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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夏志清(C. T. Hsia, 1921-)一位在砧板上寫作,被譽為中國文評第一人的重要文學評論家,中國滬江大學英文系畢業,美國耶魯大學英文系博士。曾任教於北京大學、美國密西根大學、紐約州立大學、匹茲堡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著名學府。1991年退休前,曾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中國文學29年。現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退休教授。他學貫中西,中英文著作皆極具份量,且影響深遠。中文著作有、《愛情.社會.小說》、《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雞窗集》、《夏志清文學評論集》、《歲除的哀傷》、《談文藝.憶師友:夏志清自選集》,英文著作有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C.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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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夏志清教授(1921-2013)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意義(節選)

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裡,夏志清教授無疑是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之一。1961年,夏出版了第一本英文專書《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從而為西方學院內現代中國文學的研究,奠定基礎。這本專著綜論1917年文學革命至1957年反右運動的半世紀間,中國小說的流變與傳承。全書體制恢宏、見解獨到,對任何有志現代中國文學文化研究的學者及學生,都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也因為這本書所展現的批評視野,使夏志清得以躋身當年歐美著名評家之列,而毫不遜色。更重要的,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問世近五十年後的今天,此書仍與當代的批評議題息息相關。世紀末的學者治現代中國文學時,也許碰觸許多夏當年無從預見的理論及材料,但少有人能在另起爐灶前,不參照、辯難、或反思夏著的觀點。由於像《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樣的論述,使我們對中國文學現代化的看法,有了典範性的改變;後之來者必須在充分吸收,辯駁夏氏的觀點後,才能推陳出新,另創不同的典範。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誕生,是夏志清教授十年研究的成果,這段經歷頗可值得我們在此回顧。1951年春,夏仍為耶魯大學英文系的博士候選人,因緣際會,應聘參與了政治系饒大衛(David N. Rowe)教授所主持的一項計畫。此一計畫由美國政府資助,夏的任務是協助編纂一本名為《中國:地區導覽》(China: An Area Manual)的手冊。往後一年,並寫出了手冊中中國思想、文學、及共產中國中的大眾傳播等篇章。但夏對這項工作的興趣很快消失一空,並在約滿後離職。與此同時,夏已有意著手一部論現代中國文學的專書,此一計畫旋即獲得洛克斐勒基金會的支持。在基金會的協助下,夏自1952至55年間,在耶魯英文系任研究員,實則專心研讀現代中國文學。1955年在他離開耶魯至他校擔任教職前,已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主要部分的寫作。

當夏從事《中國現代小說史》的計畫時,美國各大學圖書館只有極少數擁有完整的現代中國文學圖書,批評資料更是少之又少。夏為了蒐集、查閱資料所費的工夫,不難想像。然而,資料的缺乏也可能給予夏相當意外的自由,使他得以做出自己的發展與判斷。的確,彼時「影響的焦慮」之類的理論尚未興起,夏也顯然樂得一抒自己的洞見或「偏見」。而他行文所顯露的自信與權威性,後之來者無人能出其右。

不僅此也,這也是個唯西方「現代」精神馬首是瞻的年代;非西方的學者難免要以西方文學現代性的特質,作為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標的。夏選擇小說作為研究的重點,因為他相信小說代表了中國文學現代化最豐富、最細緻的面向。但反諷的是,他也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總體成就,難以超越同期西方作品所樹立的標竿。1950年代末期,由於教書及轉換工作等原因,《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作因而慢了下來,但全書終於在1961年大功告成,由耶魯大學出版。1971年,耶魯又應讀者的熱烈要求,推出增訂版。

一直到不久以前,《中國現代小說史》仍不時被冠以「反共」之名,受到攻擊;有些評者甚至視此書為冷戰文化政治的產品,並將夏打為極右派學者。夏與左派文學間的關係,下文將再論及。這裡所要強調的是,如果《中國現代小說史》今天仍然有引人議論之處,浮面的政治宗派問題應非原因之一。在我們這個時代裡,五四精神早因六四事件而斲喪殆盡,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與後毛鄧主義(Post-Mao-Dengism)竟可一拍即合。像《中國現代小說史》所經歷的政治性解讀再一次提醒我們,貼標籤、戴帽子之舉,無非是老套的命名遊戲。

我以為《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成可以引導我們思考一系列更廣義的文化及歷史問題。這本書代表了1950年代一位年輕的、專治西學的中國學者,如何因為戰亂羈留海外,轉而關注自己的文學傳統,並思考文學、歷史與國家間的關係。這本書也述說了一名浸潤在西方理論──包括當時最前衛的「大傳統」、「新批評」等理論──的批評家,如何亟思將一己所學,驗證於一極不同的文脈上。這本書更象徵了世變之下,一個知識分子所做的現實決定:既然離家去國,他在異鄉反而成為自己國家文化的代言人,並為母國文化添加了一層世界向度。最後,《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寫成見證了離散及漂流(diaspora)的年代裡,知識分子與作家共同的命運;歷史的殘暴不可避免的改變了文學以及文學批評的經驗。



《中國現代小說史》共有十九章;其中的十章都以重要作家的姓名為標題,如魯迅、茅盾、老舍、沈從文、張愛玲等。對夏而言,這些作家是現代小說的佼佼者。其他各章處理了分量稍輕的作家,同時凸顯了形成文學史的其他重要題目。如第一及第十三章討論現代史兩個關鍵時刻──五四時期及抗戰之後──小說創作與文學、文化政治的複雜關聯;第三及第四章分別描述了兩大文學社團──文學研究會及創造社──的組成原委、創作方向及風格;第五、十一及十八章則評論左翼文學從萌芽到茁壯的各階段表現。除此,《中國現代小說史》還有一章結論,綜論中共文學在反右運動後到文革前夕的風風雨雨。另有三篇附錄,分別論1950年代後期的大陸文學(附錄一),現代中國小說反映的時代精神(附錄二),台灣作家姜貴的兩篇小說(附錄三)。第二篇附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曾受到廣泛的徵引及討論,堪稱是文學批評界過去三十年來最重要的論述之一。原英文標題中“Obsession with China”(「感時憂國」)一辭由夏首先創用,現早已成為批評界的常見辭彙了。


我這樣不厭其煩的介紹《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結構及文脈,因為這關係到全書的批評視野及方法學。《中國現代小說史》受到194、50年代歐美兩大批評重鎮──李維斯(F. R. Leavis)的理論及新批評(New Criticism)學派──的影響,已是老生常談的事實。夏在耶魯攻讀博士時,曾受教於波特(Frederick A. Pottle)及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等著名教授;布魯克斯無疑是新批評的大將之一。夏對新批評觀點的浸潤,可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初版序言中得見一斑:「本書當然無意成為政治、經濟、社會學研究的附庸。文學史家的首要任務是發掘、品評傑作。如果他僅視文學為一個時代文化、政治的反映,他其實已放棄了對文學及其他領域的學者的義務。」

夏推崇文學本身的美學質素及修辭精髓。他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不遺餘力的批判那些或政治掛帥或耽於濫情的作者,認為他們失去了對文學真諦的鑑別力。在這一尺度下,許多左派作家自然首當其衝,因為對他們而言,文學與政治、教化、革命的目的密不可分,甚至可以為其所用。

但夏的野心並不僅於「細讀文本」這類新批評的基本功夫。如前所引的序言所示,夏對「舊」批評的法則頗不以為然,因為舊批評把文學僅僅當為反映現時政治、人生的工具。十九世紀的批評家揭櫫將文本歷史化的重要性,卻不能掌握文學「如何」將歷史、政治虛構化的妙竅。藉著新批評的方法,夏希望重探國家論述與文學論述間的關聯;這一強烈的歷史情懷使他不能視文學為「一只精緻的甕瓶」──新批評最為人所津津樂道的美學意象之一。事實上,一反傳統理論的反映論,新批評暗含了一套文學的社會學,企圖自文本內的小宇宙與文本外的大世界間,建立一種既相似又相異的弔詭秩序。夏將新批評這一面向的法則發揚光大,因而強調《中國現代小說史》企求「從現代文學混沌的流變裡,清理出個樣式與秩序;並且參照曾經影響現代中國文學的西方觀念、模式,思考其間的挑戰與範式。」夏一再強調小說家唯有把握藝術尺度,才能細剖生命百態,而這也正是向人生負責的態度。這當然呼應了布魯克斯的名言:「文學處理特別的道德題材,但文學的目的卻不必是傳道或說教。」

夏對文學形式內蘊道德意涵的強調,引領我們注意他另一理論傳承,即李維斯的批評論述。李維斯認為一個作家除非先浸潤於生命的實相中,否則難以成其大。對他而言,最動人的文學作品無非來自於對生命完整而深切的擁抱。因此批評家的責任在於鑽研「具體的批判與個案的分析」。在實際批評方面,李維斯以建構英國小說的「大傳統」而知名;這一「大傳統」起自珍‧奧斯汀(Jane Austin),止於D. H.勞倫斯(D. H. Lawrence)。李維斯認為,這些作家既能發揮對生命的好奇,又能將其付諸於堅實的文字表徵。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中,夏也本著類似精神,篩選能夠結合文字與生命的作家,他此舉無疑是要為中國建立現代文學的「大傳統」。

夏志清在批評方法學上的譜系還可以加以延伸,包括二十世紀中葉前後的名家,如艾略特(T. S. Eliot)、崔林(Linoel Trilling)、拉夫(Philip Rahv)、歐文‧豪(Irving Howe)、泰特(Allen Tate),以及史坦納(George Steiner)。這些評家各自不同角度提倡文學的教化機能,並嚮往文字與世界間更緊密的連鎖。在這一前提下,他們其實都呼應了十九世紀中期英國批評家阿諾德(Matthew Arnold)的立論。夏志清出身正統英美文學訓練。對西方道德及美學「大傳統」的精華,可謂念茲在茲。當他建議批評家的責任是「發現及鑑賞傑作」,他必定同意阿諾德的說法,認為文學應當誠中形外,傳達真理。而且用阿諾德的話來說,「如要發掘真正蓋世的傑作,沒有任何方法比銘記以往大師的金句名言,並用來作為試探新作的試金石,來得更為有效的了。」職是,我們可說,儘管新批評或其他現代流派的評者立意要擺脫傳統「反映論」及「道德論」的影響,這些影響畢竟是袪之不去。


在我們這個世代,自許為理論先驅的新貴批判世紀中葉的理論先驅──艾略特、布魯克斯、崔林、李維斯等人──已是習以為常的現象,憑藉著當今的理論,他們細數前輩的缺陷及矛盾,一如當年夏志清及布魯克斯也曾攻擊前之來者的缺陷及矛盾。《中國現代小說史》因此成為眾家新進漢學研究者一試身手的好材料。比方說,性別主義者可以指陳夏書對女性/性別議題辯證不足,解構學派專家可以強調夏書對立論內蘊的盲點,缺乏自覺。後殖民主義者可以就著全書依賴「第一世界」的批評論述,大作文章,而文化多元論者也可攻擊夏對西方典律豪無保留的推崇。

作為《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作者,夏志清對這些批評可能頗有感觸,甚而不無莞爾之情。長江後浪推先浪,原是常理,但何以許多新理論居然頗有似曾相識之處?早在當今學者正義凜然的「干預」(intervene)文化政治,大談「重寫」文學史,或「重新協商」(renegotiate)中西小說觀前的幾十年,夏已經憑一己之力,「干預」、「重寫」,及「重新協商」現代中國文學了。夏因為引用當年西方激進理論來重讀中國作品,招來他被文化、思想殖民主義所「收編」的批評。但我們必須記得,就算夏的立論不無可議之處,他已藉此避免了更早他一代文學評論──如反映論、印象論──的局限。不僅此也,多數批夏的人其實未必自夏學到任何教訓,因為他(她)們自己不也對西方理論趨之若騖,對當代大師奉命唯謹?如果他(她)們對夏的批評有任何道理,他(她)們同時更應反躬自省。「現代」的觀念與實踐,本來就基於跨文化、語境的不斷交流或碰撞。他(她)們理應看穿學術殖民主義的把戲,而卻一仍故我。他(她)們舞弄西方理論批評中國小說,批評批小說評論,以及其他引用西方理論批評中國小說的批評者,卻把自己「包括在外」。

以上多數對夏的批評,當然不值一哂。不論如何,當年夏志清熟讀西方理論,並將之印證到非西方的文本批評上,而且精采之處不亞於李維斯或布魯克斯,已經可記一功。更何況他並未將西方理論照單全收;《中國現代小說史》畢竟推出中西文學頗有不同的結論。由於夏的開路功夫,我們今天得以名正言順的看待中國文學的現代性貢獻,這在半世紀以前的西方學界是不可想像的事。如果我們今天想要繼續強調(後)現代中國文學的新與異,我們需要夏特立獨行的眼界,才好證明作家的成就超乎西方典範的窠臼。但就我所見,太多批評止於摹仿或批判夏志清的批評方法或結論,而少有人關注夏志清的批評精神與信念。

我如此為夏辯護,並非厚古薄今,暗示《中國現代小說史》之後的理論一無可取。恰恰相反。我願指出,在夏的開路之作後,我們不再需要亦步亦趨。過去二十年批評理論的蓬勃,有如雨後春筍,使我們得以採取多種不同策略看待中國文學,這在夏的時代是難以企及的。也因此,夏所揭櫫的「大傳統」在在要引起我們的思辨。不論如何,我們如果只回過頭去對夏當年的立論斤斤計較,而忽略他所處歷史、文化環境的限制,未免有見樹不見林之嫌。我倒覺得,在努力劃清界線之餘,有許多年輕的批評者其實與夏的關懷頗有契合之處,這才使兩者間的對話顯得更為曲折有趣,也為現代中國文學批評傳統的變與不變寫下新章。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近五十年後的今天,我們處於一較以往任何一刻更為有利的位置,審視夏的洞見與不見;藉此我們也可了解美國漢學研究的特色與不足。我們要問:如果「現代」總已隱含跨文化、跨國界的知識及想像基礎,夏在什麼層次上既批判了中國追求現代的得失現象,也驗證了自己就是這現象的一部分?我們如何分殊如下的弔詭:雖然夏被視為西方文學文化的擁護者,他對中國文學的「盲點」卻往往滋生了他同儕所不及的「洞見」?夏儘管浸潤在西方人文主義的傳統中,如何顯示了他與中國本土思維的淵源?最重要的,夏的國際觀強調普遍通性及真理價值,與流行的解構、性別、族群、文化生產等分殊主義的前提似乎格格不入。我們有可能在兩者之間找到共同對話的場域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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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夏志清教授(1921-2013)

【文章出處】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聯經出版)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意義〉(節錄)
2010-10-13
作者:王德威
【作者簡介】
王德威(David Der-wei Wang)(1954年11月6日-),比較文學及文學評論學者,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講座教授,長江學者,2004年獲選為第25屆中央研究院院士。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教於台灣大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現任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著有《從劉鶚到王禎和:中國現代寫實小說散論》、《眾聲喧嘩:30與80年代的中國小說》、《閱讀當代小說:台灣.大陸.香港.海外》、《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想像中國的方法:歷史.小說.敘事》、《如何現代,怎樣文學?:19、20世紀中文小說新論》、《眾聲喧嘩以後:點評當代中文小說》、《跨世紀風華:當代小說20家》、《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現代中國小說十講》、《歷史與怪獸:歷史,暴力,敘事》、《如此繁華:王德威自選集》、《後遺民寫作》、《1949:傷痕書寫與國家文學》、《茅盾,老舍,沈從文:寫實主義與現代中國小說》及各類英文著述等。
【被評論者簡介】
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2013年12月29日),江蘇吳縣人,生於上海浦東,中國文學評論家。留美獎學金至耶魯大學攻讀英文碩士、博士。在紐約州立學院任教時,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又稱洛氏基金會)贊助,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奠定其學者評論家的地位。後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2006年當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該院成立以來當選時最高齡的院士,其兄夏濟安亦為著名文學評論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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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王德威:《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序

夏志清先生(1921-)是中國文學研究界最重量級的學者之一。1961年,夏先生出版了英文專著《中國現代小說史》(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為英語世界現代中國文學研究開下先河。1968年,夏先生再接再厲,出版《中國古典小說史論》(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 A Critical Introduction),又帶動古典文學界小說文本研究的風潮。以後多年夏先生著述不輟,其中精華在2004年彙編為《夏志清論中國文學》(C. T. Hsia on Chinese Literature)。歐美漢學界裡,以涉獵之廣博,影響之深遠,而又在批評方法上能自成一家之言者,夏志清先生可謂是第一人。

《中國現代小說史》自初版迄今已經五十年。半個世紀以來,現代中國文學研究因為夏先生和其他前輩的開拓之功,已經成為顯學。不僅學者學生對晚清、五四以降的各項課題趨之若鶩,研究的方法也是五花八門。儘管論者對夏先生的專書根據不同理論、政治、甚至性別、區域立場,時有辯詰的聲音。但迄今為止,仍然沒有另外一部小說史出現相與抗衡,則是不爭之實。

《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典範意義不僅在於夏先生開風氣之先,憑個人對歐美人文主義和形式主義批評的信念,論斷現代中國小說的流變和意義,也在於他提出問題的方式,他所堅持的比較文學眼光,還有他敢於與眾不同的勇氣,為後之來者預留太多對話空間。今天不論我們重估魯迅、沈從文,討論張愛玲、錢鍾書,或談中國作家文人的文學政治症候群、「感時憂國」情結,都必須從夏先生的觀點出發。有些話題就算他未曾涉及,也每每要讓我們想像如果有先生出手,將會做出何等示範。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希望在夏先生專著的基礎下,呈現新世紀裡現代中國小說研究的動向。這本論文集分為兩輯。第一輯對《中國現代小說史》成書的時代氛圍,研究方法和歷史意義做出回顧,並且旁及夏先生的兄長夏濟安教授(1916-1965)對現代文學批評的貢獻。夏氏昆仲不只學問傑出,在195、60年代政治風浪左右夾攻時,他們所顯現的獨特立場和風骨也一樣值得敬重。濟安先生英年早逝,是學界的重大損失。

本書第二輯則呈現中國現代小說研究在英美、大陸、香港、台灣的最新成績。從魯迅到張愛玲,從沈從文到錢鍾書,幾乎所有夏先生當年曾論及的大家都包括在內,而且呈現出不同的批評看法。夏先生當年因為種種原因未曾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內探討的作家,如蕭紅、白薇、端木蕻良等,或未曾觸及的流派,如鴛鴦蝴蝶派小說,也都有了專章討論。此外,夏先生也曾對晚清小說的研究開風氣之先,影響所及,我們今天論現代文學的起源,皆不能不提五四之前二十年的風雲變幻。夏先生對海外及台灣文學的關懷其來有自,本輯內也收入兩篇論文,專論白先勇、朱天文等的成就。由是從世紀初到世紀末,夏先生心目中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大傳統」(Great Tradition)更加完備。

本書各篇論文的撰寫者有夏先生的門生友人、再傳或私淑弟子,也有濟安先生的學生和故舊,還有與夏先生時相往來的大陸、台灣、香港等地傑出學者。值得一提的是,半數以上的學者都畢業自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哥大是夏先生曾經任教三十年的名校,也是夏先生的學術發揚光大的重鎮。各篇論文的作者也許未必完全遵照夏先生的觀點,但他們所念玆在玆的是文學的「史」與「學」之間的關係,以及文學所顯現的人文精神脈絡,仍與先生一脈相承。

目前西方學院裡的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仍然充斥偽科學化的話語;種種「後學」、「批判」的聲音無非與西學主流唱和──儘管中國正在或已經「崛起」。而安享資本主義學院終身俸的左派學者們不時遊走世界,指點海內外的革命方向,尤其令人嘿然以對。對此夏先生是過來人。他曾經在五十年前應用過當時西方最流行的批評話語,也曾經廁身196、70年代文學和政治。不同的是,他對文學作為自己治學的本業,從來懷抱虔敬之心。比起迫不及待的談「越界」跨行、談「干預」現實的同行,夏先生有所不為的立場反而歷久彌新。不少他的批評者自命走在時代前端,對他的研究或政治理念呶呶不休,但又有多少真能像他那樣擇善固執,發出「真的惡聲」?

本書的完成有賴所有論文撰寫者的熱烈支持,他們是我最要感謝的對象。威斯理學院(Wellesley College)宋明煒教授不辭煩勞擔任聯絡,並費心為夏先生編纂中英文書目,特別值得喝采。蘇州大學季進教授授權他和夏先生的訪談紀錄,麻州大學(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t Amherst)的張恩華教授在編輯過程中參與協助,在此一併致謝。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兼總編輯林載爵先生熱烈贊助本書出版,副總編輯胡金倫先生負責實際編務,沒有他們的支持,本書無從問世,謹此亦深表謝意。

夏志清先生好諧謔、好朋友、好美食、好老電影,處處與人為善,常懷赤子之心,提攜後輩尤其不遺餘力。與先生相近者則知道他對學問的專注認真近乎嚴厲,對人情世故的看法洞若觀火。他的生活其實有太多不足為外人道的波折,但他對生命的熱切信念未嘗稍息。夏師母王洞女士襄助夏先生數十年如一日,甘苦備嘗,堪稱是「夏志清的世界」中的靈魂人物。本書出版適逢夏先生九十華誕,我們謹以此書,為先生伉儷雙壽。

【文章出處】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向夏志清先生致敬》(聯經出版)
〈《中國現代小說的史與學》序〉
2010-10-13
作者:王德威
【作者簡介】
詳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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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王德威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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