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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伯夷列傳

時間:九十、五、十
主講:辛意雲教授

 

紀錄:李明慈老師

「伯夷列傳」居史記列傳第一,細細玩味,最足以彰顯司馬遷的史心與史才!伯夷、叔齊之所以列為首章,正是點出「彰讓德」的精義,兩人雖為生命的挫敗者,與退出歷史舞台的人,但太史公在此,卻為我們發現了另一種生命的典範。

這篇文章開宗明義,說明了史記寫作的起點: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載籍極博」包含兩種意思:第一是學者讀了很多書;第二乃找尋到很多資料,不過最終「猶考信於六藝」,史記的起點,仍是儒家的「六經」。 

中國歷史長遠,在蒙古利亞種之下,部族複雜,所謂的漢族,只是統稱。以文化為前提,融合各族,在漢朝以後,人家才稱這一文化體中的人為「漢族」。其中可能有古藏族、古羌族、古戎族、古鮮卑族、古朝鮮族等。後兩支原屬東夷系統,東夷有紅山文化(早龍山文化一、二千年),與山東黑陶龍山文化二源。而古藏族又屬古羌族系統。(註一)

註一:其實,由遠古複雜的部族歷史來看,中國不僅有蒙古利亞種,亦存在著印歐民族、高加索人種。新疆羅布泊古城考古,得四千五百年前的金髮住民,至四千年前墓葬區,又有與蒙古利亞人混葬的現象,有時同一墓中,男性為蒙古利亞人種,女性為高加索人種;有時男性為印歐民族,女性為蒙古利亞人種,這也形成了日後的中亞民族。


「漢族」,正是如此多種族的大綜合,但都統一於文化之下。文化若以價值性言,是一種生活理想,簡言之,就是「共存共榮」。

而要達成「共存共榮」,則須靠「讓」。整部史記就是「彰讓德」,談「天下為公」;以全人類的福利為福利、以全天下的利益為利益,這正是「義」,義之所以如此,就是根據了「生生」,「共存共榮」,這也就是「仁道」!

在共存共榮,仁義禮智的觀念興起後,面對複雜的現實,「學者載籍極博」,書讀的再多,「猶考信於六藝」,仍然得以儒家的「六經」,作為開始。六藝為六經,漢人強調「通經致用」的實用性,武帝以後,以六經作為治國大法,治國準則。

前言「漢族」,只是文化理想的統稱,必須理想凝結,並實踐於漢朝後,文化體中的人才被稱為「漢人」。所以,漢人並非著眼於單一的血統或種族,而與文化息息相關!

以下說:「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詩經、書經在資料上,雖有所不足,但對文化形成的堯、舜、禹上古時代,卻是可以清楚了解的。

至於儒家為何稱有史之始,起源於堯?這是因為堯代表了文明的創建時期、部落酋長制中,推舉共主的開始。也是人類早期,國家形成的最初型態。於今在中國人的觀念中,堯之所以為堯,乃因「禪讓」,人類最原始「天下為公」的開始,亦是文明的初肇。(「文明」一詞,源於易經:「天下文明」)。

人是由獸類演進的品種,孟子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懂得「讓」,正是超越弱肉強食的重要階段。領悟並意識到生命的價值,人性由此展開。進而超越弱肉強食的獸性本能,提昇到互助合作的層次。孟子性善的觀點,亦是扣住了此一生命議題,而非單純道德性的問題。他如告子談生命本能,而孟子由生命覺醒,人人均要活下去中,意識到施與善的覺知問題,才產生道德!這又呼應到前幾講,中國哲學以人、以生命為依歸的主題!

「六經」基本上是以這樣的文化觀、歷史觀,作為人類歷史的開始。所以無論書讀的再多,都需回歸「六經」為起始。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但堯舜禹間,人性的覺醒,禪讓的行為,這些「文化行為」,是可明確知道的(唐以前,「知」字指明確)。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

此言堯讓位虞舜,虞舜讓位於大禹時,是經過所有部落領袖推舉的。「岳牧咸薦」正是第一個程序。 

而依考古發現顯示,堯、舜、禹分屬不同地域的種族。堯來自黃河流域山西臨汾;舜可能來自山東龍山文化的「東夷」系統;而禹可能來自浙江古越人,三部族和平共存,堯、舜尚為部族領袖,而夏朝即為古越人(河母渡文化至太湖流域文化)所建立,第一個有系統的國家。

其次為「乃試之於位」,從事實際政治工作;第三為「典職數十年」,主政數十年後;等到「功用既興」,真的發生效用了,「然後授政」,才把權力交予他!

「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前兩句均指天子大位,進而表明傳承是如此慎重,權力不是私相授受,得天下本身有其程序正義。

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

「說者」實乃莊子之見。談許由、卞隨、務光,亦是帶出了「隱士」這一重要的生命典型,為伯夷、叔齊的出現預作鋪排。太史公一語雙關,一方面否定這些人,另方面拉出「傳說」,說明隱士也該成為「歷史」中的人物,也該成為生命典型;不是只有在歷史舞台上的成功者,才能得到記載!這種典型,來自個人自我意識的覺醒,生命由此開展。(註二)

註二:生命的開始,來自自我意識的開始。儒道皆在此立論。這讓人聯想到最近建中資優生自殺的新聞,如此聰明的孩子,讀了這麼多哲學的書,但不代表他有自我意識。為人師表的責任,就是要啟發他的自我意識凡有自我意識者,絕對會尊重生命、愛惜生命!教育的重點在此,整部中庸,「喜怒哀樂之未發之謂中,發而中節之謂和」,均是談生命意識的開發,與自覺的問題。


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指這些隱士有很高的生命原則,但可惜看不到太多他們的資料、記載,道理何在?作為一個史學家,該怎麼辨明?以下又說:

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

孔子稱讚伯夷、叔齊能走出歷史陰影(即「舊惡」),所以無怨;其次,「求仁得仁,又何怨乎?」在自我意識全面掌握的的過程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狀態,「求仁得仁」,是開創了自我的生命,因而毫無遺憾!

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

孤竹為殷都城中的附庸小國,「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點出了「讓」字。國君想立叔齊,叔齊以為不合禮制,讓大哥伯夷;伯夷則以父命不可違而逃,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 

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何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伯夷、叔齊聽說西伯姬昌尊重有德之人;「老」有三義,一曰年長者,二曰長老、執政者,三曰有德者。文王合(一)保民、愛民(二)孝,為政治綱領,不以弱肉強食、權力為中心,談生命整體延續,用現代語言,就是以「愛與和平」為號召,這是一大突破,故得諸侯推崇。但遇西伯卒,武王以文王為號,實施伐紂的大型軍事行動。伯夷、叔齊質問:「父死不葬,引動干戈,是孝嗎?以臣弒君,能達到和平嗎?」左右欲殺之。姜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扶」表尊敬,也呼應了前文「善養老」的主題,「義人」為堅持生命原則的人,太史公以此一語點出文、武王政治集團的特點。

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比西山兮,采其薇兮。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於首陽山。

此段由讓國、提問說到不食周粟。

西周在政治上「封疆建邦」(註三),宗周為天下大家長。周代完成(一)宗法社會。除姬姓諸侯、同盟國(姜姓等)七十七國外,尚有殷商(封宋)、虞舜(封陳)等一千多有本源之諸侯(荀子、呂氏春秋語),還天下於天下,只是建立大宗與小宗,據大小宗等級,決定貴族地位。(二)同姓不婚,為氏族外婚制,打破氏族內婚。化天下為家庭,融天下為一家。的確在春秋之前,作戰不隨便殺人,此種感情後為中國人所特有!伯夷、叔齊以為武王違背了周堅持的「愛與和平」,用殺伐得天下;為了崇高的原則,故「恥食周粟」,不接受西周的「俸祿」,隱居首陽山(即西山),採野菜、蕨類裹腹,營養不良而亡;留有一首讓史遷「睹軼詩可異焉」的「軼詩」。詩中「以暴易暴」,正悲嘆「以戰爭平治戰爭」的錯誤。何以堯舜禹的時代,那麼快在人類歷史上消失呢?如今我又能回到哪兒去?「徂」謂挫折,命運如此不暢通,無言以對,也只能說生不逢辰吧! 

註三
此一「封建制度(封疆建邦)」,不同於日本、歐洲的「封建社會」。(胡適、魯迅常將封建制度、封建社會混為一談),中世紀歐洲,在莊園經濟、碉堡政治下,嚴格階級性、剝削性的社會模式,方為「封建社會」。日本由德川幕府起,亦是一嚴格階級性、剝削性的社會,至明治維新時,將其翻譯為此一名詞,流傳至今。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早夭。天之施報善人,其何如哉?

到底伯夷、叔齊有無怨恨?

這篇列傳實為「議論文」,每一段後都提出一個問題,前段曰:「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該以何為主呢?引出回歸於六藝的解答。第二段言孔子之所以讚美伯夷、叔齊,是其能「彰讓德」,承擔了自身的命運;走出歷史陰影,維持生命的主體性,過自己想要過的生活,因而無怨。


但軼詩說:「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有怨否?若回到孔子「求仁而得仁」的主題下,依舊無怨;只是感嘆生錯時代罷了!生錯時代無須負責,這顯示了人的主體性、自我創造性,並非來自於天!

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候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奮發,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

暴戾恣睢謂粗暴、乖戾、看不起人、輕視生命,號召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不是說:「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嗎?上天可有將福氣賜與善人呢?而「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候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奮發,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乃影射自身遭李陵禍事;「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又說明懷疑到是否有上帝、老天這個問題。

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眾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伯夷、叔齊,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命運是自己創造、求仁得仁的,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生命選擇的道路不同,就別互相商量、比較,「以各從其志」,且按照自身生命中最深沉的追求去做吧!「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執鞭之士,是晏子提拔車夫為下大夫的故事。但「如不可求,從吾所好」,謂無法如此,請隨著個人興趣,去追求生命之所好。「見」謂「呈現」,「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指怎可看中功利(一切成功、物質)價值,而輕忽生命本身獨特的價值,與高潔的尊貴呢?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君子是特立獨行的生命覺醒者。「名不稱」有兩義,一為無適當的名字叫他,看不出他的個性;二為與實際的人不相稱,名非名譽,而是儒家的「名實相符」,莊子的「名者實之賓也」(實體客觀的稱謂與符號)。接著引賈誼之語,說明人類社會中有四種人:「貪婪飢渴的人追求財富,剛烈倔強的人追求好名,自我膨脹的人追求權力,而老百姓只想活下去!」人類社會是一群一群人聚集的,有聖人出,萬物人類的秩序自然展現。伯夷、叔齊因孔子讚賞,有了名望!顏淵跟著孔子,特立獨行之舉,得到顯現。

史遷在此以繼承孔子為理想,「上承麟書(春秋)」,其目的在「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逐退名存實亡的天子,貶退大權旁落的諸侯,興兵討伐掌權的大夫,以求一新的理想社會的再現。「王者,往也」,是天下人自動移居之處;重建天下為公、共存共榮的健康、理想社會。這是孔子寫春秋的目標,而史記的終極目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亦是在說明人類在生存、生活、生命的最高理想,就是天下為公、共存共榮的終極追求;這也是史記的微言大義。

隱居之士,進退有節度,但若隱沒不知,萬世一嘆,實為人的類不幸!文末「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言聖人、史家,天賦的責任、工作,就是要在人類歷史中發現生命典範啊!

【問】
黃宗羲於「明夷待訪錄」「原君」篇中嘗言:「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視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似乎將伯夷、叔齊的記載,當作無根據之事,這是否與太史公的看法牴觸呢?


【答】
黃宗羲的「原君」,是以理學觀點、史學觀點看待問題;司馬遷論伯夷、叔齊,取義以今文家為主(此種歷史的舉例與調查,古文經家不接受)。兩者「角度」不同。


太史公自序云:「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引董仲舒語:「貶天子,退諸侯,封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即是以春秋公羊學的觀點,為達到人類理想的歷史目的,談「禪讓」、「彰讓德」的問題!

今文經家理解歷史發展,不免有「超前」的看法。例如將堯、舜、禹的「部落推舉」,解釋為「禪讓」,實為「超前」!以文明史的演變來看,堯出自陶文化(仰韶)氏族;舜出自長於器械(網罟、耕具)製作的部族,而禹則來自長於平土、治水的族群,實乃在「生存技能」、「文明程度」上,有特殊表現的部族領袖而已!

雖然「原君」一文,否定史遷看法,但由近代考古發現,周代實有不同於殷商的特質。商代青銅有神秘,尖銳的巫術氣氛,而周青銅端莊肅穆,除了前面所言周文王的政治觀點(愛與和平)外,更可看出周代不嗜殺人、不以人為犧牲的不同點。黃宗羲全盤否定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時之論點,亦恐出於目睹明末腐敗,反對「私天下」,期待明君再現等個人史觀上的特殊需要吧!

【文章出處】
《中山女高國文科》
〈史記伯夷列傳〉
網址:
www.csghs.tp.edu.tw/~chic/page_1/shin_08.DOC
2001-05-10
作者/辛意雲
【作者簡介】
辛意雲(1943-),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系畢業,中國文化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大一導師為陳鼓應,曾受教於張澄基、印順法師、趙一葦、謝幼偉、愛新覺羅毓鋆等人。作家三毛當時為旁聽生,兩人成為同學。1969年,錢穆至文化大學授課,慕名前去聽講,自此拜入錢穆門下,長期隨侍在錢穆身邊。曾任教於臺北市立建國高級中學、台北藝術大學。致力傳承儒學精神,發揚中國傳統文化。他對中國傳統戲曲深為愛好,在台灣長期推動戲曲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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