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記伯夷列傳
時間：九十、五、十
主講：辛意雲教授
紀錄：李明慈老師
「伯夷列傳」居史記列傳第一，細細玩味，最足以彰顯司馬遷的史心與史才！伯夷、叔齊之所以列為首章，正是點出「彰讓德」的精義，兩人雖為生命的挫敗者，與退出歷史舞台的人，但太史公在此，卻為我們發現了另一種生命的典範。
這篇文章開宗明義，說明了史記寫作的起點：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載籍極博」包含兩種意思：第一是學者讀了很多書；第二乃找尋到很多資料，不過最終「猶考信於六藝」，史記的起點，仍是儒家的「六經」。
中國歷史長遠，在蒙古利亞種之下，部族複雜，所謂的漢族，只是統稱。以文化為前提，融合各族，在漢朝以後，人家才稱這一文化體中的人為「漢族」。其中可能有古藏族、古羌族、古戎族、古鮮卑族、古朝鮮族等。後兩支原屬東夷系統，東夷有紅山文化（早龍山文化一、二千年），與山東黑陶龍山文化二源。而古藏族又屬古羌族系統。（註一）
【註一】：其實，由遠古複雜的部族歷史來看，中國不僅有蒙古利亞種，亦存在著印歐民族、高加索人種。新疆羅布泊古城考古，得四千五百年前的金髮住民，至四千年前墓葬區，又有與蒙古利亞人混葬的現象，有時同一墓中，男性為蒙古利亞人種，女性為高加索人種；有時男性為印歐民族，女性為蒙古利亞人種，這也形成了日後的中亞民族。
「漢族」，正是如此多種族的大綜合，但都統一於文化之下。文化若以價值性言，是一種生活理想，簡言之，就是「共存共榮」。
而要達成「共存共榮」，則須靠「讓」。整部史記就是「彰讓德」，談「天下為公」；以全人類的福利為福利、以全天下的利益為利益，這正是「義」，義之所以如此，就是根據了「生生」，「共存共榮」，這也就是「仁道」！
在共存共榮，仁義禮智的觀念興起後，面對複雜的現實，「學者載籍極博」，書讀的再多，「猶考信於六藝」，仍然得以儒家的「六經」，作為開始。六藝為六經，漢人強調「通經致用」的實用性，武帝以後，以六經作為治國大法，治國準則。
前言「漢族」，只是文化理想的統稱，必須理想凝結，並實踐於漢朝後，文化體中的人才被稱為「漢人」。所以，漢人並非著眼於單一的血統或種族，而與文化息息相關！
以下說：「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詩經、書經在資料上，雖有所不足，但對文化形成的堯、舜、禹上古時代，卻是可以清楚了解的。
至於儒家為何稱有史之始，起源於堯？這是因為堯代表了文明的創建時期、部落酋長制中，推舉共主的開始。也是人類早期，國家形成的最初型態。於今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堯之所以為堯，乃因「禪讓」，人類最原始「天下為公」的開始，亦是文明的初肇。（「文明」一詞，源於易經：「天下文明」）。
人是由獸類演進的品種，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懂得「讓」，正是超越弱肉強食的重要階段。領悟並意識到生命的價值，人性由此展開。進而超越弱肉強食的獸性本能，提昇到互助合作的層次。孟子性善的觀點，亦是扣住了此一生命議題，而非單純道德性的問題。他如告子談生命本能，而孟子由生命覺醒，人人均要活下去中，意識到施與善的覺知問題，才產生道德！這又呼應到前幾講，中國哲學以人、以生命為依歸的主題！
「六經」基本上是以這樣的文化觀、歷史觀，作為人類歷史的開始。所以無論書讀的再多，都需回歸「六經」為起始。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但堯舜禹間，人性的覺醒，禪讓的行為，這些「文化行為」，是可明確知道的（唐以前，「知」字指明確）。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此言堯讓位虞舜，虞舜讓位於大禹時，是經過所有部落領袖推舉的。「岳牧咸薦」正是第一個程序。
而依考古發現顯示，堯、舜、禹分屬不同地域的種族。堯來自黃河流域山西臨汾；舜可能來自山東龍山文化的「東夷」系統；而禹可能來自浙江古越人，三部族和平共存，堯、舜尚為部族領袖，而夏朝即為古越人（河母渡文化至太湖流域文化）所建立，第一個有系統的國家。
其次為「乃試之於位」，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第三為「典職數十年」，主政數十年後；等到「功用既興」，真的發生效用了，「然後授政」，才把權力交予他！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前兩句均指天子大位，進而表明傳承是如此慎重，權力不是私相授受，得天下本身有其程序正義。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說者」實乃莊子之見。談許由、卞隨、務光，亦是帶出了「隱士」這一重要的生命典型，為伯夷、叔齊的出現預作鋪排。太史公一語雙關，一方面否定這些人，另方面拉出「傳說」，說明隱士也該成為「歷史」中的人物，也該成為生命典型；不是只有在歷史舞台上的成功者，才能得到記載！這種典型，來自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生命由此開展。（註二）
【註二】：生命的開始，來自自我意識的開始。儒道皆在此立論。這讓人聯想到最近建中資優生自殺的新聞，如此聰明的孩子，讀了這麼多哲學的書，但不代表他有自我意識。為人師表的責任，就是要啟發他的自我意識；凡有自我意識者，絕對會尊重生命、愛惜生命！教育的重點在此，整部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均是談生命意識的開發，與自覺的問題。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指這些隱士有很高的生命原則，但可惜看不到太多他們的資料、記載，道理何在？作為一個史學家，該怎麼辨明？以下又說：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孔子稱讚伯夷、叔齊能走出歷史陰影（即「舊惡」），所以無怨；其次，「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在自我意識全面掌握的的過程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狀態，「求仁得仁」，是開創了自我的生命，因而毫無遺憾！
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孤竹為殷都城中的附庸小國，「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點出了「讓」字。國君想立叔齊，叔齊以為不合禮制，讓大哥伯夷；伯夷則以父命不可違而逃，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何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伯夷、叔齊聽說西伯姬昌尊重有德之人；「老」有三義，一曰年長者，二曰長老、執政者，三曰有德者。文王合（一）保民、愛民（二）孝，為政治綱領，不以弱肉強食、權力為中心，談生命整體延續，用現代語言，就是以「愛與和平」為號召，這是一大突破，故得諸侯推崇。但遇西伯卒，武王以文王為號，實施伐紂的大型軍事行動。伯夷、叔齊質問：「父死不葬，引動干戈，是孝嗎？以臣弒君，能達到和平嗎？」左右欲殺之。姜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扶」表尊敬，也呼應了前文「善養老」的主題，「義人」為堅持生命原則的人，太史公以此一語點出文、武王政治集團的特點。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比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於首陽山。
此段由讓國、提問說到不食周粟。
西周在政治上「封疆建邦」（註三），宗周為天下大家長。周代完成（一）宗法社會。除姬姓諸侯、同盟國（姜姓等）七十七國外，尚有殷商（封宋）、虞舜（封陳）等一千多有本源之諸侯（荀子、呂氏春秋語），還天下於天下，只是建立大宗與小宗，據大小宗等級，決定貴族地位。（二）同姓不婚，為氏族外婚制，打破氏族內婚。化天下為家庭，融天下為一家。的確在春秋之前，作戰不隨便殺人，此種感情後為中國人所特有！伯夷、叔齊以為武王違背了周堅持的「愛與和平」，用殺伐得天下；為了崇高的原則，故「恥食周粟」，不接受西周的「俸祿」，隱居首陽山（即西山），採野菜、蕨類裹腹，營養不良而亡；留有一首讓史遷「睹軼詩可異焉」的「軼詩」。詩中「以暴易暴」，正悲嘆「以戰爭平治戰爭」的錯誤。何以堯舜禹的時代，那麼快在人類歷史上消失呢？如今我又能回到哪兒去？「徂」謂挫折，命運如此不暢通，無言以對，也只能說生不逢辰吧！
【註三】：此一「封建制度（封疆建邦）」，不同於日本、歐洲的「封建社會」。（胡適、魯迅常將封建制度、封建社會混為一談），中世紀歐洲，在莊園經濟、碉堡政治下，嚴格階級性、剝削性的社會模式，方為「封建社會」。日本由德川幕府起，亦是一嚴格階級性、剝削性的社會，至明治維新時，將其翻譯為此一名詞，流傳至今。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施報善人，其何如哉？
到底伯夷、叔齊有無怨恨？
這篇列傳實為「議論文」，每一段後都提出一個問題，前段曰：「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該以何為主呢？引出回歸於六藝的解答。第二段言孔子之所以讚美伯夷、叔齊，是其能「彰讓德」，承擔了自身的命運；走出歷史陰影，維持生命的主體性，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因而無怨。
但軼詩說：「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有怨否？若回到孔子「求仁而得仁」的主題下，依舊無怨；只是感嘆生錯時代罷了！生錯時代無須負責，這顯示了人的主體性、自我創造性，並非來自於天！
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候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奮發，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暴戾恣睢謂粗暴、乖戾、看不起人、輕視生命，號召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不是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嗎？上天可有將福氣賜與善人呢？而「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候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奮發，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乃影射自身遭李陵禍事；「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說明懷疑到是否有上帝、老天這個問題。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命運是自己創造、求仁得仁的，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生命選擇的道路不同，就別互相商量、比較，「以各從其志」，且按照自身生命中最深沉的追求去做吧！「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執鞭之士，是晏子提拔車夫為下大夫的故事。但「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謂無法如此，請隨著個人興趣，去追求生命之所好。「見」謂「呈現」，「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指怎可看中功利（一切成功、物質）價值，而輕忽生命本身獨特的價值，與高潔的尊貴呢？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是特立獨行的生命覺醒者。「名不稱」有兩義，一為無適當的名字叫他，看不出他的個性；二為與實際的人不相稱，名非名譽，而是儒家的「名實相符」，莊子的「名者實之賓也」（實體客觀的稱謂與符號）。接著引賈誼之語，說明人類社會中有四種人：「貪婪飢渴的人追求財富，剛烈倔強的人追求好名，自我膨脹的人追求權力，而老百姓只想活下去！」人類社會是一群一群人聚集的，有聖人出，萬物人類的秩序自然展現。伯夷、叔齊因孔子讚賞，有了名望！顏淵跟著孔子，特立獨行之舉，得到顯現。
史遷在此以繼承孔子為理想，「上承麟書（春秋）」，其目的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逐退名存實亡的天子，貶退大權旁落的諸侯，興兵討伐掌權的大夫，以求一新的理想社會的再現。「王者，往也」，是天下人自動移居之處；重建天下為公、共存共榮的健康、理想社會。這是孔子寫春秋的目標，而史記的終極目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亦是在說明人類在生存、生活、生命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為公、共存共榮的終極追求；這也是史記的微言大義。
隱居之士，進退有節度，但若隱沒不知，萬世一嘆，實為人的類不幸！文末「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言聖人、史家，天賦的責任、工作，就是要在人類歷史中發現生命典範啊！
【問】
黃宗羲於「明夷待訪錄」「原君」篇中嘗言：「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似乎將伯夷、叔齊的記載，當作無根據之事，這是否與太史公的看法牴觸呢？
【答】
黃宗羲的「原君」，是以理學觀點、史學觀點看待問題；司馬遷論伯夷、叔齊，取義以今文家為主（此種歷史的舉例與調查，古文經家不接受）。兩者「角度」不同。
太史公自序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引董仲舒語：「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即是以春秋公羊學的觀點，為達到人類理想的歷史目的，談「禪讓」、「彰讓德」的問題！
今文經家理解歷史發展，不免有「超前」的看法。例如將堯、舜、禹的「部落推舉」，解釋為「禪讓」，實為「超前」！以文明史的演變來看，堯出自陶文化（仰韶）氏族；舜出自長於器械（網罟、耕具）製作的部族，而禹則來自長於平土、治水的族群，實乃在「生存技能」、「文明程度」上，有特殊表現的部族領袖而已！
雖然「原君」一文，否定史遷看法，但由近代考古發現，周代實有不同於殷商的特質。商代青銅有神秘，尖銳的巫術氣氛，而周青銅端莊肅穆，除了前面所言周文王的政治觀點（愛與和平）外，更可看出周代不嗜殺人、不以人為犧牲的不同點。黃宗羲全盤否定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時之論點，亦恐出於目睹明末腐敗，反對「私天下」，期待明君再現等個人史觀上的特殊需要吧！
【文章出處】
《中山女高國文科》
〈史記伯夷列傳〉
網址：www.csghs.tp.edu.tw/~chic/page_1/shin_08.DOC
2001-05-10
作者／辛意雲
【作者簡介】
辛意雲（1943－），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畢業，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大一導師為陳鼓應，曾受教於張澄基、印順法師、趙一葦、謝幼偉、愛新覺羅毓鋆等人。作家三毛當時為旁聽生，兩人成為同學。1969年，錢穆至文化大學授課，慕名前去聽講，自此拜入錢穆門下，長期隨侍在錢穆身邊。曾任教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台北藝術大學。致力傳承儒學精神，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他對中國傳統戲曲深為愛好，在台灣長期推動戲曲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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