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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十五)

《國葬》的象徵性、悲悼性與神秘性


《國葬》是《台北人》的最後一篇,也是較短的一篇,全文大約六千字。這個短篇小說,固然也具有獨立性,自成一個優秀完整的作品,它在《台北人》整體結構中所佔的地位和意義,卻更值得我們注意。如果《永遠的尹雪艷》是《台北人》的序言(prologue),《國葬》,更顯而無疑的,是這本小說的結語(epilogue)。或許,我們甚至可以說,《國葬》一篇,是台北人墓碑上雕刻的志文。 

故事是寫一個力衰體弱的老者秦義方,在一個寒冷的十二月清晨,到台北殯儀館內他舊日長官李浩然陸軍一級上將的靈堂,當時之所見所感,以及隆重的公祭典禮之後,他好不容易登上一輛十輪軍卡車,跟著靈樞啟程赴墓地的情形。小說始終客觀敘述,作者首先把故事的人、地、時,予以客觀描寫,固定下來。可是在秦義方向李將軍的遺像跪拜過後,作者隨著秦義方的內心感觸,很自然地鑽入他的內部意識,於是開始藉由這個老副官的主觀觀點,回敘往事,抒發感慨之情,揭露李將軍的為人。這之間,作者又時而夾入靈堂裏動靜的客觀描述(在秦義方觀察所及範圍內),主要卻是為了繼續刺激引發秦義方的回憶。小說近尾,啟靈時分,又有一段文字,客觀敘述秦義方如何不容易地獲准搭上一輛侍衛卡車去送靈。小說即以他在卡車上興起的一個光榮往事回憶為終結。 

從秦義方的內心自白或嘮叨,我們得知他打北伐那年起,就背了暖水壺跟著李將軍,從廣州打到山海關,之後幾十年間,忠誠服侍他,陪他渡過各種大風大險。可是數年前,由於年紀衰老,又得了哮喘病,李將軍終於叫他退休,到天氣暖和的台南養病。他滿心不願意,一則因為跟了李將軍一輩子,很以自己是他的副官為榮,不願喪失這個身份;二則因為他十分敬愛李將軍,覺得天下只有自己才摸得清楚他的脾氣,知道如何照顧他,極不放心把這個責任交付給別人。可是主人既然已經開了口,他覺得沒臉在公館裏賴下去,只得退休到台南,住在榮民醫院裏養病。從他在靈堂裏興起的一堆內心牢騷,我們得知他把李將軍的心臟病突發死亡,完全歸罪于那些不懂得如何照顧他的年輕侍從,「這些小野種」,「這起吃屎不知香臭的小王八」。他真的相信,「這次要是他秦義方還在公館裏,他就不會出事了」。小說裏,處處呈示出老的一代被年輕一代取替的現象。例如公祭典禮中,「一式大禮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將官,都是「新升起來的將官」,秦義方「一位都不認識了」。 

秦義方這個人,有優點也有缺點。作者對他,雖然明顯的滿懷溫暖的同情,卻保持客觀寫實,不隱飾他的缺點,沒把他理想化。他詛咒年輕的侍從,就是一例。他怨恨這些年輕侍從,一方面因為他覺得他們沒好好的照顧李將軍,另方面必也因為他們奪走了他的身份地位他也是個頗有虛榮心的人,人家稱他「李浩然將軍的副官」,他就覺得「光彩得了不得」,後來長官叫他退休養病,他的首一反應,是覺得不「體面」。我們甚至還可說,他頗有點「勢利眼」:不論是抗日勝利那年在南京中山陵,或今日在台北李將軍的靈堂,他都十分注意那許多的「高級將領」,「將級軍官」。對於那些享有高貴地位的將軍──尤其是上一代的──他滿懷敬慕和近乎童稚的好奇。 

對於他衷心敬愛的,服侍了一輩子的長官,秦義方也不是沒有怨言。他內心咕嗜,李將軍嫌他老,嫌他病,把他「攆出門去」。雖然,事實是,他真的老,真的病,需要休養。 

然而,就是在他咕嚕埋怨的時候,我們從他的抱怨口氣,感覺出來的,還是他對主人死心塌地的「忠」和「愛」除了忠誠的敬愛,他對李將軍還懷有一種近乎母性的衛護心理。夫人過世後幾年內,冬天夜裏,他常起來替李將軍蓋被,就是一個例子。在靈堂裏,他看到久居美國的李少爺,向弔唁的客人鞠躬答謝。以前少爺從軍校裝病退下來,跑到美國去的時候,李將軍氣得一臉鐵青,喝道:「你以後不必再來見我的面!」過了這許多年,現在又見到已經長成中年人的少爺,秦義方「那張皺成了一團的老臉上,突然綻開了一抹笑容來」。他「伸出手去,他想去拍拍中年男人的肩膀,他想告訴他:父子到底還是父子。他想告訴他:長官晚年,心境並不太好。他很想告訴他:夫人不在了,長官一個人在台灣,也是很寂寞的」。這是作者何等溫暖憐愛的筆觸!亦十足呈示出秦義方對主人的愛護和衛護心理。但當然,秦義方沒能和李少爺達成心靈上的溝通。他只說了「長官──他──」幾個字,便縮回手,因為,「中年男人抬起頭來,瞅了他一眼,臉上漠然,好像不甚相識的模樣」。 

如果他未能和李少爺心靈溝通,他卻在類似的一言半語之中,和小說的另一角色──劉行奇──達成了心靈上的默契。秦義方因為在致祭的人群中,看到章司令和葉副司令兩位久已隱居不出面的老將,而回想到李將軍從前曾舉起三隻手指,十分得意他說過:「我有三員猛將……章健、葉輝、劉行奇。」(小說裏提到,章、葉二人被稱為「鋼軍司令」,劉行奇被稱為「鐵軍司令」。筆者據聞:北伐時期,廣東、廣西軍英勇善戰,有鋼軍鐵軍之譽。)秦義方正回想到此。卻見一位滿面悲容的老和尚──這是作者文字轉接高明自然之一例──站在靈臺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出去。秦義方見和尚後頸上一塊巴掌大的紅疤,記起北伐打孫傳芳龍潭那一仗,劉行奇後頸受過炮傷,這才認出是他,趕忙追上去和他打招呼。 

在緊接的秦義方內心之往事回憶中,我們得知劉行奇跟隨李浩然將軍三十年,從家鄉開始出征,北伐抗日,勇不可當,盡打勝仗,深得李將軍的寵愛。可是在大陸最後撤退的時候,劉行奇和他的兵團被困在廣東,沒能和李將軍等會合一同撤離,卻全軍覆沒,給俘虜了一年,吃盡苦頭,才隻身從廣東逃到台灣。來台灣後,他即被革除軍籍,曾到李公館參拜長官,慚愧慟哭,稱自己「敗軍之將,罪該萬死」。李將軍則「紅著眼睛,一直用手拍著劉行奇的肩」,深嘆道:「這也是大勢所趨,不能深怪你一個人。」 

老和尚認出秦義方,「臉上又漸漸轉為悲慼起來」。說道:「秦義方──唉,你們長官──」便哽咽落淚,不能卒言。過後他又說了一次:「你們長官,他對我──咳──」還是說不下去,搖一搖頭,嘆息一聲,便頭也不回地離去。雖然他連一個完整句子都沒說出口,他和秦義方兩人,由於對李將軍的共同思慕和悲悼,在痛苦無言的片刻卻達企了心靈的匯通。 

作者讓秦義方追憶劉行奇的往事,一方面是為了指示他所以變成和尚的原由,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為了揭露李浩然將軍的人格和沉痛的心情。從秦義方早先的內心嘮叨,我們已知他的長官有「拗脾氣」,性格十分倔強,七十多歲還不肯服老,身體不舒服絕對不肯承認。他當了一輩子軍人,辛亥革命,北伐抗日,轟轟烈烈的建立了偉大功業。可是在台灣,「這些年沒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獵」。這樣的敘述,已經呈示出李將軍晚年,對於年歲的壓迫是多麼的不肯屈降,對於現實局勢使他無法施展雄才的事實,又是多麼的心懷悵憾。可是我們必須等到秦義方追憶劉行奇往事的時候,才能確實測探得知李將軍心事沉重的程度,和他愛國愛民的心之廣大。當劉行奇一臉枯黑,毛髮盡摧,逃到台灣來見長官,李將軍和他,兩人相對黯然,半天,李將軍才幽幽說道:

「我以為退到廣東,我們最後還可以背水一戰,章健、葉輝、跟你──這幾個兵團都是我們的子弟兵,跟了我這些年,回到廣東,保衛家鄉,大家死拼一下,或許還能挽回頹勢,沒料到終於一敗塗地──」長官的聲音都哽住了,「十幾萬的廣東子弟,盡喪敵手,說來──咳──真是教人痛心」說著兩行眼淚竟滾了下來。

對於一生倔強好勝、深愛家鄉的李將軍,眼看自己手下幾個兵團一敗塗地,使十幾萬的同鄉子弟盡喪敵手,該是何等難以忍受的痛苦事!可是對著喪失了整個兵團。慚愧得泣不成聲的劉行奇,李將軍沒有一句責備的話,卻紅著眼,拍著他肩膀,說道:「行奇,辛苦你了──」秦義方追憶大陸最後撤退時,李將軍和章司令、葉副司令三人,在海南島龍門港八桂號兵艦上苦等三天,等劉行奇和他的兵團從廣東撤退出來。「天天三個人都並立在甲板上,盼望著,直到下了開船令,長官猶自擎著望遠鏡,頻頻往廣州灣那邊了望。三天他連眼睛也沒合過一下,一臉憔悴,驟然間好像蒼老了十年」。就這樣寥寥數句,作者極端生動有力地表達出李將軍對劉行奇的深厚手足情誼,以及對自己同鄉子弟兵的極端關心和愛護。 


已經去世的李浩然,當然沒能和讀者直接見面。我們對他的認識,一部分是來自作者對靈堂動靜的客觀描述,例如從公祭典禮的隆重場面和主祭官的祭文內容,我們得知他一生功業之大概,得知他是一個不平凡的大將軍。但,我們認識他之為一個人,卻是經由秦義方的意識媒介。而秦義方這個角色,固然被作者勾繪得栩栩如生,活靈活現,他在小說中最主要的作用,也就是做為一個中間人,把李浩然將軍推介給讀者,讓我們一同悼念這位一代巨人的死亡。 

這就使我們聯想起《台北人》中的另外兩篇──《思舊賦》和《梁父吟》。事實上,《國葬》的小說形式,和這兩篇頗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甚至小說裏的人物,隱隱問也仿佛有某種的相關。 


我們記得,《思舊賦》裏那個沒落的貴族之家,也姓李。家長和李浩然同樣,是「李長官」,以前也有過「轟轟烈烈的日子」。夫人也是早幾年去世。那麼,李浩然將軍,是否就是《思舊賦》的李長官? 

似有此可能。但論起性格,卻又不像。《思舊賦》的李長官,身體虛弱得「脫了形」,任由羅伯娘服侍吃藥睡下。看見女兒墮落,他便鬧著要出家當和尚。完全沒有李浩然將軍那種倔強不肯屈服的氣勢。李浩然如果身體不舒服,「你白問他一聲……他馬上就黑臉」。少爺逃離軍校跑去美國,他生氣的方式,當然不是鬧著要出家,卻是寧可一輩子不見兒子的面。此外,在李將軍靈堂裏披麻戴孝,頻頻向弔唁的客人鞠躬答謝的中年男人,顯然也不是《思舊賦》裏那個變成了白癡的李少爺。 

《梁父吟》裏的翁樸園,致身革命,日後幾十年間又「東征西討」,背景年齡都和李浩然相像。他的夫人也已經先去世。他有一個兒子在美國教書,亦可符合今日在靈堂披麻戴孝的李少爺。特別是樸公那個蒼老的侍者賴副官,「穿了一身褪了色的藍布中山裝……背卻佝僂得成了一把彎弓」,頗符合《國葬》中秦副官的模樣:「身上穿了一套舊的藏青嗶嘰中山裝……腰彎成了一把弓」。兩人都同樣勉強直起腰,做立正的姿勢。那麼,今日接受國葬的李將軍,是否就是樸公?悲悼著長官的秦義方,是否就是賴副官? 

似也有此可能。但是,樸公和李將軍,性格還是不很像。兩人雖然同具正直的氣質和貫徹始終的精神,但樸公中和得多,文儒得多。 

在年齡、功業、背景、地位、性格、一生命運,各方面都能和李浩然將軍相符的,卻有一個人,那就是樸公追悼的結拜義弟──王孟養。

王孟養,我們記得,和樸公同是革命元老,日後幾十年間又東征西討,具有超人的才略機智,官位升得最高,當了「總司令」,建功立業,叱吒風雲。我在分析《梁父吟》這篇小說的時候,曾經詳論其中的中國歷史文學典故之運用,談到作者存心把王孟養影射為諸葛亮。在《國葬》裏,我們發現,作者同樣也把李將軍暗喻為諸葛亮。 


李將軍靈堂內,章健的輓聯之「漢賊不兩立」一句,語出諸葛亮《後出師表》。葉輝輓聯中有一句「遽吹五丈秋風」,諸葛亮即死於五丈原。這些顯然都在影射李浩然為諸葛亮,興復漢室而功虧一賞。 

《梁父吟》小說裏,王孟養的國葬儀式,可比李將軍的國葬儀式,十分「風光」,「人到得那麼齊全」。可是王孟養晚年,顯然由於現實情勢的拘囿,和「不合時宜」的剛烈性格,「才智……沒能展盡」,相當不得意的樣子。《國葬》的李將軍,命運似亦相同。作者沒有一句明白的話,可是文中隱藏著絕對不錯的暗示。葉輝的輓聯,下聯後半是:

聞道霸陵夜獵何人願起故將軍


這裡,作者顯然把李浩然暗中比喻為西漢時代防禦匈奴的正直名將李廣。李廣一生汗馬功勞,但運氣不好,晚年征戰無功,屢遭貶黜,最後被迫自殺。李廣被劾落職,家居賦閒,曾經夜獵(李浩然也「這些年沒有仗打了,他就去爬山,去打獵」)。《史記.李將軍列傳》中有這樣一段記載:「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白先勇引用李「故將軍」夜獵的典故,即影射李浩然晚年之落魄,不得意,以及世態的炎涼。 

如此,就小說人物而言,《國葬》和《思舊賦》,特別和《梁父吟》,確實好像是有關係的。然而這三篇小說更值得注意的共同點,是小說的象徵意義與悲悼氣氛。

討論《思舊賦》的時候,我已解釋,該篇小說真正的主角,不是順恩嫂和羅伯娘,而是殘破的李家與其所象徵之中國傳統社會文化。討論《梁父吟》時,我亦說過,如果我們把王孟養當作諸葛亮來解釋這篇小說,則故事主角不再是翁樸園,而變成王孟養和他所代表的中華民國之精神。同樣,《國葬》一篇的真正主角,也不是秦義方,而是李浩然將軍,和他所象徵的我們國家與文化。 


順恩嫂、羅伯娘、樸公,秦義方諸人,其實只是故事的敘述者,主角的悲悼者。也就是我所說的「中間人」,把過去光輝無比但現在殘敗死亡的主角,推介給我們,讓我們也一同追悼憑弔。 

《思舊賦》之李長官,《梁父吟》之樸公,王孟養,與《國葬》之李浩然將軍,既然或象徵我們文化,或象徵我們國家,無怪乎彼此之間仿佛相關,甚至好像是同一個人。 


李浩然將軍一角之象徵性,是不容置疑的。首先,小說題《國葬》,就似有所暗示。從祭文內容,我們得知他集中華民國之史跡於一身。他最深痛的悲哀,是在緊要關頭,沒能「挽回頹勢」,終於「一敗塗地」而使同胞子弟「盡喪敵手」,秦義方的記憶中,最光榮的一日,是「抗日勝利,還都南京那一年」,他隨長官到紫金山中山陵謁陵那一天。 

李將軍到中山陵去謁陵,也是很有含義的。暗示李浩然這個人,繼承國父的精神和遺志,一生抱持和我們國父同樣的崇高理想。他和國父同是廣東人,也是作者的一個暗示,此外,「廣」「東」二字亦可解為「廣大的東方」,所以好像同時也有文化方面的暗示意義。

出殯的行列向墓地進發,到南京東路,路旁有一部隊正在行軍。部隊長看見靈車,馬上發出一聲號令:「敬禮!」聽到這聲號令,看到士兵倏然行注目禮,秦義方瞬間回想起當年到中山陵去謁陵時的情形。那時他年輕力壯,跟在十分英俊豪邁的李將軍身後,那些駐衛部隊,排列在陵前,一見他們走上來,便轟雷般地喊起:「敬禮──」。相隔二十餘年的今昔兩景,看來頗相似,都是士兵在通往墓地的路上,向李將軍致敬。可是當年李將軍去中山陵,顯然是為了向國父的在天之靈報告交代抗日成功的喜訊。而今日,他的遺體被移往墓地,情況又是多麼的不同! 


作者的悲哀和感慨是明顯的。事實上,作者的心情是如此的沉重,他似乎沒有多少餘力對小說人物加以慣常的反諷。上述今昔兩景的對比,固然不無反諷含義,但一般說來,《國葬》一篇的反諷意味著相當微弱的(當然,小反諷還是時常出現,譬如秦義方認為沒有「良心」的年輕侍從,卻很健康,有「良」好的「心」臟:而他認為很有良心的李將軍,卻因心臟不良而亡故)。 

可是,我們卻不能把作者這份悲感,誤解為頹廢性質的悲觀。《國葬》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是:活在今日這個偏重肉體現實的世界裏,我們的惟一精神滋養,和對靈魂的救贖,即是對於光榮過去的記憶和禮敬。我們人類,若要維持人性的尊嚴,繼續做「萬物之靈」,就必須不遺忘,不斬斷過去。保持一份記憶。一份禮敬

有一點我們不能忽略,《國葬》一篇的最後一句,也就是《台北人》這本書的最後一句,是士兵轟雷般喊出的「敬禮──」二字。另又值得注意的是,今日國葬,部隊士兵行禮的對象,是「靈」車。行禮的地點,是「南京」「東路」。路上又有一座用「松枝」扎成的「高大」牌樓。這些都是有雙關暗示含義的。如此,當部隊長高聲發號:「敬禮!」就好比《台北人》的作者,從肺腑深處,用靈魂的全部力量,呼籲號召我們全體一同,向人類的靈性光輝,以及我們一度燦爛無比的國家文化,致上最高最深的敬意。 


白先勇對於「靈」或「精神」的信仰與崇拜,在《台北人》的這個未篇小說裏,達到了最高潮。我們讀《國葬》,從頭至尾,一直感覺到「靈」的存在。首先,小說主角李將軍,就是已經脫離了肉體的「靈」。小說情節發展的地點,是「靈」堂。而「殯儀館」、「白簇簇」「祭奠的花圈」、「牌坊」、「靈臺」、,「遺像」、「致祭」、「黑布鞋」、「白髮如雪」、「白鬚白髯」、「陰霾……冷峭」、「哀樂」、「啟靈」、「靈柩」、「靈車」、「黑色……汽車」、「白菊」、「白麻孝帶」、「靈堂裏黑壓壓」、「凝神摒氣」、「交通已經斷絕」,等等的文字,一再的使我們感觸到死亡,或靈與肉的永別。挂滿于靈堂四壁的輓聯,「拖到地面,給風吹得飄拂了起來」;靈臺的正中,懸著一幅「李浩然將軍穿軍禮服滿身佩挂勳章的遺像」;「香筒裏的檀香,早已氤氳的升了起來了」。這樣的描寫,使人覺得李將軍的靈魂,好像真的遊回在空氣裏,統攝著整個靈堂,統攝著整篇小說。 

《國葬》的神秘性質或氣氛,主要成因固然就是李將軍已經去世的事實,和作者的文字技巧,但還有其他情節上的因素,譬如秦義方住在台南榮民醫院,一夜夢見李將軍騎馬奔過來,向他喊道:「秦副官,我的指揮刀不見了。」嚇得他一身冷汗滾下床,心裏就知道:「長官不好了!」我們記得,李將軍到中山陵去謁陵時,「一柄閃亮的指揮刀斜挂在腰際」,指揮刀影射生命的活力,所以指揮刀之遺失,即暗示生命之喪亡。李將軍的靈魂托夢向秦副官告別,亦增添小說的神秘性質。 

比這個夢更具有重要意義的神秘情節,就是老和尚劉行奇的突然出現于靈堂,以及隨後的突然飄逝。和尚「滿面悲容」,「身披玄色袈裟,足登芒鞋,脖子上挂著一串殷紅念珠,站在靈臺前端,合掌三拜,翻身便走了出去」。秦義方追上去,和他招呼談話,他卻只吐出兩半句話,掉下幾滴眼淚,搖一搖頭,嘆息一聲,便「頭也不回,一襲玄色袈裟,在寒風裏飄飄曳曳,轉瞬間,只剩下了一團黑影」。如此之描寫,暗示這個和尚,已經解脫成仙。因為他自己親身經歷過極端痛苦考驗,他體悟到人世之無限悲苦,於是生出菩薩心腸,以廣大的慈悲,憫憐受苦的眾生。 


這位老和尚,到最後一篇《國葬》才出現,是深具含義的。這指示出《台北人》的作者自己,在寫作這本小說的過程中,心靈上的發展和轉變。我們記得,《台北人》首篇之尹雪艷,也不是凡人,也是超自然的「靈」,可是她冰冷無情,毫無慈悲心腸,所以她是死神,而非菩薩。白先勇開始寫作《台北人》的時候,心情可能就像尹雪艷,打算冷冷地,完全客觀地,高高在上而不付予絲毫感情地,寫幾個諷刺社會的小說。可是才寫完第一篇,他就已經心軟;接著一篇篇下來,在文學創作過程中,他一次又一次,隨同小說人物,在心理上親歷了他們個人的生命悲劇,終於徹悟人生是茫無邊際的苦海。如此,寫至最後一篇《國葬》時,作者彷彿已看破紅塵,超升解脫而變得大慈大悲。正如老和尚劉行奇,在兩半句話和幾滴眼淚裏,替芸芸眾生擔當著無限的憂苦。 

所以,《國葬》這篇小說,題材雖然和《永遠的尹雪艷》同樣涉及死亡,兩篇小說的含義、語調和氣氛,卻都迥然不同。《永遠的尹雪艷》冷酷而悲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卑微;《國葬》則溫和而達觀地呈示出人類的尊嚴。 

李將軍一生,倔強不屈,保住人性尊嚴,所以雖然身死,精神尚存,堅留不去。正如章健輓聯上所題,「豈容青史盡成灰」。如此,李浩然的死亡,異於尹雪艷魔掌下客人之死亡,不令人頹廢喪氣,卻予人一種壯烈的悲劇感。 

有生必有死。這是絕對改變不了的事實。由於時光永不休止地流逝,「世事無常」是必然的現象:年輕的人終將老死,貴族之家終將沒落,興盛的國家終將衰亡,燦爛的文化終將失色。在這無可奈何的自然定律控制下,我們人類,只要能夠畢生保持住一點靈性的光輝,不喪失人性的尊嚴,也就算是沒有在人世在活了一場

死神,當然,是無可抗拒的,然而死神的魔力,只能操縱結束我們的肉體生命,未必管轄控制得了我們的精神生命。比如白先勇。和大家一樣,他的血肉之軀很快就會化為白骨灰燼,可是他的精神,由於《台北人》這一部偉大小說的創作,已經超越時間的限制,達企了永恒。


空軍儀隊.jpg
上圖:空軍儀隊


【文章出處】
《歐陽子:《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人〉的研析與索隱》(十五)》
〈《國葬》的象徵性、悲悼性與神秘性〉
網址:

https://teacher.whsh.tc.edu.tw/huanyin/f2blog/index.php?load=read&id=815
作者:歐陽子
【作者簡介】

歐陽子(1939年-),本名洪智惠,生於日本廣島,台灣南投縣人,台灣女作家。國立臺灣大學外文系畢業,1960年與同學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李歐梵、劉紹銘等人創辦《現代文學》,開始以「歐陽子」的筆名在《現代文學》寫小說。畢業後前往美國愛荷華大學小說創作班攻讀碩士,後進入伊利諾大學進修,以評論白先勇小說聞名,《王謝堂前的燕子》(1976年)一書就是以評論《台北人》各章小說的總評。現旅居美國德州,專事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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