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24日，台灣文學會舉辦座談會，支持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審會國語文分組刪減文言文篇數的主張，這項名為「支持大幅調整12年國教國語文課綱」的座談會，表達三項訴求：一、台灣語言教育應大幅調整及強化；二、國文課綱修訂和選文，不應淪為意識形態之爭，當回歸語文場域，面向世界；三、台灣文學界本其專業，期待與中文、華文及語文教育者共同努力。
(http://www.storm.mg/article/320648)
2017年8月25日，一分名為〈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呼籲謹慎審議課綱〉的連署書，表達支持高中國文課綱研修小組的主張，提出四點申明：
一、白話/文言不應有如此巨大分別，從國語演變史（國語文法、現代漢語史）的發展觀察，國語是20世紀初以來我們詮釋古典、創作新文學的工具，其中包含新舊、跨地域的語文或文學演變，將古典文學與現代文學一刀兩斷，實則忽略彼此交織的事實。
二、考試引導教學的狀況一時難以改變，推薦選文篇目的作法，實有保護學子學習之必要。然而，爭論中的各版本推薦篇目，未顧及各文類的均衡，應交由熟悉文學的專家集思廣益。
三、文化經典是一國文明素養的重要內涵，如何讓它們自然融入在地的社會環境，讓學生不只藉由它學習語文，更能從中陶鑄審美與想像的能力，宏觀的視野與思想，成為具有文化素養的現代公民，宜有更為詳細的規劃。
四、十二年國教的國語文課綱應當泯除中文、臺文、華文領域差異，共同追求自由多元的語文教育，才是最重要的目標。
(https://sites.google.com/…/guoyuwenshiw…/%E9%A6%96%E9%A0%81…)
這分由6位中研院士領銜發起的連署書，發起人包括海內外重量級學者，加上連署者包括作家與高中教師，聲勢浩大。迄9月5日為止，這項連署己逾4萬餘人參與，其中包括余英時、許倬雲、李壬癸、胡佛及劉炯朗等17名院士，及余光中、白先勇等文學巨擘，還有大學現任或前任校長劉維琪、周行一、黃文樞等人。
2017年9月6日，《文學台灣》雜誌社發表聲明〈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強化台灣新文學教材——對本國語文教育改革的主張〉，支持教育部十二年國教課審會國語文分組刪減文言文篇數的主張，提出三項訴求：
一、支持調降教科書文言文比例，活化語文的書寫與閱讀。
二、強化台灣文學作品在語文教科書的份量，讓本國國民文化人格的養成與台灣同步，讓本國的國民心靈與台灣這塊土地相連。
三、配合台灣的國家重建，本國語文教育應強化台語、客語和原住民族語的語文素材，並與世界接軌。
(http://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2185789)
發起人包括鍾肇政、陳芳明、吳晟、廖玉蕙、向陽、鄭烔明等135位作家，連署者陸續增加中。
從學術陣勢和連署者來看，〈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顯然以絕對優勢輾壓〈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陣營，豈僅泰山壓頂，簡直是獅子博兔。
我個人因乞食講堂，承友人厚愛邀我參加〈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連署。又因偶爾寫點無甚新義的文學創作，亦有些〈支持調降文言文比例〉作家友人，邀我連署。兩分連署書我均未簽名，蓋因人微言輕，連署與否，殊無影響。本文僅提出個人的一些看法，恐亦卑之無甚高論，不登大雅。
我準備從三個面向討論相關論題：一、閱讀經典和語文教育是兩回事，不宜混為一談。二、中國概念的建構甚晚，文言文實在說不上是中國／或中華文化的代表。三、文言文如果真的那麼重要，文言派應使用文言文體論戰，而非白話文。
我並沒有詳讀論戰雙方的所有文字，隨手舉幾個站不住腳的論述。有一位學者說文言文是寫在竹簡上，故爾必須精要，這豈不是在開頑笑嗎？東漢蔡倫發明造紙，其後的文言文大部分並不寫在竹簡上，而是寫在紙上，這是基本常識好嗎？文言文祇是一種文體，跟載體真的沒關係。或謂文言文簡潔，白話文囉嗦，這種兩分法實不值一哂。文言有很囉嗦的，白話有很簡潔的，並非如此刀切豆腐兩面光。一位學者說不讀文言文，腦袋會變得空空的。歐美人不讀文言文，難道他們腦袋都空空的？另一位學者詩人強調文言文非常重要，它是幾千年中華文化的載體，延續了老祖先幾千年來的思想、看法和結晶，如果把它拋掉不用，我們就會變成沒有記憶的民族！就我的認知，族群或國族的集體記憶主要來自歷史，而非文言文，族群認同亦然。而中華文化或中國文化之說出現甚晚，並不會早於1890年代，又怎麼會和文言文扯上關係？
高中國文課本要選幾篇文言文，是可以討論商量的事，閱讀經典並不等同於語文教育，動輒把中國文化、中華文化的大帽子搬出來，真是有點奇怪。經典閱讀／教學固可提升文化品味，人文涵養，但語文教育仍須以大部分人的實用為考量，而非精英。故爾語文教育包括聽說讀寫，而非長久以來臺灣國語文教育之獨尊閱讀一項。尤有甚者，動輒舉美國人讀莎士比亞為例，說明並不會因莎士比亞是英國人，就不讀他的作品，未免黔驢技窮。今天縱使在英國，也很少人能用莎士比亞時代的英文寫作吧！日常用語就更別提了。我們今天把中國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而遺忘了今日中國所指涉的歷史年代，當時人並沒有中國這個概念，我們又如何把我們認知的中國強加到他們身上？而且，這次討論的是降低文言文比例，怎麼會出現一堆消滅、廢除文言文的論述，難道連基本的漢文都看不懂！降低不等於消滅或廢除，這是起碼的常識。
語文教育當隨時代，臺灣的語文教育多選幾篇斯土斯民的文章，完全是合理的。長久以來，臺灣的語文教育獨鍾漢語，而完全忽視臺灣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族語，這樣的國語文教育政策難道不需要重新思考嗎？這和去中國化真的八桿子打不著關係。臺灣各大學的中國語文學系其實是就是漢語系，如果以中國概念的形成來加以檢驗，中國的國族建構，從「驅逐韃虜，恢復中華」，轉向到五族共和，中國語文學系應包含漢滿蒙回藏語，而非祇有漢語。歐美各國大學所設相關學系大部分以漢學系為名，部分中國大陸的大學亦有以古典漢語、現代漢語為系名者，臺灣的大學系所，卻以中國語文學系為主要系名，而中國語文學系又沒有滿蒙回藏語課程，寧不可怪？。
我完全同意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問題是誰的國語文。長久以來，臺灣的國語文教育悉以漢語為單一內容，尤以古典漢語為中心，這是合理的嗎？臺灣的推行國語運動，可以上溯到1916年中華民國教育部設立注音字母傳習所，同年8月成立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作為促進國語運動的總機構。1945年以後，這套推行國語運動搬到臺灣。而在中華民國推行國語運動時，臺灣的國語運動是由臺灣總督府所推行的日語運動，及其後之皇民化運動。故爾臺灣經歷了兩次國語運動，一次是日語，一次是漢語。以今日臺灣的人口結構而言，如果我們同意國語文是我們的屋宇，那麼，在國語文教育中加入臺灣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族語內容，不是很合理的嗎？為何迄今仍獨鍾漢語，且獨尊古典漢語，平日我們所使用的難道不是現代漢語嗎？而兩個陣營的學者和作家們，其中有許多是故識，祇是這回剛巧站在不同邊。
中國的概念建構完成相當晚，不論國族或文化建構，都不會早於1890年代。在1890年代以前，中國並不用來指涉大清國的統治地域。雖然在漢籍文獻可以找到中國這個名詞，但並不具有普遍性。中國概念的形成，包括血緣論和文化論，植基於1890年代及其後數代學者的建構，方始完成今日之中國概念，而其強化則在民國初年，特別是抗戰時期。簡單地說，國族建構歷經數代學者的努力，才完成今日中國大陸和臺灣的中國概念。在1890年代以前，大清國人不會稱自己是中國人，所以中英鴉片戰爭不存在，中日甲午戰爭也不存在，就歷史事實而言，是清英鴉片戰爭和清日甲午戰爭，因為打仗的是大清國，簽約的是大清國皇帝。所以當今天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彷彿理所當然，但我們可能忘記大唐國人並沒有中國的概念，壓根兒不知道我們說「中國在唐代的時候」，是什麼意思。類似的情形，咱們跟蘇軾說，你的詩詞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蘇大鬍子大概會丈二金剛摸不著首腦。所以，文言派所主張「文言文是中國文化的代表」，是完全說不通的。類似的情形，唐詩、宋詞也很難說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如果我們同意中國這個概念是1890年代以後逐漸建構完成者，那麼，1890年代以後的主要文體並非文言文，至少1920年代以後，白話文已經是一般人的常用文體。而高中國文課本選文中，1890年代以後的文言選文好像很少，或者沒有。
五四時期，反新文化運動的甲寅、學衡派諸君子，在與文學革命派(白話文運動)對抗時，率以文言文進行論戰。這和今日臺灣語文教育主張維持文言文篇數者，完全用白話文進行論戰，有上下床之別。如果文言文真的那麼好，真的這麼重要，支持者為什麼不用文言文體進行論戰，反而使用白話文，這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事。就像一位網球選手說羽毛球比網球更好、更重要，不是很奇怪嗎？與《學衡》主編吳宓交好的陳寅恪，一輩子不寫白話文，吳宓、柳詒徵亦是一生都寫文言文。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是反白話文運動的要角，用文言文寫《現代中國文學史》，無論敘寫、論說，均出之以典雅古遒之辭。今日的文言文篇數之爭，如果主張維持文言文比例的學者、作家們，用文言文論戰，我願意無條件支持這項主張。
因為十二年國教課審會國語文分組提出降低文言文篇數的意見，引發文言白話之爭，一時煙硝四起。但就我所知課審會國語文分組似乎祇有建議權，沒有決定權，最後拍板的應該是即將於2017年9月10日召開的課審大會。2015年歷史科課審會的強度關山，引發歷史教科書課綱微調事件，今回十二年國教高中國文課綱的文言白話之爭，不知會不會祇是吹縐一池春水，因為最後的決定權操在課審大會手上。
---政大教授彭明輝（吳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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