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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台灣文學史──台灣vs中國

論文原發表於2002.11.22-24「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作者林瑞明教授

一、前言

時序進入二十一世紀，這是新舊交替的關鍵時代。許多陳舊腐朽的觀念必須割捨、揚棄；許多因政治動盪不安、改朝換代而斷裂的文化傳承，必須正視其裂痕而重新縫合。

起源於一九二○年代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歷經三大論爭──新舊文學論爭、鄉土文學論爭、台灣話文論爭，台灣文學主體性（subjectivity）與整體性（totality）的概念於一九三○年代初葉具體成型。在特殊的歷史條件下建立了獨樹一幟的台灣文學，既非殖民帝國的日本文學所能支配，也非同是使用漢文的中國文學所能概括。[1]台灣人在新文學運動以及社會、政治運動的過程中，深化了台灣意識，伴隨而來的是同時發現了台灣是弱小民族的新身分，「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之呼聲，貫串於全程的抵抗運動。即便四○年代日本統治者加強「皇民化運動」，台灣作家面臨強大的壓力，而有了所謂的「皇民文學」，但台灣文學的底蘊仍然存在，張文環主導的《台灣文學》，仍然在罅隙裡盡力維繫台灣文學的一線生機；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台灣改朝換代，即使面臨「奴化」教育的指責，面對二二八事件摧殘以及緊接而來的白色 恐怖統治，台灣作家仍然不絕如縷地繼續編織台灣文學的美夢成為理想。

活在福爾摩沙島上的詩人與作家，以每一個人的生命體驗，寫出一篇篇的詩、小說以及各類型的創作，從生活著的土地出發，具體地描繪生活的形形色色，也顯現了台灣人的內在心靈與精神，文學作品成為台灣母土的頌歌與安魂曲。這一些分散在每一世代的文學，必有待於文學史之書寫，才能串連起來，以便隨時隨地重新演出樂章，召喚台灣的心魂。

二、台灣文學史之初步建構

文學是作家與時代對話的結晶，具現了有形的社會變遷和無形的精神構造。台灣從四百多年前才從原住民的無文字世界，被外來列強強制帶入文字書寫的「有史」階段。當然在這之前，中國的歷代史書也有些零零碎碎的台灣紀錄，但大多含含糊糊，語焉不詳，甚至某些地名指涉到底是否台灣，迄今學術界仍無定論。

（1）「台灣文學」的形成

荷蘭殖民台灣以後，才留下了大量有關台灣種族、社會、經濟的正式紀錄，島上生活的人群才初次攤在文明世界的眼前。《熱蘭遮城日誌》、《巴達維亞日誌》……等等官方文書，既是重要的史料，也累積了相當多的文學素材。直至荷蘭時代末期，台灣的漢族移民已陸續增加到十多萬人之譜。繼而鄭成功打敗荷蘭，建立東寧王國，從此漢移民迅速增加。但在移墾過程中透過婚姻關係，從母系社會的女性「牽手」手中取得了土地所有權，同時大量同化了居住在平地的南島語系種族，粗具規模的漢文化社會於焉形成，從此漢文化逐漸 生根茁壯。從起初的樸拙無文，隨之而來的，當然也有了傳統的漢文學。明太僕寺卿沈光文一六五二年因風漂泊到台灣，與季麒光等人發起「東吟社」，即成為台灣古典文學的重要起點。

不過一直到滿清末年，除了極少數有本土意識的文人雅士之外，絕大多數傳統漢文學的書寫者，並沒有寫作「台灣文學」的觀念。兩、三百年以來的《台灣府志》、《台灣縣志》雖有〈藝文志〉之名目，但檢視其作品，到處充斥著「宦遊文學」。從這些傳統作品裏所看到的台灣，不過是許多人宦遊歲月的中途站，這類「宦遊文學」雖不需將之排除於台灣文學之外，但仍有待一一加以驗證，才能在台灣文學史的書寫裏，區分出主、從而給予適當的位置與評價。

（2）如何書寫文學史

而文學史裏的「主從」關係，即意味著書寫文學史是帶有某種選擇性的。中國新一代的文學理論家陳平原在他的一篇〈文學史眼光〉中，即特別標出史家位置的重要性，陳平原強調說：

文學史研究要求相對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包括研究對象的選擇、理論框架的設定，乃至某些作家作品的評價），是一種規範化的常規作業，需要學識與才情、廣博與精深、新穎與通達等的平衡與調適。因此，在文學研究總體佈局中，文學史家往往偏於保守，「持重厚實」是其基本的學術品格。[2]

在此，他強調文學史書寫，有其一定之規範，並須具備學識與才情，方得竟其功。

而出身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的黃得時，早在一九四三年七月即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3]，是台灣人有系統地書寫台灣文學史的開始。他受到法人泰納（Hippolyte A.Taine.1828─1893）在《英國文學史》的序言中對種族（la race）、環境（le milieu）、及歷史（le moment）三要項之重視，從而定義「台灣文學史」的特殊性。雖然後來他所進行的《台灣文學史》撰述，只進行到第二章康熙雍正時代即告終止[4]，且所做的嘗試仍不盡完備，但仍的確給後繼從事文學史工作的人，帶來一些有用的提示：

第一，文學史是經由客觀的條件，如種族、環境、歷史（時代）等因素之相互滲透作用，而加以定義的。

第二，文學史的書寫必須經過對作家及作品的考察，來進行材料的選擇。目的是要突顯文學演變過程中，所展現出來的獨特性格。

第三，台灣具有多變的時空背景，因此具備了「清朝文學裡不存在，明治文學裡也不存在的台灣獨特的文學」特性，從而讓種族、政治和語言等外在的區隔，融入了台灣文學發展過程之中。

以上三點，若套用現在流行的學術術語來說的話，其實可以轉換成如下之敘述：

文學作品雖然會於各時代隨機產生，但並不見得就一定能構成一部彼此關聯的文學史。文學史是由史家後設地架構起來的。因此，文學史家在建構文學史時，不必拘泥於政治、語言等外在因素，而是用心詮釋文學作品本質所共同表現出來的共性，除此之外，亦必須注意其特殊性，以為建構的中心。

因此，做為一名文學史家，在面對紛雜並陳的文學作品時，除了被動地細心排比各種客觀可見的資料外，仍必須充分體認到文學史書寫的目的，不只在把文學作品當成歷史文獻整理而已，更重要的是，文學史家能否透過這些作品以及文獻資料，建構出文學史的獨特面貌。

（3）早期的台灣文學史書寫活動

至於台灣文學史的獨特性，在我的看法裏，已於一九三○年代歷經三大論爭之後終告成熟；親身參與台灣新文學運動的黃得時，深深了解其中實況，一九四三年七月在本島根性強的《台灣文學》所發表的〈台灣文學史序說〉，利用泰納的學說，舉台灣文學之實例為證，即一再強調了台灣文學之獨特性。

三○年代的文學運動所帶出來的方向與建基本土之論述，在台灣文學史的發展過程中，佔有非常重要之位置。因此可以將之當成文學史發展的關鍵點，從這裡一則可以往上追溯，選擇富有台灣色彩的傳統漢文、漢詩納入台灣文學史的系譜之中；二則可以往下延伸，不致於因為政治動盪或語文等外在的變化，致使一切的文學及文化成績都得歸零重來。而在採擷評量的過程中，台灣意識以及台灣風土性存在與否，即為檢驗的重要基準，有了這些內核與外在之表現，才得以建立結實的主幹。主幹一旦確立，旁枝儘可花枝招展，搖曳生風 而顯得多姿多采。

緊接著黃得時而來的文學史主幹建構，是由王白淵於戰後初期所進行。他以比較的視野，來考察深受中國、日本及近代歐洲文化影響的台灣文學。

王白淵於一九四七年四月，於《台灣新生報》出版的《台灣年鑑》裏，撰寫了其中的〈文化〉篇，共有六節，包涵文學、新聞、美術、音樂、演劇、電影一一涉及，雖然僅有二十五頁之篇幅，但識見深遠[5]。以文學一節而言，即總結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成就，並從文學史的觀點，整理說明了台灣文學的發生背景及發展的理路，可說是在戰後第一時間就將日據時期台灣文學發展做了初步的整理，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稍後，王詩琅、郭水潭、黃得時……等曾歷經日本殖民統治時代台灣新文學運動薰陶的一代，仍不懈地努力著未竟之業。王詩琅於一九五四年擔任台北文獻委員會出版之《台北文物》的主編時，企劃編輯了兩期「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試圖有系統地銜接日本殖民時代以來的台灣文學傳統。卻因國民黨意欲完全排除與「左翼」有關的社會主義紅色元素，經由中央四組審查，決議查禁這兩期的《台北文物》[6]。導致後起一代的文學人，幾乎完全與日據時代的文學傳統割裂；而隨國民黨從中國大陸撤退來台灣的作家與文化官僚，則因充滿了中原正統主義的傲慢無知與偏見，對於台灣文學曾經有過的出色成績，始終視而不見。

一九七一年二月中國國民黨中央文藝工作研討會決定編印《中華民國文藝史》，在文化工作會（文工會，即前提及之中央四組）全力支援下，成立編纂委員會，著手進行。參加編纂工作的文藝理論家、作家，共有四十二人，由文復會文藝研究促進會執行秘書尹雪曼總其成，終於在一九七五年六月經由正中書局出版了皇皇千頁以上的《中華民國文藝史》[7]。歷數中華民國開國以來之文學業績，全書偶而提及幾位台灣作家，並簡介其作品，聊備一格。本文共十二章，外加兩節附錄，附錄（一）〈台灣光復前的文藝概況〉，附錄（二）〈大陸淪陷後的文藝概況〉。附錄一從九九三頁至一○一四頁，總共二十一頁，敘述到一九七○年第二屆吳濁流文學獎得主黃文相為止。有關台灣文學之內容，在一本一○七八頁的大書中，僅佔1.95%，實質上是非常不稱的「邊疆」、「少數民族」之待遇，台灣作家之被漠視，由此可見。

三、檢討台灣的台灣文學史

戰後，殖民地台灣面臨劇烈的變化，因日本戰敗，隨即被中國接收。在國府不遺餘力地棄除「奴化教育」、以及二二八事件血腥報復的影響之下，連帶地也讓台灣的作家失聲了。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發佈戒嚴令，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失敗，國府轉進台灣，仍以中國正統自居。在風雨飄搖之中，恐共成病，施行白色恐怖統治，威力所及，台灣成為無聲的島嶼，連帶也失去歷史記憶。受國府教育成長的一代，即使對文學有興趣，自我摸索努力成為作家，也只知有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十之八、九已不知台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代曾 經有過輝煌的文學傳統，這種嚴重的斷裂，歷時甚久。直到一九七○年代保釣運動興起，催化了社會和政治變化，國際上日本、美國相繼與中華民國斷交，而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等等重大事件相繼發生，台灣何去何從？以文學而言，為何而寫？為誰而寫？一切都有重新思考的必要。

（1）《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1977年，陳少廷

一九七七年的鄉土文學論戰，逼使各路人馬自我釐清、辯證思考，在意識型態的領域，左右雙方進行了一次交鋒，其影響層面既深且廣。單就台灣文學而言，此書讓一部分有心人得以回歸歷史，重新深掘史料，導入台灣文學所曾累積的豐富資源，開始進行個案或作家的研究。

一九七七年五月陳少廷編纂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並由國民黨色彩濃厚的聯經出版社印行出版。這是自二○年代台灣新文學運動以來，第一本結集成冊的台灣文學史專書。有以下幾點，是值得注意的歷史條件：

1、編纂者陳少廷既非文學家，也非歷史學家，而是台大出身的政治學者。時屆七○年代蔣經國正倡導「革新保台」之際，當時陳少廷身居知識界、社運界影響力極大的《大學雜誌》社長，具有一定程度的聲望。

2、《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全書約八萬多字，提綱挈領介紹了二○年代以迄日本敗戰前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成果。全書大量利用《台北文物》「北部新文學‧新劇運動專號」這兩期之文獻資料，尤其是以黃得時〈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觀〉為骨幹，並使用了當時一些可見的日文資料以及台灣文學研究的成果，整理鋪陳而成。

陳少廷在〈後記〉中表明：

本書之完成，我首先要向黃得時教授敬表由衷的謝忱！黃教授的大文〈台灣新文學運動概說觀〉，是本書的骨幹，全稿撰成後，更承黃教授悉心審閱，提供極具價值的指正，並慨賜序文，使本書增光不少。[8]

3、心血被沿襲，成為書寫《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之基調的黃得時，並不生氣，反而很高興地為《簡史》書寫了一篇贊揚有加的序，他在序言中說：

無論如何，此時此地，對於光復前的台灣文學，有正確的認識是非常必要的。我針對這種必要，過去也曾經寫了幾篇文章。並在有關的演講會以及座談會上發表了不少的意見，但均未能實現我的抱負──要撰寫一部內容較為充實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史，覺得非常遺憾。可是我始終沒有放棄這個念頭，盼望有一天能夠把這個理想兌現。[9]

由此可見當年本書之編纂者與主要的原創者之一，是如何地一搭一唱。陳少廷為了介紹台灣文學的傳承，將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二月分別出版，卻隨即被國民黨文工會以凌駕台北市政府之上的絕對權力將之查禁的《台北文物》[10]，再次加工、編排，讓它有重新出土的機會。

事過境遷之後來看，這是非常奇怪的現象，還得從黃得時的文學歷程來進行理解。

黃得時自從一九四三年七月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以來，對建立台灣文學史論述的強烈使命感始終存在。戰後雖有機會在台灣大學中文學系任教，由於前述種種時代因素，卻只能噤聲闇啞，在課堂上全然不談他這方面的心血結晶和抱負志業，歷屆眾多的學生也無從耳聞，接其謦欬。在學院中最有條件從事台灣文學研究的中文學界，由是斷裂掉，導致後來的彌補，需費更多的心力。[11]

至於陳少廷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則因是在七○年代保釣運動之後，中華民族主義最高漲的時刻出版，因而無法如實論述台灣文學的發展與流變，但已為戰後成長的年輕一輩打開了一扇通往日本殖民統治時代的文學之門，可以提供按圖索驥，各自摸索前進了，這本小書是在七○年代起了重大作用的一本台灣文學史，後來也印行多次，顯示它具有相當的流通性和參考價值。[12]

（2）更多文獻的匯整與出土

一九七九年三月李南衡主編「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五卷，八月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台灣新文學全集」小說八卷陸續出版；其後東方文化書局接著影印出版《人人》、《南音》、《台灣新文學》、《文藝台灣》、《台灣文學》、《台灣文藝》……等等文學雜誌、期刊，日本殖民時代的文學運動業績，無論是中文或日文作品，雖不完備，但已具體攤開在關心台灣文學發展的研究者面前。透過一篇篇作品的研究以及作家論，經由文學期刊以及當年黨外雜誌的傳播，斷裂的台灣文學史已經初步呈現本來面目。

（3）《台灣文學史綱》，1987年，葉石濤

一九八三年春天，南部的《文學界》同仁葉石濤、彭瑞金、鄭炯明……等人倡議群策群力撰寫《台灣文學史》。這一年的暑假，筆者於台南市立圖書館的地下室，從尚未編目整理的舊報紙堆中，全面影印《台灣新生報》〈橋〉副刊、《中華日報》日文〈文藝欄〉、〈海風〉副刊、《公論報》〈文藝〉週刊……等等不易得見的資料，提供葉石濤、彭瑞金初步介紹並重刊當年部份文章。一九八四年夏天，葉石濤在《文學界》同仁的協力下開始撰寫《台灣文學史綱》，逐期發表於《文學界》，同時筆者亦在資料四散的情況下著手編纂〈 台灣文學史年表（未定稿）〉。然而因是個人的手工業，成果並不理想，疏漏錯誤在所難免，但仍附驥於《台灣文學史綱》。此書於解嚴之前的一九七八年二月印行出版[13]。葉石濤在〈寫在《台灣文學史綱》出版前〉這篇文章中，不免感嘆言道：

我常擲筆興嘆，自怨自艾起來。我之所以勉強寫成，就是想好歹推出一部史綱，引人注意，能使得有志於斯道的人，前仆後繼地用更佳的史觀，更細膩的文筆，更嶄新的觀點去完成更多部有分量的文學史出來。鄭炯明說得好：「促使不同觀點的文學史專書出現，那麼將使台灣文學的歷史面貌更清楚地彰顯，則我們願意把僅有的脆弱的身軀，趴在地上，讓台灣作家一個一個踐踏而過，死而無憾。」[14]

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總共七章，約十萬字左右。做為一個自十七、八歲即以文學青年之姿躍上日本殖民時代的台灣文壇的葉石濤，本書實為他作家生涯之結晶。既有親身的文學體驗，亦有牢獄之災後復出文壇對整個台灣文學思潮流變的觀察[15]，貼近土地與人民，全書洋溢著「參與的文學」（committed literature）之基調，再三強調台灣文學主體性、自主性。從傳統文學以迄八○年代的文學發展，進行一番鳥瞰式的照覽。

葉石濤在序文中先扼要說明台灣歷經各種不同國家的侵略和統治，一向是「漢番雜居」的移民社會，尤其在近百年與中國大陸完全隔離的狀態下，吸收多元的文學精神，逐漸有了較鮮明的自主性性格，由是強調說：

我發願寫台灣文學史的主要輪廓（outline），其目的在於闡明台灣文學在歷史的流動中如何地發展了它強烈的自主意願，且鑄造了它獨異的台灣性格。究竟《史綱》不同於完整的文學史，它充其量只是給後來者，提供了一些資料和暗示而已。[16]

在此謙辭之外，《台灣文學史綱》的首要成就在於，它將轉折最為劇烈的四○年代從原始曚昧的狀態，初步加以建構起來。戰後初期，一般台灣作家所慣用的日文寫作，剛被強制轉換成中文，而省籍、省外之別又涇渭分明。加以二二八事件之後，台灣作家更是動輒得咎。然而當台灣文學被強勢的省外作者界定為「邊疆文學」時，省籍作家楊逵、林曙光……等，則強調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歷史經驗與成就，希望將台灣文學紮根於台灣的特殊性。論者之一瀨南人面對省外作家錢歌川、陳大禹等人認為不宜過分強調地方特殊性，台灣文學 應置於「邊疆文學」的地位時，瀨南人在當年的處境下，技巧地回答說：

我並不否認台灣是中國的邊疆之一，但我肯定台灣文學的目標不是在建立邊疆文學。更難承認冠以地名就會使其作品減少價值而終於成為邊疆文學。[17]

有關「特殊性」、「邊疆文學」之看法，顯現出割讓成為日本一部分的台灣，在半世紀後重又成為中國的一省，彼此初接觸的文化交流裏，事實上存有不可跨越的鴻溝。葉石濤在《史綱》中提綱挈領處理，猶不免感嘆：

這省外作家與省籍作家中歧見並沒有經過這一次論爭而獲得釐清，而這種見解的對立猶如甩不掉的包袱，在台灣文學發展的歷史性每一階段裏猶如不死鳥(phoenix)再次出現，爭論不休。在七O年代的鄉土文學論爭裏，歷史又重演，到了八O年代更有深度的激化。[18]

葉石濤在論爭的眾多材料裏，抽絲剝繭，執簡馭繁，以有限的篇幅處理，之後加以議論，在在顯示出具有卓越的眼光與見識。但亦不免有缺點，如長於小說之處理，卻拙於現代詩。且限於篇幅，每每流於「點名簿」而無從深入論述，亦因見解之不同引來不少批評。誠如台灣文學研究科班出身的許俊雅所指出：

該書甫一出版，即受矚目，也受到若干批評、非議。或謂是分離主義的文學史；或謂是大中華沙文主義的文學史；或謂對現代派、外省作家的論述、評價，失之公允；或以其早期論述中的片言隻語，評定其思想、文學史觀。此或未能體會戒嚴時代給予作家的折磨、摧殘，有時不得不虛與委蛇，安插若干保護色的文學；或忽略其寫實主義、人道主義的文學觀和台灣主體意識的覺醒。對現代派之評述，正因憂心缺乏自主立場──毫不加思考引述外國文學思潮，將使台灣文學淪為外國文學的殖民地。[19]

這是相當公允的評論，不過也不要忘了《台灣文學史綱》是出版於戒嚴之前，難怪有些地方不便直言而僅止於「提供了一些資料和暗示而已」。葉石濤一九九五年另外以問答隨筆形式於《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每周發表一篇「台灣文學百問」，稍後整理出版命名為《台灣文學入門》，作為《台文學史綱》的訂正和補充。他在〈序〉中說明：

《台灣文學史綱》寫成於戒嚴時代，顧慮惡劣的政治環境，不得不謹慎下筆。因此，台灣文學史上曾經產生的強烈的自主意願以及左翼的作家的思想動向也就無法闡釋清楚。[20]

因此，《台灣文學入門》當然可以[涂永清1]視之為《史綱》之補篇，葉石濤自青年時代即夢想完成一部台灣文學史，這時才算完成；《史綱》之不足，方才得以彌補。一九八五年十二月，葉石濤為《台灣文學史綱》寫序時強調：

連雅堂先生曾經慨然興嘆說：「台灣固無史也！」。就台灣文學而言，這句話最適切不過。從日據時代到現在，台灣知識份子莫不一致渴望，有部完整的台灣史出現，以紀錄在這傷心之地生活的台灣民眾血跡斑斑的苦難現實，特別是最能反映台灣民眾心靈的文學，要有一部翔實的紀錄，以保存民族的歷史性內心活動的記憶。然而由於歷代統治者的無情摧殘，使得每一代的知識份子知難而退，廢然擲筆。我之所以敢於嘗試，並非我膽識過人或才華高超，而只是盡一份台灣知識份子責任的使命感驅使我，使我這庸庸碌碌的人，發憤圖強 罷了。[21]

從一九四三年七月黃得時於《台灣文學》發表〈台灣文學史序說〉以來，總算由頑強的葉石濤完成台灣文學史之全貌，於一九九七年六月《台灣文學入門》正式出版，前後經歷了五十四個年頭，遠超過半世紀。依賴個人來完成台灣文學史書寫之不易，由此可見。

（4）《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1991年，彭瑞金

繼葉石濤之後，撰寫台灣文學史的是彭瑞金。他所著的《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原是在《自立晚報》「台灣經驗四十年叢書」之一，預定慶祝自立晚報四十年社慶之一九八七年出版，原先另有撰稿人，其他九本都已經出版之後，彭瑞金才臨危授命寫成本書，補足原定出版計畫。一九九一年刊印時，彭瑞金強烈感嘆「文學運動中的台灣經驗有血有肉的實存」，他強調：

然而相對地記錄、闡述、解釋文學在台灣人靈魂探險、尋寶經驗的文學史，卻顯得嚴重地不足，經歷過鄉土文學論戰、邁入八O年代之後，撰寫台灣文學史的話題不斷地有人提起，也有不少人信誓旦旦要為它盡一份力，都是可喜的現象。諸如葉石濤先生的《台灣文學史綱》便是具體的實踐之一，然而距離史的理想，仍有不足也是不容否認的。台灣新文學運動受到來自海外學者專家的注意，近年來也更形普遍，也有來自日本及中國的學人、學院以台灣文學年表或台灣文學史這樣的實質的成果表達關心的熱度與強度；但若以台灣文學記錄台灣民族成長經驗的角度進行思考，我堅持台灣文學的正字解釋權還在台灣作家或台灣文學史家的手裡，這實在無關關門作答的私心，也不關褊狹，目前流 傳的、來自域外的台灣文學史著作已充分顯示了我這樣的憂慮。[22]

彭瑞金的書名雖名為《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但在全書六章中，他以一章半的篇幅重新回溯二二八事件以前的文學傳承，所以事實上是從二○年代處理到八○年代，已比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有更大的幅度，詮釋整個台灣新文學運動的意義。他書寫本書時，中國有關台灣文學史的專書，在中共黨中央政策支持之下，雨後春筍般陸續出版（詳下節），爭取台灣文學的詮釋權，自然是彭書強烈關心之要點。彭瑞金以他二十多年參與台灣文學的貼身觀察，鮮明地表達了台灣觀點，而且書寫時國民黨統治 下的台灣創世界紀錄長達三十八年的戒嚴法已被社會政治運動衝破而解除，這樣的大好時機，正好給了他一顯身手的機會。

《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基本觀點與葉石濤的《台灣文學史綱》幾無二致，畢竟兩人長期合作，有師徒般的情誼，面對「非台灣」的中國觀點之挑戰，兩代人反應都一樣，彭瑞金是新起的一代，反擊力道更強，台灣主體性的思考，表達得更為鮮明。彭書的優點與缺點都可以此為中心加以檢驗，從學術的角度來看，有時過猶不及，缺少了相對的客觀性。優點是彭書可以利用的資料更多，先行代、同行代的論點也盡量吸收應用。

更緊要的是身處解嚴時代，他盡可痛快淋漓地表現台灣文學的獨特性，不像葉石濤有很長一段時間，在論戰中怕犯法、怕被戴帽子，而需屢加隱藏，常以「曖昧的戰鬥」之姿出擊，面對強大的壓力，則又以「螞蟻的哲學」自處。彭瑞金則是光明磊落的戰鬥，不隱藏自己的觀點與好惡之心，全書具有明亮的調性。

然而太偏愛本土作家的結果，對外省作家自不免見外。第四章處理六○年代，標題是〈埋頭深耕的年代（一九六○ ～ 一九六九）〉，當然是以台灣作家的文學創作與活動為主要論述對象，「失根」的流浪文學不免淪為嘲諷的角色。茲舉一段敘述為例：

六O年代的台灣小說，是面臨抉擇、攤牌的時代，選擇土地、人民與現實的，固然是某種信念的堅持，比較不張揚地走到傳統的道上去了。執拗地選擇做流浪人，自我放逐，然後面對無根的徬徨、寂寞和某種程度的恐懼，終於散作轉蓬，逐漸消失，態度也是負責的。(中略)擺盪得最厲害的恐怕是屬於所有的「軍中作家」如朱西寧、司馬中原……等了。(中略)司馬中原寫大鬍子，寫響馬，說鬼故事，也可以做如是觀，就是抵死不在這裡紮根。[23]

這段話評論的痛快，但其實大可不必如此陳述。以司馬中原而言，他的短篇小說也有不少以台灣為場景，描寫國府撤退台灣的人群悲歡離合。長篇小說《啼明鳥》（皇冠出版社，1970年8月）即以東海大學的年輕大學生談戀愛時之葛藤糾纏為描寫對象，十足的台灣經驗。另一部長篇《流星雨》（水芙蓉出版社，1975年3月），則是以台灣北部漳泉拼的歷史素材為根據，雖然史料的掌握不盡詳實，但仍為一本以台灣的書寫主軸的作品。這樣的作品既然存在，又何必將以省藉為分，將省外人士一概排斥在外呢？台灣本是移墾之地，歷朝歷代容納了多少外來者、外國人，他鄉日久變故鄉，一代又一代，只要有先人骸骨埋葬在台灣的土地上，終究要變成台灣人。台灣文學也有容納外人的雅量，於是有各種不同族群、國籍的作家，他們於此留下作品，而終成為台灣文學花團錦簇的一部分。至今 我們仍可以透過閱讀，回到往昔台灣所處的時代，而且吸收他們的精華，成為創作及文化的養料。

台灣文學史是該有主幹、分枝，檢驗文學作品是必要的，但海納百川方能成其大。彭書以土地認同為中心，的確也值得省外人士多加思考，死抱著僵化的老觀念，永遠不面對生活其上的土地而以文學一再表現疏離。在台灣內部長期自我「流亡」，到頭來，可能兩邊都落空。台灣這塊土地培養出來的省外作家，到底是台灣作家？還是中國作家？面對當今局勢丕變，他們心裏又做如何想？值得文學史家們三思。這倒是在彭瑞金銳意分別後，所遺留下來的文學史議題。

（5）進行中的《台灣新文學史》，1999年8月開始刊載，陳芳明

彭瑞金之後，擬撰寫台灣文學史的有志之士，仍大有人在，但付之實行且即將完成的是陳芳明正在《聯合文學》刊載的《台灣新文學史》[24]。陳芳明預定寫二十萬字，他認為「凡是發生在台灣的，都應該是台灣文學的一部份」。在計畫中有幾項特點：

一是凸顯三○年代的台灣左翼；其二，將最具爭議的皇民文學提出討論；其三，好好整理反共文學。[25]

陳芳明受過史學訓練、美國留學時也受過文學理論之薰陶，一度從事政治運動，經歷大風大浪。當他抽身轉入學院時，以旺盛的精力，撰寫了諸多議題的論文，參與各種不同的研討會、座談會，活動力強大。在短短幾年之間，成為學界的文化英雄，名滿天下，當然爭議亦多。[26]陳芳明的企圖心雄大，在訪談中他強調：

我對於大敘述經常有一種保留的態度，大中國意識是大敘述，大台灣意識相對的也是大敘述，大敘述有大敘述的時代意義，在戒嚴體制時代，台灣意識在爭取言論空間與思想突破的工作上，有其無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對於另一些作品，我經常很小心翼翼地排除自我的男性立場，不再重蹈覆轍以往評論者男性美學中心的問題，試著去想像、理解。[27]

這裏顯現出他試圖超越台灣、中國所有有關台灣文學史論著的意圖。陳芳明欲以後殖民理論、女性主義理論……等等學說，作為他論述的核心利器，廣泛吸收當代各國有關台灣文學研究的新知識，又運用眾多解嚴以來大量研究生博碩士論文之精華，寫起《台灣新文學史》，自然是虎虎生風。然而，刊載過程中，不免遭到台灣統派論者如陳映真、呂正惠……等人之挑戰，致使陳芳明需費心去寫〈有這種統派，誰還需要馬克思？──三答陳映真的科學創見與知識發明〉[28]諸如此類的文章，兩頭燃燒的結果，干擾了《台灣新文學史》的進度，其成果及其影響，仍有待日後正式結集成書時再細加評估。

（6）區域文學史

由於台灣的文學人對於台灣文學史的撰寫態度極為慎重，所以即使有心寫史者不少，但多年以來，也僅出現以上幾部通論。然而地域文學史的調查、書寫，在各縣市文化局、文化中心的經費支持下，則不乏其人，大多表現傑出，茲將書目條列如下：

1、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合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田野調查報告書》，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3年6月。

2、施懿琳、許俊雅、楊翠合著，《台中縣文學發展史》，台中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6月。

3、施懿琳、楊翠合著，《彰化縣文學發展史》，彰化縣立文化中心，1997年5月。

4、江寶釵著，《嘉義地區古典文學發展史》，嘉義縣立文化中心，1998年6月。

5、陳明台著，《台中市文學史初編》，台中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6月。

6、葉連鵬著，《澎湖文學發展之研究》，澎湖縣文化局，2001年12月。

7、莫渝、王幼華著，《苗栗縣文學史》，苗栗縣文化中心，2002年2月。

前列五部，在台大舉辦的「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研究者陳萬益加以肯定的評價云：

現階段已完成的區域文學史撰述，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發掘和整理新史料，彌補過去相關著作的不少缺漏；過去的方志與文學史，或者偏重新文學，而目前的區域文學史已能新舊兼顧，又增加民間文學的敘述，顯然是一大進步。[29]

後列兩部區域文學史，亦各有所長。並由上述成果窺知，在學院派學者介入了區域文學史調查、研究之後，可以預見將成為後繼者撰寫台灣文學史之重要依據。在堅實的基礎上，不久的未來，將有人寫出傳世之作的台灣文學史。

四、台灣統派與中國之見

台灣海峽對岸的中國，自從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當時的人代會常務委員長葉劍英發表有名的「葉九條」統戰宣言後，台灣文學成為中國了解台灣人民的生活與意識型態之重點研究對象，國家提供大量經費補助研究，各地區的研究群紛紛而起，除了單篇論文之外，很快就在兩年後，即陸續集結成書出版。以此歷史因素觀之，這一系列之出版難免帶有統戰的性質。

然而把其研究的政治意圖提出來，並不是為了一桿子打翻一船人。只是當眾多台灣學者在翻閱由中國學者所寫作的台灣文學史作品時，有許多人都會發覺他們在史觀上的重大缺陷。包括最近的陳芳明，他即曾於7月間，用薩依德的「東方想像」來形容中國在八○年代所開啟的「台灣想像」，即是一例[30]。而更早在1994年的時候，以研究西方文學為主的吳潛誠，亦曾以愛爾蘭文學及英國文學為對照組，拿來比對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的關係。

吳潛誠在評論由劉登翰所編著的《台灣文學史》之後，認為其中充滿「中國情結」，刻意貶低台灣文化不可取代的價值及其主體性：

「在《台灣文學史》編著者的心目中，台灣文學就[是][31]中國文學的「他方」（the other）；它以中國古典文學作為「典範和傳統」（頁八），加以承襲、模仿、發揚，它與母體文學有相似之處，也有所不足──總之，它即是中國文學，也不是中國文學，它是有缺陷的中國文學，可以用來襯托母體文學的正統和優越地位。這種中原文化為主體的霸權意識表現在該書沿用傳統說辭，把台灣的地理位置形容為地處「海疆一隅」（頁十一）……」[32]

除了對民族意識的批判，筆者亦早在九○年代初期即發表〈國家認同衝突下的台灣文學研究〉，進一步針對台灣文學在寫作主題及寫作意識上的特殊性，提出看法：

林林總總，皆把台灣文學當成中國文學的一部分、一支流來處理；而忽視了日據時代展開的台灣新文學，在不同階段掙扎過程中有中原意識、台灣意識、日本意識的種種糾葛，有相當的特殊性，文學作品與理論總的來說，一則反應了殖民地民眾的苦楚，一則也有弱小民族自求解放的概念（台灣話文派反對中國話文派強調不顧及台灣實際的語言情況，用中國白話文寫作是「事大主義」即是一例）。[33]

當年筆者秉持一貫的客觀性，除了有所批評外，但在碰上優秀的文學史書寫作品時，該給予好的評價，我亦不惜贊揚：

中國大陸出版的那麼多專書，文學史觀幾乎沒有差別，其中《現代台灣文學史》、《台灣文學史（上卷）》集體編寫，顯出團隊合作的成效；就文學的藝術性之內在研究，黃重添的《台灣當代小說藝術采光》、《台灣長篇小說論》確實是下了功夫。[34]

進入二十一世紀，如今筆者手頭存有的中國研究台灣文學史相關書籍三、四十本（詳見附錄），但具有學術水平的其實並不多見，絕大多數未見考察挖掘，直接轉手採用二手資料，甚至常常把在台灣就錯了的部分，不加考訂引用，即一路錯下去。更糟糕的是教條味十足，一味地配合政策寫書，缺少研究者獨立的人格與見解。陳芳明亦曾說道：「中國的台灣文學研究，在現階段所具備的政治意義可謂高於學術意義。」[35]幾乎每一本書，不是於前言就是在結論，都會以人民大會堂台灣廳大屏風之石碑雕刻：

台灣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
（小字說明不錄）

如此「神聖宣言」做為寫書的最高指導原則。

然而任何有學養的歷史學者都知道，既然先有了政治性結論，才奉令寫作，還能提出什麼特別看法呢？能真正增進對台灣社會與人民的了解嗎？藉由大量書籍出版，但水準參差的台灣文學史之書寫，就能感動台灣人民內心深處之靈魂嗎？如此花費巨額的國家經費，就能得到統戰的效果，讓台灣人民心甘情願回歸祖國懷抱嗎？可預期的是，這類作品最終只能在台灣統派圈裏彼此相互慰藉，對獨派、台灣主體派等論者，又能起什麼作用呢？

本文不想浪費篇幅就三、四十本的中國研究台灣文學相關書籍，一一辯明，這些書本來就是同一面目，僅先提出台灣與中國有關台灣文學史研究之不同視野。

（1）兩種台灣文學史的基本差異

中國視野下的台灣新文學史，是以民族主義為基調來「發現」、「發明」[36]台灣文學。以五四新文學運動為線索，構成一條統一於語言和民族底下的文學體系。從這個建構角度來說，要將同文同種的台灣新文學發展，完全獨立於中國新文學的格局之下，當然是非常突兀的做法。但以台灣為歷史主體所架構出來的台灣新文學，不光光只是反映出文化及政治等現實面的差異而已。更重要的差別在於，當我們擱置論述者的政治意向，而將論述回歸到文學自身的元素來看的時候，這兩種立場對於台灣文學史的發展，竟會架構出許多完全不同的論述。茲列出以下三項比較重大的差異 ：

1，對五四新文學運動於台灣文學的影響，兩造判讀不同

兩者在詮釋上最大的不同，有幾個分歧點。中國視野下的文學史，將張我軍視為台灣新文學發展的重要關鍵，認為它是台灣新文學的全新起點。然而台灣文學界先行者對台灣文學的思索，並非是由張我軍所啟始；有很大的一部分的啟蒙，是經由大量的日本文學作品，或由日文譯介所引進的歐美新思潮所觸發。自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帶來的影響當然是有，但並非唯一的決定性因素。[37]

關於台灣與五四的關係，台灣論者對它的認知也是在轉變與成長的。至少在1980年代以後，就跳脫出五四運動決定了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單調邏輯。以陳少廷為例，他在1977年所著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裏說：「台灣新文學運動源於中國新文學運動：其關係恰如支流之與主流，乃是息息相關，不可切割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張我軍的『文藝上的諸主義』……這篇長文使當時的灣文壇擴大了視野……有很大的貢獻。」[38]然而在短短十餘年後，陳少廷於1989年又說：「我建議有心撰寫台灣文學史者，應客觀評估中國文學、日本文學及世界文學思潮對台灣文學的影響，並要特別強調台灣文學有別於中國文學的獨特性與自主性，這樣我們才能寫出一部符合台灣人精神文化發展之台灣文學史。」……「筆者認為，過去若干論者在評估或詮釋這段『史實』時，也多少犯了『中國座標』所導引的錯誤，給了中國新文化運動影響過高的評價，因此也必須重新加以定位。」[39]陳少廷這兩番觀念相異的說法，不但可見戒嚴時代「中國」猶如孫悟空頭上的金箍，緊緊限制住思想與表達的空間，亦足見知識人在言論自由、思想開放的環境下，具有十足的勇氣向歷史成見挑戰，也代表著台灣新文學與「五四」的關係實在有諸多可再議論之處。

筆者認為，五四運動是北京中心的政治及文化運動，對於台灣文化固然造成衝擊，但全面移植的可能性很低，只強化了台灣人民對民主與科學的信念。因而對台灣文學的發展僅具有參考價值，並非指導性原則或是本質上的衝擊。中國視野的台灣文學史書寫，一昧地強化張我軍在文壇上所起的作用，實是未經考察，過於誇大歷史片段。此外，關於張我軍所引進之五四文學傳統對台灣文學的影響，亦理應如實評估。[40]

2，對台灣語文及鄉土文學論爭中的「民族」範疇，兩造有不同解讀

五四運動激發了台灣的民族情緒，但在政治上的宣洩不通後，台灣文化界更細膩地思索了台灣文化的可能性和應變策略。五四運動雖然確立了台灣做為漢族一部份的民族觀念，但台灣文學獨特性的確立，包括了從1920～1930年代間，自鄉土文學爭論及台語文爭論中延伸出來，對於台灣與中國在文學及文化上或連或裂，都可以見到激烈的觀念辯證，而非一廂情願地往中國靠攏而已。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台灣與中國的政治命運不同外，北京的白話文對於台灣人民來說是一種全然生疏的方言，也造成「民族」（血緣的、種族的）和「民眾」（語言的、生活的）兩種觀念相互衝突[41]，理應無法如中國視野的文學史家之願，一體適用。

3，對台灣文學裏的日文創作，兩造評價標準不同

中國視野下的文學史書寫，過度地強調文學之於民族和語言的關聯，造成所寫出的台灣文學史，缺乏對台灣文學歷史情境的體諒（或是面對的勇氣），進而必須背離歷史學科的基本要求，以意識型態論述做為歷史書寫的首要準則。這麼一來，造成文學史書寫時，竟違反歷史研究原則，刻意將台灣文學在日文創作上的成就，視做文化進程上的偏離，尤其是對「決戰時期」所產生的所謂皇民文學作品，只知放在民族主義的天秤上稱量而不知其為台灣文學發展的特有現象。況且日文作品的高水平發展，是台灣文學在漢文寫作之外，另一 股充沛的文學能量，也是台灣文學相對於中國文學的獨特性。為了保持中國視野的正統性、中心性，勢必抹殺台灣文學發展裏的多語文現象。

由上三點可知，在民族主義架構下的中國視野台灣文學史，至少可能犯了以下三種錯誤：未經考察（張我軍）、忽視史實（同民族、異語言）、和泯滅差異（台灣是多語環境）。這麼多的大部頭著作，到頭來卻根本是「不倫不類」的「學術成就」，讓包括陳芳明在內的台灣學者及讀者，都讀到不得不搖頭嘆息，甚至為文批判。這中間已經超越了政治意識的對立，而是根本對「歷史」學科要求的徹底泯滅。在此或可借用陳映真的語彙[42]，來表明筆者所觀察到的中國視野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

面對一九八○年代舖天蓋地的「發明台灣文學史」[43]運動，覺得其台灣史的、文藝批評的、乃至哲學社會科學的水平粗疏，要一一批駁，費時、費力而無意義。久而久之，在出了幾十本著作後，這些學術和知識水平粗劣的「台灣文學史發明家」，結合台灣外銷的學者，變本加厲，成為中國派在台灣文化戰線上的有力推手，為害嚴重。

而對於台灣外銷的學者，當另立他節以詳論之。

（2）台灣統派隔岸借力

對台灣人民在殖民地時期的抵抗過程中，逐漸產生之弱小民族追求獨立解放的悲願，對岸如果沒有同情的理解，那麼強大的中國跟追求自我成就的台灣當然不會有任何交集。政治面如此，在文學面亦復如此。既然中國研究台灣文學史是為呼應北京對台政策所做的「政治化學術」，那麼在台灣文學的詮釋上自然也只有對立一途。

多年以來，隨著黨外勢力的發展，民進黨突破黨禁而成立，以至於有了二○○○年的政黨輪替，這必然有一定的社會基礎與民意支撐，方足以將一九四九年被中國共產黨打敗，轉進到台灣之後，實行長期戒嚴，長期一黨執政，再一次以人民的力量將不願轉化為台灣國民黨的「內部殖民政權」，以人民的選票將其拉下馬來，也因前總統李登輝的民主精神，終而得以和平轉移政權，由民進黨的陳水扁以五十歲的壯年，完成他的總統之夢，也成就了大多數台灣人民數百年來深藏內心當家作主的祈願。

陳水扁是不是個好總統、民進黨是不是個好政黨，甚至台灣應不應獨立等問題，跟台灣文學史能不能、應不應獨立書寫，本是完全無關的問題。但政權的變化之大，顯然讓台灣的統派頗有措手不及之感。台灣文學界的統派陳映真、呂正惠……等人，更是感受深刻，進而對其眼中的「文學台獨」特別反感。便紛紛「西進」，並提供資料予「祖國」之中國作家協會，動員學者專家助拳論述。先是於二○○一年七月由趙遐秋、呂正惠主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試圖以學術力量瓦解台獨派之文論；意猶未盡，更由一對大學教授夫妻檔 趙遐秋、曾慶瑞合寫《「文學台獨」面面觀》，於二○○一年十二月出版；緊接著為擴大效應，再於二○○二年七月由台灣人間出版社，印行《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繁體字版，以進一步打擊「文學台獨」。

學術資料的交流當然無可厚非。但若是資料的交流並非是為了客觀地相互理解，而是一味地以既有的成見加以詮釋，藉之鞏固集團論述優勢，並容中國有心人士出手來鬥爭異己，有意無意地對台灣論者造成「紅色恐怖」的行徑，難道做為追求學術自由的人們不該對此自我警醒？

而為免讓以上觀察淪於空泛，筆者將於下段接續討論陳映真與呂正惠兩人的論述概要及其困境與──從正面思考時──所帶來的契機。

（3）陳映真

帶有存在主義英雄色彩的台灣文壇前輩作家陳映真，除在台灣擁有極高聲望外，他更於1997年獲頒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高級研究員，並在1998年的時候，受聘為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的客座教授。[44]然而從台灣到中國所給予他的種種肯定，並沒有讓他顧慮到應當更客觀審慎地評估兩岸在文學及文化上的明顯差異。反而因為個人的政治理念無法讓多數台灣人接納，而把生活重心，漸漸移轉到中國去，甚至竟淪為「祖國打手」的角色。尤其在中國色彩極重的《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一書裏，看似僅為之寫序的陳映真，其實被主編奉為名符其實的「主編」。[45]顯見他為對抗其眼中的「文學台獨」，用力之深。茲就他為《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所寫之序談起，雖然其文甚短，但就其論旨與架構，已足以說明陳映真。

1，錯位的統派

陳映真在談到台灣文學的時候，先以「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做開場，然後論述整個台灣文化、社會、及政治的變動。不論他處理史料的意識型態是否被別人所接受，但是他的確企圖在時間的序列上，整理出一套足以總覽歷史現象的理性架構來。

然而，如果台灣和中國兩段分別的歷史，能如陳映真所願地容納在一個「中國」的體系裏討論的話，那表示陳映真認為，在一九二○年代前後，中國對台灣「輸出」的歷史現象，即足將「中國」對於日本殖民統治下之「台灣」的「深刻影響」，加以定型、定調。但這是可能的嗎？

歷史的時空之所以具有完整性，是因為歷史底下的諸多元素相互關聯和影響；反之，則需分而論之。但歷史不是機械的組合。歷史之所以有趣，是因為歷史太容易發生意外，讓歷史學者必須隨著時間的變化做連續性的考察。然陳映真的論調意欲以一短時間的文化衝擊來底定台灣與中國文學之間的傳承，這種機械論的歷史論述不但缺乏考據，也是對歷史學科的不敬。

當然，這樣短短一文無法看出陳映真究竟會如何考據台灣與中國的因果關聯，從此斷言可能太早，但如果從另外一個無關文論長短的角度來看陳映真，似乎會得到另一個有趣的結果。

陳映真除了在本文的第二段簡述了「台灣新文學，在文學語言、文學理論和創作範式上受到中國新文學深刻影響而誕生」外，一直到最後兩段，他才又盛情地喊出「一時分斷中的祖國兩岸學者為了悍衛台灣新文學的中國屬性」[46]，其間所描繪的歷史過程，全部都是在台灣「獨立」發生的，跟中國一點關係也沒有。故緊接而來的質問是，為何在這一整段台灣文學的發展歷程中，除了一開始談到之外，「中國」的身影就不再出現於台灣文學之中？

這可能是因為陳映真也知道，台灣的文學發展本就因為種種原因，而在長期以來獨立於中國文學之外發展，所以無法將之相連並陳。可是，這難道不意味著，「台灣文學史」的確應該獨立於「中國文學史」之外來書寫嗎？這個判斷，對陳映真而言當然是個無法辯解的大矛盾。但至少陳映真對於台灣文學史的描述，顯然已經獨立成章，有沒有「台灣是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來開宗明義，都不致影響台灣文學史書寫的獨立性和完整性，那剩下的問題就是，他要怎樣把這段分明獨立的歷史，納入中國文學史的發展架構下？

2，無國界反帝文學史

除去前述帝國主義式的、泯滅各別差異的民族主義論述，陳映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論述架構，是他的「第三世界文學論」。他在本文的第一句就談到「台灣……和全中國一道，從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半封建社會」。他在包括此文在內的許多文章裏，即已一直試圖在湊合台灣和中國兩地的社會情境，並以「反封建、反殖民」做為兩者共同的描述。

但問題是，要論述台灣和中國做為一體的文化及社會架構並非不可，但同樣的反殖民處境，不也正如陳映真所說地，在很多不同語言的地方都發生嗎？既然這種反殖民情境是跨語言的，為何獨獨要抽離中國和台灣做為一個整體來敍述，而不是將兩者一併統整到某個更大的敘述去？這樣一來，不就足以一部寫成規模更恢弘的「無國界的反帝文學史」？

但全世界有誰能夠承擔這樣的工作？沒有。也就是說「反帝文學史」這個名詞，與其說可化為書寫行動，不如說它根本就是個理念化的產物。它是陳映真藉由馬克思主義之名，所擘畫出的文學發展圖式。然而泯滅個體差異的巨構，缺乏歷時體察的理念，徒然追求統一性的圖式，究竟何者成就了陳映真所謂的「學術和知識水平」[47]？

3，檢討與反思

但陳映真的論述並非對台灣文學及台灣文學史書寫毫無提示作用。在此仍應還其一個公道。

其一，陳映真由外而內、近乎蠻幹地斷定文學史發展圖式，給了文學史書寫者一個思索的脈絡。即要如何將外在環境的變化與文學內緣做更緊密的相互聯結，而非單向的因果關係？以政治時空做為文學史書寫的外衣，究竟需要什麼樣的史學技藝才能將二者整合為一？而相類似的歷史情境，是否會對個別的文學體系造成相近似的影響？並進而思索，跨語言的文學研究，要如何才能對台灣的文學研究及文學史寫作有所幫助？[48]

其二，如果陳映真對於「台灣新文學……受到中國新文學深刻影響」的判斷，是一個值得考慮的課題，那麼目前他所憑藉的微薄考證，顯然不足以說明此影響之深遠。而不管對此課題有興趣與否的人，都可以進一步去思考，究竟應當如何將某一特殊的歷史事件，當成歷史撰寫的分期點？陳映真，及眾多以外在事件（如政治）做為文學歷史淵源及分期的文學史書寫，是否具備了充足的條件，或者中間有值得填充的部份？

其三，包括陳映真等在內所企圖編寫的台灣文學史，乃屬張著「有中無台」的原則，硬將文學「事件」累積到歷史流程中，除了令所有台灣人費解的大中國民族主義外，我們該如何呈現、掌握台灣文學歷史流程中，所堆疊起來的緊實理路？而除了外在事件會對於文學史的發展有所影響外，在架構文學史的過程中，如何找出文學自身的「歷史條件」？當隔開外部條件之後，這個條件會落在作家、文本、思潮、閱讀者、亦或是集體心態上面？而且幾乎每往一個條件的偏倚，就會寫出完全不一樣的文學史來！

其四，陳映真先決地將台灣文學歸屬於中國文學的一部份實屬可議，但他意圖整理出一個大架構，讓我們在從事文學史書寫時，可以再加考慮，究竟應該更多地去呈現以歷史學所考察出的細微演變，抑或是去建構並時性的文學符號系統比較重要？也就是說，到底是要寫「有歷史觀點的文學研究」，還是要寫「以文學為課題的歷史研究」。研究主軸的選擇，尚不知能否以對錯論斷，但至少在進行論述之前，研究者得先弄清楚特定研究方式的優缺點才行。

以上數點，縱然陳映真可能會一點興趣也沒有，但對所有重視「學術和知識水平」的台灣文學史書寫者而言，實有詳考思辯之必要性。

（4）呂正惠

相對於陳映真空洞的龐大巨構，同為統派的呂正惠則以更細膩的論證，來書寫台灣文學史。限於篇幅，只能就片段具代表性的文論，來討論呂正惠的特點及得失。

1，莫須有的罪名

呂正惠在＜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裏[49]，談到台灣文學研究在「政治得勢」之後，為了維護自身權力，而必須強調「台灣獨立」。關於這一點，其實只要依循本文觀察，從葉石濤到彭瑞金的台灣文學史寫作，即可清楚得知呂正惠之說實為誣指構陷。正如文前所提，政治的獨立與否，跟文學史能否獨立書寫，根本是兩碼子事。將這二者相連合論，未免失之武斷，無視與實際的文學史書寫成果！這對當年以「曖昧地戰鬥」的姿態書寫畢生文學經驗的葉石濤來講，以及對多少積極建構台灣文學獨特性的學者而言，文學史之對錯猶可議，但將之 打成政治活動，實在是莫須有的罪名。

以上只能算是呂正惠的「突槌」，並不構成他文學史論述的重心，毋須於此多加批判。更值得討論之處在於他對台灣文學史軸心的見解。

在同文中呂正惠說：「日據時代新文學的主流意識型態，是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反抗，並有一種……回歸中國的民族主義傾向……具有強烈的理想性和社會主義嚮往」。[50]。這說法具體表明了呂正惠的統派意識。理路看似完整，但在細察之下，裏頭暗藏著諸多可茲辯證之細節。

2，集體／個體的文學史風貌

呂正惠的說法，隱含著一種單方面的集體意識，認為民族主義是所有日據時代新文學的底蘊，據此而必須將「皇民化文學」劃作背離台灣文學史軸心的創作。甚至再以此出發，批判「本土派……偷天換日……把舊傳統改造成新傳統」，進而要「本土派學者」對於「中國情結」的解釋方式，「大可取而用之」。[51]但「取而用之」的意思是什麼？目的是什麼？對文學史研究能否有所助益？呂正惠於此文內，亟欲批判本土派無法建立一條從「反日親中」的賴和、楊逵等人到「反中親日」的王昶雄、周金波等人之間的完整系譜，而刻意扭曲台灣文學的傳統。所以他要用「中國情結」來當台灣文學的剪刀，來裁剪出台灣文學應有的樣貌。

這個作法比他概念中的「本土派學者」的作法還要好的原因，是他可以大剌剌地將非中國意識中心的文學家及文學作品，一律「剪」約處理，從而適用於中國視野下的台灣文學史。這豈不又犯了意識型態先行的壞毛病？[52]這一缺失，在之前已有許多評述。然而當他說到「日據時代新文學的主流意識型態」時，其實也同時在消極地承認，有一種「非主流」的意識型態。但此「非主流」在那裏他卻沒講？進言之，他既然體認到台灣歷史的複雜性而承認「非主流」的存在，那他究竟憑什麼界定這股「非主流」在台灣文學史上的重要或不重要？除了預設價值的民族主義，他拿什麼當判準？

呂正惠論述的價值之所以比陳映真還值得討論，是因為他能夠找到歷史上的文本，來釐清論辯及史實。而以上所引之文還有一點也值得討論的地方在於，當他借用賴和、楊逵等人的同時，帶出了一條讓後繼者討論「集體意識」的路子。

諸如集體意識和個人意識之間，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產生聯結？以集體意識型態來書寫的文學史，究竟要以如何再回過頭來評價個體化的差異？隨著時局的變遷，集體及個體意識型態都會產生改變，歷史的考察應如何緊抓其變化的脈絡？我們應當如何描述，才能擺脫個人喜好，來儘量如實地重現發生在歷史上的情景？至於呂正惠等人最應回答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文學史是該為民族大義而書寫，還是為了儘量客觀地記錄下那些積極參與文學活動、且共同構成文學特有風貌的文學家們而寫呢？

3，盧卡奇信徒

然而呂正惠畢竟是新馬健將盧卡奇（Georg Lukács，1885－1971）文論的信徒，對於現實主義的掌握才是他精到之處。由於身處台灣，相對於隔岸叫喊的人，他對於台灣文學思潮的觀察與切入，尤顯得敏銳獨到。《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之第八章＜世紀末期台灣現代思潮種種面相＞即由他執筆。他對於反鄉土小說、反現實主義傳統的「後設」敘事理論，說理清楚並有貼切的批評；對於後現代主義影響下的都市文學與情慾書寫，蔚為台灣的主流，並佔領文壇主要版面與流通市場，他則頗不以為然。呂正惠一一陳述之後，點出癥結之所在：

他們錯誤地認為，七○年代鄉土文學所提出的一些有關台灣社會的政治、經濟問題，也已不復存在。因此，文藝界的一些人，樂於在「後現代」的「前進」中安於現狀。所以「台灣的」後現代，是把台灣未來的現實問題擺一邊的文學上的維持現狀派。因此，「政治」不在他們的考慮之內。[53]

呂正惠的觀察的確是有過人之處。接著他質問：

後現代作品又怎麼會表現出明顯的遊戲性和享樂主義傾向呢？又為什麼「不敢」（或不屑於）談論「大論述」（這當然包括台灣未來的前途問題）呢？這裡面肯定是有「逃避」的傾向。[54]

大哉問。其實他的提問，已隱含了答案。在台灣解嚴之後，一方面自由、人權是民主社會中普世的價值，人人在政治中皆可無所限制地表現其左右統獨的態度，不會再因某一種政治理念而坐穿牢底，何況文學；但另一方面，台灣在當前處境下，又是泛政治化的社會，慣於貼標籤。在政治的吵鬧聲中，在每天不同電視頻道的叩應節目中，只要採取介入的態度，不歸統即歸獨，這是電視媒體將政治「綜藝化」之後的結果[55]，也是無可承受之重。難怪後現代派面對時代重大的命題，要採「逃避」的遊戲與享樂主義了。敏銳的現實主義信徒呂正惠，怎會不清楚呢？當他在統、獨的分野之中，既然選擇了排「獨」，當就只有堅定地站在「統」的一邊，操作大論述了。[56]

4，中性的文學史書寫

在真理尚未來臨之前（也許它永不會來臨？），一種「中性」的歷史究竟有沒有可能在這個亟需大家重新挖掘、建構史料的台灣文學史書寫活動中，以（至少是）權宜的姿態出現。先讓筆者以前述所提的決戰時期之台灣文學景況，來試寫一段：

由於採用白話漢文書寫面臨統治者的限制，讓許多原本以漢文書寫（不管是中國式白話文或台灣話文），積極參與文學活動的文學家們，面臨不同的抉擇。一方面有人暗渡陳倉地用日文寫作夾雜延續自賴和的理想性格。另一方面，文學界則出現了另一批作家。他們不具備（積極的）社會性格或民族意識，但仍延續了新文學運動裏的現實主義手法，將週遭生活事物寫進自己作品中。他們雖然可能看不見社會上現存的不公和苦痛，但做為創作者，他們動輒數萬字的作品，確實證明了，台灣新文學在漢文寫作之外，日文寫作方面也有卓然 的成績。當然，也有另外一群堅持漢文寫作的人，他們的墨水不再流出文字，成了台灣文學史上見不著光的暗面。

也就是說，在此時期，台灣文學界出現了三種文學家。一種人沒有民族意識，努力用日文寫出作品，盡可能尋求發表的機會，有意無意地符合了統治者的意向。一種人有著但不認為只有用漢文才能維持種族尊嚴，用日文寫作，一樣可以達到喚醒社會意識的目的。另有一種人，存在於可見的『歷史事件』之外，他們面對緊縮的統治環境，又因為堅持漢人意識而拒用日文寫作，不再能以文學家的身份參與社會，而在台灣文學史上暫時消音。」

筆者簡單寫出以上兩段供做抛磚引玉的文學史敘述，提供未來書寫台灣文學史的人參考，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五、結論

台灣文學的發展曲曲折折，而且歷經不同的政權，因為文學思想多元，文學表現亦跟著駁雜無章。這種自然而然的歷史現象本無須苛責，但在長期依附政權的媒體操控之下，每一代的文學青年都須經歷長長一段跌跌撞撞、意識不清的探索、掙扎，才能夠與被不同殖民政權逼為邊緣的台灣文學傳統接上線。戰後這種現象，是受到國民黨政權長期的「中國中心」教育的重大影響。讓人從小迷戀美麗的秋海棠，而忘掉自己其實生活在一塊蕃薯島上。而文學一旦離開自己的土地與人民，容易淪為囈語；長期戒嚴，更導致人們忘了如何思想 。一九八七年七月解除戒嚴之後，提供了開放性空間，社會力更加奔放。台灣筆會主幹之一的李敏勇，以他詩人的敏感度，對於戰後台灣文學的發展，提出一連串的反省，陸續發表＜戰後台灣文學的病理與生理──在轉捩點的省思＞、＜失落的台灣文學史發言權＞……等等具有思想性的文論，並於稍後結集出版《戰後台灣文學反思》。在序文＜文學的抵抗＞裏，他總結而言：

戰後台灣文學是在國民黨統治體制的中國屬性政治與文化高壓下發展的文學。……日本結束對台灣的殖民統治，台灣並沒有獨立光復，而是由國民黨統治體制入據，進入中國體制。……戰後台灣文學的戰後性，因而缺少了明晰的台灣性格。既沒有形成大幅度的戰爭反省；反而因為國民黨在中國內戰後的虛偽檢討而出現大量的反共戰鬥文藝公害，使得戰後台灣文學充滿了偽善的，空洞的氣息。逐漸與社會脈動和人民的聲息脫離的後果，使台灣這塊土地上的文學淪為無力的修辭和虛偽的裝飾。[57]

李敏勇認為統治力與文化霸權，使戰後台灣人的精神史一再受到壓抑而掩埋。[58]而台灣文學史的書寫，在一定意義上，正是透過符合於歷史學科要求之「考察、研究、書寫」三部曲，企圖從文化、精神層面上，解放被壓抑的台灣靈魂。當一方在自我解放求生路的同時，另一方卻仍然硬要將之綑綁在一起；既然大中國的意識型態容不下台灣本土所發出的聲音，那麼兩種對台灣文學史的詮釋，自然是要大異其趣。

附記：本文得以在限期內完成，要感謝我的學生林民昌助理，經觀念的對話與衝擊，在某些思考上碰撞出不少火花，深化了本文立論之基礎。當然，針對台灣文學諸多現象之所有批判，文責皆由本人負起。

參考書目

（一）       專書及學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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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單篇論文

王白淵，〈文化〉篇，《台灣年鑑》，台灣新生報出版，1947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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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明，〈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中國事務》第9期，2002年7月。

附錄：中國研究台灣文學史相關書目

1、   封祖盛，《台灣小說主要流派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2、   汪景壽，《台灣小說作家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3月一版，1988年4月二版。
3、   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等，《台灣新文學概觀(上)》，鷺江出版社，1986年7月。
4、   王晉民，《台灣當代文學》，廣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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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包恆新，《台灣現代文學簡述》，上海社會科學院，1988年3月。
8、   安興本等編，《今日台灣文壇》，社會科學文獻。1988年6月。
9、   張毓茂主編，《二十世紀中國兩岸文學史》，遼寧大學出版社，1988年8月。
10、古繼堂，《靜聽那心底的旋律─台灣文學論》，國際文化出版社，1989年1月。
11、 古繼堂，《台灣小說發展史》，台灣：文史哲出社，1989年7月。
12、古繼堂，《台灣新詩發展史》，台灣：文史哲出社，1989年7月。
13、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世界華文中心編寫，《台灣地區文學透視》，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一版；增編本，1998年9月二版。
14、徐迺翔主編，《台灣新文學辭典一九一九─一九八六》，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
15、  福建省台灣研究會，《台灣文學的走向》，海峽文藝，1990年4月。
16、上海復旦大學台港文化研究所編，《台灣香港暨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選》，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9月。
17、   黃重添，《台灣長篇小說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0年。台灣：稻禾出版社，1992年8月。
18、  黃重添、莊明萱、闕豐齡等，《台灣新文學概觀(下)》，鷺江出版社，1991年6月。
19、粟多桂，《台灣抗日作家作品論》，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
20、 王晉民主編，《台灣文學家辭典》，廣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
21、 劉登翰、莊明萱等，《台灣文學史》（上），海峽文藝出版社，1991年6月。
22、劉登翰、莊明萱等，《台灣文學史》（下），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年1月。
23、陸士清主編，《台灣小說選講新編》，復旦大學出版社，199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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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趙朕，《台灣與大陸比較小說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2年9月。
27、 王景山主編，《台港澳暨海外華文作家辭典》，人民出版社，1992年。
28、 廣東社科院文學所編，《台灣香港澳門暨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選》，海峽文藝出版社，1993年3月。
29、陸士清，《台灣文學新論》，復旦大學出版社，1993年6月。
30、古繼堂，《台灣新文學理論批評史》，春風文藝出版社，1993年。
31、  明清 秦人主編，《台港小說鑒賞辭典》，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4年1月。
32、古遠清，《台灣當代文學理論批評史》，武漢出版社，1994年8月。
33、  徐學，《台灣當代散文綜論》，海峽文藝出版社，1994年10月。
34、劉登翰，《台灣文學隔海觀─文學香火的傳承與變異》，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1995年3月。
35、  楊匡漢主編，《揚子江與阿里山的對話─海峽兩岸文學比較》，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12月。
36、朱雙一，《近二十年台灣文學流脈》，廈門大學出版社，1999年8月。台灣：《戰後台灣新世代文學論》，揚智文化，2002年8月。
37、王宗法，《台港文學觀察》，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8月二版。
38、 曹惠民主編，《台港澳文學教程》，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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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請參閱拙著《台灣文學與時代精神─賴和研究論集》之〈自序〉，允晨文化，1993年8月，頁3～11。由於本文以序文之形式出現，許多人忽略了這篇小論之重要性，這是當年我研究台灣文學二十年來之心得結晶，也代表我對台灣文學研究的初步總結。又經十年，基本觀念未變，我對台灣文學的「洞見與不見」，俱見於此小論。

[2] 參見陳平原《小說史：理論與實踐》，北京大學，1993年3月，頁6。

[3] 黃得時原作以日文發表於《台灣文學》第3卷第3號，1943年7月。葉石濤譯文錄於《台灣文學集 1──日文作品選集》，春暉，1996年8月，頁3～19。

[4] 〈台灣文學史〔二〕鄭氏時代﹝三﹞康熙雍正時代〉，同時表於《台灣文學》第4卷第1號，1943年12月。這一輯標明春季特輯號，然而同時也是終刊號。在戰爭末期，張文環預知《台灣文學》終將不保，將黃得時的文章大幅一次刊出，搶時間的意義，十分明顯。

[5] 王白淵的文學一節成為此後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的藍本，發展下來，陳少廷的《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亦受其影響；美術一節則成為台灣美術運動史的藍本，謝里法《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史》也受其影響。王白淵此方面之業績，值得細加評估。

[6] 詳見林瑞明 ＜戰後台灣文學的再編成＞，《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允晨文化，1996年7月，頁48。

[7] 見谷鳳翔之序文，《中華民國文藝史》，正中，1975年6月，頁3～4。

[8] 〈後記〉，見陳少廷《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聯經，1981年11月第三次印行，頁203。

[9] 〈黃序〉，同上註，前揭書，頁3。

[10] 筆者七○年代初期是台大歷史學研究所的研究生，從事台灣文學資料的蒐集與研究；課餘在《大學雜誌》打工，對於《大學雜誌》成員的活動知之甚詳。《台北文物》3卷2期、3卷3期當時在南昌街的妙章書店，奇貨可居，一本售價五百元，而當年台北市學生公車月票一格五毛錢，一餐中飯十元即非常豐盛。筆者當年省吃儉用，買了這兩卷，加以精裝，一直使用至今。

[11] 同時在台大歷史學系任教的楊雲萍，就很不一樣。楊老在他的課堂上常強調他是詩人，而且每每天馬行空地說起台灣新文學運動的種種，臧否文人一番，這對當時坐在台下的筆者有很大的啟示作用。比較之下，同時在台大中文所就讀的陳萬益、呂興昌……等人，就缺乏這方面的啟蒙，以致延遲他們對台灣文學研究的進程。

[12] 《台灣新文學運動簡史》初版於1977年5月，而筆者所使用的版本是1981年11月第三次印行的版本。這種冷門的書竟然流通市場，顯示出版以來許多人對於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新文學運動，十分好奇。

[13] 中文本出版之後十三年，日本學者中島利郎、澤井律之將此書翻譯成日文，並進一步校正，加註，附了完整的〈參考文獻〉，命名《台灣文學史》，於2000年11月由東京研文出版社發行，擴大了《台灣文學史綱》的影響力。

[14] 葉石濤，〈寫在《台灣文學史綱》出版前〉，《台灣新聞報》〈西子灣〉副刊，1987年2月18日。

[15] 請參見葉石濤，〈台灣的鄉土文學〉（1965）、〈台灣鄉土文學史導論〉（1977）……等多篇具有里程碑意義之論述。

[16] 葉石濤，〈序〉，《台灣文學史綱》，文學界，1987年2月，頁2。

[17] 見瀨南人〈評錢歌川、陳大禹對台灣新文學運動意見〉，《台灣新生報》〈橋〉副刊130期，1948年6月23日。

[18] 同註16，前揭書，頁77。

[19] 許俊雅，〈找回台灣人民的尊嚴、自主和自信──談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收於《島嶼容顏──台灣文學評論集》，台北縣政府文化局，2000年12月，頁157～158。

[20] 葉石濤，《台灣文學入門》，春暉，1997年6月，頁2。

[21] 同註16，前揭書，頁2。

[22]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40年》，自立晚報，1991年3月初版，頁17～18。

[23] 同上註，前揭書，頁139。

[24] 從1999年8月之《聯合文學》第15卷第10期，總178期，開始刊載，到2002年2月，《聯合文學》18卷第1期，總208期，已刊載至15章〈六○年代現代小說的藝術成就〉。

[25] 魏可風，〈站在邊緣的觀察者──陳芳明談《台灣新文學史》〉，《聯合文學》15卷第10期，總178期，1999年8月，頁160。

[26] 請參考陳明成碩士論文，《陳芳明現象及其國族認同研究》，頁150～167，成大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

[27] 同註25，魏可風，前揭文，頁161。

[28] 見《聯合文學》17卷第10期，總202期，2001年8月，頁150～167。

[29] 見陳萬益〈現階段區域文學史撰寫的意義和問題〉，收於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會議時間為1999年11月，文建會，2000年6月初版，頁301。

[30] 參見陳芳明〈現階段中國的台灣文學史書寫策略〉，《中國事務》第9期，2002年7月。

[31] 原文無「是」字，筆者疑為漏字，故補之。而以下所錄之「頁八」、「頁十一」為原文內容，作者所指為劉登翰編著的《台灣文學史》一書。

[32] 參見吳潛誠〈唐山人如何寫島嶼的文學史〉，收於《感性地位──文學的想像與介入》，允晨文化，1994年9月，頁91～92。

[33] 原發表於《文學台灣》第七期，1993年7月，收於《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允晨文化，1996年7月，頁81。

[34] 同上註。

[35] 同註30，頁46。

[36] 陳芳明語，同註30。

[37] 參見拙作〈台灣新文學運動時期之檢討（一九二○ ～ 一九二三）〉，同註6，前揭書。

[38] 參見陳少廷，同註8，前揭書，頁21。

[39] 參見陳少廷，〈在台灣給「五四」重新定位〉，《新文化》第4期，1989年5月，頁22～23。

[40] 參見拙作〈張我軍的文學理論與小說創作〉，同註6，前揭書。

[41] 參見松永正義著、葉笛譯之＜台灣新文學運動研究的新階段＞，收於《新地文學》第1卷第1期，1990年4月，頁43～45。

[42] 陳映真所寫原文為：「面對自八○年代初舖天蓋地的「文學台獨」運動，首先覺得其台灣史的、文藝批評的、乃至哲學社會科學的水平粗疏，要一一批駁，費時、費力而無意義，終而產生輕敵，不加理睬的態度。此外，到外國學文學理論回來的學者，又一般地對台灣史、台灣新文學沒有充足把握，對「文學台獨」問題沒有興趣，而縱之任之。久而久之，這些學術和知識水平粗劣的「文學台灣」論終于取得了支配地位。二○○○年後在「台獨」派攫取了政權和高教領導權後，「文學台獨」論勢將藉著其獨占台灣文學系、所的廣設，變本 加厲，成為「台獨」派在台灣文化戰線上的有力推手，為害嚴重，形成我們民族史上堅持民族解放和團結統一的力量，與反動、反民族的民族分離主義逆流在意識型態領域中一場嚴峻的鬥爭。」。原文收錄於《「文學台獨」面面觀》九州，2001年12月，頁2～3。筆者在此要特別提及，九洲出版社係隸屬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作戰部之外圍文化工作單位，其與政治密切相關之屬性，可想而知。

[43] 陳芳明語，同註30。

[44] 關於陳映真在中國所受的禮遇，資料來源是《陳映真自選集》，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3月。

[45] 見台灣版《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人間，2002年6月。其中〈後記〉值得一讀。文內一段云：「最後要提及陳映真先生，事實上本書沒有他的『主催』，始終關心，以及積極參與討論，是不可能完成的，他應該是本書更名符其實的『主編』。」前揭書，頁508。

[46] 同上註，前揭書，頁1及4。

[47] 同註40。

[48] 吳潛誠即曾以愛爾蘭的文化情境為參照對象，思考台灣文化及文學的發展。他在＜從台灣看愛爾蘭：島國的文藝復興＞一文裏說：「講愛爾蘭本土語言的人會受到鄙夷排斥，政治和社會地位都沒有辦法提昇……這和當年國民黨禁止講台語的情形差不多。台語和蓋爾語就此逐漸被當作是沒有教養、沒有文化的人所使用的語言。」並於多處對比台灣與愛爾蘭在語言及文化上的處境。參見《航向愛爾蘭》，立緒，1999年4月，頁38～39。

[49] 引自呂正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研究的回顧＞，《殖民地的傷痕──台灣文學問題》，人間，2002年6月，頁218。

[50] 同上註，頁219。

[51] 同註49，頁220。

[52] 這個毛病尤其在他評論皇民化文學時顯露出來。他過度同質化皇民化文學的作家，未能分而論之。筆者認為，應針對個別作家及作品，為亂世下的台灣作家尋找創作理路並加以評判。參見筆者於1992年7月於台灣大學舉辦之「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連同評論人陳萬益之評論以及與會者之討論，全文收於1993年6月出版之《日據時期台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443～468。

[53] 趙遐秋、呂正惠主編《台灣新文學思潮史綱》，頁375。

[54] 同上註。

[55] 布赫迪厄用語。參見布赫迪厄著、蔡筱穎譯，《布赫迪厄論電視》，麥田，2002年7月。

[56] 寫到這裏，筆者突然想起1992年10月，韓國舉辦了第二回「中國現代文學國際學術大會」，第一次以台灣現代文學為議題。邀請陳映真、呂正惠與筆者三人代表台灣與會發表論文。會後呂正惠題贈我一本書，書內親筆寫著：「統獨各異道，台人本一家。」讓人感受深刻。經過十年，我依然深記在心，忍不住在隔著十年之遙之後回應他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57] 李敏勇《戰後台灣文學反思》，自立晚報，1994年6月，頁1。

[58] 見＜失落的台灣文學史發言權＞，同上註，前揭書，頁12。




【論文出處】
《台灣文學史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兩種台灣文學史──台灣vs中國〉
2020-11
網址：
http://email.ncku.edu.tw/~z6908003/art_misc_02.htm
作者：林瑞明
【作者簡介】
林瑞明（1950年7月1日－2018年11月26日），台灣台南人，筆名林梵、林退嬰，詩人，作家，評論家，文學史研究者，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畢業，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曾任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台灣文學館籌備處主任及首任館長，致力於推廣原主民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