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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

《戰國策》是中國古代的史學名著，全書按東周國、西周國、秦國、齊國、楚國、趙國、魏國、韓國、燕國、宋國、衞國、中山國依次分國編寫，為最知名的國別體史書（編按：國別體之祖為《國語》），在四庫全書之中列入史部。

《戰國策》主要匯編了戰國時期策士說客之言行，更包括了不少縱橫家的政治策略與辯論技巧，也可說是合縱與連橫的實戰演習手冊。
 

此書的原作者不詳，大致上認為非一時一地一人之作品。其書名原本紛歧，有《國策》、《國事》、《事語》、《短長》、《長書》、《修書》等不同名稱，至西漢劉向為其整理編訂，才正式定名為《戰國策》，因此書所記的多是東周後期時諸國混戰，縱橫家為其君王擬定的政治主張和外交策略，而該時期亦因此被史家稱為戰國時代。

劉向之編本，至東漢有高誘為之作注，然劉本與高注本至漢代以後隨著戰亂漸散失不全，至北宋曾鞏時，已散失十一篇，經曾鞏訪求士大夫家藏本，方重新補足劉向集錄之三十三篇，因此曾鞏對《戰國策》的重歸完整有其貢獻。以下即曾鞏重新補足《戰國策》後的〈戰國策序錄〉，又名〈戰國策目錄序〉，各段標題為編者擬加。




戰國策序錄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序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年。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生之意而已。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總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二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文章出處】
《戰國策》
〈戰國策序錄〉
原作者：曾鞏





註釋翻譯

（一）補足闕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書目總集，北宋景佑年間編成）稱第十一篇者闕（缺）。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
譯文：
劉向編定的《戰國策》總共三十三篇，《崇文總目》上說有十一篇缺失了。我走訪了士大夫家，才得到了這部書的全部內容，並且修正其中的錯誤，對於不可考據的文章提出疑問，這樣後世《戰國策》三十三篇就恢復完整了。

（二）謀用是作

序曰：向敘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好）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
譯文：
序文說：劉向為此書作序，說周朝的先王，表明教化，整治法度，所以天下得到大治。到了後來，謀略欺詐的手段被不斷運用，仁義的道路因此就阻塞了，所以天下大亂，這個說法是很正確的。再到後來，說此書是由於戰國的謀士，審度當時的君王能辦到，不得不這樣做，可以說是被流俗所迷惑，而不能確信相信自己判斷了。

（三）道不可廢

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年。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獨明先王之道，以謂不可改者，豈（哪裡）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生之意而已。
譯文：
孔孟所處的時代，離西周初年已經有好幾百年。文王、武王用過的法令制度，早已散失，原先傳承的風俗，已經熄滅很久了。這二人竟特別闡發先王的治國之道，告訴世人仁義是不可變更的，哪裡是要迫使君主及其後人，去做不能做的事呢？也不過是要根據他們遇到的時代特點，以及與以前不同的情形，來制定當代的法令制度，使之不違背先王的旨意罷了。

（四）道法之別

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草率，隨便）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譯文：
二帝三王的統治，他們的變化固然很大，他們的方法固然不一樣，但是他們治理天下的願望，處理事務的主次先後，不曾有什麼不同。孔孟之道就是這樣而已。法令是用來適應變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王道是用來建立國家的根本的，不能不保持一致。這是不可改變的真理，所以孔孟捍衛這個道理，那裡是喜歡發表不同的見解呢？只是不肯無原則的附和，取悅他人罷了。孔孟可以說是不被一般人的看法迷惑，並且確信相信自己判斷的人。

（五）弊多於利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王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避諱不談）其敗；言戰之善而蔽（蒙蔽不談）其患。其相率（一個接一個）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勝不過）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勝不過）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寤（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瑕疵），用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改變）彼也。
譯文：
戰國的遊說之士卻不這樣。不懂得王道可信，卻樂於說其易合。其用心措意苟且為權時之計，不作長久打算。因而討論欺詐的好處，而對弊端避諱不談；強調戰爭的好處而不談論其中的憂患。一個接一個聽言行事者，並非沒有益處，但比不上帶來的害處；得到的比不上失去的。最終像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這樣的謀士，因此而喪生，而諸侯和秦國因為施行了他們的政策，而遭遇滅國之災。這是世界的一大禍害，是多麼明顯啊！但是世俗仍然沒有醒悟過來。只有遵循先王正確的法度，積極適應時代，並且做出改變，雖然法度不同，但是檢查不出瑕疵，實行起來也沒有弊端。所以古代的聖賢，沒有因此而改變自己的想法。

（六）以邪顯正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放棄）而絕（斷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是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譯文：
 有人問說：「戰國遊士之說會損害正道，應該棄絕這本書，那麼它不銷毀，也是可以的嗎？」我回答說：「德才兼備之人禁絕戰國遊士之說，是通過向天下人解釋明白這些理論，使當代世人明白，那些說法是不可行的，然後就能禁絕邪說、達到思想劃一的目的了；使後世的人明白戰國遊士之說是行不通的，然後就能消除邪說，達到明世的效果。這哪裡需要把這本書毀滅呢？放出它但是使它難以實行，沒有比這更好的辦法了。所以孟子書中，有講到神農的理論和墨子的理論，但都是批判的話語。就這本書而言，上承《春秋》，下達秦漢之間，二百四五十年之間的行事，都記載在上面，固然萬萬不可以廢除的。」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譯文：
這本書有高誘注二十一篇，也有人說三十二篇，《崇文總目》保存八篇，現在還有十篇。


上圖：曾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