論後世口語發生多大變化，只要假以相當時日的訓練，透過文字鑽進古人的世界完全不成問題。學貫儒釋道三家的南懷瑾先生曾與西方學者交流，對方知道我們可以毫無障礙地理解2,000年前老祖先的作品，大呼不可思議，直說文言文真是太酷了！
雖說文言文是書面語言，流傳既久，逐漸滲透到日常的口語，語言的質感與美感頓增。莫說一般人會脫口而出的成語幾乎都是文言文的產物，即連戲曲的對白也受到霑溉。記得兒時看黃俊雄布袋戲，演到客人起身準備告辭，主人便說「奉送啟程」，客人趕緊回道「不用」（這「不用」二字用的是古典的讀音，不是粗聲粗氣的「嘸免」），主人堅持「該然」，而後兩個小人偶一前一後緩步走出。小小舞臺上展現的優雅身段與語言，反映的是文化的厚度與深度，讓人頓時對舞臺後操作的演師生起無限敬意。
活在當代，估計不會再有人以文言文寫作，但不以文言文的形式寫作並不代表文言文不能成為白話文寫作的養分。許多大作家如陳之藩、琦君等，作品全是純熟的白話文，指導寫作後進時，可沒忘了當年文言文的滋養之功。即便無意在寫作揚名立萬，熟諳文言文對一般大眾更大的意義，是從此握有一把通往古典世界的鑰匙，有了這把錀匙，就像阿里巴巴的芝麻開門，老祖先留下的偌大寶庫從此可以通行無阻，任君揀擇！曾有深識箇中奧妙的西方學者為了掌握古代中國一手的天文記錄，不但發憤學中文，學的還是古典的文言文。
文言文因為是古代的書面語言，與日常生活的確存在相當距離，面目當然不可親，學習之初，與深奧的天文大概沒什麼兩樣，見之生厭是非常正常的反應。但教育的理想，就在為孩子開啟一道門，從而走出更寬廣的路；同時也為孩子推開一扇窗，得以看見異於平常的風景。也就是說，教育的意義，本來就在拓展孩子的世界，是由小而大，絕不是逆向操作，越走越窄。古老的文言文該不該繼續在中學教材存在，考量的關鍵不在日常的有用無用，而是藉此拿到一把融通古今的錀匙，得以進入更廣大的世界。
中國的標籤？先祖的語言？
文言文的部分支持者，毫不掩飾他們對文化斷層的憂心：切斷文言文的學習之後，等同切斷了下一代與中華文化的聯繫。可平心而論，一刀斬掉文言文的意圖背後，不就因為文言文貼的是大中國的標籤，文言文沒了，與中國或中華的聯繫也就沒了，豈不是稱心如意？
今天島上的台灣人，除了千百年前就已定居於此的平埔族與原住民，或者新近才入籍的新移民，絕大多數都是來自中國大陸，只是時間早晚而已。就以我個人為例，我算是道地的本省人，可是翻開族譜，上面明白載記先祖移動的軌跡，是從中原逐漸往南往東遷移，而後在一百多年前跨海來台，在台灣落地生根。隔著一道海峽的中國大陸，正是先祖生於斯、長於斯、葬於斯的土地。
理性的討論，政治的歸政治，文化的歸文化，不須混同二者，攪成一團。美國為了脫離英國管轄，不惜與英國打上一仗，可獨立之後並不因此否定莎士比亞。古典的中文與彼岸政權不應直接劃上等號，文言文的真正身分，是歷代祖先使用的書面語言。
我曾在北京嘗過當地的桃子與柿子，不同的口感，前者爽脆，後者香甜，可真是人間美味，當下只嘆這麼好的東西無法帶回台灣給親朋好友品嘗。我也曾在北京大學校園漫步，為未名湖的絕美深深讚嘆。好東西就是好東西，儘管放開心胸欣賞，不必因為產地的標籤就心生排斥。文言文也一樣，它的確源自中國，可我們絕大多數台灣人的祖先，也來自中國。眼下也許有些敵對，彼此根本沒什麼血海深仇。
不知有沒有人預見：把文言文推出校園的結果，有識也有能力的家庭，可以另聘家教補足學校不教的文言，那沒能力的家庭呢？我們的M型社會不但已經反映在經濟，還要再擴大到基本的文化素養？
那才是我們必須審慎思量的大哉問！
【文章出處】
《獨立評論（天下雜誌）》
〈文言文不死，只是逐漸老去〉
2017-08-04
網址：
https://opinion.cw.com.tw/blog/profile/52/article/6073
文／黃敏警
【作者簡介】
黃敏警，天帝教天人文化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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