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圖片引自網路）


有必要讀古文來提昇台灣人的道德水準嗎？

今天中午我外出吃午餐，把車子停在路邊。下車時帶了背包，卻沒注意到背包前袋的拉鍊沒拉上，使裡面的證件掉出來了。我無知無覺往前走，一輛車子逼近我停下來，夫妻兩人把車窗拉下跟我說（好像）你證件掉了。自然我一開始沒聽懂，以為車子發生什麼事？但馬上會意，向他們說謝謝，他們已把車開走了。我往回走，看到證件在地上。如果沒有這對好心的夫妻，我的證件若遺失，不知會帶來什麼麻煩？我有幾次背包忘了拉上拉鍊，也有人提醒我。我也曾提醒別人掉落的東西。

常常在新聞媒體上看到外國朋友到台灣旅遊，讚嘆他們在台灣的溫暖經驗。像是路邊問路，熱心的路人不只詳細回答，還願意帶路；像是把手機、皮夾遺忘在某椅子上，一小時後回來仍找得到；像是餐廳、咖啡館裡背包、手機放在桌上，人不在座位上，東西不會遺失等等。台灣人待人溫文有禮，經常把「請」、「對不起」、「不好意思」掛在口中。台灣的治安在世界各國中名列前茅；台灣人友善對待社會的少數（同性戀者、跨性別者），重視人與人的平等，不因身分、性別而異（雖然也有某些台灣人歧視外籍移工）等等。反觀所謂歐美先進國家的歧視新聞一直層出不窮，而且近來國人在歐洲旅遊常有金錢被扒、被騙的經驗。凡此種種都顯示出台灣人的道德水準（不只是文明水準）整體說來是相當不錯的。

當然，這並不表示台灣人在各種行為上的道德水準都能令人滿意。例如我們的社會有「行人地獄」的稱號，開車者不懂得禮讓行人；大車常把機車逼得險象環生，或者開車者會抱怨機車騎士亂闖；機車和汽車在停車時亂停或出格；又即使社會已不斷倡議對酒駕零容忍，酒駕者肇事仍然常常發生。反觀歐美日等先進國家人民在交通行為的道德水準就高出台灣一大截。為什麼？這是一個值得調查、說明或解釋（explain）的社會現象。我暫時把台灣人在交通行為上的低道德水準視為一種「被環境強烈影響」的行為。也就是說因為交通環境的規劃不當，以及社會過度的時間效率要求，使得台灣人在交通行為顯現出急躁、輕忽、不重視他人交通權益的現象。

不管台灣人的道德水準夠不夠高、能不能令人、以及令我們自己滿意，我們都沒有必要透過讀古文（像顧炎武的〈廉恥〉、孔孟的《論語》、《孟子》或其它文言文古籍）來提昇台灣人的道德水準，事實上也做不到──經驗已經證明了這個宣稱。像我這一輩人（50歲以上）都是讀古文、論語、孟子長大的，但在我青少年、青年時期，常常被凶殺案、搶刧案、幫派械鬥、鎗擊的新聞驚嚇（現在當然不是沒有，但頻率少很多。）根據統計，長期看來，台灣的犯罪率是一直在下降。請看陸泗（2022）的評論說：「我們就先從警政署近20年的暴力犯罪總數統計看起（圖1）。可以發現，不論是發生件數或嫌疑犯人數，從民國91年至110年都呈現出穩定降低的趨勢，所以，我們單從暴力犯罪的數量來看，臺灣的治安可以說是越來越好。」（註1）

那麼，為什麼一直有某些人──通常是儒教（或儒家）的信仰者──在宣稱台灣「道德敗壞」、「道德淪喪」？這往往讓我想起小時作文常開頭的八字訣：「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種宣稱就像打擺子一樣，每隔幾年就要發作一次。例如在2011年馬英九政府時代曾想把「四書」恢復為高中必選。然後108課綱已實行三年了，第一屆適用者都進大學了，還是有北一女的國文教師（編者註：指區桂芝老師）出來指控它刪除文言文、道德美文等等？敗壞道德教育？後來人們發現在四年前2019年，時同一批人就曾幹過相同的事。所以，我認為這種道德控訴骨子裡是政治的。不過，我在此仍然先不從政治的角度來評論它。讓我從文化和思想的角度來看看究竟這類人士的腦袋中，「道德」是怎麼一回事？

（其實，直到現在，我的小孩在國中時也要讀《論語》，我有點無奈，不過，他常對論語和文言文課本倒豎姆指，我就放心了。）

其實，在這類儒教信仰者的心中，「道德」是指能熟記儒家經典、能隨時引經據典，因此，「有德青年」是被問起時能馬上背誦出「禮義廉恥」、「四維八德」的青少年，例如「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地覺悟」還有「青年十二守則」如「忠勇為愛國之本」、「孝順為齊家之本」、「仁愛為接物之本」、「禮節為治世之本」、「信義為立業之本」……瞧，我背得有多熟！無疑是有德中年人。不過，他們當然看得出我是在嘲諷，而且我的政治立場與他們天差地遠，所以我不可能是有德之人，我正是需要被再教育的傢伙？或者我夠老了，可以放生了？我應該謝主隆恩？

追根究底，這類人士對於儒教的信仰是出於過去國民黨黨化教育之下，對於儒教的一套黨化的詮釋。但是，即使跳脫那套黨化詮釋，儒教的「道德理想」還能適用於現代社會嗎？讓我們的青少年讀《論語》、《孟子》，即使無法促進他們行為道德，但是對於他們增進「道德」（應該的行為）的理解有幫助嗎？我的答案也是否定的。因為我們的教育不會教學生去質疑《論語》中的聖人之言，也不會提供不同的詮釋。

以下讓我來示範對《論語》某些段落的不同詮釋。我很喜歡孔子的一個學生「宰我」，孔子很不喜歡他，曾罵他：「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

在〈陽貨篇〉中，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汝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汝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在我看來，宰我是一位深具批判性思維的改革主義者，他對為父母居喪的想法既彈性又務實，他看到了三年規定此一禮制的不切實際，而且他主張改革三年之喪的主要理由也是為了避免「禮樂崩壞」。然而，他的一切想法都不為強烈保守禮制的孔子所喜，對孔子來說，放棄三年居喪才是禮樂崩壞。但是，究竟什麼樣才是「禮樂崩壞」？孔子不容許宰我和他討論，因為他是權威。後世的儒家也從不曾去探討宰我的理由，去問宰我的主張合不合理，只因為孔子是聖人，聖人定義了「仁」，而宰我不合於孔子對於「仁」的理解與對弟子為仁的期許。所以，宰我不仁、是朽木、是糞土、無藥可救。

對於聖人之言不會出錯的儒教信徒們來說，他們會把宰我所謂「不為禮、不為樂」中的「禮樂」詮釋為宰我只看到了「禮樂」的表面形式，他不能真心體會聖人之言（見朱熹《四書集註》的註解），因為宰我對於「禮樂之制」並沒有形成真心接受的態度，對不居喪三年也不會感到「不安」，但為什麼一個人不對父母守喪三年不會感到不安，就是不愛其父母？原來，「仁」與「愛」不是出於內心真實的情感？

如果孔子在說出「汝安則為之」之後就止於此，那麼我會認為孔子確實通情達理，他確實能看到人性的深處與人與人的差異。但很遺憾地孔子終究只是個堅守周公禮制的老古板，因為對他來說「仁」並不只是內心對父母的情感感受，而是必須讓人看到表現出符合禮制的行為，同時在強制要求自己接受這套禮制的規範，在居喪三年之內都要感到「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等才算是「仁」，也才是道德的。其實，這是十分不合人性的要求，違反人的自然情感，卻變成一個僵固的規定（居喪三年在中國歷史的流弊深遠，官場某種虛矯的源頭）。這個例子告訴我們，民國初年對於儒家禮教吃人的批評，不是無的放矢，禮教吃人早在《論語》中已見端倪。

幸好，我們生活在現代。

註1，陸泗（2022），〈台灣治安真的越來越差嗎？〉，《思想坦克》，https://voicettank.org/%E8%87%BA%E7%81%A3%E7%9A%84%E6....../ ；又《關鍵評論網》有一篇更早的，在2017年的報導：〈台灣治安越來越差？我們實際從犯罪資料看看〉，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96858


（圖片引自網路）


【文章出處】
《臉書．陳瑞麟的科哲絮語》
〈有必要讀古文來提昇台灣人的道德水準嗎？〉
2023-12-10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POS.RueyLin/?locale=zh_TW
作者：陳瑞麟
【作者簡介】
陳瑞麟，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畢業，國立臺灣大學哲學碩士，國立臺灣大學哲學博士。15歲即喪失聽力，但他不畏身障之苦，從機械系轉跑道研究「科學哲學」反思社會。歷任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系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國立中正大學哲學研究所講座教授。曾任《科技、醫療與社會》期刊主編、國內外期刊編委、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研究領域為科學哲學、自然哲學與科學史、科技與社會研究，也探索台灣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