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中，談論「死」是個忌諱，「立遺囑」也被認為不吉利。身處芬蘭的我，卻在當上新手媽媽沒有多久，就被問到：「你是否已立了遺囑？」當場愣住的我，開始經歷一段震撼教育⋯⋯
編按：陳巧茵（Anita Chen）目前在芬蘭赫爾辛基國際學校擔任資訊科技總監，主要負責課程規劃與整合，協助老師設計科技融入教案及評估學生的學習成果。2010～2016年在香港漢基國際學校擔任資訊科技推展組長，也是美國哈佛教育學院零點計劃之未來學習講師。對於國際教育趨勢、科技與學習的發展，有第一手觀察。她同時也是一位母親，目前有一個11個月大的寶寶，8月剛進入芬蘭的幼兒園就讀。
女兒安安出生不久，我就接到芬蘭兒童福利處的社工打來的電話。官方紀錄上我未婚，剛生下一個孩子，他們希望和我談談，關心一下我的狀況。
雙方見了面，社工跟我仔細講解芬蘭單親家庭可得到的補助和資源，也慎重其事的問我：「是否已立了遺囑？」
「遺⋯⋯囑⋯⋯」我當場愣住。
芬蘭兒童福利處的社工解釋，因為女兒在芬蘭出生，算是芬蘭居民。如果我有發生什麼意外，女兒的監護權將歸芬蘭兒童福利處，並不會自動轉交給我在台灣的親人。同時，我名下的資產，也會在女兒成年前遭到凍結或是由芬蘭政府託管。當然若是有這樣的意外發生，我在台灣的親人是可以來芬蘭爭取小孩的監護權，但過程費時複雜。
知道這個狀況後，我除了尋求法律諮詢也詢問周遭朋友。一問之下，我發現我的外國朋友們，幾乎都是只要一有資產或是孩子，都早已立好遺囑。反觀我的台灣朋友們，沒有人立遺囑。這個時候我才了解，遺囑文化差異竟然這麼大。
許多朋友開始和我分享他們立遺囑的過程和遺囑涵蓋內容。
對我而言，我最關心的是女兒的監護權和未來的安排。短期內我還是會在芬蘭工作，所以除了法定監護人，也需要在赫爾辛基指定一個臨時監護人，才能避免女兒被送去芬蘭兒童福利處或寄養家庭。理想狀況是這個臨時監護人平時就和女兒有互動，不是一個完全的陌生人，若我有什麼意外狀況發生，臨時監護人可以立即照顧女兒，直到台灣的親人或是法定監護人抵達芬蘭處理後續事宜。
法定監護人這部分真的讓我傷腦筋了。
想到女兒未來的養育重擔要託付給他人，是一件非常難以想像的事。我在腦海裡篩選親朋好友，除了感情，交情和信任，監護人的家庭背景，生活型態，經濟能力，和女兒的互動都在我的考慮範圍內。最後，我指定了兩位監護人，並詳細註明第一和第二順位。遺囑上也加註孩子監護人未來能夠領養孩子。畢竟養父母的權限在法律上還是大於監護人。我也聽從朋友的建議，隨著孩子成長，監護人的生活變化，會不斷地修改遺囑。我和監護人也長談了幾次，假設各種不同的狀況，溝通我對女兒未來成長學習的環境期許等。
我的第二個挑戰是要具體的列出名下所有資產，包括銀行帳戶細節，不動產權限，退休金和有價值的物品分配。我把所有資料詳細列出，複印留底和遺囑放在一起。遺囑部分，也為未成年的女兒成立信託基金，也詳細說明：如果女兒年滿18歲成人之後，遺產準備分幾次給她，每次給多少，幾歲時遺產全部給完。正如法律顧問建議的，既然都決定要做遺囑了，就做的清清楚楚，沒有任何的模糊地帶。
打破框架，看待「為孩子好」這件事
立完遺囑後，我的心情確是沉重無比，看似已做好最詳細妥當的安排，但還是完全無法想像有一天這份冰冷冷文件生效時的場景。
但同時我也慶幸的想到，至少我已經為孩子做了這樣的準備，想像若是同樣的場景發生，而我什麼準備都沒有做，又會是什麼狀況？
在台灣，已經開始有許多關於長輩臨終安排的爭議新聞，愈來愈多人思考，過去我們文化中忌諱談死，這樣的環境下，當意外發生，往往讓活著的人更辛苦。這一次的經驗強迫我先思考死後的安排，其實是一種對於身邊最親近人的一種體貼。而自己，當好好的想過關於生命結束的選擇和可能，反而會更認真的思考該怎麼活。
人生有太多的部份是我們無法控制的，至少預立遺囑這件事，是目前的我們可以掌握，預立遺囑的過程中，讓我看到芬蘭政府對於孩子的保護是如此的周密和細心，而父母做這樣的準備過程中，背後支持的仍是對於子女深厚的愛與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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