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四十九年，我進師大國文系，新生訓練期間，一左一右正好與好古成痴而又意氣風發的兩位老兄，隔鄰而坐，兩位老兄架起深度近視眼鏡，正對著已發黃的書頁，逐行審視誦讀，我驚覺到這兩位可能是國文系的刻板縮影，逼得我問自己，這會是我一生擺脫不了的氣味跟形象嗎？
我所知道的中文系
以守護「中學為體」的文化理想而言，中文系堪稱是最後的據點；而以開發「西學為用」的學術標準而言，中文系則是最老舊的學門，堂而皇之的逃離在現代學術理念與方法學的檢驗之外。從勝義說是自成一家，往劣義說是困守在故紙堆中，而走不出路來。
中文系的架構格局，義理、辭章、考據鼎足而三，此當是兩千年來文史哲不分家的國學傳統。義理是窮究存在之理的哲學，辭章是抒發生命之情的文學，而考據是還歸歷史真相的史學。依司馬遷的說法：「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際是哲學，通古今之變是史學，成一家之言則是文學；實則，三者一體不可分，司馬遷雖以一代史家與絕世文豪留名千古，然問所願，想當然耳非哲人莫屬。學究天人之際，才得以通古今之變，人性由天道而來，天理內在人的心性中，故古人今人心同理同，雖在朝代興替體制變革間，天不變道亦不變，是謂道貫古今。通過時間的沈澱與世代的印證，這一聖賢哲人所體現的真情實理，穿越千古的考驗，成了百世認同的價值體系與文化心靈。
中文系上自天文、下至地理
再以四庫全書的經史子集為例，子是哲學，史是史學，集是文學，經則是橫跨三界而超越其上的經學，不論是章學誠所說的六經皆史，或王安石所譏刺的斷爛朝報，反正「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莊子．齊物論》），當是千古治道所依據的常軌大法，且「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莊子．天下篇》），政事發於心志，言行依循名分，陰陽交感和合，此與哲理之善，史實之真與情意之美，已融匯一爐了。
由是而言，中文系的課程，上自天文，下至地理，而中歸人情，當真包羅萬有，說得真切點，當是國學系，此所以背負的包袱過重，學術界域不明，甚至不屑分工，注定難期專精，人人皆以學究天人自許，人人皆難逃食古不化的困境。
民國四十九年，我進師大國文系，新生訓練期間，一左一右正好與好古成痴而又意氣風發的兩位老兄，隔鄰而坐，兩位老兄架起深度近視眼鏡，正對著已發黃的書頁，逐行審視誦讀，我驚覺到這兩位可能是國文系的刻板縮影，逼得我問自己，這會是我一生擺脫不了的氣味跟形象嗎？我申請休學，逃回家鄉再沈潛一年，把國小五年級的那班學生帶畢業，他們考上初中，我再認命的回師大就讀。我跟那兩位很國文系的老兄，錯開了一年，讓我很幸運的遇到了中文系的異類，由數學系轉來的曾昭旭，而展開了兩人在中國義理學路上幾十年同心並行的進程。
師大國文系，號稱全國第一大系，為了培養需求量最大的中學國文師資，每年級有三、四班之多，外加夜間部兩班，真的是兵多將廣，軍容壯盛。系主任是程發軔老夫子，他是左傳專家，精通曆法，孔子誕辰就是他推算出來的。他年老體衰，國文系大本營就在第一棟行政大樓的三樓，老夫子每天爬上三樓，要用時十來分鐘，做他吐納調息的功夫，上課入門首在教導一呼一吸，要與腳步應和的養生之道。他是湖北人，幾年間我還是聽不懂他在講什麼。還好他開的「國學概論」與「左傳」兩門課，都只上一節，另兩節由劉正浩老師上，或許這樣，我才沒有學得聽湖北腔的本事。
只要看到他緩步而來的身影，就知道國文系有多古老。有一回文學院週會，他上台演說，一開口就得罪了各路的英雄好漢：「我們文學院什麼都有，有畫圖系，有唱歌系，有跑步系，…」一語未了，群情譁然，藝術系、音樂系與體育系的同學，怒形於色，臉為之綠，國文系的同學悶坐當場，當真抬不起頭來，還好老夫子沒說英語系是洋鬼子系，那我們豈不是坐實成了古董系了嗎？
在本土文化跌落谷底的年代，讀國文系要有相當的道德勇氣。親友會面，說唸師大，那當然是榮耀，不過他會進一步關心：「請問唸哪一系？」你如實回應，保證他會用詭異的眼神瞄你，好像觀賞一塊古董般，從你的頭往下看到你的腳，再從腳看到頭，端詳半天再拋出一句：「你真的唸國文系！」我那時年少氣盛，也就沒好氣答說：「我唸童子軍專修科！」至少還可以野外露營，且日行一善，顯得神氣也可愛多了！
林尹父子教授哲學史趣事
當時研究所所長是林尹，與任教政大的高明，還有在港大客座的潘重規，皆屬國學大師黃季剛門下，主導台灣國學界數十年，比之哲學大師熊十力門下，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三大弟子，在形態組合上近似，只是後者開創當代新儒學之返本開新的文化運動，在氣象格局上大異其趣。林尹教「中國哲學史」，只上一堂課，說要傳給我們走入國學殿堂的訣竅，可以讓我們一生受用不盡。我們痴痴的等了一學期，什麼竅門也沒學到，更別說傳授口訣了。此後的課，都由公子林耀曾代上，他大學唸銀行金融，破格進國研所唸兩年，得碩士學位，就被推上大四的講台，講授最難也最重的課。我們不服氣，因為他只唸兩年，而我們已唸了三年。林老師倒是硬漢一條，上課不看書，一路板書猛講，卻講不出所以然來。男同學藏身後座當鄉愿，女同學挺身前座，昂首直問：「老師，你背書有什麼用，我們又聽不懂！」林老師神情尷尬，卻不知如何下台，只好背對我們，一邊板書，一邊揮汗，自顧自向黑板說道。
那時，我們已讀了胡適的《中國古代哲學史》，與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對絕學家傳的國文系傳統，當然大失所望。不僅義理之學，難與名家抗衡，即以考據之學而論，胡適對諸子年代與篇章真偽的考訂，與錢穆先生《先秦諸子繫年》的廣徵博引，斷語有據來看，以考據訓詁之重鎮自居的師大國文系，還真是相形失色。當時傳聞，想上研究所深造，還得登門磕頭，更是讓年少生命意興索然。大四那年，我發誓不唸師大國研所。
師大國文系名師群像
當時，國文系的教授陣容，可謂名家如雲。許世瑛的「聲韻學」、「國文法」，最為生動，也最嚴格，「聲韻學」的教本是董同龢的《中國語音史》，說法較新，可與西方語言學接軌；李辰冬的「中國文學史」，講的是《詩經》，且是獨門觀點，說是尹吉甫一人的作品，詩三百都是他一生的寫照；宗孝忱以書法名家，他上的「散文及習作」，留下一句名言：「白話文是粗布，文言文是細布，辭賦則是綢緞。」趙友培講「修辭學」，謝冰瑩帶「新文藝習作」，這兩門課，我比較投入用心。因為，我進國文系的本懷，是想圓作家的夢。雖說也用心思下功夫，寫了些粗布型的文章，包括散文跟短篇小說，作品也得過教育部大專學生文藝創作獎，卻在大三春假期間，遍讀從老師家攜回的一系列瓊瑤小說，自我省思再怎麼想也想不出那樣的情節，作家夢就此破碎。此外，李漁叔跟巴壺天的「唐詩」，汪經昌的「元曲」、繆天華的「楚辭」、陳致平的「史記」、李曰剛的「韓非子」，均屬一時之選。
其中，魯實先教授，堪稱傳奇人物，他好罵人，被請出東海，他保證不罵人，才進了師大。他教「文字學」，本來循例以高鴻縉的「中國字例」為教本，他卻依據許慎的《說文解字》與段玉裁的注，一路評析下來。魯實先開宗明義，以道地的湖南腔，語出驚人的說道：「我魯先生說，許慎六十分，段玉裁七十分，高鴻縉打多一點零分，我魯先生打少一點九十五分。」言下神采飛揚，滿室笑聲，他的「魯先生說」，在氣勢上直追「太史公曰」，沒有人懷疑，更多的是與有榮焉的得意。他在「書經」的課上，更是怨氣沖天的說：「我不想罵人，胡適之那個王八蛋，他胡說。」又呸呸連聲，揮臂如刀，罵道：「蔣介石那個王八蛋，把大陸給丟了，害得我魯先生遷徙流離，不得好好做學問！」
魯實先快人快語
就在講台上，魯先生衝著總統府的方位，一路砍將過去。在鬨堂爆笑聲中，沒有人覺得不對，更沒有人寫黑函，只覺得痛快愜意！在威權時代，生命被壓縮窒息，魯先生唱作俱佳的即興演出，讓學生的苦悶生命，得到了全面的釋放，魯先生逃離在白色恐怖之外，算是那幾年間師大校園最值得稱道的事！據說他僅有小學學歷，靠閉關苦讀而成，二十六歲就在復旦大學擔任教席，有一回在台北寓所，管區警察前來查戶口，看他身分證僅有小學學歷，職業欄卻是大學教授，就好奇問道：「你只有小學畢業，怎能當大學教授？」魯先生說：「我不知道啊，人家要請我，我也沒得辦法！」他治學之勤，成果之豐，在師大學園堪稱無出其右。
辭章文學少了天分，考據訓詁引不起興趣，而張起鈞老師的課，大二「哲學概論」，大三「學庸」，大四「老子」的義理課程，卻深深吸引了我。張老師出身北大政治系，卻以老子名家，說是抗戰時候躲日機轟炸，隨身攜帶《老子》，在防空洞裡悟解出來的。他曾應邀到南伊大與夏威夷大學講學，回國時正處講學的高峰，與吳怡師生合寫《中國哲學史話》，轟動一時。張老師教書不頂認真，甚至把三班「學庸」課，群集一堂在週日上課，還說是做禮拜，引起諸多怨言。他講課隨興揮灑，能啟發學生的心志，最大的優點，是會發現有才氣的學生，我們這一屆他看到了蔡明池、曾昭旭跟我。蔡明池精明幹練，文采一流，是魯實先的得意門生，張老師卻推薦他往黨政界發展；曾昭旭本是才子型人物，卻心智早熟，越過浪漫，直契生命義理之學，他留校唸中文研究所，我則追隨吳怡學長上華岡唸哲研所。
另有吳森學長，同歸老師門下，旅美學人而回台大哲學系客座。師生五人志趣相投，成了一支講論中國哲學的隊伍，頗想編寫一套當代中國人該讀的古今名篇佳構，惜乎吳怡先生在政大聘任案中，被以安全理由否決，憤而舉家出國，前往舊金山教書著述，吳森也回美國，隊伍解體，心願也告落空。
記得在哲研所就學期間，有一門高明教授「治學方法」的課，與師大一起上，聽了整整一學期的課，我當場質疑，說這不是治學方法，而是國學概論，那一學期我得了最低的八十分，再有一門陳立夫先生「人理學」的課。也是兩校研究所同上，這一本新著，號稱洛陽紙貴，依舊是《科學的學庸》與《四書道貫》（有謂是倒灌）的路數。陳立夫先生身分特殊，林尹一旁陪坐，由吳姓教授（後任政大三研所所長）照本宣讀，有如莒光日聽訓般，語調抑揚頓挫，鏗鏘有力，他朗誦一段停下來，還歌頌兩句，立夫先生隨意解說，慈祥間藏有得意；他畢竟是叱吒風雲的人物，頗有包容的氣度，我好幾回捧著他的書，直指此處有問題，這一句講錯了，他提起筆來立即修正，期末報告仍以評論他書中的觀點為主軸，未料得了最高的九十二分，為此那篇文章未公開發表！
不上師大而上華岡，後遺症還真大，有幾位教授聯合推薦我回師大任教，卻未被接受，李漁叔老師惋惜的責問我，誰叫你不唸師大。甚至，梁尚勇與呂溪木兩位校長，也表達無權聘請我的遺憾！不過，就算唸師大也不見得就能留任，師大似乎立了懲罰精英的條款，師資由助教升上來；讀博士學位者，就被迫辭去助教職，此其結果是留任師大教職者，大多未有博士學位，而獲得學位且表現傑出者，皆流落在師大校門之外，如黃永武、蔡信發、張夢機、曾昭旭、顏崑陽、龔鵬程等，都回不了師大，師大就此失去了競爭力，執國學界之牛耳的榮光，早已遙遙遠去，而不復見。
我的博士論文寫《韓非子》，升教授論文寫《老子》，此在師大修課時，已露出端倪。我的老子得九十八分，韓非子得一百分，有一回張老師問我說：「我給你的分數，是你成績中最高的吧！」我說不是，韓非子得了一百分，老師立即說：「那我的九十八，算一百零二！」通過張老師，我認識毓鋆與南懷瑾兩位特立獨行的學人前輩，碩士班時還修過南老師兩門課，兩位名氣真大，直到今天身上的光環猶未褪去，很有獨到見解與個人魅力，他們看重我，卻與我不相應，反而是梁漱溟、熊十力、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諸先生，僅讀他們的書，就震撼了年輕的生命，如《中國文化要義》、《讀經示要》、《國史大綱》、《中國文化之精神價值》、《中國哲學的特質》、《中國人性論史》等，讓我打從心靈深處興起對幾千年文化傳統的認同感與使命感！
由於唐君毅、牟宗三兩位大師，接連回國講學，感動了許許多多的青年學人，民國六十四年七月，就在重振文化傳統之使命感的集結之下，「鵝湖月刊社」成立創刊。當時只有我通過博士學位，曾昭旭在博士班，袁保新、岑溢成在碩士班，楊祖漢、萬金川大學剛畢業，除了袁保新是輔仁哲學系的高材生之外，其他皆出身師大國文系，我們毫無資藉，只憑氣魄擔當，在回應西學挑戰的文化奮鬥上，國文系似乎盡到了本分，也搶得了生機。
民國七十五年，在余傳韜校長的聘請之下，一群鵝湖社新儒學的學人朋友，都來到了中央大學，包括曾昭旭、岑溢成、袁保新跟我；隔年，也請到了顏崑陽與龔鵬程兩位文學理論的名家。惜乎龔鵬程被淡江大力挽留，僅兼任兩門課，不過中央大學中文系的士氣，已升到最高點，加上蔡信發、張夢機與康來新的本有陣容，構成了相當有號召力的國學團隊。
當時，《國文天地》雜誌，在台北開班，周一到周五，分別開出了五門課，我的老莊，曾昭旭的論語，蔡信發的史記，顏崑陽的詩學，還有康來新的紅樓，清一色中央大學，師大王熙元教授半開玩笑的責問：「怎麼整個國文天地，都給中央大學包了！」我也半開玩笑的回應： 「我不知道啊！人家要請我們，我們也沒得辦法啊！」實則，王熙元教授時任《國文天地》雜誌社的社長，課程師資就是他排定邀請的。
那幾年，中央大學開設了中文研究所及哲學研究所，就以中國哲學的開發與文學理論的重構為導向，試圖扭轉以外文系汲納進來之西方文學理論，來解析本土文學作品的偏頗。
沒想到在校園民主化的浪潮衝擊之下，文學院滿佈鬥爭的氣氛；加上大一國文成了教授團沈重的負擔，一群學有專長的學人，忙著教系外的大一國文，系內的專家課程反而開不出來，氣悶之餘，形成心結，各自尋求出路。我借調台北大學籌備處，顏崑陽遠走東華，張夢機腦幹中風，岑溢成帕金森症纏身，龔鵬程跟袁保新當校長去了，聲勢為之中挫。這幾年，蔡信發、曾昭旭先後退休，我也即將離職他去，眼看一場風雲際會，漸歸雲淡風輕！雖說，也請來了楊祖漢、萬金川兩位中壯派學者，不過要恢復昔日風光，已時乎不再了。
義理、辭章、考據鼎足而三的中文系，當前最大的難題在，中文系培養不出作家來，成了最大的符咒。因為詩詞歌賦難以復活重現於今天，創作有待天生才氣，而與知識學問不相干，陶淵明、李白、杜甫、蘇東坡是學不來的，小說又學自西洋，少了自家土地的養份，當然寫不出感動人心的作品；而考據、訓詁瑣碎乏味，一向冷門，不能激發青年學生的生命，這一方面的人才已形成嚴重的斷層；義理又在「去中國化」的時代脈動中，失去了幾千年文化傳統的精神天地，新生代教授已無心也無力去承擔起，引導青年學生文化認同的重任，使文系的路越走越窄，也越走越偏，地域性的台灣文學成了顯學，邊陲的情色文學也登上了正統的學術殿堂，中文系已步上了窄化自己也矮化自己的道路。
【文章出處】
《中國時報》
〈我所知道的中文系 〉
2003-07-21
網址：http://bbs.gsr.org.tw/cgi-bin/printpage.cgi?forum=27&topic=154
文／王邦雄
【作者簡介】
王邦雄（1941年7月27日－），筆名高瞻、王泓德，雲林縣西螺鎮人。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文化大學哲研所碩士、國家文學博士。曾任台北市立北一女中國文教師、文化大學哲學系、淡江大學中文系所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文系及哲學研究所所長、鵝湖月刊社社長。王邦雄在學生時代私淑梁漱溟、熊十力、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新儒家領航者，引起他對中國文化及傳統的認同及使命，1975年與曾昭旭等人創辦《鵝湖月刊》，起初唐君毅、牟宗三並未參與，而創刊的目的，主要在於對師大國文系的學風進行反省，直至後來唐、牟的教學重心從香港轉至臺灣，才加深了新儒家與《鵝湖》的連結。王邦雄的創作以論述及散文為主，擅以具體的生活經驗談論哲學，並與曾昭旭同樣積極於民間講學，形成不同於學院哲學的平民特色，有著作三十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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