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是我聞：樵客老師的國文教學網站

上圖：白鷺鷥


過去「鄉土文學」作品在以統治者的文藝政策為依歸的「主流」文人眼中，是「不健康」且「醜化社會」的，他們認為，鄉土文學作家的創作觀點與中共延安的工農兵文藝路線（普羅文學）有暗合之處，是「別有用心」的文學。西元1977年（民國66年），反共文學與現代文學聯合攻擊鄉土文學，雙方互相批判。現代主義文學作家余光中發表〈狼來了〉，與軍方作家朱西甯等聯合抨擊鄉土文學；鄉土文學派的葉石濤發表〈臺灣鄉土文學史導論〉、陳映真發表〈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史稱「鄉土文學論戰」。結果鄉土文學派居於上風，產生出關心社會、關懷人群的「社會寫實文學」，出現台灣文學與中國文學關係的分歧，本土美術再受重視、本土歌謠與校園民歌興起，也出現以臺灣歷史發展為背景的長篇小說......

1977至1978台灣鄉土文學論戰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1977年－1978年）是一場從1970年代初期開始，關於台灣文學之寫作方向和路線的探討，特別是在1977年4月至1978年1月之間，關於這個議題的討論，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一般稱之為「鄉土文學論戰」。表面上，這是一場關於文學之本質應否反映台灣現實社會的文壇論爭，但是在實質上，這場論戰卻是「台灣戰後歷史中一次政治、經濟、社會、文學的總檢驗」。

事實上，類似的論戰在1930年代日治時期的台灣也發生過（編按：日治時代，台灣總督府開始以國語傳習所與公學校等官方教育機構推廣日語與日文，以漳泉閩語為主的台灣話遭受被新語言所取代的危機，在文字上也再度面對比漢文書寫「台灣母語」更為「言文不一致」情況。兩相權衡下，促使台灣文學界自覺而欲將台灣人民的生活語付諸書面語，因而產生以漢文建構台灣話文的主張，被稱為日治時期台灣話文運動，代表人物有黃石輝、郭秋生、賴和、李獻璋。反對陣營則有廖毓文林克夫朱點人），所以有人將1930年代的論戰稱之為「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而將1970年代的論戰稱之為「第二次鄉土文學論戰」。不過，本文將用「台灣話文論戰」來指涉1930年代的那次論戰，而以「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來指涉1970年代的這次論戰。

論戰背景

在中華民國統治台灣以後，其所大力推銷的所謂反共文學和中國舊文學，在威權統治的政治結構之下，就一直是台灣文壇的主流。在這種情況下，以描寫鄉村生活的鄉土文學，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也就一直處於文壇的末流，其風格是質樸和寫實，但相對上缺乏批判精神。

1960年代中期，所謂「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點開始出現在台灣的文壇上，而以尉天驄所主編的《文學季刊》作為最重要的作家集結園地。到了1970年代，現實主義的文學觀逐漸滲入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當中，而成為可以和當時文壇之主流──「現代主義」文學──分庭抗禮的一個文學主張。鄉土文學的重要作家像是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王拓、楊青矗等人，都逐漸在文壇上漸露頭角。

論戰過程

一般的研究者都認為，由王健壯主編的《仙人掌雜誌》，該雜誌於1977年4月號上刊登的三篇文章，引爆了台灣的「鄉土文學論戰」。這三篇是由王拓（1977）、銀正雄（1977）、及朱西甯（1977）所發表，為整個「鄉土文學論戰」正式揭開了序幕。

在王拓題為〈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文章中，他認為鄉土文學的興盛是可喜的現象。至於鄉土文學的書寫對象，不應該僅包括所謂的農村文學，也還應該包括以描寫都市生活為主的社會現實文學，所以他建議以「現實主義文學」這個稱謂，來取代「鄉土文學」這個標誌。銀正雄則大力批評，王拓以及其他所謂鄉土文學作家的作品「有變成表達仇恨、憎惡等意識的工具的危機」。朱西甯則從另一角度批判鄉土文學，認為：過於強調鄉土，有可能流於地方主義；而且部分鄉土文學論者對台灣意識的過度強調，有分離主義、主張台灣獨立的嫌疑。朱西甯雖然讚揚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在保存民族文化方面的努力，但他質疑「在這片曾被日本佔據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鄉土，其對民族文化的忠誠度和精純度如何？」，並以「氣度不夠恢弘活潑」評論日本統治遺留於鄉土文化中的負面影響；此說相當程度反映出朱西甯以中華文化正宗的角度自居，對當代台灣意識及鄉土文學「忠誠度和精純度」的懷疑。

同年8月，《中央日報》總主筆彭歌在《聯合報》發表〈不談人性，何有文學？〉一文，點名批判王拓、尉天聰及陳映真三人指責他們「不辨善惡，只講階級」、和共產黨的階級理論掛上鉤。8月20日，余光中也在《聯合報》上發表〈狼來了〉一文，認為台灣的鄉土文學跟中國大陸強調階級鬥爭的工農兵文學「竟似有暗合之處」。余光中的這篇〈狼來了〉發表以後，「一時之間，被喻為『血滴子』的大帽子在文壇弄得風聲鶴唳，瀰漫著肅殺的血腥氣息」。

於是，一場原本是關於文學和社會現實之關係的討論，終於引起國民黨官方的側目，而主動開始攻擊所謂的鄉土文學作家。根據楊碧川的資料，單單是國府官方以及當時的《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從1977年7月15日到11月24日為止，就有五十八篇文章攻擊鄉土文學。國民黨官方也曾將這些批評文章的部分整理出版，叫做《當前文學問題總批判》。

1977年8月29日，國民黨為此召開第二次文藝會談，共有270多人參加，而所有所謂「有問題」的作家都未被邀請參加該次座談。時任中華民國總統嚴家淦並出面大聲疾呼，要作家們「堅持反共文學立場」。1978年1月，在台北召開的「國軍文藝大會」上，楚崧秋期待文學界要平心靜氣、求真求實，共同發揚中華民族文藝。國防部總政戰部主任王昇上將則強調要團結鄉土，鄉土之愛擴大了就是國家之愛、民族之愛。這次大會意味著官方對鄉土文學之批判的終止，也為「鄉土文學論戰」畫上了一個暫時的休止符。

對於論戰的解讀

事實上，和「鄉土文學論戰」相關的論述極為複雜，表面上雖然是以「現代主義 vs. 鄉土文學」的形式展開，但是，在這裡面流竄的相關論述非常多，至少包括了「右翼中國國族主義」、「左翼中國國族主義」、「現代化論」、「台灣本土論」等相互競爭的看法。後來的論戰形式主要是以「右翼中國國族主義 + 現代化論 vs. 左翼中國國族主義 + 台灣本土論」的結盟方式展開，或者用楊照的話來看，真正的論戰兩造是「官方意識型態 vs. 反官方意識型態」。

在這種情形下，反官方意識型態的陣營這邊（主要以陳映真、王拓、尉天驄、高準等人為代表），其實在立場上並不是統整一致的，其中最重要的差異，莫過中國立場和台灣立場的歧異。也就是說，在鄉土文學論戰中，「『本土』這個認知仍然隱約之間側身於『中國』符號之下，尚未正式浮顯為一種抗爭場域」。造成這種現象的最基本原因，當然是當時政治環境的影響。受限於當時國民黨對中國民族主義之雷厲風行的宣傳，知識份子早就習慣在言論上進行自我檢查，因此，比較強調「台灣主體性」的言論，並不敢正式浮上檯面。一直要到1980年代，由於黨外運動在政治場域上對民主自由的爭取，鄉土文學作家中這種中國立場和台灣立場的衝突，才正式爆發出來，而演變成從1983年開始的「台灣意識論戰」。


上圖：白鷺鷥


【文章出處】
《維基百科》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
網址：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9%84%89%E5%9C%9F%E6%96%87%E5%AD%B8%E8%AB%96%E6%88%B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