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原作者序

一

1951 年春天，我一方面忙於寫論文，一方面真不免要為下半年的生活問題著急起來。我雖算是耶魯英文系的優等生，系主任根本想不到我會在美國謀教職的：東方人，拿到了博士學位，回祖國去教授英美文學，這才是正當出路。有一天，同住研究院宿舍三樓的一位政治系學生對我說：政治系教授饒大衛剛領到政府一筆錢，正在請人幫他作研究，你謀教職既有困難，不妨去見見他。我當時根本不知道饒大衛，我到他的辦公室去見他，兩人一談即合拍。加上我是英文系的准博士，寫英文總沒有問題，饒大衛立即給我一張聘書，年薪四千美元，同剛拿博士學位的耶魯教員（instructor）是同等待遇。我既找到了事，寫論文更要緊，也就無意去謀教職，再去看英文系主任的臉色了。

饒大衛雇用了他的得意門生白魯恂同我這兩位 research associates，再加上日裔美籍研究生、教會學校出身的華籍家庭主婦這兩位 research assistants，人馬已全，7月1日開始工作，編寫一部《中國手冊》，供美國軍官參閱之用。那時是韓戰時期，美國政府是很反共的，所以饒大衛才能申請到這筆錢。數年之後，《中國手冊》上中下三冊試印本出版，先由美國軍方、政方高級官員審閱，可能發現全書反共立場太強硬（當然書裡面別的毛病想也不少），未被正式納用，這對饒大衛自己而言，當然是事業上的一大挫折。否則，這部《中國手冊》美國軍官人手一部，饒大衛自己「中國通」的聲望也必大為抬高。這部《手冊》試印本一共印了三百五十部，美國各大圖書館也不易見到。

我一向是研究西洋文學的，在研究院那幾年，更心無旁騖地專攻英國文學。那年改行編寫《中國手冊》，一開頭就大看有關中國的英文著述。虧得那時候這類書籍還不算多，一年之中真把漢學家、中國問題專家晚近出版的著作看得差不多了。我一人撰寫了「文學」、「思想」、「中共大眾傳播」三大章，另外寫了「禮節」、「幽默」兩小章（「幽默」章近已重刊《譯叢》1978 年春季號），「家喻戶曉的人物小傳」一章，也參與了「中共人物」章、「地理」章人文地理部分的寫作。最使我感到頭痛的是人文地理各省、各地區的個別報導。實在看不到多少參考資料，只好憑我的常識和偏見去瞎寫。20世紀50年代後期，《時代》周刊刊印了一個中共特輯（該期封面人物是毛澤東），居然也報導中國各地區的風俗人情。那晚我翻閱這個特輯，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北京人、山東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是根據我撰寫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時代》周刊，從來沒有這樣得意過。

「大眾傳播」這一章得參閱中共的報章雜誌，花的工夫最大（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喻德基教授那本《中共大眾傳播》問世，是十年後的事了）。「思想」、「文學」這兩章寫起來比較得心應手。自己是中國人，介紹孔、孟、朱、王的思想，杜、李、關、馬的詩曲，不看多少參考資料，也可以寫得出。但「思想」這一章專述「傳統思想」，近代思想我不必注意。「文學」這一章重點卻放在現代文學上，占全章篇幅三分之二。我在國內期間，雖也看過一些魯迅、周作人、沈從文等人的作品，但看得極少，對新文學可說完全是外行。寫「文學」這一章，把耶魯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茅盾、老舍、巴金等的作品都略加翻看。此外還有一批尚未編目的中共文藝資料，也放在辦公室里翻閱。什麼《白毛女》、《劉胡蘭》、《白求恩大夫》等小冊子以及趙樹理、丁玲的作品，倒真正花時間看了一些。（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1953年才出版，20 世紀40年代中共文學的演變，只好自己摸索，一無憑藉。）中國現代文學史竟沒有一部像樣的書，我當時覺得非常詫異。

到了1952年春天，又得為下學年的工作發愁了。饒大衛雖對我的勤快大為賞識（那位社會系畢業的家庭主婦一年之中只寫了「中國社會」一大章，「服飾」一小章），有意留我一年，年薪加至四千八百，但我實在不想再幹了，有關中國的英文書籍已大致讀遍，再做下去沒有意思了。我就到研究院副院長辛潑生（HartleySimpson）那裡去請教，有哪幾家基金會可以申請研究資助。他說：「最大的是洛克菲勒基金會，此外還有幾家較小的（那時福特基金會可能尚未設立），可一家家試你的運氣。」我就列印了一篇撰寫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計劃書，一共只有兩頁。先寄一份給洛氏基金會人文組組長法斯（Charles B. Fahs）。他對我的計劃頗感興趣，立即來信叫我去同他面談。去紐約談了半小時，居然定局，給我兩年的研究補助金（grant），每年四千美元。這個數目，不知是我自定的，還是基金會給我定的，已記不清了。但這筆補助金用不著繳所得稅，實收比跟饒大衛做事那一年多一些。後來洛氏基金會准我延長一年，過了三年（1952－1955）無拘無束、讀書寫作的生活。名義上那三年我算是耶魯英文系的研究員（research fellow）。

我來美留學，沒有用過家裡一分錢，也沒有到飯館去打過一天工，洗過一隻碗，講起來比好多留學生幸運。但韓戰開始，我就得省錢下來寄給上海家裡。1951年7月開始，月寄一百美元，一年一千二百美元。所以那三年，每年自用兩千八百美元，恰夠維持生活，談不上有什麼研究費。假如那時有勇氣向洛氏基金會另申請研究費、旅行費，到美國各大圖書館參觀一番，也去台灣、香港跑一趟，自己看到的資料當然要多得多了。但自己尚無教授身份，實在不敢獅子大開口，能有固定收入，過著自甘淡泊的研究員生活，就很滿足了。頭兩年我照舊住在研究院宿舍，一日三餐包給學校，第三年婚後才搬到校外去住。

我計劃寫一部現代文學史，一開頭文學各部門都看，《中國新文學大系》前九集（第十集是《史料索引》）都一字不放過地讀了。《大系》中《詩集》那一冊讀來實在不對胃口，散文家個別討論也感到不很方便，到後來決定專寫小說史，實在覺得新文學小說部門成就最高，討論起來也比較有意思，雖然我一直算是專攻英詩的，研究院期間也沒有專修一門小說的課程。但反正寫書期間沒有人來管我，西洋小說名著儘可能多讀，有關小說研究的書籍也看了不少。到了20 世紀50 年代初期，「新批評」派的小說評論已很有成績。1952年出版的阿爾德立基（John W. Aldridge）編纂的那部《現代小說評論選》，錄選了不少名文（不儘是「新批評」派的），對我很有用。英國大批評家利維斯那冊專論英國小說的《偉大的傳統》（1948），剛出版兩三年，讀後也受惠不淺。利維斯最推崇簡·奧斯丁、喬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約瑟·康拉德這四位大家。簡·奧斯丁的六本小說我早在寫博士論文期間全讀了，現在選讀些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的代表作，更對李氏評審小說之眼力，嘆服不止。中外人士所寫有關中國現代小說的評論，我能看到的當然也都讀了，但對我用處不大。

耶魯那時候中文部門書籍極少。它所藏的現代文學作品我全數翻看過後，就每月到哥倫比亞大學中日文系圖書館去借書。通常是上午動身，下午看一下午的書，再挑選自己需要的書籍、雜誌，裝一手提箱返紐海文（裝滿書的手提箱當然很重，但哥大校門口即有地下鐵道，換一次車即直駛火車站，很方便）。在當時美國圖書館之間，哥大中國現代小說的收藏，算是最豐富的了；那些巨型文學刊物，諸如《小說月報》、《文學》、《文季月刊》、《文學雜誌》、《文藝復興》，也都藏有全套，實在很不容易。當然，我如能在哥大附近住上一兩個暑假，一方面換換環境，結識些新朋友，一方面查看資料也方便，對我來說，要比待在紐海文好。但我這個人天性懶得動，即使短距離搬家，自己沒有汽車，也感到非常頭痛。同樣情形，哈佛離耶魯也不遠，乘火車當天可以來回。當年哈佛中文圖書現代文學收藏雖遠比不上哥大，但事後發現有些哥大未藏的小說，哈佛卻有，實在應該也去哈佛走走。總之，洛氏基金會給我的研究金，只夠維持生活，自己天性又不愛動，竟沒有到各大圖書館多跑跑。

除了借用兩家圖書館的書籍外，我自己新文學藏書不多，差不多全是香港好友宋淇、程靖宇二兄郵寄贈我的。20世紀50年代初期不比今天，三四十年代的小說在港地都有翻印本出售，搜集很方便。宋淇贈我那冊《中國現代小說戲劇一千五百種》（北平，1948），神父善秉仁主編，至今還是極有用的參考書。香港盜印張愛玲的兩部作品──《傳奇》與《流言》，也是宋淇贈我的，使我及早注意到這位卓越的作家。我在上海期間，就把錢鍾書的《圍城》讀了，當時張愛玲作品更為流行，卻一直沒有好奇心去讀它。

作了三年研究，離開紐海文前，書的初稿已寫出一大半了。但家裡有了孩子，忙著換碼頭教書，整理書稿的工作竟擱了兩年。1955 年離開紐海文，我在密西根大學當了一年訪問講師（Visiting Lecturer in Chinese）。那年密大中國文學教授休假半年，中國思想史教授休假一年，兩人的課程都由我來擔任。我教了一年「中國思想史」，採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英譯本為教本。頭一學期，教先秦思想，孔、孟、老、莊、墨、韓諸子自己以前讀過些，教起來還蠻有味道的。第二學期，從董仲舒教起，就不大對勁，接著要講到好多佛教派別，再下去是宋明理學，準備起來都相當吃力。我至今對佛學、理學毫無好感，同那一年教書有些關係。秋季學期也開一門「中國現代思想史」，憑我對現代文學的研究，並不難教。密大東亞語文系主任是位日裔美國人，刁鑽成性，對日裔教員也不太友善，待我這個中國人當然更為刻薄。他說：「你是英文系博士，春季學期不妨開一門『中西文化文學交流史』。」這門課當年沒有英文教科書，到今天還沒有，要有方豪先生的大學問才能勝任。《馬可波羅遊記》，利瑪竇的日記，十八十九世紀英法人翻譯的中文小說、戲曲我都得從頭讀起，雖然讀來很有趣，但是授課準備所花的時間實在太多。此外，每學期教一門中國文學的課程，雖比較容易，但初次教授此類課程，總得準備一下。那一年，除了讀到幾種哥大未藏的小說外，《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整理工作可說是完全停頓。

之後，我在得州奧斯丁城教了一年英文，紐約州菠次坦鎮教了四年英文。每學期教四門課，十二個小時。「莎士比亞」、「美國文學」、「歐洲名著」，這類課雖不需多少準備，但每年必教的「大一英文」、「大二英文」，學生作業太多，改卷子實在是很頭痛的。尤其是「大一英文」，每周三四十本作文，改不勝改。我整理《小說史》書稿，只有利用暑期那段時間。1958 年暑假天天去辦公室（家裡有孩子，太分心），把全書十九章根據舊稿逐章打出，入秋後再整理「註解」、「參考資料」、「人名、書名中英對照表」等項目。把書稿寄給饒大衛想已是同年冬季了。饒大衛自己過目後，我的兩位授業師──博德（Frederick A. Pottle）、布魯克斯（Cleanth Brooks），也撥冗審閱我的書稿。另有一位美國文學教授庇阿生（Norman Pearson，我從未上過他的課）也把它看了一遍。饒大衛拿到了三位教授的評審書，才親自把書稿交給耶魯出版所。但三位文學教授都不諳中文，說的話自然無多大力量；饒大衛自己是政治系教授，對中國文學也不太內行，出版所還得延請一位校外專家，把書稿加以審閱後，才能決定出版與否。那時美國除了哥大王際真外，簡直找不出另外一位曾翻譯過現代中國文學作品的教授，更無人稱得上是權威。找來找去，哥大出版所請了史丹福大學中國近代史教授梅麗·賴德（Mary C. Wright），其實她對中國現代文學也是外行（許芥昱教授那時在斯坦福編譯一部《二十世紀中國詩》，也幫賴德教授做些研究。年初芥昱兄來訪，承告書稿是先由他審閱的，想來賴德在評審報告上提出的意見，大半也是他的。）

賴德讀了書稿，肯定它是部拓荒巨著，表示非常興奮。但同時她也認為，1949年以來被打倒的一大批作家在我的書里語焉不詳；「百花齊放」運動也沒有好好交代；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台灣文學近況一字不提，似也欠妥。1959年4月15日耶魯編輯大衛·霍恩（David Horne）來信，謂書稿決定出版，唯根據那位專家的評閱報告，這兩方面需增益篇幅云云。耶魯肯出書，我大為高興，增補書稿的建議，當然也滿口贊成。正巧，1959年初濟安哥已來美國，他編過《文學雜誌》，介紹台灣文壇情形，當然駕輕就熟，「台灣」這個附錄就囑他寫了。我自己剛讀了姜貴的《旋風》，認為是部傑作，就在「台灣」附錄上再加一個簡評《旋風》的尾巴，表示不是沒有新起的大作家。我自己得增添有關「大躍進」前的大陸文壇報導，手邊沒有資料怎麼辦？只好向哥大東亞圖書館主任霍華德·林頓（Howard P. Linton）商借全套大陸出版的《文藝報》，1959 年暑期加以細讀，為第十三章「抗戰期間及勝利以後的中國文學」（原題為Conformity，Defiance，and Achievement）增添了不少篇幅。全書該章最長，原因在於此。同時我自己覺得有些腳註寫得太簡略，所引作品的頁數，全憑當年所記的札記，不一定靠得住。趁濟安哥在西雅圖研究之便，有問題就向他請教，這樣直到全書定稿，想已是同年秋冬之交。《小說史》1961年3月才發售，大學出版所出書一向是很慢的。我自己憑校樣編排索引，就花掉了三四個星期。

《小說史》的十五冊贈書，我早在二月間就收到了，當即郵寄濟安哥一本。他看到書，實在比我還興奮，並建議我把書寄呈胡適、林語堂兩位前輩。我同林先生從未見過面，覺得不便貿然贈書。我在北大時，胡校長不贊成我去耶魯、哈佛攻讀博士學位，不給我寫推薦信；1951年春我寫封信給他，他也沒有作復--為了這兩樁事，我不願意贈書給他。隔一年胡先生即逝世，事後想想自己實在太孩子氣了。書裡我對胡先生一生的貢獻，絕對肯定，他老人家看到書，一定會很高興的。我的立場也是同他一致的。

翻譯過三種中國現代短篇小說集的王際真先生，1960－1961年在耶魯大學兼課。他自己不多年即將退休，也在不時留心有無新出的人才，將來繼承他在哥大的職位。有一天，饒大衛同他談起我，謂我的書即將由耶魯出版，他不妨去出版所看看樣本，很可能我是他最好的接班人。王先生真跑去看了，他自己對魯迅最有研究，就挑看「魯迅」這一章。之後，他寫封信給我，謂我對魯迅的看法與眾不同，讀後十分佩服。不僅如此，還說我的英文造詣也高過所有留美的華籍教授，簡直可同羅素、狄更蓀兩位大師媲美。信末他問我有無意來哥大教書。那時書尚未出版，讀到這樣一封信，雖然對王先生溢美之辭，自己不敢承當，心裡實在高興。王先生山東人，人非常直爽，性情有些孤僻，他能對一個從未見過面的人如此賞識，真令我終生感激。這樣開始同哥大辦交涉，1962年才正式被聘為中國文學副教授。

書出版後不到兩三星期，《紐約時報星期書評》即刊出書評，排第三版，相當受重視。只可惜編輯是外行，請了英人司各特作評。此人曾任駐香港小官，業餘興趣是京劇，近年來曾把《蝴蝶夢》、《四郎探母》等劇本譯成英文，可惜原文雖淺顯，譯文錯誤還是不少。他對我的書頗為重視，但外行人說話，有些地方總不得要領。4 月13 日波士頓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報登出一篇長評，寫得很內行，評者大衛．洛埃時任芝加哥大學中國文學教授，那時還在哈佛寫他的博士論文《郭沫若評傳》。他認為《小說史》出版是一件大事（「an event of the firstimportance」）。它不僅是專論中國現代小說的第一本嚴肅英文著述；更令人稀罕的是，現有各國文字書寫的此類研究中，也推此書為最佳（「the best study of itssubject available in any language」）。

本書原標題為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1917-1957 , 大陸的文藝發展寫到「大躍進」前夕1957年為止。1971年《小說史》增訂二版出書，我就把「1917－1957」這個副標題取消，另加一個「結尾」（epilogue），即中譯本裡的附錄一：《1958年來中國大陸的文學》。1967年我發表了一篇題名「Obsession with China：TheMoral Burden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的文章，專論現代中國文學的一大特徵，也放在《小說史》二版裡，算是「附錄一」（即中譯本的附錄二：《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先兄寫的那篇「台灣」在二版裡不再出現；20世紀60 年代台灣文學突飛猛進，該文早已失了時效。我自撰評論《旋風》的那部分（二版「附錄二」）倒還保留著，現在再加上我那篇論姜貴的《重陽》的中文文章，合在一起排印，算是中譯本的「附錄三」。中國大陸地區以外的中國作家原非本書研討的對象，但我既稱姜貴為「晚清、五四、三十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在本書裡自應同魯迅、茅盾、老舍一樣，占一個重要的位置。

二

1952年開始研究中國現代小說時，憑我十多年來的興趣和訓練，我只能算是個西洋文學研究者。20 世紀西洋小說大師──普魯斯特、托馬斯曼、喬伊斯、福克納等──我都已每人讀過一些，再讀五四時期的小說，實在覺得它們大半寫得太淺露了。那些小說家技巧幼稚且不說，他們看人看事也不夠深入，沒有對人心作深一層的發掘。這不僅是心理描寫細緻不細緻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小說家在描繪一個人間現象時，沒有提供比較深刻的、具有道德意味的了解。所以我在本書第一章里就開門見山，直指中國現代小說的缺點即在其受范於當時流行的意識形態，不便從事於道德問題之探討（its failure to engage in disinterested moral exploration）。當今批評家斯坦納曾言，西洋文學三大黃金時代當推伯里克利執政雅典期間的古希臘悲劇時代；英國的莎翁時代；以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二人為代表的俄國19 世紀後半期的小說時代。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亞，托、陀二翁，他們留給我們的作品，都借用人與人間的衝突來襯托出永遠耐人尋味的道德問題。托、陀二翁都是偉大的人道主義者，他們對當時俄國面臨的各種問題、危機都自有其見解，也借用了小說的形式說教無誤。但同時也寫出人間永恆的矛盾和衝突，超越了作者個人的見解和信仰，也可說超越了他們人道主義的精神。

索、莎、托、陀諸翁正視人生，都帶有一種宗教感；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人生之謎到頭來還是一個謎，僅憑人的力量與智慧，謎底是猜不破的。事實上，基督教傳統裡的西方作家都具有這種宗教感。我既是西洋文學研究者，在「結論」這一章裡就直言「現代中國文學之膚淺，歸根究底說來，實由於其對『原罪』之說，或者闡釋罪惡的其他宗教論說，不感興趣，無意認識。」這句話，不少朋友（我記得侯健、白先勇都當面對我說過）認為是一針見血之論，引人深思。在當時我對傳統中國文學認識不深，但身為中國人，總覺得這個傳統是極為偉大的。在密西根大學教了一年中國思想史，佛學、理學雖對我並無多大吸引力，總認為自己慧根太淺，也總相信，憑其深厚的宗教、哲學背景，中國傳統文學應視作同西方文學一樣，對人生之謎作了極深入的探索。所以我在「結論」里也老實不客氣認為現代中國人「摒棄了傳統的宗教信仰」，推崇理性，所以寫出來的小說也顯得淺顯而不能抓住人生道德問題的微妙之處了。

我寫完本書後，即在匹茲堡大學、哥大教起中國文學來，傳統文學十多年來真的讀了不少。1968年我還寫出了一本專論《中國古典小說》，自己對傳統小說、戲劇真作了些研究。我漸漸發覺詩賦辭典古文，其最吸引人的地方還是辭藻之優美，對人生問題倒並沒有作多少深入的探索。即以盛唐三大詩人而言，李白真想吃了藥草成仙，談不上有什麼關懷人類的宗教感。王維那幾首禪詩，主要也是自得其樂式的個人享受，看不出什麼偉大的胸襟和抱負。只有杜甫一人深得吾心，他詩篇里所表揚的不僅是忠君愛國的思想，也是真正儒家人道主義的精神。

再反顧中國傳統小說，其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報應」、「萬惡淫為首」這類粗淺的觀念，憑這些觀念要寫出索、莎、托、陀四翁作品裡引人深思的道德問題來，實在是難上加難。我們可以說，大半傳統小說里的宗教信仰，只能算是「迷信」；不少作品有其正視人生的寫實性，也為其宗教思想所牽制而得不到充分的發揮。當然，《紅樓夢》自有其比較脫俗的宗教思想，但其傾向則為逃避人生，並非正視人生。賈寶玉面臨的苦惱太多了，最後一走了之，既對不住已死的黛玉、晴雯，更對不住活著的寶釵、襲人。比起《卡拉馬佐夫兄弟》里的阿廖沙、《復活》里的聶赫留朵夫來，到最後賈寶玉只能算是自歸滅絕的懦夫。他的情形同「白痴」梅什金公爵也有些不同。梅什金公爵最後真的轉成白痴，但假如他一旦理智恢復，他還要努力拯救他所愛的人們。

我多年讀書的結論是：中國文學傳統裡並沒有一個正視人生的宗教觀。中國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維式怡然自得的個人享受。但同時我也不得不同意胡適的一句話：我國固有文化的一個最大特色，即是我們的先民，「他們的宗教比較的是最簡單、最近人情的」。佛教輸入之後，歷代讀書人不像一般愚夫愚婦這樣深受其騙，其宗教信仰「比較薄弱，也可算是世界稀有的」（請參閱《三論信心與反省》，《胡適文存》第四集）。目今西方社會已跨進了脫離基督教信仰（Post-Christian）的階段，大家信賴科學，上教堂做禮拜，對大半人來說，只是積習難改。這個習慣在美國很可能會維持一百年，但二次大戰以後，英國人、北歐人就很少進教堂做禮拜了。天堂、地獄早已沒有人相信了。曾在文學、繪畫、音樂、建築各種藝術方面充分透露精神之偉大的基督教文化，看樣子不可能在下一世紀再有什麼光輝的表現了。當然，耶穌愛世人的精神仍會延續下去，但本質上同世俗的人道主義已沒有多少區別。

我國固有的文學，在我看來比不上發揚基督教精神的固有西方文學豐富。20世紀的中國文學當然也比不過仍繼承基督教文化餘緒的現代西洋文學。但西方人的宗教信仰也愈來愈薄弱了，他們日後創造的文學將是個什麼樣子很難預測，但無論如何，莎翁時代、19 世紀西方小說的黃金時代將是一去不復返了。在中國，情形恰相反。我們的先民宗教信仰極簡單，而後世的讀書人宗教信仰也比較薄弱，大半可說不信什麼神佛--假如憑這個假定我們認為中國的文學傳統應該一直是入世的，關注人生現實的，富有儒家仁愛精神的，則我們可以說這個傳統是進入20 世紀後才真正發揚光大，走上了一條康莊大道。古代讀書人，受了孔孟教育，理應個個都甘為人民喉舌，揭露朝廷、社會上所見到的黑暗現象，但他們生活在皇帝專制政體下，大半變得「明哲保身」、「溫柔敦厚」起來；也有很多人，無意官場，或者官場失意，人變得消極，求個「怡然自得」就夠了。到了晚清末年，專制政體即將瓦解，讀書人才真敢放膽寫出他們心裡要說的話來：所謂「譴責小說」的盛行，不是沒有理由的。

大體說來，中國現代文學是揭露黑暗、諷刺社會、維護人的尊嚴的人道主義文學。無論如何，自從小女孩普遍纏足以來，這個中國傳統社會實在是太黑暗了。纏足婦女，四肢得不到適當運動，生不下孩子慘死的，一千年來要有多少！姜貴最近在《〈曲巷幽幽〉後記》裡講起了纏足：

一個陋習的逐漸形成不足異，足異的是明明致人於殘廢的肢體毀傷，須歷千年之久，始因外力的侵入而漸覺其陋，漸悟其非。又經過近百年的艱苦奮鬥，奔走呼號，無可奈何，這才被革除。最早，無人防微杜漸。既經形成，無人敢非其非。其難如此，炎黃子孫的智慧和勇氣到底哪裡去了？

姜貴是「五四、30 年代小說傳統」的集大成者，他那句責問也寫出了當時作家面對黑暗的現實，心裡所藏不住的憤慨。台灣有些批評家，拾白璧德的唾餘，喜在「人道主義」上面加「廉價的」這三個字。我總覺得同情心、愛心是人類最高貴的情操；好多人道主義的作品誠然寫得非常拙劣，但在宗教文化業已衰頹的今日，人道主義的精神是不容我們加以輕視的。

本書撰寫期間，我總覺得「同情」、「諷刺」兼重的中國現代小說不夠偉大；它處理人世道德問題比較粗魯，也描畫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來。但現在想想，拿富有宗教意義的西方名著尺度來衡量現代中國文學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必要的。到今天西方文明也已變了質，今日的西方文藝也說不上有什麼「偉大」。但在深受西方影響的地區內，人民生活的確已改善不少，社會制度也比較合理；假如大多數人生活幸福，而大藝術家因之難產，我覺得這並沒有多少遺憾。但丁的詩篇誠然是西方文化的瑰寶，但假如13 世紀的義大利人民能逃出中世紀的黑暗，過著比較合理、開明的生活，但丁活在那個環境裡，庸庸碌碌過了一生（能同貝阿特麗切結婚當然更好），即使一無寫詩的靈感，我想他也是心甘情願的。

總括一句說，本書1961 年出版後，中國新舊文學讀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學革命」以來的這個中國現代文學傳統認同。比起宗教意識愈來愈薄弱的當代西方文學來，我國反對迷信，強調理性的新文學倒可說是得風氣之先。富於人道主義精神，肯為老百姓說話而絕不同黑暗勢力妥協的新文學作家，他們的作品算不上「偉大」，可他們的努力實在是值得我們崇敬的。時至今日，我們最珍惜的那份文學遺產--《詩經》、古樂府，以及杜甫、關漢卿等肯為老百姓說話的那些文人所留給我們的作品--也可說屬於「新文學」同一傳統。當然任何國家的文字、語言不斷在變，今日的詩人、劇作家，僅論辭藻的豐美，當然絕對比不過杜甫、關漢卿，正像今日英國詩人、劇作家比不過莎士比亞一樣。但六七十年來，善用白話從事文學創作的人數不能算少；近二十年來那幾位突出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他們的白話文，比起五四時代的那批名作家來，更是耐讀、精練得多；只要有人能努力去寫，白話文的前途是不容我們去憂慮的。

三

我對中國新文學看法之改變，在本書三篇附錄里即能看出些頭緒來。在近文《人的文學》裡，我採用這個新觀點來審視胡適、周作人兩人的成就，更強調他們不斷「在古書堆里追尋可以和自己『認同』的思想家、文學家」，以便建立中國文化「真傳統」這番功不可沒的努力。如把「文學革命」這一章同《人的文學》對讀，本書讀者一定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對中國新舊文化態度上之轉變。

但我雖更珍視新文學這個傳統，然而身為文學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優美作品之發現和評審」（「the discovery and appraisal of excellence」──語見《小說史》初版原序），這個宗旨我至今還抱定不放。一般說來，新文學作家比古代文人更正視現實，關懷民間疾苦，但他們發表作品太容易了，其中天分不高、寫作態度馬虎的，人數也多的是。本書寫作期間，我儘可能瀏覽了長短篇小說單行本，同雜誌上刊登的短篇小說和長篇連載，藉以選定哪幾位小說家值得專章處理。我對那些入選的作家則作了更深一層的研究，儘可能審讀他們全部的作品。這樣寫書當然要比寫流水帳式的文學史費力得多了。僅僅是決定哪幾位作家值得專章討論就不太容易。20 世紀30 年代初期，左翼名小說家要多少有多少，我特別看中張天翼、吳組緗，表示我讀了好多齊名的作家後，認為這兩位的藝術成就最高。久享盛名的茅盾、老舍當然是一定入選的，但其個別作品之優劣還非得重加估斷不可。《子夜》一直被評家稱為是茅盾最偉大的傑作，我偏認為它比不上他早期《蝕》、《虹》和後期《霜葉紅似二月花》這三部長篇。《貓城記》這部小說，老舍自己認為寫得不好，當時評價也不高，我偏要加以重視。20 世紀30 年代丁玲的聲望，僅次於茅盾、老舍、巴金諸人，我審讀她那時期的作品，實在一篇也說不上是佳作。評審20 世紀40 年代的作家，現成的參考資料更少，非得鄭重加以抉擇不可。本書討論的兩位20 世紀40 年代作家──張愛玲、錢鍾書──我很高興到今天，在美國年輕一代從事新文學研究的學人之間，也變成了大家必讀的熱門作家了。

但抗戰期間大後方出版的文學作品和文學期刊我當年能在哥大看到的，比起二三十年代的作品來，實在少得可憐。（別的圖書館收藏得也不多，但我如能去斯坦福的胡佛圖書館走一遭，供我參閱的資料當然可以多不少。）四五年前我生平第一次系統地讀了蕭紅的作品，真認為我書里未把《生死場》、《呼蘭河傳》加以評論，實在是最不可寬恕的疏忽。憑我手邊現有的資料，「吳組緗」這一章以及第十一章討論蕭軍的部分，都得有所增補；我對《八月的鄉村》所作的評論，也稍欠公正。在第十四章里，我對艾蕪、沙汀、端木蕻良、路翎四人，作了些簡評，主要也因為作品看得不全，只好幾筆帶過。我現在認為端木蕻良、路翎二人都應有專章評論才對。《小說史》書已相當厚（英文本二版凡701 頁），不便再加增補。我計劃另寫一部《抗戰期間的小說史》，把吳組緗、蕭軍、蕭紅、端木蕻良、路翎，以及其他值得重視的小說家，予以專章討論。

《小說史》正文裡面未把晚清、民初的小說稍加討論，在我今日看來，也是全書缺失之一。中譯本「附錄」裡面晚清、民初小說雖有兩三處提到，也語焉不詳。讀者若參閱《〈老殘遊記〉新論》、《新小說的提倡者：嚴復與梁啓超》兩文（分見《文學的前途》、《人的文學》兩書），至少可知道一些我對「文學革命」之前那段小說史的看法。六七年前，我看了不少晚清小說，原想寫本《晚清小說史》。但圈內人都知道，我生活上起了變化，零星文章照舊寫得很多，家事分心，從事專著的寫作比較困難。現在我改變計劃，索性把題目擴大，寫部《紅樓夢》之後和「文學革命」之前的中國長篇小說研究（哈佛大學韓南教授的《中國白話短篇小說研究》即將問世，從最早的短篇集子寫到魯迅，一定十分精到）。《鏡花緣》、《老殘遊記》兩章已有現成稿子，《玉梨魂》這一章即將動筆寫出，但全書何日可完成，真的一無把握，現在先開張空頭支票以自勉。假如這兩部預告的書十年之內可以完成，至少可說我對中國長篇小說的研究（從羅貫中到姜貴）已告一段落。那時已屆退休年齡，再作些什麼研究，要看那時候自己的興趣而定了。

劉紹銘是先兄濟安的高足，1959-1960年，兩人同在西雅圖，異鄉作客，轉為忘年之交。1962 年7 月我去印第安納大學參加一個比較文學會議，同紹銘初會（他那時已轉學印大），從此信札不斷。濟安去世後，同我通信最勤者，要算是他了。1971 年秋紹銘從香港中文大學轉往新加坡大學任教，覺得我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已有兩版紙面本問世，台、港、新地區的青年學子反而看不到中譯本，實在說不過去。想到就做，他就廣約好友，協同他完成這項譯作。他早先得到香港友聯出版社林悅恆先生的贊助，後來《傳記文學》雜誌社劉紹唐先生也樂意促成中譯本台版，但書中不少引文，中文原文不易找到，耽擱了不少時間。中譯本遲至1979 年初才出版，這是紹銘弟七年前推動譯書計劃時絕對料不到的。

紹銘自譯了兩章，一個附錄，另加上《旋風》同《赤地之戀》這兩段討論（「張愛玲」章大半已由先兄譯出）。最主要的，他一人獨承校改譯稿之總責，實在是很辛苦的。今秋紹銘花了好多天工夫把書的校樣再細校一遍，務求譯文通順不拗口，本書讀者同我自己都得向他深表謝忱。他的高足黃碧端女士、王德威君參與了書樣校閱的工作，我也要向二位道謝。友聯版、傳記文學版校樣未排印前，香港中文大學黃維樑弟曾自告奮勇把譯稿細加校改，並召集他的學生把友聯版索引部分整理出來，也使我感激不盡。

六位本書的譯者--國雄、譚松壽、舒明、潘銘燊、丁福祥、陳真愛──是紹銘自己的好友，我並不認識，想紹銘早已代我向他們書面致謝。另四位──李歐梵、林耀福、思果、莊信正──紹銘向他們約稿時，已是我自己的好友，真難為他們這樣熱心襄助譯書之舉。水晶、董保中這兩位譯者，紹銘原先不認識。他向他們約稿，出於我的推薦，再容我在這裡道一聲謝。水晶弟一人譯了四章，更是友情可感。

英文本原版序、二版序無必要譯出。但在《中譯本序》末了，我還得把在原序裡已提到的兩位恩師──博德教授、布魯克斯教授──同恩人饒大衛教授再提一筆，他們給我的教誨與鼓勵，遠不止本書英文本的寫作和出版。寫完序，我還得把已由紹銘校正的校樣，親自校閱一遍，務求中譯本忠實流暢，絕少有訛文。

夏志清　1978年11月28日，紐約



【文章出處】
《中國現代小說史》
〈《中國現代小說史》序〉
網址：
https://read01.com/Axdd3P.html#.XSbEBvkzYdV
作者：夏志清
【作者簡介】
夏志清（1921年2月18日－2013年12月29日），江蘇吳縣人，生於上海浦東，中國文學評論家。留美獎學金至耶魯大學攻讀英文碩士、博士。在紐約州立學院任教時，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又稱洛氏基金會）贊助，完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一書，奠定其學者評論家的地位。後至紐約哥倫比亞大學任教， 2006年當選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士，是該院成立以來當選時最高齡的院士，其兄夏濟安亦為著名文學評論學者。


上圖：夏志清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